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的未來：危險和可能的軍國主義　　 作者：黃大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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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的未來：危險和可能的軍國主義　　
    作者：黃大川

★ L'avenir de la Chine: Danger et du Militarisme Possible
    Auteur: Huang Dachuan

★ China's Future: Danger and Possible Militarism
    Author: Huang Dach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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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和可能的軍國主義

    危險和可能的軍國主義
   
    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防務學院院長朱成虎少將在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表示：“假如美國軍隊幹預台灣海峽衝突、並對中國進行軍事打擊，中國將對美國動用核武器。中國方麵為此準備西安以東的城市全部被毀滅，而美國也要準備好幾百座城市被中國毀滅。”此番帶有軍國主義色彩的言論引起海內外輿論一片大嘩，盡管朱成虎少將後來就此做了一些澄清，說西方媒體對他的講話做了斷章取義，他講對美動用核武器是有條件的。從朱成虎少將的言論結合中國的現實狀況，最令人擔心的是中國的未來走上軍國主義的道路，哪怕是有一絲一毫的傾向都是每一個國人尤其是以胡溫曾為首的中共高層技術官僚們都要警惕的，一旦有軍國主義在中國占主導地位那天，那將是整個國家和民族的大不幸。
   
    軍國主義占據國家的主導意識最為典型的是上個世紀20-40年代的日本，當時的背景是1929年世界性的經濟危機引起了國際性的大蕭條，日本也難逃經濟蕭條的厄運。各國對待危機的拯救措施各不相同，美國是借用“羅斯福新政”調控國家經濟最終緩解了經濟危機，而日本和德國卻走上了一條與美國皆然不同的道路，希特勒在德國借著民眾對一戰戰敗後強加給德國的《凡爾賽條約》的不滿煽動日爾曼民族主義情緒，日本是煽動民眾的軍國主義情緒，兩國的最終目的都是通過對外侵略來轉嫁國內的經濟危機。9.18事變就是日本關東軍少壯派軍官背著日本總部搞起來的，既成事實後日本政府不得不追認承認了事變本身。法西斯主義的代表“血盟團”於1932年5月15日公然刺殺了首相犬養毅，盡管犬養毅在對外政策，尤其是對外擴軍政策上，比前任首相若規要積極得多，但從根本上說仍未超出國際協調主義的框架。由於對國際關係顧慮重重，在日本是否應正式承認偽滿洲國的問題上，犬養毅顯得頗多躊躇，這樣一個文官首相隻是因為對法西斯的退讓不能讓軍國主義分子們滿意就被刺殺而死。1936年的“二二六”暴亂之後，以東條英機為首的統製派在日本陸軍中占據了領導地位，他們得到了日本勢力最大的四大財閥的支持，確定了全麵對外進行侵略擴張的國策，日本法西斯軍國主義的體製就此確立起來了。到了1937年7月，他們在中國發動了“盧溝橋事變”公開侵略中國，進而於1941年挑起了太平洋戰爭與美國開戰，最後是美國的兩顆原子彈終結了日本軍國主義者們的“大東亞共榮圈”的美夢。

   
    日本的教訓不可謂不慘痛，是軍國主義把國家拖進了戰爭的深淵，使國家受到沉重的打擊，不僅給他國也給本國帶來了深重的災難。軍國主義占據一個國家的主導地位都有一些相同的特點，都是在極權的國家才能有產生的可能，因為極權國家之所以能做到少數人對多數人的統治，所依靠的必須是軍隊，最高統治者或集團都會給予軍方的頭頭們政治上的犒勞和經濟上的實惠，這就不難理解為何一個憲政民主社會的國防部長一定是文官而一個極權國家的國防部長一定是軍方代表。極權社會在經濟發展較好的時候，社會就會比較穩定，軍方相應的作用和影響就會比較小，也不會出現什麽問題。一旦極權社會經濟轉壞或是社會不公超出一般人的心裏底線，多數被統治者就會心生不滿，政府方麵為了繼續維持社會的穩定就必須更加傾向依靠軍方的勢力，而軍方自知作為最有價值的被利用者，就會為了達到個人或集團的利益需要向官方獅子大開口，開始時官方會盡可能的滿足軍方的需要，直到最後官方很難滿足軍方難以添滿的政治欲壑，雙方到了無法妥協退讓的地步，軍方往往會借著社會不滿的“民意”發動軍事政變成立軍人政權，這時的官方阻止政變的發生能力就小的很多，倒黴者往往就成了“人民公敵”，進而有可能煽動整個國家和社會的民族主義情緒，把國家引入戰爭的危險，軍方往往借著戰爭的因素來實現他們在政治上和經濟上的利益最大化，最後的結果隻能是國家和民族的苦難。1949年共和國成立以來，表麵上是“黨指揮槍”，其中的關係也是相當微妙的，高層總是在盡量滿足軍方政治權利和經濟利益。建國之初毛澤東為了建成中央極權，通過很多辦法回收戰爭年代高級將領手中的兵權，最主要的辦法是通過政府中的官位來換取兵權，這與趙匡胤的“杯酒釋兵權”比較類似，1954年一屆人大一次會議選了十個副總理，後又增選了兩個，到了1959年二屆人大選了十六個副總理，還有大批將軍進了政府部門成為了部級官員。十六個副總理確實是多了點，但通過這種辦法來換取兵權相對來說要比後來文革的武鬥要文明了許多。文革初期毛澤東利用以林彪為首軍方勢力來整肅官方中的異己分子，毛澤東給與林彪的好處就是將其作為接班人寫進了黨章，並按林彪的意思獻出了林的“眼中釘”賀龍和毛的愛將親信羅瑞卿，全國那麽大的動蕩軍隊卻是很穩定的，誰也承受不起軍隊不穩的嚴重後果。鄧小平時期尤其是89年以後，竟允許軍方經商，江澤民又通過增加軍費開支的方式收回了軍隊經商的特權。中國現在的狀況與上個世紀20年代末的日本有幾分類似，社會整體經濟環境不容樂觀，民眾由於社會的不公滋生著不滿。胡錦濤與江澤民在政策上的差別並不大，都是在做著維持會長和消防隊長的角色，所不同的是胡所處的整體大環境不如江時代那麽穩定，江時代的社會矛盾遠沒有現在突出，那時的社會矛盾許多都如後遺症般的遺留給現在。麵對日益沸騰的民怨，軍隊也就成了執政者最重要的依靠和保障，而軍方向官方也就提出了自己的條件，而據筆者看來朱成虎少將正是在這種情況下發出了本文開篇所提到的那些言論。
   
    朱成虎少將的言論是否代表中國政府的態度是最令人關注的焦點問題，隻代表個人肯定有點牽強，至少這代表了軍隊某些人的看法。如果之前文人出身的一直在軍隊做政工工作的解放軍空軍副政委劉亞洲中將的某些言論還算比較含蓄，並時不時的能帶有一些自由思想，盡管其言論前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還可以在讓人討論的範圍內的話。那麽這個朱成虎的言論就有點赤裸裸了，他的設想一定是把中美作為敵我雙方放在了一張賭桌兩側的兩個賭徒，雙方打賭的最終目的是“爭奪台灣”，我方希望通過壓上“西安以西”作為賭本，最好是以此嚇住對手使其知難而退，否則珍惜生命輸不起的對方就有可能遭受幾百座城市被毀滅的危險。為了一個台灣下的賭注有點太大了，西安以西有中國21個省市人口10億左右，台灣固然重要，但為了爭奪2300萬人口的一個寶島竟不惜壓上10億國人的身家值是不值？而最令人不安的卻是中國官方的態度，外交部一發言人也說這隻代表朱少將個人觀點，但當記者進一步追問中國政府對此的態度時，該發言人卻避而不答，而不再象從前那樣保證不首先使用核武器不對無核國家使用核武器。這本身就是在縱容並默認朱成虎的言論，也是在對始終想以打仗為軍人的天職的一個讓步和妥協，一旦讓到不打不足以解決問題的時刻，到那時會不會真的要壓上10億國人甚至是整個中國來滿足軍國主義的欲望。現代憲政民主社會一個重要特征是自由，但自由並不是無限製的，軍人的自由首先就應該受到限製，軍人不應該有權利在公共場合發表“個人意見”，他隻能是代表國家意誌，朝鮮戰爭期間，軍隊主管麥克阿瑟與以杜魯門為首的政府有意見衝突，結果隻能是軍隊指揮官離開。
   
    如果是利令智昏者無原則的向軍方妥協難保不會成為“犬養毅”式的人物，與其向軍方讓步不如以民主的方式以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向民眾讓利，避免軍國主義最好的辦法是降低軍隊在國家和社會的重要性，而這隻能靠推進民主來實現社會和諧平穩發展。從最基本的底線做起——把已有的法律認認真真的執行起來（比如說《勞動法》和已經在中國通過的《經濟、社會及文化權利國際公約》），使弱勢群體的最基本利益能夠得到保障，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推進以公正公開自由為原則的民主化改革，以達到降低社會矛盾的作用。淡化軍隊之於一個國家內部事務的主導地位作用，減少直至消除政府行政過程中對軍隊的依賴性，避免中國重蹈當年日本的覆轍。由軍國主義導演軍事政變，政變出個穆沙拉夫還算不幸中的萬幸，如果出現個煽動民族主義情緒的東條英機那真將置國家於萬劫不複當中了，甚至會成為世界性的災難。
   
   （原載：真話文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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