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清當今世界和中國經濟問題的三大真正根源
——擺脫“專家”的專業思維製約看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
劉忠良
著有《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
作者近期已發表的更為深刻的文章《習大大和彭媽媽的女兒“明澤”應該嫁給誰？》（或搜《習近平的女兒“明澤”嫁給誰？》）
近期的如下幾條消息，不懂政治經濟問題的人，似乎發現不了什麽。但剖析世界政治經濟社會運轉的規律和相互關聯的關係，就會發現這些問題絕對不是孤立的。
No.1、“假如你的工資條上寫著 應發4545 ，恭喜！你已是中國最富3000萬人之一，這是僅占中國總人口2.14%的金字塔尖。”原因是個稅免征額由2000元提至3500元，納稅人從9000萬減至3000萬。個稅起征點3500元，是減去“三險一金”後的部分，即應發工資4545元以上者才需繳納個稅。
No.2、“一五期間中國共增加就業人員僅2170萬人，近兩年中小企業生存環境並未明顯改善，綜合現有的各種數據和信息，保守計算中國城鎮的真實失業率已接近20%。”與此對應，目前北京地區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僅為28.24%，上海情況稍好但畢業生簽約率也不足45%，都顯著低於往年。
No.3、中國國家統計局5月18日日公布數據顯示，與上月相比，70個大中城市4月新建商品住宅價格同比下降的城市有2個，持平的1個，上漲的67個，環比價格最高漲幅為2.1%。同比價格上漲的城市中，最高漲幅13.7%。
No.4、2013年第一季度結束，全球經濟負麵消息接踵而至。金融市場上，金價暴跌，大宗商品價格走低，全球股市震蕩。實體經濟中，美國最新數據顯示就業市場仍然疲弱，通脹和製造業產出均下降；中國第一季度GDP增速也低於預期，國際評級機構穆迪4月16日將中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由“正麵”下調至“穩定”；同一天，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調降了全球經濟增長預期。世界經濟似乎又走到了一個關口，複蘇動力何在？（《人民日報》4月18日）
No.5、歐洲統計局5月15日公布的初步數據顯示，2013年一季度，歐元區GDP環比下跌0.2%，連續第六個季度下行；歐盟GDP環比下跌0.1%，連續第二個季度負增長。
……
無論是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無論是中國國內還是國外，壞消息，或者令人哭笑不得的消息，不僅僅是這些。我們不僅要問：世界經濟怎麽了？中國經濟怎麽了？
一、擺脫專家思維看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問題的根源
要了解問題的答案，我們要先回到基本的原理。由於經濟學等各個方向專業化的發展，經濟學家大多成了“專家”——也即是說，他們對世界的理解已經鑽入專業死胡同，已經忘記了經濟問題的最核心是什麽。
經濟是什麽？經濟就是人的吃穿住行，經濟就是作為主體的人為了滿足自身需求而進行的生產消費活動。所以，經濟有三個最基本的組成：1、作為主體的人，其集合就是人口，包括人口的數量、質量、結構、分布和轉變；2、作為供給方的生產，包括生產的範圍和生產的效率，它受勞動力、技術、製度的根本製約，沒有勞動者就沒有生產，沒有技術進步就沒有持續經濟發展，沒有相應較好的製度就不能有效發揮勞動力和技術的生產創造力，比如“人民公社”製度嚴重壓製了財富生產；3、作為需求方的消費，對應生產並指導生產的方向，包括需求的種類（對應生產的範圍）和需求的數量（對應生產的效率），主要受收入、財富分配和各方麵製度的影響，比如貧富差距過大就會使廣大民眾缺乏購買力。
所以，經濟問題的根本，就有三個主導因素：1、人口是怎麽變化的，因為人口是經濟的生命載體，生命載體的變化必然深刻影響所負載物的變化，即經濟的變化；2、生產發生了什麽變化，影響生產的勞動力、技術和製度等因素有什麽問題，引導生產的需求又有什麽問題；3、需求發生了什麽變化，影響需求的收入、財富分配、人口變化和各種製度因素又發生了什麽變化。
人口即影響需求，又影響供給，人口組成了經濟的生命載體，所以人口問題必然是經濟長期變化的根本。經濟水平及其發展由科技主導，科技發展是人推動的，科研隊伍從人口中來，科研的市場需求和財力供給又受到人口的根源性影響，同時科技發展受製度製約，所以科技發展主要是人口和製度問題。在一定總收入下，財富分配和人口結構對消費有重要影響，因而貧富差距和老齡化無疑要深刻影響需求，同時也嚴重影響供給。而財富分配和貧富差距，和發展階段相關，更是和製度密切相關，比如經濟的製度和政治的製度，對分配和貧富差距有致命的影響。
分析了經濟的最根本問題之後，我們就可以隱約發現當今世界經濟和中國經濟麵臨三個非常重大的問題，那就是人口變化的問題、財富分配的問題和各方麵的製度問題，再進入一步明細的說，就是發達國家的低生育率、持續擴大的貧富差距、以發展中國家的治理不佳為主的全球製度問題（或者說全球“政府失靈”的問題）。
文章開頭的幾個問題，或許讀者已經領悟到了答案：中國貧富差距那麽大，內需必然不振，內需不振則就業問題突出；為什麽有那麽大的貧富差距，因為金錢和權力攫取了社會絕大部分財富，尤其是缺乏民主憲政製約權力對財富的壓榨；在缺乏人民監督的權力製度下，政府一方麵壟斷土地供給，一方麵快速開動印鈔機，同時限製了富人的投資渠道，房地產怎麽不會泡沫；作為科技原動力的發達國家普遍低生育率老齡化，還有多大科技創新能力，還有多少對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需求能力；發展中國家普遍治理糟糕，導致貧富差距和經濟社會低效率，造成自身發展能力不足；經濟那麽糟糕，就開動印鈔機吧，於是其他問題又來了……三大根源如何影響世界經濟和中國未來，請繼續看筆者的分析。
二、低生育率摧毀發達世界經濟增長根基
2010年的《世界人口數據表》顯示：2010年全球平均每個婦女生2.5個孩子，發達國家為1.7個，欠發達國家為2.7個，最不發達國家為4.5個，而扣除中國後的欠發達國家為3.1個。發達國家1.7的總和生育率，僅為中國之外發展中國家水平的55%，會導致其人口每過一代（約30年）減少20%。
在最早的“歐豬四國”中，2010年葡萄牙總和生育率為1.50，希臘為1.37，意大利和西班牙為1.32，皆為超低生育率。超低生育率的結果，就是這些國家年輕人口快速減少，老齡化十分嚴重。
總的來說，低生育率會導致以下不良結果：最具生產創造活力和最具消費活力的年輕人口減少，勞動力供給不足，科技進步和創新能力下降，投資與消費低迷不振，最終導致經濟低迷。這時無論刺激投資、刺激消費、增發貨幣或增加科研投入等都無法解決的難題。
比如說投資，這取決於科技進步、人口增長、消費增加，但低生育率導致科研隊伍實力下降、人口增速下降或萎縮、消費低迷，最終導致投資低迷不振，其他措施根本無法解決。同樣，消費也如此，消費取決於收入增長、人口尤其是年輕人口增加，但低生育率導致科技進步能力下降、老齡化和年輕人口減少，消費最終處於長期的低迷，根本無有效刺激措施。
歐債危機，主要就是人口問題。如果說是他們的社會保障模式有問題，那為什麽過去不出問題呢？低生育率必然導致未來重老齡化，導致國家與社會負擔沉重，同時經濟增長和財政收入增長的能力大幅下降，國家和社會破產的風險大幅提高，所以出現了歐債危機。以後還會有“日債危機”、“韓債危機”和“華債危機”，或者說“東亞債危機”，因為東亞國家生育率太低了，未來國家和社會破產的風險正在積聚。
隨著低生育率危害的顯現，如年輕勞動人口減少和重老齡化，發達國家的整體低生育率必然導致其科技進步能力下降、投資和消費活力下降，發達國家已經不可避免的要進入經濟低迷階段。
對發展中國家來說，其經濟增長在很大程度上依賴發達國家的科技、投資和消費，而發達國家低生育率必然導致其對發展中國家科技供給、投資供給和消費市場供給能力的下降，進而降低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速度。或者說，低生育率最終導致發達國家經濟低迷，接著危害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進而導致全世界經濟增長能力下降。
三、治理不佳埋沒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潛力
自發達國家結束黃金高速增長以後，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普遍高於發達國家，近年來更是如此。
發展中國家人口占世界80%以上，經濟總量占世界的50%。在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逐漸放緩後，發展中國家是世界經濟增長的主力。考慮到發展中國家與發達國家較大的經濟技術水平差距，發展中國家增長速度理應更快一些。
但什麽製約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呢？是其治理不佳，是其製度和腐敗。如果發展中國家能較大程度的降低腐敗，無需發達國家援助，發展中國家的發展狀況也會比現在更好。由於製度和腐敗因素，降低了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要素活力的釋放。比如勞動力和投資，可能由於其行政限製過多和腐敗，極大限製了其勞動力和投資對經濟發展貢獻的釋放。
在中國和印度的對比中，印度比中國更腐敗一些。但中國和印度的腐敗有一定程度的不同，中國更傾向於在發展中腐敗，印度似乎更傾向於在腐敗中發展。比如說，中國的各級政府各個部門及其官員，很熱衷於增加投資，既獲得了GDP和財政增長，官員本身也從中獲利，而很大一部分獲利是以腐敗的形式實現。如果中國學習一些印度的民主，中國的腐敗會降低。如果印度也可以將投資、經濟增長與官員利益很好的掛鉤，盡管其中是以腐敗形式表現，印度GDP增長也會更快。
非洲經濟增長的最主要問題，不是過去被殖民了，不是被發達國家剝削了，也不是人口增長過快了（人口增長反而推動經濟增長），而是其國家治理不佳的問題，一些製度、政策和腐敗才是製約非洲經濟增長的最大阻礙。
中國經濟增長已經很快，而除中國之外的發展中國家總和生育率達3.1，發展中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理應比現在快許多，從而彌補發達國家經濟增長速度的放緩。但受製於不佳的國家治理，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潛力被埋沒了好大一部分，也降低了世界經濟自我恢複、擺脫危機的能力。
另外，由於發展中國家治理不佳，金錢和權力結合過多，腐敗較嚴重，社會公平程度和自由程度相對較低，不僅製約了國民經濟發展願望和能力的釋放，也拉大了發展中國家的貧富差距和權利差距，進而危害其經濟增長潛力和經濟增長能力。
比如在中國，各個地區的考生接受高等教育的權利是不同的：錄取分數低就意味著所享受的受高等教育權利過多，分數高就意味著所享受的受高等教育權利過低。這樣的結果是，一些聰明的、更努力奮鬥的年輕人受到不公平待遇而被壓製，高等教育資源利用效率和經濟增長潛力下降。比如說河南、山東，其分數高根本不是什麽人口多問題，而是個民主製度問題。如果一人一票，河南、山東最占優勢，也就不存在對其高等教育的不公平，這在其他方麵也一樣。
筆者就是這種權利不平等或者說權利差距的受害者。我老家在河南農村，2006年高考，在河南上不了二本，但在另外一些省份卻超過重點線。城鄉差距和城鄉不平等已經讓我倒黴在起點，地域不公平再次讓我輸在新的起跑線上。這種不公平一直讓我倒黴到現在，還可能一直影響未來、倒黴一輩子，甚至為此埋葬一位致其畢生之誌振興中華的青年愛國者，至少在短期內如此。
中國的高房價及持續的房地產泡沫，就是根在製度。在人民沒有決定權力的情況下，政府為了利益最大化而壟斷土地供給。在這樣的土地製度下，地方政府為獲得最大賣地收入，大幅降低了住宅土地供應量和大幅提高住宅用地價格，人為的讓商品房“奇貨可居”，結果投機湧入和高房價；地方政府為最大追求GDP和財政收入，又低廉的大量供應工業用地，造成工業用地效率低下，且為一些鑽研投機者創造機會，其中還有許多強拆和一些人民群眾付出流血或生命代價；同時，為人民建設廉租房的積極性不足，經濟適用房成了腐敗產業。這樣的土地製度，造成土地供給結構不合理、房地產腐敗、高房價（間接抬高物價）、住房難、民生難、房地產泡沫綁架經濟、高房價透支消費購買力、扭曲經濟社會結構、加劇貧富差距和社會經濟危機，進而危害民族國家的未來。
四、貧富差距撕裂世界經濟健康運轉
近年來，無論發展中國家還是發達國家，貧富差距持續拉大，甚至一些國家近幾十年來貧富差距一直在拉大。
馬克思說，由於貧富差距導致生產相對過剩，資本主義國家會每過一段時間都會發生經濟危機。其實，由貧富差距導致普通大眾消費不足和生產相對過剩，然後引發經濟危機或製約經濟進一步增長，這在任何市場經濟國家都如此，無所謂他的國家製度名稱是什麽主義。
經濟是生產和消費的循環，經濟的增長是兩者循環共同增長的過程。貧富差距過大或者說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必然導致普通大眾購買力不足和消費不足，接著導致消費不足，進而危害經濟發展或經濟增長，甚至產生經濟危機。
貧富差距過大，會不可避免的產生大量事實上的機會不均等和社會不公正。同時，貧富差距過大也是機會不均等和社會不公正的結果，因而貧富差距過大會惡性循環。比如說大量窮人，由於經濟水平有限，投資於自身和孩子的資金就嚴重不足，從教育和醫療保障自己和下一代勞動能力的保障力就很差，貧二代惡性循環。與此同時，權富集中了過多資源，他們的後代受教育很好，下一代資源很多，繼續保持在社會的高層。這樣，社會就變得固化，大量出自底層的智力資源或者說人力資源，一是被開發太差，二是進入社會後嚴重機會和資源不均等，人力資源培養和利用的效率大為下降。另外，社會的固化，底層的絕望，也降低了國民的創造活力。最終，貧富差距降低社會發展的能力、發展的潛力和整體可到達的富裕程度，這在拉美國家表現最為明顯。
貧富差距破壞著社會經濟的健康可持續發展，同時也撕裂著社會，大幅提高社會的不穩定風險。貧富差距過大，對許多人來說，不僅是經濟的剝削強化，機會的剝奪同樣被強化。絕望，鋌而走險，非法渠道，或者幹脆自殺式的讓社會付出一定代價為自己的不幸陪葬。拉美國家持續過大的貧富差距，已經讓我們看到了其對經濟社會的危害。中國的貧富差距，先是分裂社會，再而撕裂社會，尤其是高速增長結束時，其激發的矛盾或將進一步爆發。
貧富差距，除了人的能力、努力等合理因素外，如果貧富差距過大，那必然是權力差距和權利差距過大的結果。以中國為例，在很大程度上，貧富差距過大是民主法治發展不足的結果。這個不足導致權力和權利在國民之間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非常大，錢權結合過多必然壟斷社會多數財富，權利差距過大所表現出的機會不均等必然導致社會財富獲取的不均等，最終導致貧富差距過大。
中國貧富差距大，導致消費比重過低，經濟運轉模式很不健康。但中國為什麽還沒出現大的經濟危機呢？這主要是投資和出口彌補了內需的不足，城市化工業化的推進暫時覆蓋了貧富差距的影響。同時，中國與發達國家科技經濟水平差距較大，發展空間大。當中國城市化工業化基本完成時，貧富差距在巨大人口危機的作用下，其影響才能不被覆蓋，從而完全顯示出來，和人口危機一起開啟一個中國無法逾越的發展陷阱。
這裏要對出口彌補內需的不足說明一下，是總出口，而不是淨出口。因為發達國家普通民眾消費中國普通消費品，中國富人消費發達國家奢侈品，中國民眾缺乏內需購買的消費品供給發達國家，發達國家用技術產品和奢侈品換來這些產品，進口與出口的產品和消費者都不相同，所以進出口不能相減，更不能使用淨出口來衡量出口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但倒黴的是，發達國家最具消費活力的年輕人口在減少，中國以外需彌補內需不足、以投資彌補消費的模式，在發達國家老齡化和中國工業化、城市化和基礎設施投資空間降低的情況下，越來越難以為繼。
當今世界，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更嚴重的發展中國家，貧富差距皆在危害著自身的經濟健康發展，降低了經濟發展潛力和發展的能力，同時也降低了其走出危機的能力。或者說，這場危機本身就有貧富差距過大的因素，自然也加大了克服這場危機的難度，這在消費比重過低的中國等發展中國家表現更強烈一些。
五、計生利益集團正挾持中國經濟進入地獄
無論說是改革滯後、民主法治不足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危害，還是說貧富差距過大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危害，都遠遠比不上超低生育率對未來中國經濟的危害。
經濟是什麽？經濟就是人先生產創造，然後再消費這些產品和服務，經濟就是人的生產消費行為和結果，所以人口就是經濟的活動主體和生命載體。一個經濟體發展如何，競爭力如何，最終實力如何，人口都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尤其是在決定最終經濟實力方麵，人口實力幾乎就是一切。
中國的計劃生育和其所宣稱的人口思想，就是“目中無人”，把經濟社會中的“人”抽調了，或者認為其影響不大。真是末本倒置，經濟是人的生產消費活動經濟，人口是經濟的皮，GDP隻不過是毛，“皮之不存毛將焉附”？沒有人口，GDP就是零蛋，一切財富縮水為零，一切創造淪為廢墟。人口實力大幅下降的結果，必然是經濟潛力、經濟競爭力和未來經濟實力的大幅萎縮。
比如說日本、新加坡，有什麽資源？一個國家，除了人口和一片甚至可以寸草不生的地皮之外，他可以什麽資源也沒有，這不影響它成為發達國家或最富裕的國家之一。不知中國計劃生育、少生孩子，除了降低人力資源投入進而短期增加物力資源投入和斷絕未來發展之外，還能為中國經濟帶來什麽？折騰！計生委被稱為“寄生委”恰如其分。
《中國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2010年生育率僅為1.18，相當於世界平均水平的46%，發達國家水平的69%，中國之外發展中國家水平的38%。
或許有人認為，由於躲避計劃生育罰款，新生兒童一般存在漏報，所以生育率應該比這高一些。我們以2010年人口普查和2000年人口普查做對比，以2010年人口普查數據為基數，則2000年人口普查時0歲兒童漏報率不足4.57%。假定2010年0歲兒童也存在相同比例的漏報，以此估計2010年總和生育率略低於1.2377，但仍屬1.2左右。
實際上，由於年輕人生育意願和生育率下降、人口政策有所放鬆、可以生二胎的獨生子女進入生育年齡、未完全實施一胎政策的農村和少數民族年輕育齡婦女占比增加，經過這10年變化，所謂的“超生”應該有較大幅度的下降，為躲避計劃生育罰款的漏報兒童應該大幅減少，再考慮到這次人口普查漏報率很低，所以實際生育率也隻能是1.2左右，偏離很小。
作為同屬中華文化圈的韓國、新加坡，和中國生育率變化與人口年齡結構比較類似，隻不過是人口狀況變化比中國略早一些。在老齡化程度比中國高的情況下，2009年韓國、新加坡0-14歲人口比例分別為16.8%和16.3%，中國2010年0-14歲人口比例為16.6%，而韓國、新加坡近年來的總和生育率分別為1.2和1.1左右（現在分別降低到1.2和1.1以下），所以中國近年來總和生育率降低到1.2左右是可信的。
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顯示，中國孩子出生時的母親年齡眾數是24歲，其中第一胎母親年齡眾數是24歲，第二胎母親年齡眾數是28歲，第三胎及以上母親年齡眾數是30歲，分別對應為1986年、1982年和1080年。也即是說，現在中國的絕對生育主體是80後女性。在高房價高物價高奶粉價格高幼兒園價格及絕大部分年輕人已經離開農村和“鴨梨山大”的情況下，中國已經不可避免的進入超低生育率時代，即便是鼓勵生育也難有起色，更別提放開生育後人口爆炸了。
按照1.2的總和生育率，未來人口每過一代約30年就會減少45%。按照1.2的總和生育率和不變的80歲人均壽命推算，中國人口將從2030年開始每過30年減少45%， 2060年降低到7.15億，2090年為3.93億，2120年為2.16億，2150年為1.19億，2180年為0.65億，2210年為0.36億，2240年為0.20億，2270年為0.11億，2300年為0.06億。即2300年原中國人口僅剩下600萬，不足現在的0.45%！崩潰！
在中國超低生育率的今天，早已需要鼓勵生育，而強製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早就應該退出曆史舞台。但是，作為中國社會、國家和民族的寄生蟲，計劃生育已經塑造了一個利益集團，他們的部門利益及其宣傳的錯誤人口思想和人口恐懼心理已經綁架了中華民族的未來。在超低生育率之下，繼續計劃生育，就等於是他們的部門利益挾持中國未來進入地獄！
日本在1980年代，城市化工業化完成，和其他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水平差距消失。與此同時，1990年日本25至34歲人口組數量比1980年25至34歲人口組數量下降了20%，然後房地產在缺乏人口支撐下泡沫破裂。在最具消費活力和創造能力的年輕人口快速減少的情況下，日本就此拉開了“失去十年”再“失去十年”和未來永遠“失去十年”的序幕。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到2025年中國25至34歲年齡段人口將比2015年減少23%以上，其中2025年中國25至29歲年齡段人口比2015年減少41%，這決定中國的房地產、汽車、家電等產業過剩大危機不可避免。當然，或許無需到2025年，這要同時考慮中國城市化工業化發展進程、可利用的與發達國家的經濟技術差和貧富差距危機的爆發，才能確定一個更精確的超低生育率的經濟危機大爆發時間。但可以確定，中國經濟在2020年代絕對難逃超低生育率的劫難！
2013年中國的勞動年齡人口總量也就開始減少了，同時從農村到城市的勞動力轉移已經接近利用完畢，至少農村年輕人口已經沒有可以再轉移的了，剩下的大多是一些難以轉移或不願轉移或轉移了也沒多大經濟價值的農村中老年勞動人口。轉移勞動力數量增加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已經接近停滯，不久後將陷入負增長（回農村養老）。
在年輕勞動人口快速減少的情況下，中國經濟增長的後續動力就是提高年輕人口的受教育程度，中國近年來和未來的經濟發展，1999年以來的高校擴招大躍進功不可沒。但可惜，由於年輕人口的迅速減少，2012年的中國高考錄取率已經達到75%，而美國高中生升大學的比例也就75%左右。中國依靠提高年輕人口質量從而發展經濟的模式已經後繼乏力。
根據2010年人口普查資料，中國2018年大學年齡(18-22歲)人口將隻有2008年的55.6%，10年將近減少一半！在生源大幅減少的情況下，一些末流高校陷入困境，按照百分製計算現在連不到30分的考生就可以上大學了，不知這樣的大學生還有什麽質量可言？
大學適齡人口的快速萎縮，一些高校麵臨生源危機，這不僅意味著提高年輕人口質量的發展模式即將終結，同時意味著中國最具生產創造活力、最具消費活力和推動城市化工業化繼續發展的最後力量在快速萎縮（難道要小學畢業的中老年勞動力進一步推動工業化城市化嗎？），在中國與發達國家可利用經濟技術差距快速縮小和不得不依賴創新進一步推動經濟走向更高水平的情況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還能維持多久？
悲哉！危兮！有多少人認識到超低生育率這個迫在眉睫的危機？這就跟1980年代日本人也意識不到其經濟增長可以從4%降低到1%一樣，中國人在計劃生育幾十年來的單方宣傳教育下更是“不見棺材不掉淚”，而中國麵對超低生育率的人口政策則是“不撞南牆不回頭”！
或許還有人認為，或者一些經濟學家（比如瑞銀集團中國區首席經濟學家汪濤，見其謬誤政策結論的報告《中國經濟未來二十年（二）：人口結構的變化和挑戰》）和人口專家拍腦袋認為，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是老年勞動力減少，所以對中國經濟增長影響不大。這是不假思索、理所當然的拍腦袋。
實際上，盡管2013年中國勞動年齡人口減少，但老年勞動年齡人口是增加的。按照65歲退休年齡，2013年退休的是1948年出生的，但隨後就開始新中國第一次嬰兒潮和接著更大的第二次嬰兒潮。倒金字塔的人口結構和中國人口曆史決定目前中國老年勞動力處於持續增長階段，一直到第二次嬰兒潮人口大規模退休為止，也即到2028年，在此之前的中國老年勞動年齡人口都是增加的。
所以，中國未來十幾年的勞動力減少，不是老年勞動年齡人口減少，而是年輕人口快速減少造成的，是因為老年勞動人口增加已經無法彌補快速萎縮的年輕勞動人口。從大學適齡人口快速萎縮和高校持續快速擴大的生源困境來看，中國經濟高速增長的時間不多了，中國絕對無法跑贏由強製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所帶來的政策人為的“未富先老”。而至於養老，顯然許多人還繼續活在“計劃生育好，政府給/幫養老”的夢中。
什麽人口減少就更富裕了，什麽人口減少就業壓力更輕了，等等，強製計生和一胎政策所宣稱的美好未來，看看未實施過這樣政策的且已經鼓勵生育幾十年但仍未擺脫低生育率危機的歐洲和日本，兩個字——“扯淡”！但由於計劃生育部門利益，特別是計劃生育幾十年來單方宣傳教育所賦予中國人的錯誤人口思想，卻讓中國繼續這樣自毀未來的政策。
即便中國2013年徹底停止計劃生育並開始鼓勵生育，使生育率提高一點，這樣增加的孩子也隻能出現在2014年，如果18歲參加工作是2032年，如果22歲大學畢業工作則是2036年，那時中國由超低生育率所導致的經濟大危機或者說經濟沉淪早已經一發不可收拾了。中國早已經錯過人口政策調整的時機、早已經錯失挽救自己未來危機的機會。但可笑又可悲的是，中國還在實施強製計劃生育和一胎政策，還在爭論到底要不要放開二胎，真的無藥可救了。（作者新著《大國危途——民族興衰與人口政策再思考》詳解中國未來的最大危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