作者：刀鋒
來源：人民網
6月7日，廈門BRT公交慘案發生，造成47死34傷的極嚴重後果，嫌疑縱火人陳水總亦當場死亡。時隔一日，銀監會前副主席蔡鍔生在杭州北大光華管理學院舉辦的“江南論壇”上發言（相關報道地址http://finance.ifeng.com/news/macro/20130608/8120747.shtml），表示“有理想是對的，但不能理想化”，“改革中不承受代價不現實”，“中國改革付出的代價，政府有責任但不可能全部承擔，企業、個人和整個社會可能都要承擔整個代價”，“每個人都要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整個社會都要散發出一種改革的活力”。
蔡鍔生這篇在高知經濟論壇的講話，被很多讀者看做應是向已陰陽兩隔的廈門縱火嫌疑人陳水總的“隔空喊話”。
曾身為銀監會副主席的蔡鍔生，生於1951年，與廈門縱火嫌疑人一樣均為剛剛屆滿退休年齡。相較於陳水總1970年開始下鄉所不同的是，蔡鍔生68年上山下鄉開始了插隊生活，在之後參軍、返城、分配工作，從銀行辦事員崗位上一路學習、提幹，經曆了科長、處長、司長，最終坐在了銀監會副主席的位置上，並於2013年6月因年齡屆滿離職。但蔡鍔生並不滿足退休後休閑的白拿退休金的小日子，繼續在社會上退而不休的參與座談、講學等收益性工作。
從蔡鍔生的經曆看，他的一生可謂順風順水，與他同時期的陳水總則是另一種境況：83年返城後，長期未獲得政府分配和安置工作，隻能自謀出路，全家擁擠在不足30米的住房裏。為了自食其力曾先後兩次在臨街位置開設麵條、麻糍等小食品攤位，但均因手續、衛生不合格等問題遭取締，無奈之下隻能一隻給別人打零工賺取生活費，三十年來一直掙紮在溫飽線以下。好容易盼到60歲可以辦理退休手續，卻因戶口轉移時年齡填寫錯誤無法辦理社保，往返數十次協調解決無果，並在其6月6日的微博中留下了“今日總算明白了衙役猛如虎的含義”，進而在極度悲觀厭世下於次日采取了極端行為，並帶走了47條鮮活無辜的生命。
一樣的年齡段，一樣的下鄉生活，一樣的退休年齡，卻因不同的生活經曆，不同的工作曆程，不同的晚年際遇，而有著不同的結果。
蔡鍔生在論壇中發言指出 “改革中不承受代價不現實”，“中國改革付出的代價，政府有責任但不可能全部承擔，企業、個人和整個社會可能都要承擔整個代價”，非常正確，正確得如同冠冕堂皇的廢話一樣。隻是，我要問一句話——這代價，是公平的落在了每個人的頭上了嗎？每個人都平等的承擔了相同的代價嗎？
這句話，我不是代筆者自己問，坦率的說，我的生活還是很不錯的，依筆者來看雖本人承擔過不少改革代價，但畢竟也獲得了不少收改革益。但我並未因此忘記了還有很多付出了代價並未獲得改革收益的人群，一如陳水總。所以，我要代陳水總問一問，代社會這個社會上更多的還沒有走上極端道路的陳水總們問一問，代所有的城市中常年失業、生活困頓、臨界退休或已經退休的貧困市民們問一問：
這改革的代價，我們每個人付出的平等嗎？這改革的利益，我們每個人分配的平等嗎？
如果，這樣的問題不好回答，那麽我們可以單獨提出問題：說出了那樣一番話的蔡鍔生，在改革中付出了什麽代價？又在改革中獲得了什麽利益？作為改革經濟設計師的茅於軾，在改革中付出過什麽代價，有在改革中獲得了多少利益？將於今天法庭受審的前鐵道部部長劉誌軍在改革中付出過怎樣的代價？有在改革中獲得過怎樣的利益分配？十餘年前遭遇過下崗的三千萬工人們在改革中承受了怎樣的代價？他們又得到過改革分配的哪些利益？如果這些都不好回答，那麽就談談廈門縱火案嫌疑人陳水總，細數一下他在改革中付出了什麽代價？又何曾在改革中獲得了哪些分配的利益？
如果在改革中每個人平等付出了，如果在改革中每個人平等的受益了，又怎會出現一邊是億萬富豪一邊是走上絕路的失望者的兩極分化？一邊是一擲千金的購買豪車奢侈品一邊是為妻女生存苦苦尋找零工而不得的貧富差距？
如果，隻是建立在如果的基礎上，當初陳水總在返城之後曾獲得政府分配或安置一個得以養家的工作崗位，何至於今日讓社會失去47條生命？如果，還是建立在如果的基礎上，在陳水總擺設食品攤位時，相關部門為其協調解決手續和衛生條件並遷移到適當地點，何至於今日讓社會失去47條生命？如果，依然是建立在如果的基礎上，給陳水總辦理退休手續時，各個機關衙門能遵循毛澤東提出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宗旨給陳水總解決一個小小的數字問題，何至於今日讓社會失去47條生命？
當然，在現時的社會中提倡“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需要很大勇氣的，但凡由此倡議的，或被認為是“傻子”，或是被看做是“腦子有毛病”，抑或是被當做“虛偽”，甚至被打上“左”的烙印宣傳“紅色”文化。可是，當我們的一些改革倡議者和執行者，在改革過程中不堅持這個宗旨和信念時，那些生活於社會下層的勞動階級，和沒有得到勞動機會以換取生活資料的勞動階級，他們又會怎樣看待我們進行的改革？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簡單易懂的淺顯道理，可是在一些改革的既得利益者眼中，卻並不更多的去考慮中下層勞動人民對改革的態度，也不曾站在過去30年中付出大於收獲者的角度分析改革，而是大言不慚的繼續說出這樣的話—— “每個人都要像改革開放初期那樣，整個社會都要散發出一種改革的活力” ，改革受益者繼續受益，改革付出者恒之付出，持久的付出者們又怎能有“活力”而“散發”？
他們但凡還有一絲“活力”可以“散發”，又怎會極度悲觀厭世？他們但凡還有一條可以稍許美好的生活前景，又怎會走上絕路？他們但凡遇到幾位並非“猛如虎”的衙役而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公務員，又怎回在同時低層民眾搭乘的公交車上製造極端事件？陳水總本人或許有些偏執，但他的偏執思想並非一天養成，而是他在這個社會中遇到的林林總總的各種不順造成的，而他所經曆的恰恰是城市中下層城市居民共同的經曆，隻是更多的市民更加有忍耐力。
我們不要考驗城市中下層市民的忍耐力，改革的設計和執行者也不要考驗改革付出者們的底線。
這才是需要改革反思的地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