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3-04-17
作者：李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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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學、商三者形成了頑固的同盟關係，掌控了社會的很多資源，造就了一個贏家通吃的利益集團。相應地，農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階級則分化了，在大型國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崗工人的處境不可同日而語。在兩個群體之外，還生產出一個龐大的打工群體，他們的未來最具有不確定性。
2011年的全國“兩會”期間，一位政協委員說了句石破天驚的話：不鼓勵農村孩子上大學。此語雖招致大量的批評，但人們不得不直麵與此言相應的社會現象，即農村孩子即便大學畢業，也難以在城市立足生根，卻又回不到農村了。這位政協委員的意見是，優秀的農村孩子不如選擇中專、技校，留在農村還可以做“高層次農村人”。
這個說法無疑具有歧視性，可是也有“真話”的屬性，它戳破了“知識改變命運”的幻影。近年來高考遭遇了新的危機，一方麵是來自農村的大學生比例越來越少，另一方麵則是沒有背景的大學生在畢業後要麵臨殘酷的現實，找工作以及在城市安身立命的路徑被持續擠壓，相當部分淪為“蟻族”。這昭示著高等教育作為社會階層向上流動途徑的功能開始被凍結了，與之相應的是退回到了在極大程度上依靠“純天然稟賦”即血緣，來進行競爭的局麵，而這完全是前現代社會才會有的狀態。
新一屆政府施政伊始，便對社會流動性問題作出了回應。總理李克強在首場記者招待會上就承諾：“要對社會領域的相關改革進行推進，促進社會的縱向流動。比如說現在高等學校裏農村的學生比例偏少，我們要逐步提高比例，讓更多勤奮好學的農村孩子感受到希望。”
不過，教育隻是整個社會分層和縱向流動問題的一個部分。而隻有在更長時段的考察中，我們才能更準確地把握今日社會流動問題之本質。
兩個不同的視角
相比“有人的地方將有左中右”的論斷，“有人的地方就有上中下”恐怕可以得到更多的共鳴，可以說，社會分層是一個恒定的現象。簡而言之，社會流動有兩個理論上的“極端”，即封閉型社會和開放型社會。
在封閉型社會中，大多數社會成員在等級有序的階層結構中獲得的社會位置主要由階層出身和家庭背景所決定，在這種社會中，子女主要繼承著父親的階層位置，代際繼承是社會成員獲得社會地位的主要形式。在開放型社會中，大多數社會成員的階層位置主要取決於自己後天的努力，在這種社會中，子女的社會地位主要由自己後天努力取得的人力資本所決定。
在前資本主義時代的西方，人的社會地位是由身份決定的，貴族生而為貴族，奴隸生而為奴隸。資本主義的革命性在於打破了這種加之於人的枷鎖，它雖然沒有消滅等級製度，但使階層的流動成為可能。
如何認識和描述現代社會的階層結構，主要有兩個流派的理論，即馬克思的階級理論和韋伯的多元分層理論。
人們通常理解的馬克思主義的階級理論強調經濟的基礎性作用，不同的階級因為與生產資料的關係的不同而在經濟生產領域占據不同的地位，進而決定了他們的社會地位和政治地位。這一概括主要是針對資本主義社會而言的，馬克思認為，在資本主義階段全社會日益分裂為兩大階級，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這一理論性的認識是總體性的，並不排斥在具體情境下需要做出具體細致的分析的必要性。
韋伯的分層標準更接近於描述性的，他的分層理論的核心是三個標準，即經濟標準（財富）、社會標準（聲望）和政治標準（權力）。這三個維度既相互獨立又存在著交叉。
在當今的社會分層討論中，韋伯式的分層分析的描述和解釋能力在某種程度上被運用得更多一些，比如它也可以用來理解前現代中國的階層流動，底層就有可能通過讀書和參加科舉的方式脫穎而出，獲得在階層通道中上升的機會—或者取得官位，或者進入士紳階層。雖然讀書要受到家庭的經濟和社會地位的製約，但這畢竟為出身寒門的優秀分子提供了改變命運的可能性。
通過讀聖賢書而獲得階層流動的機會符合韋伯的社會分層標準中的社會聲望的標準。科舉也由此被視為傳統中國最具現代特征的製度。高考在某種程度上延續了科舉取士的職能，其意義在改革開放之後利益重新調整的態勢下顯得尤為重要，這就是為什麽高考在事實上的失效如此具有標誌性的意義。
新中國的前後兩個30年中，階層結構的調整是劇烈的。革命催生的前30年是以消滅等級結構為目的的，但這個目標並未達成，還創造了新的層級結構。這個時段的運行大體遵循了馬克思主義的方向，也隻有從馬克思主義的視角才能得到理解；而理解後30年的變化，則最好借助韋伯的工具。
“平等政治”的持續與衰竭
大規模的社會階層結構的重新整合，以及由此帶來的個人在階層階梯中的流動，幾乎都是政治力量驅動的結果。一旦政治形態調整完成並走向穩定，階層結構便會僵化，人的跨階層流動變得越來越難。去年，英國廣播公司的一個題為《誰拿到了最好的工作》的紀錄片，便用事實指出，英國目前處於一戰以來最不平等的時代，好工作都被一些出身於背景強大、社會關係豐富的家庭的人占據了。
中國的20世紀是一個波瀾壯闊的革命的世紀，平等是中國革命的最重要取向。正如著名印度學者帕薩·查特傑在接受本刊采訪時所指出的，中國經曆過深刻的社會革命，所以沒有絕對的貧困，人民識字率高。在這些革命成果基礎上，中國社會才能迸發出巨大的活力，分別在改革前後的兩個時期取得建設的巨大成就。
革命徹底地重塑了中國的社會關係，如果沒有中國革命，那麽多山溝裏的放牛娃是沒有可能成為開國元勳的，以工人農民為主體的人民也不可能在建國後的一段時間內獲得那麽高的政治地位和社會地位。工人、農民兩個階級，以及知識分子階層，“兩大階級，一個階層”的結構簡單清晰，組成了那個時代最基本社會基層結構。
知識分子的地位比較獨特，他們因其“軟弱性、依附性”無法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有時被承認為一個階層，有時也被認為是工人階級的一部分。
在城市，幹部以及國有企業的管理者也被歸入工人階級的範疇。事實上，他們的權力和地位與工人是不同的，他們占據更多的資源，也有機會運用權力牟取私利。一旦形勢穩定下來，腐化的苗頭便出現了。此外，工人和農民、城市與鄉村之間的不平等也開始顯現—雖然與當今相比，那時的不平等幾乎可以忽略不計。也就是說，以平等為取向的革命已創造了新的形式的不平等，即所謂的“三大差別”。
“兩大階級，一個階層”的結構是基本穩定的，但也存在流動的可能。這主要是通過國有企業和集體企業因為生產規模擴大而從農村招工實現的。
與後來不同的是，那個時代的政治仍然具有活力，一旦新的差別被正視，解決問題的動力便不缺乏。於是，國有企業開始推行以“幹部參加勞動，工人參加管理”為特征的管理民主化改革，顯現出向特權階層蛻化苗頭的幹部隊伍重新成為革命的對象，城市知識青年則開始上山下鄉，新一輪階層結構調整的浪潮再次掀起。剛剛呈現出來的階層僵化的趨勢被毛澤東“大手一揮”重新打亂重組了。
改革開放的時代到來後，政治主導的基本特征沒有改變，改變了的是政治的取向。新的政治形態是以效率為先的。比如，對“大鍋飯”、“大幫哄”等的批判，“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效率優先，兼顧公平”，如此等等。
改革開放之初，有過一段人人懷念的“普惠式改革”時期。農民因為獲得更大的自由度，發揮出了積極性，糧食增產便意味著增收，城鄉收入差距一度縮小。但這種趨勢隻延續到1980年代中期城市改革開始，時間跨度不大，事實上也不構成階層結構的變化。城市改革一旦開始，這個良性的趨勢便終止了，真正的調整也就開始了。
“贏家通吃”局麵的出現
改革開放前，私人資本積累是不存在的，真正“值錢”的是行政權力，但在平等政治帶動的群眾運動的壓力下，行政權力被限製了，無法實現變現的衝動。這種狀況在1980年代改變了，隨著市場化進程加快，權力的籠子也打開了。
權力變現的早期典型是價格“雙軌製”改革。經濟發展造成了一部分物資的缺乏，而市場價格和計劃價格之間的差額就為牟取個人利益提供了巨大的空間。那麽，是誰拿到了這部分利益呢？顯然，不是普通的工人、農民，而是領導幹部及其家屬。“官倒”指的就是這些人。
這個時期的社會環境開始變得寬鬆，為一些頭腦活絡、擁有更多社會關係的人打開了機會之門，一部分人遊走在政府和社會的中間地帶，尋找到了致富的機遇。這裏麵有很多是返城知青，他們的回歸是一度被打亂的建國後才成型的社會階層結構再組織的標誌。當然，一些純粹靠辛勤勞動起家的人也在這個環境下獲得了回報。
1992年之後，市場化改革開始在去除了雜音的環境下進行。市場化不僅意味著“放權讓利”，也意味著將過去積累的公有資產貨幣化、資本化，以明晰產權為名義，將其一部分以便宜的價格讓渡給私人。一些國有企業、國有資源、國有土地成了製造暴富的源泉。
得到這些好處的，仍是與權力掌握者接近的人，即官員的親屬或子女。1992年開始有一大批官員下海，他們運用在政府工作期間積累的人脈關係和對政策的把握而實現致富。也有一些人憑善於鑽營，與官員的利益輸送而得到了機會，反過來，這樣的商人也充當著一些官員的利益代理人，兩個群體互相需要，互相利用。當然，任何時代都不能否認有主要靠守法經營、勤勞工作而致富的商人，但在權力市場化的大環境下，這部分人的數量是少的，想做到完全不依賴權力是極其困難的。
知識分子在與官和商的聯盟中起到了他們的作用。知識分子不能獨立運用自己的文化資源賺錢，隻能依附於官和商而獲得自己的利益。部分知識分子的作用是製造推進市場化改革的“意識形態”，引導輿論。比如，他們將“勞工神聖”的理念顛覆了，把改革、企業家、資本描繪為發展和財富增長的真正源泉，使工農地位的下降被合理化了。他們開辦各類的培訓班，受邀為各級政府、各大企業講課，成為官和商的老師和朋友；擔任企業的獨立董事，承擔政府的課題，或者以其他的方式從企業獲得收入，作為擔任“吹鼓手”的報酬。
在這個過程中，官、學、商三者形成了頑固的同盟關係，掌控了社會的很多資源，造就了一個贏家通吃的利益集團。相應地，農民的生活水平略有改善；工人階級則分化了，在大型國企工作的工人和下崗工人的處境不可同日而語。在兩個群體之外，還生產出一個龐大的打工群體，他們的未來最具有不確定性。
新型階層再生產及其未來
“贏家通吃”的格局在10多年前便基本確立了。一個例證是，今天我們所知的富豪都已經在那段時間裏崛起，進入新世紀以來，已經難以想象再有新的草莽英雄橫空出世了。
這並非說利益格局的調整已經結束，細微的重新分配和布局仍在進行，但大體上不再有劇烈的震蕩。也就是說，圍繞國有企業、資源、地產、金融等重點領域建立起來的、受到體製內貪腐勢力保護、並與外資有著千絲萬縷關聯的“特殊利益集團”形成並站穩了腳跟，其他利益群體更像是這片大樹底下的“花花草草”。前段時間曝出有多個身份證的“房姐”龔愛愛事件，清晰地表明了這些勢力之間的聯係：原始積累來自對國有資源的掠奪，利用體製內負麵力量的庇護獲得多個身份，利用金融工具的放大作用大量投機於房地產，而其購房的地產公司又是外資的。
這種階層結構的形成和固化花去了一代人的時間，如今這種格局已經開始了自身的再生產。這便產生了“富二代”、“官二代”、“學二代”、“窮二代”等各種“二代”。“富二代”不僅指富商的子女，也包括高級官員以及富裕地區一般官員的子女，因為他們也可以享受得起奢侈的物資生活。這個群體一部分在海外生活，一部分留在國內，其父輩的暴富是“野蠻生長”的結果，他們也沿襲了父輩的粗鄙之風，其形象一般與豪車、名品以及驕橫的行為聯係在一起，最容易引起社會的反感情緒。
“官二代”一般指普通國家公職人員的子女，物資生活不算大富大貴，但衣食無憂。這個階層沒有高的追求，父輩不期望子女有大發展，隻望在自己有限的範圍為子女謀一個安穩的差事。於是便出現了“吃空餉”、“蘿卜招聘”等現象。所謂的“精英人群”並不是以將下一代培育為廣義的“精英”為目標，而是滿足於“子承父業”，給孩子安排個吃財政飯的工作足矣。
富是富的原因，窮則成了窮的原因。占人口絕大多數的弱勢群體的下一代基本上成為了徘徊在城鄉之間、無所歸依的人，他們已經不會種地，土地也正在被侵占，在城市裏也無法紮根，底層的工作根本無法保證他們高於溫飽的生存需求，婚戀這種簡單的需求也成了奢望。
這種階層結構是危險的，是一個可能被引爆的火藥桶。過去10年某些細微的政策調整已經難以扭轉形勢，反而被利益集團裹挾了。
過去10年尤其是過去5年，社會階層的固化問題引起了社會各界的高度關注。階層固化的背後是占有資源（包括優質教育的機會、土地等）機會、影響公共政策能力等巨大差異的固定化趨勢。這個趨勢體現在各個領域、各個行業、各個層次，即不但從全國範圍內看是如此，就一市縣一鄉鎮而言，也是如此。
值得注意的是，經濟的高速增長並沒有減緩甚至是加深了這一趨勢。其中的一個悖論在於，當經濟高速增長時期，在表麵經濟繁榮的掩蓋之下，社會的縱向流動可能提不上議事日程；當經濟增長下滑時期，經濟刺激計劃可能也會成為固有利益格局再次擴充自身能量的一次機會。而到了今天需要從“社會的活力”中汲取發展動力的時候，決策者終於開始直麵社會流動問題。
在未來，潛在的社會矛盾和衝突能否得到化解，仍然取決於是否會出現一種新的平等取向的政治形態，進行一場真正的有力度的改革，徹底破除“特殊利益集團”對社會的綁架。這並不需要援引革命的倫理，法治就足夠了，因為“特殊利益集團”便是在踐踏法律、違反了法治原則的條件下生長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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