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耀邦：“大回潮”：中國農業的私有化
已故的威廉·韓丁是一位公認的中國農業和農村發展研究專家。在《大回潮：1978-1989年中國的私有化》一書中，韓丁對1978年鄧小平上台以來所推行的中國農村改革提出了新的分析。在這本書中，韓丁講述了這場改革是如何從1980年的“家庭聯產承包製”開始的。然而，令韓丁感到驚訝的是，鄧小平迅速將它擴大成消除農村的全部集體所有製。[1]
從1978年到2004年去世之前，韓丁每年(除了有一年外)都會在中國居住5到6個月。他“從遠處觀察這場改革---即使不是在中心的話”。從1980年到1985年，韓丁擔任內蒙古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的顧問。同時，他還在長弓村幫助他的農民朋友實施農業機械化。[2]中國推行的私有化既同他的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衝突，也與他的長弓村項目相衝突，這一點不久就變得非常清楚。在花費了400萬美元和進行了大量艱苦工作後，內蒙古的聯合國草原管理項目被迫取消。由於鄧小平的私有化計劃，長弓村的綜合機械化項目在耗費了大量財力以後也停止了。由於土地被劃分為若幹份並分配給個人所有，所有機器都閑置生鏽了。韓丁寫到：“這兩次經曆震撼了我。不僅因為我個人在這兩個項目上都投入了大量心血與汗水，還因為我知道還有許許多人也為之做出貢獻，他們為項目的成功作出了多麽大的努力，以及項目成功對中國的‘未來’多麽重要。”[3]
當乘飛機飛往上海並看到一幅獨特的場景以後，韓丁驚呆了。他將這個場景比喻為分布在中國中部1000多公裏土地上的“絲帶狀的農田”、“意大利式細麵條狀的農田”和“麵條狀細長的農田”。他悲歎地寫了下麵這段話：
“在數十年的革命鬥爭之後，中國的農民最終擁有了這樣的生產規模和農業製度，使他們可能同那些高科技導向的機械化武裝的城市居民兄弟們一起，多少能算同步地進入現代社會。可到頭來卻成了這樣!就像熒光屏上閃過的一個小小的亮點，曾經有過的規模化生產，曾經有過的製度，就這樣消失了。在曆史的書卷中，這新的一頁剛剛翻開，卻又馬上後退了千百頁，又一下子回到了起點。”[4]
鄧小平的農村改革始於停辦人民公社和農業私有化：“這個政策很快導致農村人民公社的瓦解，並重新以家庭作為生產的基本單位。”在不到3年的時間裏，98%的農民都被迫退出人民公社：“‘一刀切’地完成了去集體化……盡管他們中很多人都不喜歡這個新體製，但是礙於政治壓力，農村官員隻能不顧農民的意願而堅持貫徹執行。”[5]
這樣做帶來了如下問題：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真的如此失敗，以致於他們要采取這種激烈的措施嗎?一群研究和分析這個問題的中國年輕的經濟學家認為，30%的人民公社經營良好，30%表現極差，中間的40%可以說“有發展潛力也可以說存在危機，總之麵臨著很多問題”。[6]
韓丁認為，“在中國這樣一個大國裏，合作化能取得30%的成功已經是非常難得的成就”，因為這個30%意味著2.4億人。如果2.4億人能達到較高的生活水平並富裕起來，那麽通過較好的領導、政府援助、專門指導和辛勤工作，另外貧窮的2.4億人也能生活得很好。這也同樣適用於中間40%的農民。[7]
讓韓丁最為憤怒的是私有化進程。他說：
“在瓜分集體資產的時候，有影響有關係的那些人……能夠以極低的價格((經常是實際價值的1/3甚至還少)買到主要資產。但是，他們能夠很容易地從國家銀行拿到貸款，最後經常也沒有按條件償還貸款。特權階層如此盡情地侵吞財產，恐怕在世界曆史上也是罕見的。這場交易的規模之廣、對普通社員利益的損害之深真讓人難以想象。”[8]
韓丁還寫到，農業私有化的後果之一，就是破壞了農村的基礎設施。他認為：“無論怎麽看，農田道路，特別是用於灌溉和防洪的水庫、水壩、堤防和梯田都是驚人的成就。但是在後毛澤東時代，現存的大部分基礎設施都被忽視，最終遭到破壞。”這造成20世紀80年代灌溉農田的數量減少了1%，並且給未來的中國農業帶來了可怕的後果。[9]
去集體化的其他負麵影響包括：“取消了曾經由公社和大隊提供的吃、穿、住、醫、葬等‘五保’費用”;農村教育和醫療設施不斷惡化;環境破壞;放棄機械化等。韓丁認為：“這個新的土地分配實際上排除了農業機械化。許多農學家相信，要在未來實現中國農業生產和生產力的持續有效發展，農業機械化是最有效的一條道路。”[10]
中國的兩極分化問題也十分嚴重，也許會引起社會衝突。一方麵，在“一部分人必須先富起來”的口號下，中國農村出現了一個新的資產階級。這些先富起來的人們是靠與官員的關係並受到優待才致富的。確實，許多官員能夠把肥沃的土地轉包給這些少數的幸運兒，重現“1949年以前農村經濟中出現的剝削性的轉租協議”。另一方麵，農村中還有一部分處於失業狀態的窮苦勞動力——他們的確沒有任何“官方關係”。[11]
中國農業私有化和廢除人民公社製度，在中國遭到普遍反對。但是到最後，通過高壓政治或開除黨籍的威脅，隻有1%的村莊維持了原先的集體化。以河南著名的南街村為例，在經過幾年的私有化以後，當地農民決定重新回到毛澤東時代的集體化製度。現在，這個村能夠為村民提供免費的食物、醫療、住房和教育。[12]
在返回集體化製度以後，南街村開始從事食品加工和農業生產。1995年，他們生產方便麵和鍋巴的產值有望超過12億人民幣。南街村的所有企業和農田都由集體所有和管理，農業生產也都實現了機械化。[13]1993年以來，南街村的每個家庭都有一套帶空調設備的三居室公寓。公寓裏配備了電視、冰箱和洗衣機。一切都是免費的，一切都歸集體所有。換言之，在中國農村數億農民眼裏，南街村的農民生活在烏托邦之中。[14]
南街村再集體化的成功對中國其他農村產生了深遠影響，因為對於大部分中國農民來說，中國農業私有化被證明是非常失敗的。據香港《明報》透露，現在中國許多地方都出現了生產合作社。陝西、河南、上海、山東和浙江等地也都出現了集體農場。中國農民現在逐步認識到，對於中國農村來說，私有化計劃就是一場災難。隻有通過集體行動，他們才能實現繁榮和社會保障——南街村和中國其他許多合作社的經驗充分證明了這一點。[15]
[1]Hinton, William: “The Great Reversal”, P 13.
[2] Ibid.
[3] Ibid: P 15.
[4] Ibid: P 16.
[5]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PP 227-230.
[6] Hinton, William: “The Great Reversal”, P 140.
[7] Ibid: PP 140-141.
[8] Ibid: P 150.
[9] Meisner, Maurice: “The Deng Xiaoping Era”, PP 246-247.
[10] Ibid: P 249.
[11] Ibid: PP 251-52.
[12] Kuhn, Anthony: “Retro Communes: China’s New Utopia?”, August 4, 2006, NPR.
[13] Cui, Zhiyuan: “How Did Nanjie Village Overcome the Free-Rider Problem?” Perspectives, August 31, 2000.
[14] Ibid.
[15] Cheng, Eva: “China: Growing grassroots initiatives to re-collectivise farming”, January 25, 2006, Green Left Week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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