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國震
來源：人民網
最近，人民網發表了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李慎明同誌的文章《正確評價改革開放前後兩個曆史時期》(許多網站轉載時另擬了標題，比如鳳凰網的標題是《李慎明：說毛澤東時期一無是處 不是糊塗就是別有用心》)。文中提到“在赫魯曉夫時期，蘇聯霸權主義利用我國的自然災害和工作中的失誤，逼迫我國還債，企圖壓迫我國屈服。”網上有人發帖子，集納了“網友”對李慎明同誌文章的批駁觀點，認為這是“顛倒黑白的謊言”，說什麽“蘇聯根本沒有逼債，更談不上趁自然災害逼債”。“網友”姓字名誰? 他認為李慎明說謊，有什麽依據?不得而知。
50年代蘇聯有沒有向我國逼債?中國人民是不是在極為困難的情況下，自力更生、發憤圖強，勒緊褲腰帶，償還了所欠的債務?我們還是讓事實說話吧。
1960年7月，蘇聯單方麵撕毀對中國的經濟援助協議，撤走專家，逼迫我國限期還債。中國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14億600萬新盧布。當時我國建國僅十年有餘，工業尚在起步階段，所以隻能用農產品來償還。雞蛋、蘋果要過篩子，大了小了都不要;豬肉要卡一下膘，肥了瘦了都不行——這是前蘇聯當年驗收中國抵債物資時的真實寫照。在中共中央1964年2月29日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有這樣一段話：“到1962年底為止，我們向蘇聯供應的糧油和其他食品值二十一億新盧布。在同時期內，我們向蘇聯提供礦產品和五金值十四億多新盧布……”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以大無畏的革命膽略與勇氣，頂住種種壓力，帶領人民自力更生、艱苦創業，克服種種艱難險阻，戰勝帝國主義和現代修正主義的挑釁，維護了民族尊嚴和國家獨立自主的地位。
據紅旗出版社1999年11月出版的《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一書披露：“7月16日，蘇聯政府突然照會中國外交部，不顧國際信義，提出撤走全部在華的蘇聯專家。7月25日，蘇聯政府又通知中國政府，從7月28日至9月1日，將全部撤回在華專家1390人，停止派遣專家900多名，並撕毀343個專家合同和合同補充書。”“中國第一個五年計劃以來，蘇聯援助的304個項目中還有201個項目正在建設中，其中許多項目是有蘇聯專家負責的，這些項目又直接或間接地牽動著12個方麵的工作，所以完全打亂了中國國民經濟建設的安排。……毛澤東憤怒地說：‘還不如法國的資產階級，他們還有一點商業道德觀念。’”“1964年，中共中央在給蘇共中央的信中，曾氣憤地說：“在中國遭到嚴重的自然災害的時候，你們乘人之危，采取這樣嚴重的步驟，完全違背了共產主義的道德。”(《求索中國——文革前十年史》，紅旗出版社1999年11月版)
對於赫魯曉夫趁中國經濟麵臨困難之際，緊急撤退專家、撕毀合同的“卡脖子”行徑，蘇聯《真理報》總編輯阿法納西耶夫20多年後在一篇題為《在中國的兩周》的文章中寫道：“召回蘇聯專家傷了中國人民的心和感情，使中國在經濟上處於嚴重的境地。”(見1988年6月6日和11日蘇聯《真理報》)
周恩來總理1964年 12月21日在三屆人大一次會議上所做的《政府工作報告》說：“幾年以前，我國的國民經濟在取得巨大發展的同時，曾經遇到了相當嚴重的困難。1959年到 1961年連續三年發生了嚴重的自然災害，給整個國民經濟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困難。我們在實際工作中也發生了一些缺點和錯誤。而赫魯曉夫在1960年突然背信棄義地撕毀幾百個協定和合同，撤退蘇聯專家，停止供應重要設備，嚴重地擾亂了我們發展國民經濟的原定計劃，大大加重了我們的困難。” 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我們在經濟困難期間，不但沒有借一文錢的外債，而且把過去的外債幾乎全部還清了。我們欠蘇聯的各項借款和應付利息共計十四億零六百萬新盧布(其中相當大的部份是使用和消耗在抗美援朝戰爭中的軍事物資的貸款和利息)，已經按期償還了十三億八千九百萬新盧布，剩下的尾數一千七百萬新盧市，我們已經向蘇方提出，用今年對蘇貿易的順差額中的一部份來提前全部還清。過去向蘇聯借的五十萬噸食糖，今年已經還了二十萬噸，其餘的二十萬噸，準備提前在一九六五年全部還清。前幾年我們對蘇聯和東歐社會主義國家的貿易欠帳，現在已經全部提前還清。不僅如此，這一期間我們還節衣縮食，拿出了相當大的一部份資金和物資支持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民族主義國家。”
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先念在《關於1961年和1962年國家決算的報告》中說：“在1961年和1962年財政困難的情況下，我們既沒有舉借新的外債，也沒有發行國內公債，並且還償還了到期的債務。我國的建設資金，向來是自力更生、依靠自己增產節約來積累的。在國民經濟恢複時期和第一個五年計劃時期，即從1950年到1957年，我國財政收入中的外債收入，折合人民幣計算，共為529,400萬元，隻占同一時期財政收入總數 1,736億元的3.05%。這就是說，96.95%的資金，是靠我們自己解決的。第二個五年期間，我國的財政，已經沒有新的外債收入，而隻有償還外債的支出。自1950年以來，我國向蘇聯所借的外債和應付利息，折合人民幣計算，共為574,300 萬元。到1962年底，我們已經償還了 528,900萬元，隻剩下45,400萬元，將按照協議在1965年年底以前全部還完。……這兩年，盡管我們自己有很大的困難，我們還是根據可能的條件和量力而行的原則，積極地援助了某些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亞洲、非洲民族主義國家。我們認為，這是我們應盡的國際主義義務。……這種國際援助又是相互的;一方麵，我們在資金、物資和技術上支持了他們;另一方麵，他們的建設工作做好，反對帝國主義的力量增強了，也是對我們的大力支持。”
1965年年12月3日，外交部部長陳毅會見日本記者時宣稱：“中國已經成為一個沒有任何外債的國家。”
1975年1月13日，在第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上，周恩來總理抱病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說：“同資本主義世界經濟動蕩、通貨膨脹的情況相反，我國財政收支平衡，即無外債，又無內債，物價穩定，人民生活逐步改善，社會主義建設欣欣向榮，蒸蒸日上。”(見1975年2月21日《人民日報》)這個僅有 5000字的《政府工作報告》，是由當時的國務院副總理鄧小平主持起草的。在《鄧小平文選》中，鄧小平同誌專門提及此事：“毛主席指定我負責起草，要求不得超過五千字，我完成了任務。五千字，不是也很管用嗎?”
45年後的2011年，由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撰寫的《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問世，該書第17章第二部分在客觀總結了60年代前期社會主義建設取得的一係列輝煌成就後，對那段曆史，做出了科學的結論——
當中國工人階級和科學技術人員創造出上述偉大業績的時候，他們的工作環境、生活條件極端困難。自然災害和嚴重的經濟困難，使人們的物質生活條件下降到最低點；為在1965年以前償還蘇聯14億新盧布以上的債務，所有中國人都勒緊褲袋；西方大國對中國的經濟封鎖、戰爭威脅和軍事壓力，不但基本斷絕了國家最需要的先進設備和技術交換，而且也促使我國必須做好應對外敵的準備。中國人民就是在這種惡劣環境下，默默創造著工業建設奇跡和科學建設奇跡。(《中國共產黨曆史》第二卷，中共黨史出版社2011年1月版)
這白紙黑字的曆史，究竟什麽人不敢麵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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