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勝平先生致習總書記的第二封信

馮勝平先生致習總書記的第二封信：黨內民主，以法治國：既得利益集團是憲政改革的動力
 

1. 改革是強人的政治
 

習先生，掌控權力是改革成功的前提。回顧曆史，改革失敗的根本原因不是老人幹政，也不是保守派反對，而是權力失控。上世紀趙紫陽和戈爾巴喬夫政改，無論初衷如何，搞到百萬人上街，國家分裂解體，自己被軟禁，也隻能結束了。同樣，滿清末年的憲政改革改出辛亥革命，尼古拉二世的杜馬改革改出二月革命，路易十六把自己改上斷頭台，也統統是權力失控的結果。與此相反，曆史上凡成功改革，如俾斯麥、彼得大帝和蔣經國的改革，無一不是大權在握的鐵腕人物“頂層設計，強製推行”的結果。（俞可平）俾斯麥說，民主是奢侈品，它隻適用於有準備的人。彼得大帝用強力改造落後的俄國，蔣經國說，我知道我是專製者，但我會是最後一位。
 

對蔣經國來說，通往權力的道路是漫長的。國民黨素有蔣家軍隊陳家黨之稱，為使蔣經國掌握黨權，蔣介石不惜把他的老朋友陳立夫送到美國新澤西州養雞；為使蔣經國獨攬軍權，他監禁孫立人（陸軍總司令），撤銷蔣緯國裝甲兵司令的職位；為蔣經國清除政敵，他把政學係頭目吳國楨（台灣省長）貶到美國教書；為防止孔宋家族（太子黨）掣肘，他讓宋美齡赴美長期休養，不幹預台灣政局。與此同時，蔣經國排擠政戰部主任王升，親自掌控情治係統，對反對派無情鎮壓。正如經濟改革的成功需要一個良好的投資環境，政治改革的成功需要一個穩定的政治秩序。結束兩千年的專製，必須是一個強人：在台灣，他要控製軍警憲特；在大陸，他必須黨政軍大權獨攬。
 

革命是群眾的政治，改革是強人的政治；前者依靠鼓動，後者需要實力。
 

2. 與其鞠躬謝幕，不如開創曆史
 

習先生，掌控權力需要時間，而你隻有十年。未來的十年是中國政治轉型的關鍵，是對你勇氣和智慧的考驗。與蔣經國相比，你擁有太少的時間，卻麵臨更多的問題。沒有人替你清除權力道路上的障礙。以專製求民主，你的手段和目的南轅北轍，外界誤解和攻擊不可避免。對此，你既沒有解釋的機會，也沒有犯錯誤的餘地。這些都是不利因素。有利的因素是：老人政治已經結束；你與軍隊有天然良好的關係；人民對憲政民主的要求日益增長；五年內五個常委會退出政治舞台（年齡限製）；十年內江澤民/胡錦濤影響會逐消退（自然規律）。自從實行十年任期製以來，曆任總書記麵臨的權力困境是：剛上台時權力最小，有雄心而無實力；臨下台時權力最大，有實力卻無時間。打破困境的最好時機是在你任期將滿，大權在握之際，主動開展以憲政民主為核心的政治改革。與其鞠躬謝幕，擊鼓傳花，把矛盾留給下一代，不如開創曆史，推行憲政，實行黨內民主選舉。在可控的情況下，由地方選出黨代會代表，黨代會代表選出中央委員，再由中央委員選出總書記。在此之前，先在若幹城市設立政治特區，做民主選舉的模擬實驗，以積累經驗。此舉成功，是中國的出路，共產黨的退路，也是你走向不朽的千秋之路。選舉結果無論誰當選，都是共產黨的幹部，既沒有清算的風險，也沒有百黨爭雄天下大亂的局麵，有 的卻是民主政治的好處—派係監督，防腐機製和權力的有序交替。此外，黨內選舉也有助於重建共產黨的合法性，避免十年一次的繼承危機。簡言之，推行黨內民主不僅是因為它的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規範黨內的派係鬥爭，防止不擇手段的政客利用民心來實現自己的野心。
 

習近平先生，有人說，推行憲政，開始黨內民主選舉，你就可以理所當然地當選總書記，實際主導政治20年，完成中國的政治轉型。不錯，如果參加競選，結果很可能會如此。華盛頓1787年主持立憲，兩年後高票當選美國第一任總統；蔣經國1986解除黨禁，兩年後病故。若非病故，李登輝絕非對手。但是，除非十分必要，更好的做法是明確承諾不競選連任。因為你若連任，再幹十年，整個政改就會變味。不但政敵會詬病你的改革動機，你自己在政治上也會陷入被動。作為眾矢之的，你將難以推行新政，開展下一步的憲政改革。古希臘梭倫有“立法者去國”之說，中國有無欲則剛的古訓，講的都是同一個道理。華盛頓的國父地位在美國無人可及，不僅是因為他開創憲政，更因為他可以連任而不連任。拿破侖之誤，在於做了拿破侖，還想做皇帝。如果說推動政治改革，帶領中國走出王朝循環的人是偉人，那麽功成身退，主動走出權力競技場的人則是聖人。在未來的民主中國，缺的不是運動員，是裁判；不是政治家，是精神領袖。憲政改革一旦出現危機，隻有這樣的人才能力挽狂瀾，控製局麵。
 

3. 黨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會尊重法律
 

習先生，如果說黨內民主解決的是十年一次的最高權力繼承和執政黨內部關係問題，憲政則關係到社會的治理和黨與人民的關係。毋庸諱言，中國今天的現實是有憲法而無憲政，黨比法大。但問題的關鍵並不是黨比法大，而是黨實行人治，隨心所欲，置自己規定的法律條文而不顧。從未有人因違憲被起訴，法律的權威無人維護。官場遵循的三大基本法：領導的看法、領導的想法、領導的講法；判案三大規則：大案講政治、中案講影響、小案講關係；法治的基本狀況：嚴格立法、普遍違法、選擇執法。總而言之一句話，人情大於法。
 

和民主一樣，法治也是一種生活方式；它需要培養。中國人重情，美國人講法；中國人辦事托關係，美國人有事找律師。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體現了兩種不同的生活方式，也由此衍生出兩種不同的政治製度——人治和法治
 

要實現憲政，當務之急是落實法律的尊嚴和權威。未來的十年，是厲行法治的十年。黨可以在法之上，但它必須以法治國，尊重法律的權威。黨不尊重法律，人民就不會尊重法律，法治就不會成為一種生活方式，從而黨也就永遠無法走下法律。如果說法律是紅綠燈製度，黨就是警察。交通規則建立之初，警察的責任就是監督執法。在法治觀念深入人心後，人們不再闖紅綠燈，警察不再需要，黨也就自然而然地隨著警察下崗，走到法律之下。
 

黨是“上崗的”警察，隨之而來的問題必然是，誰管警察？對於不習慣於權力製衡的中國人來說，這是一個近乎無解的問題。因為當你回答了這個問題，必定又有一個類似的問題出現。其實，對權力最好的製衡就是權力本身。一個警察可以無法無天，但隻要引進選舉機製，讓兩個警察競爭上崗，他們立刻就會畏法如天，成為公仆
 

4. 強國VS憲政
 

習先生，既得利益集團不會支持你的強國夢。沒有安全，強國對他們毫無意義。自由派也不會支持你的強國夢，因為一個沒有自由的強國對他們來說隻是一個更堅固的囚籠。但他們都會支持你搞憲政。在憲政上，他們有共識。
 

如果我的觀察不錯，習近平先生，你和你的同事們正在強國和憲政之間糾結。強國有風險，憲政更不安全。在極左和極右派的字典裏，憲政直接就意味著共產黨下台。但是，為什麽共產黨就不能搞憲政呢？從前人們也說過，共產黨不能搞資本主義，否則它就會下台。結果呢？共產黨搞了資本主義。它沒有下台。“如果說經濟改革的實質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搞資本主義，政治改革的核心就是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實現憲政民主。”（引自前一封信）要說自信，這是真正的自信。
 

對今天的中國來說，真正的問題不是強國，而是憲政。因為在大多數情況下，強國隻是一個口號，一個夢，而憲政則關係到太多人的具體利益。換句話說，強國是理想，憲政是現實。避開現實奢談理想，不是負責任的態度。其實，強國和憲政並不矛盾，憲政是強國的基礎，一個實現了憲政的中國必然強大。反之，如果把兩者對立起來，以強國排斥、代替憲政，強國夢就可能變成亡國夢
 

曾幾何時，大清朝最後一個太子黨皇帝親政後做的第一個夢就是強國，他迫使李鴻章對日本開戰，戰敗後才倉促立憲，卻已為時太晚。退一步說，就算此夢成真，也是曇花一現。秦皇漢武，唐宗宋祖都曾圓過強國夢，但他們的國都亡了。“萬裏長城今猶在，不見當年秦始皇。
 

5. 刁民是人治的產物，公民是法治的產物
 

習先生，在專製淫威下，中國人是順民；政策寬鬆時是刁民；天下大亂時則是暴民。這就是中國亙古不變的三民主義。除此之外，我們不知道還有第四種活法。由於民權的弘揚，今天的共產黨幹部不會再用刁民來指稱那些鑽法律空子、帶頭鬧事的人，但他們內心深處一定讚同這個詞。其實，即使是一些維權領袖，也不諱言自己的角色。筆者曾與一位維權領袖談起以上的三民理論，他聽後擊節稱讚：“共產黨就是流氓政府，對付流氓必須刁民，老子就是刁民領袖。”與三民相對應的，是中國三千年的人治。人治不絕，刁民不止。既然官不以法治國，民自然也會審時度勢，與官鬥法：你霸道，他當順民；你寬鬆，他成刁民；你失控，他為暴民。從這個意義上說，三民主義產生的政治土壤是人治；它是官民 博弈的必然結果。大多數情況下，刁民會在與貪官的博弈中敗北，因為後者擁有更多的政治和經濟資源。但刁民的不斷纏鬥會削弱政府的合法性，增加治理成本，使社會朝痞子化的方向發展。一旦在博弈中勝出，刁民會迅速轉變為暴民，社會遂進入無序狀態。在無序狀態下，中國政治變成一場流氓比賽，最後勝出的多半是一個集厚黑為一身的超級流氓。這個超級流氓收拾暴民，一統江山，成為新的暴君。在他的淫威下，一切回到原點，中國人又重新開始做順民。
 

公民是法治的產物，刁民是人治的產物。公民畏法，刁民維權。事實上，剛開始維權的人總是最好的。他們離公民最近，離刁民最遠。但是隨著時間的推移和官方的打壓，維權人士會背離初衷，成為一批為反對而反對的民間職業政治家。那時，他們倡導的維權不再是建設性的公民運動，而是破壞性的刁民運動
 

有什麽樣的人民，就有什麽樣的政府。反之亦然。與順民、刁民、暴民相對應的，是清官、貪官、庸官。貪官和刁民是天造地設的一對，正如清官（酷吏）和順民絕配，庸官常與暴民共舞一樣。走出三民主義官民博弈的唯一途徑是憲政。隻有在法治的陽光下，刁民才會轉化為公民，從而結束中國三千年的治亂循環。
 

6. 既得利益集團比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
 

習先生，在相當程度上，中國已被既得利益集團控製，他們也是你部分的權力基礎。水能載舟，亦能覆舟。既得利益集團是你最大的敵人，也可以是你最大的盟友。如果你以反腐、清黨、陽光法案作為改革重點，他們就是你的敵人。你要挖人家的祖墳，人家當然要和你拚命。但是，如果你跳出運動治國的思維，以推行82憲法和07物權法為目標，就很可能贏得既得利益集團的支持。82憲法是對曆次政治運動尤其是文革反思的結晶，它明確規定了公民的基本權利。2007年通過的物權法，在保護私有財產方麵，具有同82 憲法一樣重要的意義。作為未來憲政的基石，它們都是好法，必須貫徹實行。
 

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猶如三百年前的英國貴族，他們既有公權，又有特權，唯獨沒有安全：皇帝能剝奪他們的財產，暴民能剝奪他們的生命。通過光榮革命，英國貴族放棄一部分公權，保留一部分特權，換取了財產和人身的安全。同樣，今天中國的既得利益集團最缺乏的也是安全感。他們做裸官，做噩夢：共產黨在，他們不安全，隨時可能被“雙規”、被查辦；共產黨不在，他們更不安全，暴民會清算他們——“民主之後掛路燈”。無時不生活在恐懼之中，他們比中國社會中任何人都更期待憲政推動人類社會前進的最大的動力是貪婪和恐懼。平衡兩者的最好製度是憲政。
 

習先生，要解決中國的難題，唯有實施憲政。中國共產黨應理直氣壯地打起憲政的旗幟，貫徹執行自己製定的憲法，使人民逐步享有憲法規定的各項權利。具體地說，通過實施憲政，給左派更多的公平正義，使社會更加和諧；通過實施憲政，給自由派更多的民主自由，逐步兌現憲法35條的承諾；最後也是最重要的，通過實施憲政，限製和贖買權貴集團的權力，使其從改革的阻力變為動力。推行憲政，重在立規；必須向前看，不搞群眾運動，不找後賬。法國革命把貴族吊上路燈柱，把皇帝送上斷頭台，結果是百年流血動亂。英國革命利用貴族的自身利益，實現憲政，保證了國家三百年的穩定發
 

7. 呼之欲出的黨內民主
 

習先生，三千年來，中國流行的是帝王史觀，權力的合法性來自於家族姓氏，是為“家天下”。辛亥革命後，革命黨人“打天下坐天下”，權力的合法性來源於暴力，遂革命史觀流行，“黨天下”成為主旋律。如何從“黨天下”走到真正人民當家作主的“共天下”，是共產黨必須解決的問題。除了黨內民主，筆者看不到任何走出“黨天下”迷局的道路。當然，另一條國人更熟悉的路是革命。但革命之後，必然是一個更強的黨建立的一個更無法無天的“黨天下”，我們隻是回到了問題的原點。據周瑞金《從曆史視角看十八大》一文披露：在2007年醞釀十七大領導集體時，胡錦濤曾采用民主的辦法，“由中共高級幹部第一次自由提名中央政治局成員預備人選。中央當時在63周歲以下正部長級幹部和軍隊正大軍區職幹部中，按姓氏筆畫排列的近200人符合條件的名單，當場一人一票投票，按票數多少排列，推出了十七屆政治局成員預選名單，實際上也為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人選提供了參考，這就是習、李克強同誌進常委會的背景。” 為推動這次黨內民主選舉，曾慶紅主動表示自己將在十七大上政治局常委位置上退下來，從而確立了政治局常委會成員“七上八下”的標準（六十八歲的退下，六十七歲可以上）
 

2002年，胡錦濤提出新三民主義——權為民所用，情為民所係，利為民所謀。新三民主義的最大問題，是它沒有講明權力的來習近平先生，你 十七大後提出“權為民所賦”，是對胡錦濤新三民主義的補充，表現了你對黨內民主的支持。2007年的民主推薦會，是中共曆史上第一次由高級幹部自由提名，按一人一票原則實行的黨內民主選舉。通過200人投票選舉，最高領導人的權力第一次有了民意基礎。這種民意基礎雖然不廣泛，且限於高層，但它畢竟是一個巨大的進步。就權力交替的形式而言，中國共產黨已經走到曆史的十字路口。隻要改革不失控，民主選舉在共產黨內的實現隻是個時間問題
 

鄧小平廢除終身製，實行指定製是一個曆史進步；從指定製過渡到高層內部協商是又一個進步；從高層內部協商到黨內公開選舉則是共產黨擺脫封建，走向民主的最後一步。
 

習先生，你離曆史隻有一步之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