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
近一段時間，中國社會圍繞著憲政和政改的爭論已到了一種白熱化程度。官媒接二連三發文，批判憲政，把憲政說成是資本主義的專利。為論證中國不需要憲政，甚至把毛澤東在上世紀40年代對憲政的鼓吹說成是共產黨的一種策略。在我看來，憲政不過是一種限權的製度安排，憲政既不姓資，也不姓社，或者說，既姓資也姓社。中國要繼續發展，並在2020年實現全麵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進一步，對人類有較大貢獻，就必須對阻礙發展的深層次體製因素進行改革。天下沒有隻改經濟，不改政治的，經濟改到最後，必然是政治問題，尤其是在中國這種集權體製下。
事實上，中國亟需政治改革的理由非常多，從人性和價值追求來看，最根本的理由是自由。自由乃人之天性，即使共產黨的老祖宗馬克思，也不否認自由的價值，他所設想的共產主義，某種程度上，就是一個自由人的聯合體。
人類需要各種各樣的自由，可歸根到底，是選擇的自由，一個人如果不能自由自主地選擇國家領導人和自己的生活方式，就談不上自由，而如何保證這種自由的選擇，就是政治體製需要考量的事情。
從人類曆史看，迄今為止，民主憲政是最好的或最不壞的能夠保障自由選擇的製度。中共其實也不天然地排斥民主和憲政，看看中共在執政前罵蔣介石獨裁專政的話，也曾是一個追求自由民主的政黨。中共執政後，雖然並未兌現自己的承諾，但至少從理念上並不完全否定自由民主的價值。鄧小平就曾設想：“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後可以實行普選。”很多學者把鄧小平的普選，解釋成為包括“高層搞直接選舉”在內的“普遍實行直接選舉”的普選製度，即目前西方式的普選。
雖然我對此表示懷疑，認為鄧的“高層搞直接選舉”僅僅指的是全民直選黨的領導人，而非真正放開黨禁，讓其他黨派自由參選。然而，鄧小平畢竟提出了一個普選目標，我們可借著這個目標──不管它的真實內涵如何──推進民主化。
中共雖對西式民主不感冒，但並不反對搞民主，它隻是要在自己的主導下搞民主。換言之，無論實行何種形式的民主，隻要能夠保證中共的領導地位，它都會願意去試一試，就好比鄧小平所說的四項基本原則，最關鍵的一項就是堅持共產黨的領導。
從此角度說，盡管官媒現在來勢洶洶，密集發表反對憲改的文章，似乎給人一種意識形態全麵左轉的感覺，但我對習李任期內推行民主持一種謹慎樂觀的態度。這無關他們的意願，而是客觀形勢所然。具體來說，由經濟下滑而引發的財政赤字會迫使中共向民眾讓渡權力，與民眾達成一種類似契約的關係，以尋求新的合法性，而從政治角度說，契約關係就是憲政民主的起點。
中共改革前是以意識形態中的不斷革命來建立自己的合法性，所謂打天下坐天下；改革後，則是以經濟績效作為自己的合法性，由改革開啟的高增長多少改善了民眾的生活。但金融危機後，特別從今年開始，中國經濟正式告別高增長，進入中速甚至低速增長階段，經濟增速的下滑會帶來財政收入的減少。可另一方麵，這幾年搞的福利剛性隻會高不會低，從而，中間形成的財政缺口會越來越大。
要削減財政赤字，方法無非是增稅、多印鈔票即通脹、政府減支三種。增稅會進一步惡化經濟形勢，造成企業大麵積倒閉和人員大量失業；多印鈔票，使貨幣貶值，也會嚴重侵蝕人們的財富。對中共來說，這兩種方式都不好，會進一步損害中共執政之合法性。那麽，剩下的途徑就是政府減支。政府減支雖然會影響到政府工作人員的利益，但一來很多政府工作人員享受的福利待遇本來就是不合規的；二來相對人民的不滿，政府工作人員的不滿至少對黨而言不會有傾覆政權的風險。所以，兩害相權取其輕，習李最後勢必以削減政府開支來應對財政危機。八項規定某種程度上就是一次預演。
在最高層的督促下，削減政府開支會起到一定效果，但在政府主導體製下，要完全遏製政府大手大腳的辦事習慣和官員不合理的福利支出，幾乎是不可能的。因此，要做到這點，隻有借助於外部的監督力量，這就需要啟動政改，真正建立起公共財政和預算民主體製，也即與民眾達成一種類似契約關係，作為自己新的合法性來源。
那麽，預算民主改革會不會像某些體製內學者說的，在十八屆三中全會開啟？應該不會。將於今年秋季召開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在改革方麵可能會有大動作，但隻限於經濟改革，會對經濟改革製定一個時間表和路線圖，最有可能突破的是，改變延續30多年唯GDP是舉的政績考核體製，再往前一點，對社會組織的管理可能也會比目前放鬆。然而，不大可能在預算民主方麵有所突破，更不會就政治體製改革做出決議，因為，經濟形勢還沒壞到中共的既得利益者感到需要妥協的時候。
我的判斷是，中共真正推行政改隻能等到一場大的社會危機發生，直接威脅到中共統治後，此前，都是小修小補。這場社會危機有可能是由經濟引起，被某次群體事件點燃，然後變成一場社會運動，波及的麵會比較大，時間會比較長，隻有到那個時候，中共覺得再不改革政權會有危險，才會真正啟動實質性的政改。
然而，對於學者來說，不能坐等到那個時候。因為由社會危機推動的政改，是否具有可控性，民眾會不會因為等得太久從而懷疑中共政改的誠意，進而不給中共政改機會，都不好確定。所以，從應然出發，需要敦促中共製定一個還權於民的時間表和路線圖，做一個政治改革的長遠規劃，否則，無論是一味“摸石頭”，還是讓民眾畫餅充饑，結果都不會太好。
在政改的設想方麵，大陸一些學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比較讚賞王占陽提出的“低度民主”論。他認為，從世界民主的發展看，存在一個從低度民主向高度民主也即普選發展的過程，中國也應該有這麽一個過程。在“低度民主”理論下，王占陽勾畫了一個“政改路線圖”：未來十年，前五年以充分實現新權威主義政改為重點，後五年以全麵展開和實現縣級民主改革為重點。民主化進程又可分為兩大階段：先用20年時間（2017-2037年）實現初步的民主化即低度民主，再用10年時間（2042-2052年）達到以全麵直選為基礎的高度民主。在上述政改路線圖中，人大改革首先是新權威主義政改的重要內容，進而又是民主化改革的核心內容，縣、市、省、中央民主化每隔五年一個台階逐步推進，最終實現鄧小平設想的到本世紀中葉實現“高度民主”的目標。
不過，以中國目前的狀況，直接推進低度民主改革，還有些困難，在低度民主前，應先經曆一個憲政即法治階段。民主是需要訓練的，在中國這樣一個缺乏民主和自治傳統的國家，民眾普遍沒有契約觀念和妥協精神，抱著一種非左即右，非黑即白的對立思維方式，一下子進入民主，很難講不會形成大規模的社會分裂、對抗和動亂，何況中國本身存在分裂的因素。而民主訓練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對法律和規則的尊重，形成一種契約觀念，培育一種妥協文化，在法治框架下進行競爭。中國的民主化需要這樣一個階段，它其實是為奠定一個優質的民主打基礎。如果全民中的多數沒有形成對法治的信仰，貿然推進民主，代價將會太大，甚至可能會以民主的方式扼殺民主。
我設想的中國民主改革三步曲或三步走是：從現在開始，實行憲政（法治），這一階段大概用時8-10年，然後進入低度民主階段。低度民主也是一種可控民主，所謂可控，不是控製民眾對民主的追求，而是指在這一階段，民主盡量能夠按照設置的方向推進，而不出現大的民主災難，所以，它需要一個主導力量，這個主導力量隻能是中共；也即，在低度民主階段，通過製度設計，保持中共的執政地位。這一階段大約20-25年。最後進入以普選為主的高度民主階段。這一階段也用10年左右的時間來完善。整個中國的民主化需要用40-45年時間完成，這就跟鄧小平設想的到本世紀中期實行高度民主的時間差不多。
（本文作者鄧聿文係知名專欄作家，中國政治觀察者，致力於中國的改革和轉型研究。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
華爾街日報網絡版供稿並保留版權：未經許可，不得轉載摘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