搜狐財經 2013年5月11日
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做客搜狐
5月11日，由中央編譯出版社與搜狐網主辦、搜狐財經承辦的《吳敬璉文集》首發式暨中國改革座談會在北京搜狐媒體大廈舉行。著名經濟學家吳敬璉在現場發言中談到，中國改革還走在半路上，中間還有很多反複，今後的任務還是很艱巨的，我們國家由於意識形態等等各種影響，在社會主義中包含了許許多多舊體製的內容，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舊的思想舊的體製舊的路線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改革以來利用權力來聚集財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強得多。
以下為發言實錄：
吳敬璉：我想說兩點，第一點回顧過去，大家對我的評價有些確實不敢當。有一個說法，我30年了，我著作的內容一以貫之，這個不太準確。大家對我的學習這一點一以貫之我還是比較認同，學到的知識和表達出來的知識那是變化很大。當然80年以後的可能波動的幅度小一點，要講到80年以前幅度就很大了。我在1954年從複旦大學畢業的時候我滿腦子可以說一句話就是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1988年江蘇出版社出了一個經濟學家每個人說自己的自傳，我那個自傳有一個小標題“蘇聯的今天就是我們的明天”，沒想到因為當時事情的變動，這個書出了兩年才出版，出版的時候這個編輯很緊張，說這個標題不行，改個標題。我到北京來分配到中國科學院懷著這麽一種心情來進研究所，特別是經過幾次運動以後簡直是嚇破了膽。到了60年代初期中國可能是經濟學界的左派矛盾思想很重要的闡述者，以至於在開始改革開放以後有一個代表團來訪問到馬列所，馬列所讓我接待，介紹中國改革的設想。
講完了團長提一個問題，61年的時候我們日本的毛派不宣傳中國的社會主義思想，當時有一篇經濟學經典的論文叫做社會主義的過渡性，署名叫吳璉，這個是不是你？這是我。闡述毛澤東在讀書會，社會主義就是一半向共產主義過渡的模式。改革開放以後思想有很多變化，開始的時候我還是著眼於官員南斯拉夫和匈牙利改革，後來應該說重新學習經濟學那是在耶魯大學，剛才穎一說了，應該說對現代經濟學做了一個係統重新學習。即使在那以後的文章，現在去看，有很大的理想，很強的進一步改革的影子。以至於我跟老龍一塊兒引進比較經濟體製，這個時候仍然帶有很強的印象。後來有變化，主要的衝擊來自什麽地方？經過一段改革到了80年代中期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腐敗問題越來越嚴重會發現市場製度沒有其它包括法律製度、政治製度的支撐，它是無法有效運轉。當時年輕一代的也有一些影子，因為新古典經濟學在整個20世紀前麵五六十年，包括91年我們回憶90年代這次改革的時候，我們跟江澤民總書記討論，一定要搞市場經濟。從我的說辭裏麵可以看到，我強調的是資源配置，把資源配置的有效性看成經濟體製最重要的一個效率和標誌。後來的討論裏麵周小川提出兩個主要功能，我當然是支持的，一個是有效的配置資源，另外一個能夠形成所謂金融的機密性。後來江澤民總書記在1992年6月9號對十四次代表大會定調講話說了兩點，市場經濟的作用歸納了兩點，一點有效配置資源，另外形成好的金融機製。從這個地方看起來，我這個思想還是緊追慢趕，並不是一開始很能夠站在應用學層麵上，需要不斷的努力。
後來跟江平教授結識以後，需要懂一懂法製，我請教UC的政治學教授請他給我開一個書單，看了一百來本書，對普通法、大陸法、憲政有一點初步的認識。法製比體製的重要性，跟法學家的交往像江平教授的交往，有法律不等於有法製，有憲法不等於有憲政。我們這些人學術的認識結構不但老而且相當得頑固，需要努力，我們年輕人會好一些，但是就我來說仍然如此，今後還是繼續努力，真正成為崛起的國家唯有自己文化的崛起撐不住的，我們還需要大家共同來努力。我的朋友對文集寫了一個評語，他表揚了一點也是批評也是鞭策，他很願意學習新的東西。
另外講一點，中國改革還走在半路上，中間還有很多反複，今後的任務還是很艱巨的，從計劃經濟走出來在80年代打開缺口，到90年代的改革號稱建立起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初步的結構。我們國家由於意識形態等等各種影響，在社會主義中包含了許許多多舊體製的內容，始終存在一個問題就是雙層體製消長的問題，在86年當時已經發生很多問題，所謂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罵娘等等社會問題，還有對腐敗的不滿等等。當時國務院領導人做了一個判斷，我覺得這個判斷現在看來還是對的，所有這些矛盾的來源在於當時的說法叫做雙重體製的膠著對峙。90年代情況有了變化，90年代經過92年設計93年設計94年開始的改革，這一個體製市場經濟的體製力量有了壯大，80年代後期非國有部分隻占整個國民經濟總量的1/3，包括那些很模糊的蘇南模式也不過如此。
到了90年代改革實踐，兩種體製的力量對比發生一些變化，從總量來說非國有部分強一點，但是消長的格局並沒有發生根本性的變化，特別到了21世紀以後改革所得來的成果以一些人極左式由於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力量造成的，對於我們麵臨的很多問題從生產上的問題到社會上的問題都有兩種不同的解決方案。一種解決方案是繼續推進改革，不但是經濟體製改革，還有政治體製改革。所謂市場化、法製化、民主化改革來解決這些問題，另外一種方法強化政府的力量，政府動用資源海量投資來保持高速度的增長，用政府主導來解決各種各樣的社會問題，後一種出路的勢頭到了過去十年後麵的一段時候變得越來越強，以至於後來又人把它命名為中國模式。認為這個不但是解決中國所有發展的問題和社會問題好的藥方，而且認為可以讓世界效仿一下，解決世界的經濟和社會問題。一本宣傳所謂中國模式的書說，中國模式的特點優點在哪裏，在於有一個強勢政府。這本書的作者說中國創造了兩個奇跡，一個奇跡叫高鐵奇跡，一個奇跡叫重慶奇跡。這個趨勢可能到了2010年左右到達最高峰，2011年以後出現了幾個事件使得奇跡的內幕、真相被更多的人所了解，加上我們理論界網絡上的辯論，以懷疑這個藥方是21世紀以來被有些人所強力推進的方向是能夠解決中國的問題還是加深中國的問題，懷疑的人越來越多了。正好這個時候召開了黨的十八大，在十八大以前人們對十八大能夠對這個問題做出一個正確的回答給予很高的希望，十八大開了以後大家都認為出現了一些變化，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道路，推進改革的辦法來解決我們麵前的問題，而且真正實現中國民族的偉大複興給予很高希望，事實從十八大文件來看確實有些情況是存在的。我想說的是這樣兩個不同方向這種爭論或者說得嚴重點中國向何處去的兩種方向的鬥爭仍然會繼續，我們這樣一個國家舊的思想舊的體製舊的路線它的影響是非常深遠的，改革以來利用權力來聚集財富的力量比起80年代、90年代都要強得多，這種情況下自上而下不可能一帆風順。
剛才何迪先生說我是有自信，從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你可以看到那樣一種道路是一條死路，是一條絕路。而且這一點如果你深入的考察一下最近五年的經驗，那個已經是強弩之末或者黔驢技窮了，經濟發展的方式不轉變，中國高速的增長不可持續，這個是以前得到過共識的，而且在“九五計劃”、“十五計劃”、“十一五計劃”、“十二五計劃”都表現了這個共識，但是實際呢？我參與過“十一五”討論，“十一五”的規定相當不錯，不是我們這些人這麽看，做“十二五”的時候國台辦請了幾位美國經濟學家做了預研究，為首的諾貝爾獎經濟學獲得者邁克爾斯潘、鮑汝莫爾，他們聽了學者的匯報特別聽了發改委主持“十二五”匯報的人的匯報，楊偉民那時候在發改委給他們做了匯報，他們兩位特別滿意。我問他們有什麽建議？我們的建議你們的“十二五”都有。他們臨走的時候給我提了一個問題，為什麽什麽事都沒有發生？做的那一套還是強勢政府、動用資源、海量投資，把它們拉起來。09年四萬億，投資十萬億貸款，不到一年下來了。到去年下半年又來了，到各地去都是無比巨大的投資計劃，到處是推土機轟鳴，推了建，造城運動，去年下半年內地是這樣沿海也是這樣。第四季度增長0.9個百分點，今年一季度又下來，說是7.7，還有外貿增長，我到不少地方都很懷疑7.7，即使7.7說明投資回報遞減的規律已經顯現出來了。我不大同意經濟學家還有老朋友在說這是一個周期性的第二季度會回來，我不這麽看，應該有清晰的認識，用這種辦法已經陷入困境。投資一增加，馬上資產泡沫和物價都會反映，而在增長上拉動增長的效果非常差。
現在中央工作會議要求今年要提出全麵深化改革總體方案、路線圖和時間表，各方麵都在登，我們所有的人都有責任參與，這個實際上是決定中國的前途和命運大的事業。思想上的分歧也會很多，利益上的糾結更加嚴重。怎麽來做？我們可以溝通，溫故而知新，我們改革30多年來一直是不斷地出現新的十字路口，不能夠在選擇的關頭做出正確選擇的時候，整個經濟發展就會脫軌，現在既是機會又是挑戰，我們共同努力能夠使得我們經濟改革理論能夠向前推進，總體發展跟上。
謝謝大家的盛情。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