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文地址：紅歌會 一篇論述毛澤東一生的雄文
作者：秋風
編者按：本文作者林克，四十年代是燕京大學經濟係的高材生、中共地下黨員。五十年代起在新華通訊社工作。一九五四年擔任毛澤東國際問題方麵的秘書，兼教毛譯東學英語，一直到一九六六年八月離開中南海。他在毛澤東身邊整整工作和生活了十二個春秋。三十年後，這位學者型的秘書，客觀、冷靜、科學地回憶、分析他十二個寒暑的日日夜夜後，得出一個認識：毛澤東的一生，是一個恢弘的世界，是一個絢麗多彩的精神體係，是一座曆史的豐碑;毛澤東獨具勉力的人生風采，是一座不盡的寶藏。
毛澤東的性格
作者：林克 來源：美華博客
毛澤東作為20世紀中國最偉大的人物，他的思想、氣質、風度和性格都具有他自己的鮮明個性，這個性是絢麗多彩的、多層次的，又是複雜的，可以說是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正如他自己所說，他身上兼有虎氣和猴氣，虎氣為主。他的性格中，既有政治家的求實精神，又有詩人富於想象的浪漫主義;他有農民的平易質樸，又有學者的高度機敏和智慧;他有驚人的耐心，又具有當機立斷的魄力;他謙虛謹慎，卻又非常自信、自尊;他詼諧幽默，卻又嚴肅壯重;他外表灑脫不羈，工作卻一絲不苟;他講話深入淺出，通俗易懂，卻有時令人莫測高深，含有深刻哲理;他重視情誼，卻又不掩飾自己的好惡;他不講排場，不擺架子，卻又令人肅然起敬;他舉止安詳文雅，有時又嬉笑怒罵，令人難以招架;他有深邃的感情，有時又含而不露。
一 巨人性格與挑戰意識
訪問者：
毛澤東作為一代偉人，他在幾十年中曾影響和主宰過中國的命運。他的巨大威望和影響，是靠什麽建立起來的?你對此有什麽評論?
林克：
毛澤東是一位曆史巨人，同時也是一個普通人，他有普通人的喜怒哀樂、七情六欲、錯誤和缺點，他不是完人，不是超人，更不是先哲。他有過輝煌的勝利，也有過挫折，甚至嚴重的失誤。盡管如此，他對中國革命和建設做出的巨大貢獻是不可磨滅的。他不僅是中國人民的政治領袖，而且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領袖。他的巨大威望和非凡的魅力，不是靠權力能夠建立起來的。正如他晚年在批判林彪時說的，“天才並不是自封的”。在那個曆史時代，廣大中國人民對他的尊敬、欽佩、愛戴、信任以及響應他的號召，絕非單純的權力控製所能贏得的。在某種意義上說，毛澤東曾被視為時代精神和民族精神的象征。這同中國的曆史文化傳統、經濟基礎、社會製度、民族心理和時代背景等等因素有著密切的關係。
訪問者：
你與毛澤東相處多年，根據你的觀察和體會，他的性格、氣質和情趣方麵有哪些突出的表現，你能否具體談談?
林克：
毛澤東多樣化、絢麗多彩的性格和氣質以及他性格的形成與變化，的確不是三言兩語所能概括的。我隻能就一些突出的方麵談談我的印象。在毛澤東的性格中，我認為最突出的特點是他的巨人性格和挑戰意識。毛澤東在學生時代就是一個有理想、有抱負、有膽識的青年。他不僅好學深思，而且時刻關心著國家和民族之前途與命運，不懈地探索救國濟民、改造社會、改造國家的真理與道路。
1912年6月， 19歲的毛澤東在長沙湖南省立第一中學寫了一篇《商鞅徙木立信論》的作文。這是講公元前359年，中國著名政治家商鞅實行變法、取信於民的一個故事。這是迄今為止毛澤東留有手稿的最早的文章。他的結論是，中華民族幾遭淪亡慘境，根子在民智愚昧。因此，改革社會、救國圖存最重要的是民心的改造。
1915年，毛澤東22歲時，正值袁世凱接受日本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準備次年元旦登基做皇帝。毛澤東在同年9月發出“征友啟事”，署名二十八畫生(“毛澤東”三字繁體共二十八畫)。他自己回憶說：“邀請有誌於愛國工作的青年與我聯係。我指明要結交堅強剛毅、隨時準備為國捐軀的青年。”應者五六人中有羅章龍和李立三。
據羅章龍回憶：他同一師同學彭道良談到同毛澤東到湖南省立圖書館會麵事。彭道良說道：“我與毛澤東同班同學，頗知其人品學兼優，且具特立獨行之性格。他(毛澤東)常語人：‘大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著奇文、創奇跡，做個奇男子。’他(毛澤東)本人所寫日記，亦有驚人語，如說‘力拔山兮氣蓋世，猛烈而已!不斬樓蘭誓不還，不畏而已!八年於外，三過其門而不入，忍耐而已!’(後發表於1917年4月1日《新青年》三卷二號)合而觀之，此君可謂奇特之士，因此同學中戲稱為毛奇。”後來羅章龍又將彭道良說的話去詢問在湖南省立第一師範學校肄業的陳讚周。陳讚周說：“潤之(即毛澤東)氣質沉雄，確為我校一奇士，但擇友甚嚴，居恒鶩高遠而卑流俗，有九天俯視之概。”毛澤東在湖南一師讀書時，親身經曆了軍閥混戰、民不聊生的情景，這使他更加關心國事，評議政局。
毛澤東提倡做人要有遠大的誌向。誌向就是做人的理想。毛澤東在1913年的“講堂錄”(聽課和讀書筆記)中說：“立一理想，此後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他對祖國的衰危感到失望和沮喪，常常以顧炎武“天下興亡，匹夫有責”的名言來激勵自己。他喜讀《世界英傑傳》。拿破侖、華盛頓、葉卡捷林娜女皇、彼得大帝、威靈頓、盧梭、孟德斯鳩、林肯等都是他稱道的世界英傑。他深為感慨地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毛澤東出於改造社會與國家的宏大抱負，他的“講堂錄”中摘錄了孟子說的話：“如欲平治天下，當今之世，舍我其誰也。”青年的毛澤東激昂地呼喚：“當今之世，宜有大氣量人，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他在《民眾大聯合》一文中大聲疾呼：“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幹，誰幹?”
毛澤東的父親指望他繼承父業，決定送他到湘潭一家米店當學徒。由於毛澤東當時崇尚“新學”，求知若渴，拒絕了父親的安排。1910年，他從閉塞的鄉村韶山衝來到湘鄉一所新式的學校讀書時，特意寫下了日本明治維新時期著名的政治家西鄉隆盛的一首詩，留給父親：“孩兒立誌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突出地表現了毛澤東書生意氣、胸懷天下的性格特色。強調理性的作用，誇大代表理性的聖賢作用，輕視群眾和實踐的作用，作為當時時代的潮流，是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近代資產階級思想培育下的知識分子容易接受的觀點。陳獨秀“五四”前後的文章、李大釗1916年《民彝與政治》一文，也體現了英雄史觀。青年的毛澤東自覺不自覺地受到聖賢創世曆史觀的影響，也是很自然的。1915年9月6日，他給蕭子升的信中，談到探索曆史發展規律時，指出：“曆史者觀往跡製今宜者也，公理公例之求為急。一朝代之久，欲振其綱而挈其目，莫如覓其巨夫偉人。巨夫偉人為一朝代之代表，將其前後當身之跡，一一求之至徹，於是而觀一代，皆此代表人之附屬品矣。”巨夫偉人是聖賢的同義詞。這樣，偉人不僅是人格的最高典範，而且成了曆史進化的標誌了。
毛澤東在一師的老師楊昌濟對毛澤東非常讚賞。據章士釗回憶， 1920年楊昌濟去世前曾給章士釗寫信，稱道毛澤東與蔡和森二人的學行：“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先重二子。”(見《楊昌濟文集》附錄)毛澤東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以後，徹底揚棄了聖賢、英雄創世的唯心史觀，並反複批判這種唯心史觀。他認定隻有人民才是創造曆史的真正動力，是曆史的主人，但人民群眾必須接受先進的思想理論的教育和引導。因此，人民群眾的先進代表共產黨提出和實行什麽樣的思想、理論和路線，就顯得十分重要。有鑒於此，毛澤東一生都特別重視思想路線、思想方法的正確與否。新中國建立後，他特別關注並多次領導和發動了意識形態領域的鬥爭，目的就是要解決思想理論和方針路線問題。直至晚年，他仍在反複強調：路線是綱，綱舉目張。
訪問者：
毛澤東是中國曆史上一位罕見的挑戰者，他在驚濤駭浪中奮勇搏擊了一生。他高度的自信和頑強的意誌，是怎樣形成和發展的?家庭環境和社會環境，對他有什麽影響?
林克：
毛澤東性格中另一個突出特點是他的強烈挑戰意識和造反心理。他渴望迎接挑戰，參與鬥爭，進行變革。他的性格受到家庭環境的影響，但更重要的是受社會環境的影響。他自幼生長在一個普通的農民家庭。嚴父慈母兩種相悖性格的影響，形成了他反抗壓迫和同情弱者的性格，兩者結合形成了他的平等、博愛觀念和鄙視高貴者、幫助貧窮者的救民意識。父親嚴厲的管束、暴躁的脾氣和家長製的作風，使他感到壓抑，並與父親發生衝突和對抗。他得出的結論是：我如果公開反抗，保衛自己的權利，父親就軟下來;可是如果我溫順馴服，他反而罵我更厲害。我在他身邊工作時，他多次講過這樣的話。反抗的勝利使毛澤東獲得了自信。他還回憶了長沙饑民搶米風潮遭到地方當局殘酷鎮壓，韶山哥老會與地主的暴力衝突和當地農民因糧荒而發動的“吃大戶”運動等等。毛澤東明確表示：這些事情接連發生，在我早有反抗意識的年輕心靈上，留下了不可磨滅的印象。在這個時期，我也開始有了一定的政治覺悟。他表達了他的反抗意識與農民的遭遇和壓抑直接相聯。
二 求實精神與浪漫情懷。
訪問者：
毛澤東是一位傑出的詩人，他才華橫溢、氣勢磅礴，極富於想象和浪漫主義。同時，他又是現實主義的政治家。這兩種看來似乎相反的特點，是怎樣融合在一起的?兩者之間是否有時候也會發生矛盾和衝突?
林克：
毛澤東作為一個傑出的詩人，他最顯著的特點，是瀟灑、豪邁、浪漫和富於想象。同時，他又是一位具有詩人氣質的政治家。這兩者既矛盾又統一，或者說是矛盾的統一體。浪漫的豐富想象力和現實主義的實踐活動緊密的結合，這正是毛澤東之成為毛澤東的獨特之處。
毛澤東自幼就受到湘楚文化的薰陶，而湘楚文化就蘊含著浪漫主義和務實精神兩方麵的特色。他一生對《楚辭》的鍾愛就反映了他那思接千載的浪漫主義氣質。屈原是中國最早的偉大的浪漫主義詩人。《楚辭》是以屈原的著作為主，集中展現了湘楚巫史——神話文化。屈原所處的時代，正是從巫史文化向曆史理性文化過渡的時候。他的代表作《九歌》、《天問》、《離騷》反映了從遠古神話向理性文化轉變的各個階段。《離騷》是先秦時期保留遠古神奇瑰麗的神話最多的名著。他的作品在原始的神話中淋漓盡致地發揮了他那自由無羈的情感和想象：龍鳳圖騰、美人香草、百香芝蘭、菱荷芙蓉、湘君山鬼、流沙毒水，既生動鮮明又撲朔迷離。同時，這位博大沉雄的詩人，又飽含憂患意識、愛國精神和曆史責任感，探索真理，批判時弊。所以，可以說，屈原的作品，形式是浪漫的、神化的，而思想卻是曆史的、現實的。
毛澤東從早年到晚年特別喜愛讀《楚辭》中屈原的作品。這大概是因為屈原的作品昭示人們，在充滿了神話幻想的自然界裏，主人公始終是一個懷著強烈憂國憂民意識、上天入地追求真理的形象;是因為屈原對巫史文化和神話傳說提出了大膽的懷疑，對現存秩序和思想規範提出懷疑，向傳統觀念提出了挑戰。1951年7月，毛澤東就說過，《楚辭》雖是古董，但都是曆史，有讀的價值。
1957年，他請人找各種版本的《楚辭》和屈原的作品，收集了五十餘種給他讀。1959年7月，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讓我編了一本有幾十種評價和研究《楚辭》的書目經他審定，他親自加了《關於楚辭及楚辭研究六十九家目錄》這樣一個標題，印發給與會代表。至今我仍然珍藏著這份目錄。無論外出或在中南海，他身邊總離不了《楚辭》及有關作品。1964年8月，他在北戴河曾談到：《天問》了不起，幾千年以前，提出各種問題，關於宇宙、關於自然、關於曆史。這些都表明毛澤東側重從理性的角度來評價屈原的著作的價值。毛澤東尤愛讀《離騷》，大概是《離騷》借用神話，表示了對楚國現實政治乃至君王的批判，對理想社會秩序的構想和追求。1958年8月毛澤東在修改《教育必須與生產勞動相結合》這篇文章(陸定一撰寫)時，曾寫了一段話，特意把“屈原批判君惡”，同荀子的人定勝天，……司馬遷的頌揚反抗，王充、範縝、柳宗元、張載、王夫之的古代唯物論等列在一起，看作是中國教育史、思想史上具有進步的人民性的代表。這表明了毛澤東對屈原具有濃鬱神話色彩的創作的現實意義和思想價值的高度讚賞。
訪問者：
據說湘楚學風的另一個重要特征是務實，這對於自幼生長在湘楚大地，並受湘楚學風薰陶的毛澤東有何影響?
林克：
實用理性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特征，而湘學尤甚。這種學風，早可追溯到王夫之，他主張“趨時而更新”“、因時而變法”，其經世致用之風，對社會影響極大。從魏源、曾國藩、胡林翼到譚嗣同、楊度、黃興、蔡鍔，以及楊昌濟，這種湘學學風的崇實精神，綿延不斷，而毛澤東可以說是這一學風的直接繼承者。正如人們所說，湘學以“禹墨為本，周孔為用”，崇尚艱辛勤勞，提倡獨智大醒，貴“ 誠”而蔑“ 浮”，重視現實，不圖虛名。大概這種務實求簡、濟世憂國的文化傳統，使湖南人才輩出，大多集學問與政治於一身。毛澤東青年時也深受湘學學風影響，非常推崇顧炎武、顏習齋、李恕穀、曾國藩的“實學”精神。他在 1917年8月23日致黎錦熙的信中認為：支持社會變革的人們，應有“內省之明”和“外觀之識”。依此觀之，他表示“愚於近人，獨服曾文正(即曾國藩，文正是清朝加給曾國藩的諡號)”。毛澤東的課堂筆記中還有這樣的記載“：滌生(即曾國藩)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湘學務實精神對毛澤東的求實思想性格的形成是頗有影響的。
作為現實主義的政治家和開創曆史新紀元的革命實踐家，求實是毛澤東最突出的品質。他重視理論，但是更為重視實踐。他從不把理論當做僵死的教條，而是作為推動和指導實踐的指南。他那豐富多彩的浪漫主義理想，總是和熱烈而現實的實踐活動密切結合在一起。理論和實踐總是為了實現他那明確的改造中國的宏大目標和各個時期的中心任務。湘楚文化的薰陶和革命鬥爭的實踐，培育了他那具有鮮明個性和非凡魅力的求實精神和浪漫情懷。毛澤東從學生時代起，就力求把他的抱負和理想付諸實踐。他在《講堂錄》中說：“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則汗漫九垓，遍遊四宇尚已。”為了使理想成為現實，他主張德、智、體三育並重，變化民質，身心並完。他提倡“文明其精神，野蠻其體魄”。為了改造國家與社會，強調必須從改造自我做起，不但要實現“今日之我與昨天之我挑戰”，而且要實行“來日之我與今日之我挑戰”。
訪問者：
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對毛澤東確立馬克思主義的信仰有什麽影響?這兩種文化的矛盾和衝突在毛澤東身上有無表現?作為一個現實主義的政治家，他的理論和實踐有什麽獨特的特色?
林克：
我以為不同時期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對毛澤東的世界觀的影響，也是不同的。這同他對中西文化的看法也是密切相關的。在青年時期，中國先秦時期湘楚文化、宋明理學對他有明顯的影響。湘楚文化賦予他一種浪漫主義的色彩和向舊的傳統秩序挑戰的精神。他把宋代以朱熹為代表的理學和明清以顧炎武、王夫之為代表的實學與西方近代的唯物主義思想結合起來，為他以後確立馬克思主義信仰和提出“實事求是”思想路線創造了條件。他把理學傳統同新康德主義、新黑格爾主義相融合，對形成他改造世界觀的基本思想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影響他樹立馬克思主義世界觀的最重要因素，應該說是他青少年時期對中國農村的深入調查了解和他在“五四”運動的思想解放的影響下所參與的各種社會政治活動的實踐，其中包括他步行千裏在湖南五個縣的社會調查，他建立新村的實驗，工讀主義以及辦工人夜校等，他在20年代初參與工人運動的實踐。
毛澤東青年時代的思想是比較駁雜的。正如他後來自己說的：在這個時期，我的思想是自由主義、民主改良主義、空想主義等思想的大雜燴。但我反對軍閥和反對帝國主義是明確無疑的。毛澤東的反帝愛國思想是他從民主主義轉向馬克思主義的思想基礎。這種民族感情使他在對中西文化的評價選擇上更加審慎。他既肯定了中國傳統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又注意到西方文化中的消極影響。1920年12月，他在給蔡和森等人的信中明確表示信仰馬克思主義。他又說，他不同意絕對的自由主義、無政府主義、德謨克拉西主義的根本原因之一，就是這些主義“理論上說的好聽，事實上是做不到的”。毛澤東接受和確立具有鮮明的批判性和戰鬥性的馬克思主義是比較容易的，而如何把它有效地運用於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的具體實際，則需要艱巨、更富創造性的實踐。
毛澤東在運用馬克思主義改造舊中國的實際中，不可避免地與中國傳統文化和西方文化發生矛盾與衝突。譬如，同中國傳統文化救世思潮的矛盾與衝突，突出地表現在“五四”時期，毛澤東對“中體西用”保守的改良主義的主張集中地批判。他認為它是一種“自大的思想”、“空虛的思想”“、以孔子為中心的思想”。他認為，近代以來中西方社會文化的衝突和中國的失敗，其原因是資本主義社會高於封建社會。毛澤東青年時期提出的“取於外乃足以資於內”和後來提出的“洋為中用”的主張，體現了他吸收西方文化的基本思想和同全盤西化論者的分歧和衝突。同托陳派思想的分歧和衝突主要表現為在中國革命的性質、步驟和任務等問題上的衝突。托陳派認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反帝反封建)在中國已經完成，中國共產黨應放棄土地革命和武裝鬥爭，轉而進行合法鬥爭、議會鬥爭。”1930年6月，毛澤東主持召開的紅四軍前委(前敵委員會)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的決議明確指出：“機會主義反對派陳獨秀們說中國農村已經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隻是殘餘的殘餘，他們的結論要放棄民權革命，取消對地主的鬥爭。”以上三種思潮(“ 西化”“、守舊”或“ 取消”)有一個共同點，即在理論上抵製或放棄馬克思主義的文化主張，在實踐上反對中國共產黨的社會改造方針。30年代到40年代，以毛澤東為代表的正確主張，同“左”傾教條主義的矛盾和衝突，其實質是馬克思主義普遍原理和具體結論，同中國國情和文化傳統如何結合的問題。1938年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上，毛澤東首次鮮明提出“馬克思主義的中國化”。王明表示反對。此後，毛澤東領導的延安整風，實際上是一場批判黨內“洋八股”——全盤西化論，正確對待民族傳統文化的思想認識運動。通過延安整風，全黨才從認識上真正解決了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實際、同中國傳統文化相結合和如何結合的問題。
訪問者：
毛澤東作為一個偉大的政治家，他的思想理論最突出的特點是什麽?
林克：
我個人的體會，毛澤東思想理論體係最大的特點是它的實踐性，此外，還有開放性和獨創性等顯著特點。下麵我試圖作概括的闡述，其中特別著重它的實踐性。
毛澤東是開創曆史新紀元的革命實踐家。他的思想理論體係最大的特點是實踐第一的觀點。他重視理論，但更為重視實踐。他不是為理論而研究理論，他研究理論是為了指導實踐。1956年他在《同音樂工作者的談話》中說道：“向古人學習是為了現在的活人，向外國人學習是為了今天的中國人。”他認為，無論是中國傳統文化還是西方文化，都是古人和外國人根據當時當地的現實需要創造出來的。他認為我們今天學習、吸收和運用中西文化中的精華，既不是以西方文化來否定中國傳統文化，也不是以中國傳統文化排斥外來文化。他既反對“中體西用”又反對全盤西化。他認為一切都是為了現實的需要，為了中國革命和建設的實踐。
1942年，毛澤東明確地指出：一切空話都是無用的，必須給人民以看得見的物質福利。有同誌不懂得經濟工作的重要性，不管不問，或者是中了董仲舒們所謂“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這些唯心的騙人的腐話之毒。……我們不能餓著肚子去“正誼明道”，我們必須弄飯吃，離開經濟工作談教育、學習不過是多餘的空話。離開經濟工作談“革命”，不過是革財政廳的命，革自己的命。他還告誡人們：食之者眾，生之者寡，用之者疾，為之者舒，是要塌台的。
為了中國的革命和建設的實踐，他總是把了解中國國情擺在第一位。1920年，他提出：要改造中國，首先要了解中國的國情，不僅要了解中國的曆史，還要了解中國的現狀;不僅要了解中國古今的思想文化，還要了解中國古今的政治經濟製度。
為了了解中國國情，毛澤東曆來十分重視調查工作。1930年5月，他在尋烏寫了《調查工作》的文章(1964年6月，此文公開發表時毛澤東將題目改為《反對本本主義》)，提出了“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的著名論斷。1931年4月2日，他又發展了這一思想，進一步提出“：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的科學論斷。
毛澤東在領導中國革命和建設的一生中，做過許多社會調查，對解決中國革命與建設中的重大問題起過關鍵性的作用。調查研究、實事求是，一切從實際出發，理論聯係實際的思想，後來便形成了毛澤東倡導的“馬克思主義的普遍原理和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路線。由於他重視實踐，他對中國國情了解和認識的深刻、廣泛和具體的程度遠遠超過他同輩中的許多領導人。他把馬克思主義原理與中國具體實踐相結合的思想創造出一係列適合中國國情的方針、政策和戰略：以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黨的建設、軍隊建設、根據地建設、統一戰線、靈活機動的戰略戰術，都是黨內理論家們所不能企及的。
在大革命、土地革命時期，毛澤東的實踐主要是用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來分析中國曆史和現實中的階級關係和農民的命運，總結土地革命的經驗，解決農民革命及其道路問題。在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毛澤東為代表的中國共產黨人主要是在艱苦的條件下同共產國際和中國黨內的教條主義傾向作鬥爭，致力於馬克思主義同中國國情相結合，《反對本本主義》就是這方麵的代表作。延安時期，毛澤東撰寫了一批著名的理論著作，如《新民主主義論》等，這標誌著毛澤東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在理論上和文化思想上的成熟。他在總結“五四”運動後的思潮時，提出了馬克思主義的教條化和全盤西化，即全盤資本主義化的問題。強調在借鑒西方文化時，要始終貫徹中國人采用中國方式來行事。
從七屆二中全會到1956年“八大”前後，以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為中心，毛澤東進一步發展了他的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思想。在1945年4月24日“七大”上所作《論聯合政府》的政治報告中，他明確提出了廣泛發展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認為“隻有好處，沒有壞處”。他認為，在落後的農業國發展一部分資本主義是進步的，是必須的。這是為了發展生產力，為過渡到社會主義創造條件。他還批評了“在農民出身的黨員占多數的黨裏長期存在的”“民粹主義”思想。這種思想的實質就是拒絕或排斥資本主義的文明，試圖由封建社會發展到社會主義，中間不經過資本主義。因此，他提出，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1953年，根據毛澤東的思想，中共中央出了過渡時期的總路線，毛澤東創造性地開辟了一條適合中國國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道路。
1956年，過渡時期結束，同時蘇共二十大以後蘇聯社會主義模式的種種弊端暴露出來。毛澤東對中國社會主義建設的道路又進行了新的探索和實踐。在總結中國的建設經驗和以蘇聯經驗為鑒戒的基礎上，他發表了《論十大關係》和《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他強調對外國的經驗不能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一概照搬。我們不能吃人家吃過的饃饃。明確了中國建設社會主義必須根據本國情況這一指導思想。他以後曾多次說過，“從1956年提出十大關係起，開始找到一條適合中國的路線。”這種大膽的獨立探索反映了毛澤東的獨創性。
1953年2月7日，在全國政協會議上，毛澤東說：我們這個民族，從來就是接受外國的優良文化的。我們的唐三藏法師，萬裏長征，比後代困難得多，去西方印度取經。1956年1月在關於知識分子問題的會議上，毛澤東正式提出了“技術革命”、“文化革命”的概念。同時強調，我們要在十幾年內把外國的好東西統統拿過來，我們中國曆史上有許多朝代，漢朝、唐朝就是這麽做的。唐朝政府開會奏的樂，有七種音樂、七種舞蹈，有六個節目都是外國的，隻有一個節目是中國的。搞久了，就成為中國的了。《關於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一文中提出：“一切國家的好經驗都要學，不管是社會主義的，還是資本主義國家的。這一點是肯定的。”在《論十大關係》一文中，毛澤東明確指出：“一切民族、一切國家的長處都要學，政治、經濟、科學、技術、文學、藝術的一切真正好的東西都要學。”如果考慮到當時，我國還處於帝國主義對我國封鎖、包圍的時期，毛澤東仍然提出向一切國家，包括資本主義國家學習它們物質和精神文明的口號，這不僅充分顯示了他開拓的胸懷，而且充分表現了毛澤東思想的開放性。直到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澤東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的談話中，還說“：在社會主義製度下，雖然沒有一個階級推翻另一個階級的革命，但是還有革命，技術革命、文化革命，也是革命。”顯然，這時毛澤東所說的文化革命是指科學技術、生產力方麵的革命。這與1966年他發動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是完全不同的。
訪問者：
毛澤東作為政治家，他最大的特點是他的實踐性，這已經比較清楚。但他又是一位極富想象和浪漫主義的偉大詩人。作為一個詩人，他最突出的特色是什麽，你有什麽體會?他的浪漫主義的詩人氣質對他作為政治家的活動，又有什麽影響?
林克：
作為一個傑出的詩人，我認為他最大的特點是革命的浪漫主義色彩，這表現為：他豐富的想象力、崇高的理想精神、超越時空的情懷和天才的預見能力。不守陳規，富於想象，特立獨行，不滿現狀，不斷進取，富於創造，這是毛澤東最重要的性格特征。豐富的想象力，超越的氣魄，敏銳的預見性，對於開創嶄新事業的政治家來說，是不可或缺的素質。1960年5月2日，毛澤東同山東省委負責人談話時，聽說擁有渤海、黃海的山東缺水時，他隨即念出唐朝詩人李賀《夢天》詩中的詩句：“黃塵清水三山下，更變千年如走馬。遙望齊州九點煙，一泓海水杯中瀉。”大意是說詩人夢遊天空，俯視人間，滄海變桑田，千年如瞬息。遼闊的中華大地上，齊魯大地和海洋，渺小得像九點煙、一杯水。詩中美麗、幻想的神話，引起毛澤東的現實聯想：能把海水變淡水，水就多了。要想法研究利用海水。毛澤東這種敢於想人之未敢想，言人之未敢言，行人之未敢行的性格，賦予他開創新時代的非凡魅力，使他在中國革命和建設的艱險曆程中，能戰勝許多困難，把握曆史發展的方向，成為令人敬佩和信服的政治家和領袖。
毛澤東思想性格上另一大特點，就是他那強烈的理想主義精神。他那浪漫瀟灑的詩人氣質和廣博的知識素養，形成了他那個性鮮明的理想，氣勢磅礴的意誌，堅強的信心和未來的宏偉目標。他比誰都更實實在在地設計了一條民族獨立解放之路，又比誰都浪漫灑脫，以詩人的激越的熱情和豪壯的自信，探索著曆史的規律和未來的道路。現實主義和理想主義完美的結合，構成了毛澤東獨特的魅力。正是這種魅力和對未來的樂觀精神、堅定信心，感染、激勵著億萬中國人民，並贏得了他們的信任。他的最大的功績在於使中國人民獲得了獨立自主的信心。
毛澤東性格中還有一個重要特色，就是他那超越的意識和情懷。他那充滿理想的情懷使他超越時空，超越現實，在那極富想象的世界裏，自由馳騁和翱翔。
他經常表現出人事與天道關係的超越情懷。青年時期毛澤東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和其他文章通信中一再表示毀棄世間法則、人人皆為聖賢的社會理想。他選擇和嚐試過一種財產公有、人人平等、個個自由、共同勞動，世外桃源式的共同生活。這就是“新村主義”。毛澤東還提出過“湖南共和國”的主張。這種主張減少了“新村主義”的空想成分，增加了實用主義因素，從理想走向現實。顯然這一模式並未超出資產階級民主共和國理論的範疇，它反映了毛澤東追求理想社會製度的艱苦的探索。
在成為馬克思主義者之後，毛澤東在實踐中創造性地運用和發展了馬克思主義，他不認為馬克思主義是不能再攀越的頂峰。他性格上的突出表現就是解放思想、破除迷信的超越意識。毛澤東1959年在讀蘇聯《政治經濟學(教科書)》社會主義部分時，說道：對我國來說，馬、恩、列的書，必須讀，這是第一。但任何國家的共產黨人，任何國家的無產階級思想界都要創造新的理論，寫出新的著作，產生自己的理論家，來為當前的政治服務。他還進一步發揮說：一切個別的、特殊的東西都有它的產生、發展與死亡。每一個人都要死，因為他是產生出來的。地球、人類都是產生出來的，都會滅亡，然後有更高級的東西來代替。馬克思主義也有它的發生、發展和死亡，然後有更高的東西來代替它。我從頭到尾參加了這次讀書活動，並聽到他的這次談話。
訪問者：
毛澤東是中國當代最偉大的詩人，這已是人們的共識。他的詩詞豪邁奔放、博大沉雄，清新瑰麗、意境高遠，極富於想象和浪漫主義，確有一種非凡的魅力。他的詩人的氣質和浪漫的情懷是如何造就的，你能否談談你的見解?
林克：
偉大的時代，才有偉大的詩人。毛澤東植根於中國的土地上，植根於人民群眾中，半個世紀的豐富而又激烈複雜的鬥爭生涯，孕育了他宏偉瑰麗的詩篇。他集偉大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軍事家和詩人於一身，他既有政治家的偉大胸懷，又有哲學家的深邃睿智，又具有詩人的豪情和才思。這一獨特的條件造就了他深厚的藝術修養和詩人的天才。他的詩詞謳歌祖國壯麗的山川，抒發革命的壯誌豪情，評說幾千年的曆史，描繪中國革命和建設事業的艱難曲折、悲壯蒼涼、威武雄壯和光輝勝利的曆程。因此，可以說他的詩是一部史詩。他從不為寫詩而寫詩，而是在長期革命鬥爭的風浪中培育的堅強意誌、樂觀精神、英雄主義的偉大人格，蘊積在胸中的革命激情，噴湧而出，渾然成詩。所以，他的詩詞總是震撼人心，振聾發聘，催人奮進，給人以信心、力量和勇氣。這正是他的詩詞與常人不同之處，也是他的詩詞獨特魅力之所在。他的詩詞不取“五四”以來流行的白話體，而用傳統形式，表現新事物、新意境、新時代，具有鮮明的民族風格和時代精神，顯示了他深厚的古典詩詞的素養和銳意創新的精神。
毛澤東的詩詞豪邁奔放、浪漫雄奇、瀟灑飄逸，在中國古今詩壇上獨領風騷。他的浪漫情懷最突出地表現在他的詩詞創作上。
他1936年寫成的《沁園春·雪》是一篇代表毛澤東詩詞豪放風格的傳世之作：
北國風光，千裏冰封，萬裏雪飄。望長城內外，惟餘莽莽，大河上下，頓失滔滔。山舞銀蛇，原馳蠟象，欲與天公試比高。須晴日，看紅裝素裹，分外妖嬈。
江山如此多嬌，引無數英雄競折腰。惜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一代天驕，成吉思汗，隻識彎弓射大雕。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
在這首詞中，他歌頌了祖國自然的壯美，評論了兩千年封建曆史，讚美了當代的英雄人物。他那雄視大江南北的廣闊視野，縱論古今人物的宏偉氣魄，被人譽為千古絕唱。
這首詞上闋是描繪雪景中中國北方的山川。雄偉的長城，被雪覆蓋了巍峨的雄姿，奔騰咆哮的黃河，突然失去了滾滾的波濤，北國大地，被一派茫茫紛飛的大雪籠罩著。但詩人都賦予這些靜物以生機勃勃的生命力，這些山如飛騰的銀蛇，平原像奔馳的蠟象，要同青天比個高低。北國大雪中的山川何等生動，何等壯麗。作者充滿浪漫情懷的筆鋒突然一轉，寫道，等雪霽天晴，這大地卻像紅裝素裹的少女，嬌豔動人。
下闋是評論兩千年的曆史。詩人認為秦始皇、漢武帝，武功甚盛，而文治方麵的成就略有遜色。唐太宗、宋太祖都是創業的皇帝，但文化素養方麵略嫌不足。最後三句：“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毛澤東自注說，這是指無產階級。他這首詞的目的在於借歌頌祖國大好河山，發自己強烈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激發人民群眾的民族意識和愛國熱情。
關於這首詞還有一段佳話。1945年8月，毛澤東、周恩來到重慶同國民黨和談，柳亞子將他作的一首詩贈給毛澤東並索要毛澤東的詩作。10月7日，毛澤東給柳亞子一信並附上本書剛才所引的《沁園春》詞一首，柳亞子讀後詩興勃發，步原韻和了一首。重慶報紙刊登後，重慶文化界為毛澤東在詞中表現出的胸懷氣魄、文采、詩情所傾倒，在文化界掀起了一股《沁園春》唱和熱。
柳亞子在和毛澤東《沁園春·雪》一詞中，曾這樣評價毛澤東的詩詞：
才華信美多嬌，看千古詞人共折腰。算黃州太守(指蘇軾，號東坡居士，北宋文學家)，猶輸氣概;稼軒居士(辛棄疾，號稼軒，北宋豪放派著名詞人)，隻解牢騷;可笑胡兒，納蘭容若，豔意濃情細細雕。君與我，要上天下地，把握今朝。
柳亞子認為，毛澤東才華超群，曆代詞人無法與之媲美。蘇軾詞雖氣魄豪放，但不如毛澤東。至於滿族詞人納蘭性德，隻會雕飾豔麗濃鬱的感情而已。隻有毛澤東才是古往今來中國最偉大的詩人。
毛澤東還有不少傑出的豪放風格的詩詞，如《七律長征》。中國紅軍二萬五千裏長征，其行程之遠，犧牲之大，經曆之苦，在中外曆史上都是絕無僅有的。但毛澤東在詩裏，隻表現了勝利的喜悅和對困難犧牲的蔑視，這是何等崇高的革命英雄主義!再如《念奴嬌·昆侖》一詞，是毛澤東在長征路上，借描繪昆侖山的磅礴形象，用革命浪漫主義的雄奇想象，抒發自己改造中國與世界的偉大胸懷和理想，就不一一列舉了。
1957年5月21日，毛澤東同我談到了他寫的幾首詩詞的主題思想。他說，《沁園春·雪》這首詞是反封建的，借“秦皇漢武，略輸文采;唐宗宋祖，稍遜風騷”等等，隻是從一個側麵來批判封建製度的，隻能這樣寫，否則就不是寫詞而是寫曆史了。《念奴嬌·昆侖》這首詞主題思想是反帝的。《菩薩蠻·黃鶴樓》是描寫大革命失敗前夕，心潮起伏的蒼涼心境。《水調歌頭·遊泳》則是反映社會主義建設的。1962年4月，他還同我談到《浪淘沙》一詞的寫作緣由。他說，李煜(五代時南唐國主，世稱李後主)寫的《浪淘沙》都是婉約的，沒有豪放的，他要反其意而行之。因此，以《浪淘沙》的詞牌寫了一首豪放的詞。
毛澤東性格中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永遠不滿足現狀，永遠要求變革，以便使現實與理想的境界達到最完美的結合。他的詩既反映現實，又超越現實，執著而熱烈地追求美好的思想。因此，他的詩詞帶有濃鬱的理想的光輝和絢麗的浪漫主義色彩。他的詩詞是革命現實主義與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典範。
《七律答友人》一詩，就是詩人把對家鄉的懷念和奇妙的神話融為一體，譜寫的一曲對家鄉湖南的美麗讚歌。當時國家處於困難時期，而此詩以浪漫主義的創作方法和瑰麗的藝術形象，熱情地鼓舞中國人民不畏困難，頑強奮鬥，努力追求和創造祖國的錦繡前程。這首詩充分表現了詩人對理想世界的熱烈追求和充滿信心。全詩如下：
九嶷山上白雲飛，帝子乘風下翠微
斑竹一枝千滴淚，紅霞萬朵百重衣
洞庭波湧連天雪，長島人歌動地詩
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
這是一幅絢麗多彩的畫卷。九嶷山上白雲飄動，神話傳說中上古時代的神仙姊妹娥皇、女英從蒼翠的九嶷山上乘風飄落人間。回顧辛酸悲慘的過去，猶如點點淚痕的斑竹;展望今朝的幸福生活，有如燦若紅梅的彩衣。在湖南的大地，看到洞庭湖湧起連天雪浪，聽到湖南人民唱出一曲曲感動天地的詩句。從湖南光輝的前景，聯想到中國燦爛的未來。這首詩是浪漫主義的代表作之一，能夠與它媲美的還有《蝶戀花·答李淑一》，這也是一篇優秀的藝術佳作，是用神話構成的文采絢麗的詩篇。
毛澤東的詩詞，不僅豪放、奇幻，而且瀟灑飄逸，輕鬆歡快，富於感情色彩和生活情趣。不論是兒女柔情、朋友深情和戰友豪情，都情真意切，非常感人。
他1925年寫的《沁園春·長沙》一詞，充分顯示了毛澤東青年時代瀟灑風流的精神風貌。
獨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頭。看萬山紅遍，層林盡染;漫江碧透，百舸爭流。鷹擊長空，魚翔淺底，萬類霜天競自由。悵寥廓，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攜來百侶曾遊。憶往昔崢嶸歲月稠。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曾記否，到中流擊水，浪遏飛舟?
這首詞的上闋，是描繪湖南長沙在萬山紅遍、層林盡染的秋天的自然風光，萬物在自由活動，詩人忽然對著蒼天發出神州大地應該由誰來主宰它的命運的慨歎。下闋則述說一代“風華正茂”的風流學子，“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的愛國激情和“中流擊水，浪遏飛舟”的灑脫情懷和積極樂觀的人生情趣。1923年，他辭別楊開慧的《賀新郎》詞句，“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堪稱一曲兒女情和愛國誌的交響曲。《六言詩·給彭德懷同誌》是表達戰友豪情的感人詩篇。這首詩形象化地讚頌了彭德懷的英武氣概、超人膽略和彪炳戰功。
在日常生活中，毛澤東也經常顯示出他那詩人的氣質、灑脫的性格。1955年春夏之交，他來到杭州，連日攀登南高峰、北高峰、玉皇頂等山峰。一日他登上北高峰，心情極佳，即興吟詩一首：
三上北高峰，杭州一望空。
飛鳳亭邊樹，桃花嶺上風。
熱來尋扇子，冷去對美人。
一片飄颻下，歡迎有晚鶯。
吟罷，他說，現在不冷也不熱，正好學英語。又一天，他攀上莫幹山，歸途中他餘興未盡，口占《看山》詩一首：
翻身複進七人房(指汽車)，回首峰巒入莽蒼。四十八盤才走過，風馳又已到錢塘。
毛澤東的情懷與錦繡江山融為一體，真是瀟灑莫如毛澤東!
毛澤東的詩詞造詣深和他一生酷愛古典詩詞密切有關。不論在硝煙彌漫的戰火之中，還是建設繁忙之秋，他吟誦不斷，直至暮年，仍手不釋卷，愛之彌深。他讀過的古典詩詞歌賦，難以勝數。上起先秦，下迄晚清，諸家各體，無不綜覽。他終生酷愛《楚辭》，對初唐四傑詩文也甚喜愛，他不止一次要我找《初唐四傑集》、《王勃傳》等等。他對唐朝著名詩人李白、李賀、李商隱的詩非常喜愛。
作為獨領風騷的詩人毛澤東，古代豐富的神話傳說也是他藝術創作的土壤和源泉，他善於從神話傳說中汲取靈感和養料。至今公開發表的50首詩詞中，就有20來首含有神話典故。毛澤東的詩詞宏偉博大、氣勢磅礴、意境高遠，超凡脫俗、雄奇瑰麗、文采風流。中華民族的文化藝術，年來，綿延不斷，燦爛輝煌，但運用革命現實主義和革命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獲得如此成就的，還無人能超過他。已故南國詩人柳亞子先生贈給毛澤東的詩句“推翻曆史三千載，自鑄雄奇瑰麗詞”，可以作為毛澤東詩詞的千古定評。
三 “虎氣”與“猴氣”
訪問者：
毛澤東在1966年7月8日給江青的信中曾說過：“ …我的朋友的講話，中央催著要發，我準備同意發下去，他是專講政變問題的。這個問題像他這樣講法過去還沒有過。他的一些提法，我感覺得不安，我曆來不相信我那幾本小書(按：指《紀念白求恩》、《為人民服務》、《愚公移山》等)，有那樣大的神通。現在經他一吹，全黨全國都吹起來了，真是王婆賣瓜，自賣自誇。”
“在我身上有些虎氣，是為主，也有些猴氣，是為次。我曾舉了後漢人李固寫給黃瓊信中的幾句話：‘嶢嶢者易折，皦皦者易汙。陽春白雪，和者蓋寡。盛名之下，其實難副，這後兩句正是指我。我曾在政治局常委會上讀過這幾句。人貴有自知之明。今年4月杭州會議，我表示了對朋友們(指林彪等)那樣提法的不同意見。可是有什麽用呢?他到北京五月會議上還是那樣講，報刊上更加講得很凶，簡直吹得神乎其神。這樣，我就隻好上梁山了。我猜他們的本意，為了打鬼，借助鍾馗。我就在20世紀60年代當了共產黨的鍾馗了。”
他講的“虎氣”與“猴氣”都有怎樣的內涵?而它們在毛澤東的性格上又有什麽體現?
林克：
毛澤東這封信的內容雖然主要是批判林彪上述那個講話的，但是，它的內涵卻要豐富得多。它不同尋常的意義在於它體現了毛澤東一生鮮明的個性和他那大無畏的英雄氣概。同時，也反映了毛澤東性格上存在的矛盾和衝突。毛澤東這種形象化的說法，充滿了辯證思維。
我理解“虎氣”，就是原則性，類似儒家的浩然之氣和法家崇高的目標、堅定的意誌、是非鮮明的態度、凜然大義的精神、不屈不撓的鬥爭和豪壯的獻身精神。隻要他認定是正確的目標，就執著追求，至死不悔。正如他早年在《講堂錄》中所說“：聖人之所為人不知之，曲彌高和寡也。人恒毀之，不合乎眾也。然而，聖者之道，不求人知，其精神惟在天地而無疑，放四海而皆準，俟百年而不惑，與乎無愧於己而已，並不怕人毀。故曰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毀之也愈益甚，則其守之愈益篤，所謂守死以善道是也。……泰山崩於前而色不動，猛虎擲於後而魂不驚，獨立不懼之謂也。”
“曲高和寡”是一種清高與自尊“。舉世非之而不加沮。而且毀之也愈益甚，則其守之愈益篤”，是說對毛澤東來說，即使是全社會都不讚同，他也不會沮喪。而且對他攻擊得愈厲害，則他越堅持他認為的真理。逆境、挫折、困難和挑戰隻能激起他更大的熱情、更頑強的意誌去奮鬥。
毛澤東講到的“猴氣”，就是靈活性，則與道家、老莊的超凡脫俗，浪漫灑脫，無拘無束，適意即興頗有相通之處。我理解他所說的“猴氣”，包含著不滿現狀，要求變革;不守成規，喜歡變動;獨立思考，不願盲從;不講排場、不擺架子，而且灑脫不羈。總之，就是破除迷信，解放思想，敢想、敢說、敢幹。
毛澤東早期就誌向高遠，氣概不凡，性格豪放。他大聲疾呼“：激厲奮進，衝決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汙澤。”他表示，“不願犧牲真我，不願自己以自己做傀儡。”就是說不願犧牲個性，隨波逐流。他認為不合理之事，絕不妥協。他豪邁地說：天、地、鬼、神、資本家不要怕。與天奮鬥，其樂無窮!與地奮鬥，其樂無窮!與人奮鬥，其樂無窮!
在毛澤東接受馬克思主義的信仰以後，他認為，馬克思主義最重要的是講革命、造反和解放的道理。1939年12月，他在延安發表的演講中說：“馬克思主義的道理千頭萬緒，歸根結底，就是一句話：‘造反有理，。幾千年來總是說：壓迫有理，剝削有理，造反無理。自從馬克思主義出來，就把這個案翻過來了。這是一個大功勞。這個道理是無產階級從鬥爭中得來的，而馬克思作了結論。根據這個道理，於是就反抗，就鬥爭，就幹社會主義。”這充分顯示了毛澤東在困難、艱險、逆境中表現出的昂然鬥誌、堅定信念和無畏的氣概。
我想從幾個側麵談談“虎氣”與“猴氣”在毛澤東性格上的表現。
毛澤東一貫重視路線、政權、方針、重大理論和重大原則問題。凡是他認為是正確的，總是堅持不渝，絕不動搖和妥協。這就是他所說的“虎氣”。
在青年時期，毛澤東在致友人的信中就強調：“我覺得吾人惟有主義之爭，而無私人之爭，主義之爭，出於不得不爭，所爭者主義，非私人也。私人之爭，世亦多有，則大概是可以相讓的。”
在民主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時期，他經曆了多次黨內的路線鬥爭。例如：反對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反對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鬥爭，反對王明“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鬥爭，反對張國燾分裂主義的鬥爭;全國勝利後，反對高崗、饒漱石反黨聯盟的鬥爭，反對林彪反黨集團的鬥爭等等，他都采取了旗幟鮮明堅定的態度。
1935年的遵義會議是中國革命的一個轉折點。當時中央政治局的負責人博古作了關於第五次反“圍剿”的總結報告。毛澤東在會上發言，他一針見血地指出，博古同誌的報告“對反五次‘圍剿’的失敗，總結出的那些原因，我認為不能成立，因而，這個總結報告不是實事求是的，是在替自己的錯誤作辯護。我認為‘三人團’在指揮紅軍對付敵人的第五次進攻時，不客氣地說，犯了軍事路線的錯誤。這個錯誤，在整個戰爭中，歸納起來，表現為三個階段，其第一階段是進攻中的冒險主義，第二階段是防禦中的保守主義，第三階段，則為退卻中的逃跑主義。大家看看，是不是這樣?”
毛澤東的發言，態度誠懇，觀點鮮明，論據充分，鞭辟入裏，使大家信服。因此，遵義會議上確立了以毛澤東為核心的正確領導。
建國以後，毛澤東多次談到：對路線問題、原則問題我是抓住不放的。重大原則問題，我是不讓步的。1970年在廬山召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會議一開始林彪搶先發言，堅持要設國家主席，並宣傳“天才論”。陳伯達、黃永勝、葉群、吳法憲、李作鵬、邱會作等一起發難。毛澤東洞察了林彪集團的陰謀。他揭露他們搞突然襲擊、搞地下活動、心中有鬼。五個政治局常委瞞了三個。說林彪等人的活動是有計劃、有組織、有綱領的。綱領就是設國家主席，就是“天才論”。指出，有人急於想當國家主席，要分裂黨，急於奪權。天才問題，是搞唯心論的先驗論，說反天才，就是反對我。我不是天才。
毛澤東後來還說，我同林彪談過，他有些話談得不妥嘛!譬如說，全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現一個天才，不符合事實嘛!… 什麽“ 頂峰”啦“，一句頂一萬句”啦，你說過頭了嘛。他還說道，什麽“大樹特樹”，名曰樹我，不知樹誰人，說穿了是樹他(指林彪)自己。毛澤東還從曆史觀的高度批判了林彪集團宣揚的“天才論”，他認為，是奴隸(勞動群眾)創造曆史，而不是英雄創造曆史。
但毛澤東也有過矛盾。他在給江青的信中說：我是被他們(指林彪等人)逼上梁山的，看來，在重大問題上違心地同意別人在我一生還是第一次(指同意發表林彪專講政變問題的講話)，叫做不以人的意誌為轉移吧!
到了晚年，當毛澤東理論上出現失誤的時候，他仍然強調，思想上政治上的路線正確與否是決定一切的。黨的路線正確就有一切，沒有人可以有人，沒有槍可以有槍，沒有政權可以有政權。路線不正確，有了也可以丟掉。
毛澤東同其他的偉人一樣，有著堅強的意誌和強烈的自信與自尊。他青年時代就表現出獨立自主，敢想、敢說、敢為的性格和充滿自信。他曾自豪地表示：“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他與誌同道合的朋友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他寫文章說：“老先生最不喜歡的是狂妄，豈知古今真確的學理，偉大的事業，都係一些被人加著狂妄名號的狂妄人所發明創造出來的。”
轟轟烈烈的第一次大革命失敗後，革命處於低潮，在腥風血雨中，革命隊伍裏存在著悲觀情緒。毛澤東處變不驚，他透過暫時的黑雲和迷霧看到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堅信革命必定成功。他對革命前途充滿樂觀精神，他說，“它是站在海岸遙望海中已經看得見桅杆尖頭了的一隻航船，它是立於高山之巔遠看東方已見光芒四射噴薄欲出的一輪朝日，它是躁動於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個嬰兒。”他堅信：“中國革命走向高潮，一定比西歐快。”
日本侵華戰爭爆發後，悲觀論調一時甚囂塵上。毛澤東指出，隻要中國人民團結起來，堅持持久抗戰，就一定能取得抗戰的勝利。解放戰爭時期，他預測三四年時間便可打敗蔣介石政權。1947年初，即將撤離延安時，美國記者羅德裏克來訪毛澤東：“毛主席，在目前中國共產主義的前途看來的確黑暗，將來會怎樣?”毛澤東微笑著，沉思片刻緩慢地說：“兩年後，我邀請你到北京來探我。” 1948年底，他宣布“再需要一年左右的時間”就能取得政權。曆史證明，他的預見是何等自信而準確。毛澤東畢生堅持馬克思主義，但他對那些滿口馬列主義理論，而不了解中國國情的教條主義者從不盲從。他的自信不是出於固執和權力，而是因為他能運用馬克思主義世界觀和方法論，對革命前程作出科學預見。
當毛澤東的思想超越曆史的階段，超越實際的可能，超越群眾的意願時，他的自信就會出現失誤，出現不自信的潛流和心理。正如他給江青信中所流露的：晉朝人阮籍反對劉邦，他從洛陽走到成皋，歎道：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魯迅也曾對他的雜文說過同樣的話，我跟魯迅的心是相通的。我喜歡他那樣坦率。他說，解剖自己往往嚴於解剖別人。在跌了幾跤之後，我亦往往如此。可是同誌們往往不信。我是自信而又有些不自信。我少年時曾說過：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裏。可見神氣十足了，但又不很自信，總覺得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我就變成這樣的大王了。
毛澤東的這封信，一方麵表明他嚴於解剖自己的精神，另一方麵也表明在遇到一些挫折和失誤之後，他思想上也存在著自信與不自信的矛盾與鬥爭。50年代後期，有一天他曾問我是否有過憂愁。我回答說，是的，我經常有憂愁和煩惱，不過大小不同。他點頭表示理解。根據我的體會，他至少有過兩次大的憂愁。一次是1957年整風時期，他對我說：我可能捅了個大馬蜂窩。你看天下會不會亂?他擔心有些人不是在幫助中共整風，而是要反對以至取代中共的領導，反對人民政權。於是決心開展反右派鬥爭，不幸的是造成了反右鬥爭的擴大化。一次是在三年困難時期，1959年廬山會議時期，他熱心閱讀《楚辭》，他對國內的困難形勢，憂心忡忡，想繼續糾正“左”傾的失誤，克服困難。他的心與屈原在《離騷》中所抒發的感情(“長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艱。”“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產生了共鳴。然而他認為，“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就是他仍然堅持認為“三麵紅旗”是完全正確的，有人要否定“三麵紅旗”，因此，廬山會議後期發生了反右傾機會主義的悲劇。
在毛澤東的性格上還反映出農家本色的和學者睿智的矛盾與統一。他出身農家，早年就崇尚勤勞、節儉與刻苦，認為惟能安貧者能成事，視懶惰為萬惡之源。他早年曾說：“人而懶惰，農則廢其田疇，工則廢其規矩，商賈則廢其所鬻，士則廢其所學。既廢矣，無以為生，而殺身亡家乃隨之。國而懶惰，始則不進，繼則退行，繼則衰弱，終則滅亡，可畏哉。故曰懶惰萬惡之淵藪也。”晚年他提出懶、饞、占、貪、變的邏輯。
毛澤東出身農家，又要超越農家而成為傑出的人物，他不滿足於農家的實實在在，他還追求崇高的理想——改造中國與世界。所以他說“：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倫理學原理》批語)他的性格又反映了理想與現實的矛盾統一。他的性格既有農家的質樸粗獷，又具有學者的睿智。他一生生活簡樸，作風平易近人，和藹可親，幽默風趣，亦莊亦諧，但又嚴肅精明，明察秋毫。
毛澤東對清朝末代皇帝溥儀一直很關心。1961年溥儀獲釋後，毛澤東特意用家鄉菜設宴招待他。坐陪的有毛澤東的家鄉故舊章士釗、程潛、王季範和仇鼇等。我當時也參加了接待工作。毛澤東握著溥儀的手步入頤年堂，並讓他坐在自己身邊。毛澤東對溥儀開玩笑說：“你是我的頂頭上司，我做過你下麵的老百姓呢!”他還關心溥儀的婚姻問題，說“：還可以結婚嘛!”中共對戰犯改造政策就在這種輕鬆幽默的氣氛中得到了體現。
1965年7月26日，毛澤東在中南海遊泳池休息廳會見回歸祖國的李宗仁夫婦。李宗仁夫婦和機要秘書程思遠向接待廳走來時，毛澤東迎上前去，先同李宗仁夫婦熱烈握手說：“你們回來了，很好，歡迎你們!”然後，又握住程思遠的手說：“久聞大名，如雷貫耳!”程思遠一時驚愕得說不出話來。
坐定之後，毛澤東忽然說：“哈哈!德鄰先生，你上當了!“李宗仁不禁為之一怔“。蔣介石罵我們做‘匪’，你這次回來，豈不誤上賊船了嗎?!“ 毛澤東的幽默使李宗仁先生一時語塞。程思遠反應較快，他說：“我們搭上慈航渡登彼岸了。”在這種莊重的場合，毛澤東也是幽默詼諧，瀟灑自如。
中美隔絕20多年後，美國總統來華訪問，這是一件具有重大曆史意義的事情。1972年2月21日，毛澤東會見了尼克鬆。在這莊嚴的曆史時刻，近80歲高齡的毛澤東，盡管健康狀況不佳，但他仍不減當年的幽默風趣，思想敏捷，談笑風生，寓莊於諧。
毛澤東幽默地說：“我們的老朋友蔣委員長可不喜歡這個(指中美會談)。”接著又說“：其實，我們同他的交情比你們同他的交情長得多。”
毛澤東的談話，不僅幽默、無拘無束，而且出語驚人。他爽朗地笑著說，“上大選時，我投了你一票。”接著說：“我喜歡右派，人家說你們共和黨是右派，說希思首相也是右派。”尼克鬆補充說“：還有戴高樂。”毛澤東說“：戴高樂另當別論，人家還說西德基督教民主黨是右派。這些右派當權，我比較高興。”
毛澤東還具有一種謙遜、質樸的風度。他走路穩重，說話和氣，待人坦率，做事從容不迫。但他有時嬉笑怒罵，令人難以招架。70年代初，他批判林彪集團：一句就是一句，怎麽能頂一萬句?設國家主席，我不當國家主席，我講了六次，一次就算講了一句吧，就是六萬句，他們都不聽嘛，半句也不頂，等於零。……搞那麽多塑像，大理石的、花崗岩的、不鏽鋼的。你們在家睡覺，讓我在外邊站崗，風吹日曬雨淋，好不殘忍呀!
1958年10月，毛澤東和我談到細菌。他說，“我勸人們學習細菌那種從容不迫、堅決進攻的精神。它在龐大物體麵前，毫不在乎。它那麽小，但可以穿透很厚的磁缸，很厚的鋼板，在沸水和零下三百度可以生存。”這種形象化的比喻，與他那“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亂雲飛渡仍從容”的氣度，不是有許多真似之處麽!
毛澤東是個極富感情的人。在他身上既有英雄氣，又有兒女情。兩者形成了矛盾的對立和統一。雖然，無情未必真英雄，多情亦是大丈夫。但他的一生大部分時間裏兒女情融合、統一於英雄誌。
20年代初，毛澤東曾給楊開慧寫過一首《虞美人》的詞：
“堆來枕上愁何狀，江海翻波浪。夜長天色總難明，寂寞披衣起坐數寒星。曉來百念都灰盡，剩有離人影。一鉤殘月向西流，對此不拋眼淚也無由。”
對楊開慧表示了纏綿緋惻的眷戀之情。他另一首已發表的《賀新郎》詞，是作於1923年底，湖南軍閥趙恒惕下令通緝毛澤東，毛澤東奉中共中央的通知由長沙去上海轉廣州，準備參加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之前。這首詞流了他與楊開慧婚後第一次離別時的似水柔情和離情別緒，如“熱淚欲零還住”、“今朝霜重”、“ 半天殘月”“、淒清如許”、“天涯孤旅”等詞句,“昆侖崩絕壁”“台風掃寰宇”則比喻未來革命風暴的猛烈與壯闊，“憑割斷愁思恨縷”則表現了兒女情需服從革命誌的豪情。這首詞融慷慨與蒼涼於一體，情真意切，詞多慷慨，撼人心魄。
四 暮年的憂患與悲壯
訪問者：
毛澤東的晚年也是人們研究和評論的熱點之一。這包括他的生活和事業，成功與失誤。有的文章把他的性格作為主要因素，認為他的性格內向、孤獨，從而把他的晚年描繪為一個孤獨、淒涼、甚為可憐和具有一種失落感的撐著漏傘的獨行僧，說他的生命是在孤獨中畫上句號的。你對此有何評論?他的性格對他的晚年有什麽影響?
林克：
你提到的問題的確是一個重要而又複雜的問題，也是人們普遍關注的問題。在學術界也是眾說紛紜，缺乏共識。之所以如此，我認為有些研究人員缺乏整體把握的能力和科學的辯證方法，而隨意選擇某些片斷的史料，斷章取義。此外，由於毛澤東晚年的許多著述、講話和文獻目前還沒有公開發表，缺乏確實的第一手資料，也使這方麵的研究受到限製。
談到毛澤東的晚年，首先我們就不能不涉及他晚年的失誤。我認為他晚年的失誤，不能等同於他晚年全部思想，因為他晚年的思想，除了失誤以外，還有許多正確的思想。其次，什麽是毛澤東晚年，以什麽年限為界限?目前學術界認識也很不一致。我認為他的晚年從廣義上說有兩個階段：一是1957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前。這是10年建設、10年探索的時期，其間雖有曲折和像“大躍進”、“人民公社化”的失誤，但在工業建設、科學研究、國防尖端技術以及農田水利建設、農業現代化等方麵仍取得顯著成就;一是1966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時期。
從新中國成立到1964年，重工業部門累計新建大中型項目中有三分之二以上是在三年“大躍進”期間開工的。全國工業固定資產按原價計算，1966年比1956年增長了三倍。10年中，建設起武漢、包頭兩大鋼鐵基地，還有一批大中型鋼鐵基地也陸續在全國建成。1959年起3年內建起中國最大石油基地大慶油田。1965年10月，成功爆炸了第一顆原子彈。
我認為毛澤東的晚年主要是指“文化大革命”的10年。這10年雖然也在探索，但失誤嚴重，造成全國性大動亂。
毛澤東晚年的失誤，我認為最重要的是應從當時的政治、經濟、國際等社會曆史背景進行具體的分析，才能找出失誤發生的深刻原因及其經驗教訓。個人性格、傳統文化也是有影響的因素，但是它們不是主要的、起決定影響的因素。
這些社會曆史背景，這裏不再贅述。這裏主要是談毛澤東的性格特色，我想從這個角度談他的晚年的感情世界。
長期以來，毛澤東從忠實於馬列主義、忠實於人民利益出發，觀察和思考著社會主義社會存在的問題和矛盾，力求實現一種完美的社會主義理想，建立一個獨立、統一、富強、民主、平等的公正合理的社會。他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思路是符合馬克思主義的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的。他對於社會主義的構想中，既有許多寶貴的創見，也有一些脫離實際超越曆史階段的空想成分。蘇共二十大後，隨著蘇聯模式的弊端的暴露，毛澤東關於社會主義的構想產生了許多新思路。其中主要有：發展生產力是社會主義的中心任務;這個世紀上半個世紀搞革命，下半個世紀搞建設( 1957年3月20日，毛澤東在南京幹部會議上的講話);注意擴大社會主義民主;在社會主義社會“基本矛盾仍然是生產關係和生產力之間的矛盾，上層建築和經濟基礎之間的矛盾”;走適合中國國情的工業化道路等。
超越曆史階段的空想構想，例如： 1958年8月北戴河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的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預言：“共產主義在我國的實現，已經不是什麽遙遠的事情了。”這完全是一種超越曆史階段的空想。1966年5月7日，毛澤東在給林彪一封關於部隊農副業生產報告的指示信(後來稱為“五七指示中)，勾畫了他追求的理想社會的藍圖。這封信要求全國各行各業都辦成亦工亦農、亦文亦武、又批判資產階級的社會組織;辦成逐步取消社會分工和商品生產、逐步限製按勞分配和物質利益原則;實行平均主義的分配，是在自然經濟基礎上實行自給自足的社會。這是他構想的一個公正、合理、完美和純潔的社會主義，但這是一個有濃厚空想色彩的社會主義。
毛澤東試著逐步限製或取消商品、貨幣、工資製度的主張與他機械地理解馬克思關於社會主義社會的構想直接有關。馬克思、恩格斯在19世紀從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條件出發，預測未來社會將不再是商品經濟形態，而是產品經濟形態，是一個無商品、無貨幣、無市場的社會。也就是說由國家調節產品的生產和分配取代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毛澤東機械地理解這一論斷，脫離了中國是一個商品經濟不發達國家的現狀，忽視了理想的現實可能性，把理想當做現實，脫離了社會的實踐，因而是行不通的。在人民公社化運動受挫之後，毛澤東曾一再強調發展商品生產和尊重價值規律的重要性，但他一直沒有放棄他理想的社會主義。所以，1975 年他關於理論問題的講話，再次講到試圖逐步取消商品、貨幣和等級工資製度的原因。他認為八級工資製、按勞分配、貨幣交換，這些東西與舊社會沒有多少差別。
作為具有詩人浪漫氣質的政治家，毛澤東的思維方式、性格特征是與眾不同的。他一生都執著地追求理想的人格、理想的秩序和理想的社會。他經常同我談到，我們是住在地上，還是住在天上;我們是凡人還是神仙;我們是洋人還是中國人。他認為其他星球上如果有人，就會認為我們是住在天上，是神仙。外國人認為我們是洋人。他那豐富的想象、宏雄的氣魄、開闊的視野和奇麗的意境是其他領導人所不及的。在他的感情世界裏，現在與未來、時間與空間、天上與人間、想象與現實，往往融合在一起。在詩人想象中的神州大地是：“春風楊柳萬千條，六億神州盡舜堯。”(毛澤東《七律二首·送瘟神》)“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煙。”(毛澤東《七律·到韶山》)“陶令不知何處去，桃花源裏可耕田?”(毛澤東《七律·登廬山》，陶令指陶淵明，東晉詩人，曾作《桃花源記》)“我欲因之夢寥廓，芙蓉國裏盡朝暉。”(毛澤東《七律·答友人》，芙蓉國，指湖南省)
毛澤東在推進公社化的時候，對曆史上一些農民對大同世界的試驗表現了濃厚的興趣。在1958年底的鄭州會議和武漢會議上，他親自為《三國誌·張魯傳》作注解，印發與會者。他對張魯行“五鬥米教”的一些具體措施，如“ 置義舍”、“置義米肉”、“不置長吏”，皆以“祭酒為治”等表示讚賞，並拿來同人民公社的一些做法相對照，說這是免費住宅;政社合一，勞武結合;五鬥米道實施的群眾性醫療運動，有點像我們人民公社的免費醫療的味道;道路上飯鋪裏吃飯不要錢，最有意思，開了我們人民公社公共食堂的先河，大約有1600多年的時間了。他還說：曆代眾多的農民起義鬥爭，有相同的一點，這就是夢想平等、自由、擺脫貧困、豐衣足食。張魯搞了30多年，人們都高興這個製度，那是有種社會主義作風。我們這個社會主義由來已久了。
1958年10月，山東範縣作規劃，要用兩年時間過渡到共產主義。縣委書記向人們描繪了這樣的“新樂園”：“人人進入新樂園，吃喝穿用不要錢;雞鴨魚肉味道鮮，頓頓可吃四個盤;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樣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說天堂好，天堂不如新樂園。”這種勝過天堂的“新樂園”不過是在新時代條件下古代“桃花源”式社會的複歸。毛澤東看了山東範縣的規劃後，11月16日批語說：“此件很有意思，是一首詩，似乎也可行。”
毛澤東作為詩人，他那奔放的詩情把1500年前的詩人陶淵明幻想的“桃花源”同現實的人民公社聯係起來。公社化運動的挫折和造成的困難，雖然使毛澤東心情沉重，卻沒有改變他那追求美好的未來和極富想象的性格。他畢生的目的就是要破除迷信、解放思想、衝破束縛，堅信人定勝天，力求把現實社會改造得比天堂還美好。
晚年毛澤東的心目中，《西遊記》中孫悟空的形象，是有浪漫主義鬥爭精神的典型。他愛憎分明，敢於造反，具有“皇帝輪流做，明年到我家”這種敢於挑戰、反對極權、蔑視陳規、灑脫自由的個性。他偷吃玉帝禦花園裏的仙桃，耍弄各路大仙;為了抹掉生死簿上自己的名字，他敲開了地獄的大門;他一個筋鬥翻到天邊的擎天柱上，顯示他的自由個性。
毛澤東說自己性格中有些“猴氣”，可以理解為他那不怕鬼、不信邪、反對墨守成規、反對中庸之道、反對好好先生;不滿現狀，追求變革;充滿樂觀與自信;渴望搏擊、鬥爭、挑戰、造反。毛澤東與眾不同之處在於他始終不渝地保持了他自己的鮮明個性。這與孫悟空的性格有某些類似之處。
當然，毛澤東從來不是盲目的樂觀主義者。1968年，當他發動“大躍進”時，就曾表示：“一點不怕，無憂無慮，真正單純的樂神，從來沒有。每一個人都是憂患與生俱來。”越是追求完美的理想，就越發對現實感到憂患，越是感情激越，就越發感到暮年的悲壯蒼涼。
在毛澤東的晚年，這種憂患具有特定的內涵。他擔心“黨變修”“、國變色”。他和無數先烈建造的江山有毀於一旦的危險。他畢生信仰和捍衛馬克思主義的純潔性，他感到目前國際上眾多的共產黨，真正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不多，認為中國黨內懂得馬克思主義的人也不多，這便是毛澤東暮年感到的憂患。
1961年，毛澤東在《七律·和郭沫若同誌》1961年10月，浙江省紹劇團在北京演出紹劇《孫悟空三打白骨精》，郭沫若看過戲作詩一首，借以反對當時所說的現代修正主義。本詩主旨與郭詩相同。)一詩中，充滿激情地發出“今日歡呼孫大聖，隻緣妖霧又重來”的呼喚，渴望著“金猴奮起千鈞棒，玉宇澄清萬裏埃”。1964年1月，他同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談話時進一步解釋說：同修正主義鬥爭的轉折點是1963年7月14日蘇共公開信對中國的攻擊。“從那時起，我們就像孫悟空大鬧天宮一樣。我們丟掉了天條!記住，永遠不要把天條看得太重了，我們必須走自己的革命道路。”
在中蘇論戰公開化的同時，毛澤東也關注著國內的政治形勢。1966年3月30日他在一次談話中反複提出“：打倒閻王，解放小鬼。”“要把十八層地獄統統打破。孫悟空鬧天宮，你是站在孫悟空一邊，還是站在天兵天將、玉皇大帝一邊?”“如果中央出修正主義，地方要造反。”
1966年，毛澤東全麵發動了“文化大革命”。在1966年5月16日《中共中央通知》(簡稱《五一六通知》中，他對當時黨內和國家的政治情況的估計出現了嚴重的偏差。他認為，一批老幹部已變成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這些人在中央形成了一個資產階級司令部，有一條修正主義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在各地、各部門都有代理人。他認為他提出的建設社會主義的一係列主張，受到重重阻撓，因而對劉少奇等一些中央領導人的不滿和不信任感日益加重。這就是為什麽《五一六通知》中認定黨內出了“赫魯曉夫那樣的人物”的原因。在《五一六通知》發出後不久，他在同胡誌明的一次談話時說：“我們都是七十歲以上的人了，總有一天被馬克思請去，接班人究竟是誰，是伯恩施坦、考茨基，還是赫魯曉夫，不得而知。要準備，還來得及。”他對黨和國家的前途深感憂慮。作為執政黨的領袖，他極其關注黨和人民政權的鞏固，警惕資本主義複辟的危險性，完全是可以理解的。他為消除黨和政府中的腐敗和脫離群眾現象所進行的不懈的鬥爭，也深受黨和群眾的擁護和支持。但遺憾的是，他采取群眾運動的辦法，采取人治而不是法治的辦法，這樣一來把事情搞亂了，失去了控製，造成了損失。
毛澤東的偉大和成功，就是因為在漫長的革命和建設的進程中，始終保持詩人和政治家這兩種不同身份的平衡和協調，詩人是灑脫不羈，可以自由馳騁想象，而政治家必須考慮社會現實，對人民負責。他還很好地實現了求實精神同浪漫的理想、虎氣與猴氣對立統一的關係。但到50年代末和60年代中期，毛澤東自覺不自覺地以詩人的性格來從事革命與建設的實踐。這種平衡和協調被打破了。感情與理性，理想與現實，虎氣與猴氣的界限變得模糊了。有時感情、理想和猴氣衝破、壓倒、甚至淹沒了理性、現實與虎氣，這也是導致“大躍進”、公社化運動，特別是“文化大革命”悲劇的結果的因素。盡管他主觀上是為了發動群眾“公開地、全麵地、自下而上地揭發我們的黑暗麵”，建立他的公正、純潔、理想的社會。
最後，我想談談毛澤東晚年的感情世界。他是否如一些人所描述的，是在淒涼、失落和孤獨中畫上他生命的句號呢?我難以苟同這樣的看法。我認為毛澤東的暮年是在憂患、悲壯和灑脫中度過的。
毛澤東和他開創的事業一直是在經曆驚濤駭浪和艱難險阻中逐步前進的。到了他晚年依然如此。但無論怎樣的憂患、挫折和挑戰都未能動搖他的自信、從容和自傲。
50年代末，世界上曾掀起一股反華浪潮。1959年毛澤東說：“全世界反動派從去年起，咒罵我們，狗血噴頭。照我看好得很。 …… 他們罵得越凶，我們就越高興，說明我們取得了成就，讓他們罵上半個世紀吧!”毛澤東以他自己的方式傲視對手的攻擊和表達他自己的高度自信。60年代初，中蘇關係由惡化發展到公開論戰。1963年，蘇共發表公開信，首先對中國黨攻擊，挑起了這場論戰。毛澤東告訴帶來蘇共中央信件的蘇聯人士說：“別著急，筆墨官司是死不了人的。起碼有四件事我可以保證，不管你們怎麽批評我們，天照樣下雨，女人照樣生孩子，草木照樣生長，魚照樣在河裏遊。”這顯示了毛澤東那種“冷眼向洋看世界”、“亂雲飛渡仍從容”泰然自若的氣概。
1966年7月，毛澤東在給江青的信中感歎：“世無英雄，遂使豎子成名”“，山中無老虎，猴子稱大王”“，嶢嶢者易折，皦皦者易汙。陽者白雪，和者蓋寡”。偉人的謙虛、舍我其誰的英雄氣概和事業後繼乏人的憂患融為一體，他的心情中流露出幾分蒼涼和幾分遺憾。
1971年，毛澤東確定的接班人林彪及其同夥，發生背叛，篡黨奪權，暗中謀害他，但陰謀敗露，隻落得折戟沉沙、葬身荒漠的下場。這件事確實使毛澤東感到震驚和沉痛。但經驗豐富的政治家毛澤東早在1966年就有覺察，1970年廬山會議後，已采取了一係列防範措施。
據周世釗先生日記記載，毛澤東晚年抄寫過這樣一首詩：“豫章西望彩雲間，九派長江九疊山，高臥不須窺石境，秋風怒在侍臣顏。”他在吟誦這首詩時，還戲改了一首杜甫詩：“群山萬壑赴荊門，生長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連朔漠，獨留青塚向黃昏。”周世釗說，毛澤東後來把“侍臣”兩字改成“叛徒”，又把杜詩中的“明妃”改為“林彪”，對“侍臣”般的林彪表示了蔑視和憤慨。
晚年毛澤東在回憶一生所經曆的對手的攻擊和謾罵時，說道，“過去美國人罵我們比希特勒還希特勒，蔣介石罵我們是共產主義的土匪，林彪罵我們是秦始皇、B-52，人不被罵不好。”他高聲朗誦古代散文名句：“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眾必非之。”就是說，叢林中最繁茂的樹，大風必然會襲擊它;突出於岸邊的土石，必然遭到波濤的衝擊;行為出眾的人，必然會受到人們的反對。這表現了毛澤東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和傲視一切非難的非凡氣概。正如史沫特萊所說的：“他有一種鋼鐵般的自傲和堅毅。”
毛澤東晚年，重病纏身，健康情況日趨惡化。雖然他清醒地意識到自己生命和事業的局限，他的暮年增添了幾分蒼涼，但使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豪氣不減當年，不過更加悲壯而已。
70年代以來，毛澤東多次談到他要去見馬克思和上帝。1975年4月18日，他會見金日成時說：“董必武同誌去世了，總理生病，劉伯承同誌也害病，……我今年82歲了，快不行了，靠你們了，……上帝請我喝燒酒。”灑脫中流露出幾分蒼涼的心境。1975年10月21日，他會見基辛格和尼克鬆(原文布什)時泰然自若地說：“我很快就要去見上帝了，我已經收到了上帝的請柬。”
毛澤東的暮年是在慷慨悲壯的南宋詞伴著他度過最後歲月的，如南宋愛國詩人辛棄疾的《稼軒長短句》、張孝祥的《於湖集》、張元幹的《歸來集》以及陸遊、陳亮的詞作等。
1975年8月，毛澤東做白內障手術，他要放南宋愛國名將嶽飛的《滿江紅》唱片。這首悲壯激昂的樂曲伴著他手術的始終：
“怒發衝冠，憑欄處，瀟瀟雨歇。抬望眼，仰天長嘯，壯懷激烈。三十功名塵與土，八千裏路雲和月。莫等閑，白了少年頭，空悲切。”
毛澤東的心潮起伏和這首悲壯的詞曲發生了深深的共鳴。
1976年6月，毛澤東突然患了心肌梗塞，經及時搶救才脫險。這時周恩來、朱德已先後辭世。一天，毛澤東用他那微弱的聲音吟詠南北朝著名詩人庾信的《枯樹賦》：
“此樹婆娑，生意盡矣!…昔年種柳，依依漢南，今看搖落，淒愴江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
《枯樹賦》中“樹猶如此，人何以堪”是引自晉朝桓溫，亦稱桓公的名句。桓溫曾任琅邪內史和征西大將軍，少有豪邁風氣。據《世說新語》，桓公北征經金城，見前為琅邪內史時種柳皆已十圍，慨然曰：木猶如此，人何以堪。攀枝執條，泫然流淚。
毛澤東是借庾信的《枯樹賦》抒發英雄暮年的慷慨與蒼涼的情懷，是在描述人生的自然規律。有人把這說成是“無可奈何的失落心態”是不確當的。
1975年12月31日，即除夕的夜晚，毛澤東會見了美國前總統尼克鬆的女兒和女婿。他給這兩位美國青年留下最深的印象是：“盡管這位主席經過82年的艱苦生活已經衰老，但是他的頭腦卻比中國的年輕一輩更充滿活力，更渴望鬥爭。這位主席對我們說：‘除了鬥爭是肯定的之外，其他都是不肯定的。’他使勁用兩手的食指相戳來強調這種鬥爭。最後他又說，‘很可能要鬥二三百年’”。他們相信，“毛的一生，也許超過所有其他人，已經使全世界的窮人產生了強烈的日益增長的革命要求……” “不論曆史如何下結論，毛的一生肯定將成為人類意誌力量的突出證明”。(朱莉·尼克鬆·艾森豪威爾：《毛主席說再見》)
毛澤東晚年的生活不僅飽經憂患，悲壯豪邁，而且灑脫不羈。60年代初，毛澤東已辭去了國家主席職務。他曾高興地對我說：“現在好了，有了時間，我們一齊騎馬沿黃河長江去旅行一次吧，騎馬從源頭到達入海口。”毛澤東把黃河當作中華民族的搖籃，當做民族生生不息的血脈，所以他情係黃河。我們身邊工作人員都認認真真地在北戴河學騎馬，一位騎兵排長還為毛澤東牽來一匹訓練有素、性格溫順的馬，遺憾的是後來未能成行。1970年，他對斯諾說：“他隻是這個世界上打著一把有漏孔傘的獨行僧罷了。來去無牽掛，來無影去無蹤。”有人認為，毛澤東真正感到孤獨了，讓人聽了好不淒涼。我認為這沒有真正理解毛澤東這幾句話的含義。毛澤東是借引《紅樓夢》第二十二回“山門”中《寄生草》曲中“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句子抒發自己的情感。佛教用這句話說明不受身外之累的意思。這表示他活的灑脫、無拘無束的意思。
毛澤東的一生，既切切實實把握著現在，又以一種超越的意識關注著未來。他對未來是怎樣構想的呢?
1965年1月，斯諾向他提出了這個問題：你已經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的環境，很多人發生疑問，在比較安逸的條件下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將做出些什麽來?你對這個問題怎麽想的?
根據斯諾的記述：毛澤東說，他也不可能知道。他不信有誰能夠確有把握知道。將來的事情要由將來的後代去決定，而且按照我們不能預見的條件去決定。從長遠來看，將來的後代比我們更有知識。是他們的判斷，而不是我們的判斷將起決定作用。人類在這個地球上的處境變化得越來越快了。他說，從現在起一千年之後所有我們這些人，甚至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都在內，大概會顯得相當可笑吧。(《斯諾在中國》)
毛澤東從曆史唯物主義的發展和變化的觀念出發，對人生、對未來看得何等透徹!何等豁達!
毛澤東的生死觀，也與眾不同。他早年就說過：“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則之支配，有生必有死，即自然物有成必有毀之法則。”又說：“且吾人之死，未死也，解散而已。凡自然物不滅，吾人固不滅也。不僅死為未死，即生亦係未生，團聚而已。由精神與物質團聚而為人，及其衰老而遂解散之，有何懼哉。”
毛澤東不認為死亡為痛苦的事，生與死乃是自然嬗變的過程，並不痛苦，使人痛苦的是心理上不能承受這種巨大的變化。不僅如此，毛澤東還認為死是奇偉的、壯觀的，因此，也是可貴的。他說：“大風卷海，波瀾縱橫，登舟者引以為壯，況生死之大波瀾何獨不知引以為壯乎!”
作為哲學家，毛澤東經常思考著生死的問題，他讚頌“生的偉大，死的光榮”，他推崇“為人民利益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他從不畏懼死亡，正如他不怕來自任何方麵的挑戰一樣。1960年9月，蒙哥馬利同毛澤東會見時，毛澤東聯係到蒙哥馬利在參觀醫院時對醫生說過：“你們的中醫中藥很神奇，應該發明一種藥，讓你們的毛主席長生不老。”毛澤東從來不相信什麽長生不老藥，於是他說，什麽長生不老藥，秦始皇沒有找到。我要見馬克思了，中國照樣轉，地球照樣轉!而且說，他隨時準備死亡。平時，他常常對我們說紅白喜事，死了人應開慶祝會。他曾說過，人死後，要像古代的莊子那樣，鼓盆而歌，慶祝辯證法的勝利。他對死的態度多麽坦然、豁達。
我想這一切就是毛澤東那色彩斑斕、複雜矛盾的感情世界。毛澤東不僅是政治家，他還是中華民族精神的優秀代表，是民族意誌、情感、文化精華的象征。他畢生為國家民族的前途而奮鬥，貢獻了自己全部的才能、膽識和卓越的思想以及他自己和六位親屬的生命。他全心全意地關注著我們國家的現在與未來，竭力把他的理想變為現實。他充滿自信、真誠和活力。即使在晚年出現失誤和嚴重失誤的時候，他的憂患、悲愴也表現出他想超越自我的崇高意誌、忘我精神和深沉的曆史責任感。
不論曆史將如何評價這位偉人，都不能不承認，毛澤東的實踐和人格力量已永遠融匯到中國人民的精神和生活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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