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11月下旬,中央公安部、社會部向華東局、東北局、華北局的公安部、社會部發出機要件,要求對件內所注明的發生於新中國成立前我黨我軍各個曆史階段的若幹起尚未偵破的懸案進行調查。分發給華東局的案件中有一起中央特別經費失蹤案,經華東公安部、社會部研究決定由上海市公安局進行調查。
要說清這起案件,先得了解一下中共黨史上的臨時中央。中共黨史上曾經出現過兩個臨時中央。第一個臨時中央誕生於1927年。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公開背叛革命,向共產黨人和廣大革命群眾揮舞屠刀,製造了震驚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一時間,血雨腥風籠罩全國。7月12日夜,根據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的緊急指示,在蘇聯顧問鮑羅廷的參與下,中共中央在漢口秘密進行了改組,由張國燾、李維漢、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組成臨時中央委員會,代行中央政治局職權。8月7日,按照臨時中央成立時的決定,中共中央在共產國際的幫助下,於漢口召開緊急會議(史稱“八七會議”)。會議對臨時中央的機構進一步完善,選出以瞿秋白為首的臨時中央的臨時政治局。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舉行了中國共產黨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選舉產生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政治局常務委員會。這樣,第一個臨時中央就完成了曆史使命,於1928年9月2日結束工作。
1931年9月中旬,黨史上的第二個臨時中央在上海誕生。組建這個臨時中央的原因是,1931年1月7日召開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共選出中央政治局委員九人,候補委員七人,合計十六人,政治局常委為向忠發、周恩來、張國燾。到了9月中旬,在上海的政治局委員隻有周恩來、盧福坦、陳紹禹(王明)、劉少奇四人,僅占政治局成員的四分之一,他們已失去“代表多數”的作用。同時,周恩來將赴中央蘇區工作,陳紹禹將去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負責人。這樣一來,上海的政治局成員遠遠不足半數,按照黨章規定,政治局已不能行使其職權。共產國際遠東局指示中共成立臨時中央政治局,並提出組成人員的具體建議。據此,1931年9月中旬,周恩來、王明、張聞天、秦邦憲(博古)等四人在博古家裏開會商議此事。商議的結果是,由博古、康生、陳雲、盧福坦、李竹聲等人組成臨時中央政治局,報請共產國際審批後,第二個臨時中央隨即投入工作。
本案發生的時間,即第二個臨時中央開展工作後不久的1931年初冬。臨時中央在處於白色恐怖中的上海從事革命活動,所需經費無論再怎麽節省,也是一筆相當大的數目,否則,不但無法開展正常工作,連中央機關自身的安全都無法保障。而當時處於地下活動中的臨時中央,既無法籌款,也不能開展募捐,這樣,隻能通過兩條渠道解決這個難題:一是由蘇區建立的紅色蘇維埃政權撥款,二是向共產國際申請援助。這兩條渠道中,通常都是以第一條為主渠道,第二條屬於輔助渠道。況且,共產國際撥款並非通過銀行、郵局匯款,而是安排秘密交通員從境外輾轉進入中國,然後再送到上海,其中曲折多多,風險極大,所需時間少則兩三月,多則半年,指望等米下鍋不大現實。因此,當時主持臨時中央工作的博古起草密電,與瑞金的中華蘇維埃政府取得聯係,讓即予撥款。
當時蘇區的經濟情況不容樂觀。但是,蘇區政府還是全力支持臨時中央,決定撥給臨時中央黃金一百二十兩(十六兩製老秤)。以當時的白色恐怖形勢,長途調運錢款也隻有黃金最為便利。這件事由時任中華蘇維埃政府財政人民委員(相當於如今的財政部長)林伯渠負責落實,林伯渠批了條子讓從蘇區銀行“按額調撥”,最後送來的是一堆各式各樣的黃金首飾——都是打土豪沒收來的,但是,這些黃金首飾零零碎碎的不易攜帶,於安全有虞,因此,得設法改進一下。於是,就請金匠把首飾高溫融化後製作成十兩一根的“大條”,裝入一口按照金條尺寸專門製作的白銅小盒,盒口用錫焊封。
蘇區的具體經辦人員想得很周詳。考慮到這筆數額巨大的經費從江西送往上海得經由若幹個地下交通員之手,這就有一個交接驗核的過程,交割成功後,下線交通員得給上線交通員一個確認收貨的憑證:這個憑證是一個銀元大小的漢字,由林伯渠親筆書寫,寫後請刻章店鋪用經沸水反複煮過的硬木刻成一枚比象棋子薄些的印章樣的東西,刻成後按筆畫破解成七件。七個筆畫代表著七個地下交通員,事先將各個筆畫和鎖具、鑰匙各一分寄至(或者送達)預定交接地的地下交通站。上下線交接時,憑暗語相認,以下線鑰匙打開上線的鎖具確認,交割完成後下線交出筆畫,上線則把他掌握的鎖具交給下線。上線憑筆畫向組織證明他已經完成了使命,已變成上線的原下線交通員則用上線給他的鎖具去與下一站交通員接頭。完成使命的交通員返回後把收條憑證——筆畫交給組織,組織則按照規定的方式把這一特殊憑證輾轉送交蘇區匯總。
這個m自林伯渠之手的作為憑證的漢字,日:快。至於哪七個地方,根據保密規定,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籌款、撥款是財政部的職責,運送那就是其他部門的事兒了。這種情況以前也有過,使用的收條憑證可能是其他漢字,或者並非漢字而是另外的方法。如果運送順利,那就可以把這些憑證撇開不問,通常是全部筆畫還沒送回蘇區時,對方已經把順利接收的信息傳遞過來了.憑證隻是發生意外情況時才用得到,不幸的是,這筆曆年來蘇區向上海方麵撥送的金額最大的經費,恰恰遭遇了不測,從而用到了這個漢字憑證。
特別經費運送線上的第一個交通員是1931年11月6日從瑞金啟程的,按預定的路線,應該是這樣的:瑞金——南平——福州——溫州—金華——杭州——鬆江——上海。這條路線有些繞,但安全係數大。滿打滿算,用一個月時間是可以到達上海的。可是,等米下鍋的臨時中央從11月底開始發電向蘇區詢問,一直到12月22日,一共發了五封催詢電報,蘇區這邊於是意識到出問題了。當時,林伯渠是不知道的。直到1932年元旦那天下午,蘇區政治保衛局局長鄧發拿著業已收到的“快”字的前六個筆畫來請他鑒定是否原件,他方才意識到那筆特別經費出了問題。
“快”字的最後一筆——捺,沒有送到蘇區。蘇區政治保衛局於是啟動了調查措施。經林伯渠確認,已經送來的那六個筆畫確是原件,刻章匠也確認是由其親手製作的東西。於是,蘇區政治保衛局斷定:特別經費在運送過程中,前幾站均無問題,事情出在鬆江至上海的那一站。
蘇區政治保衛局試圖對此事進行調查,可是,以當時的條件,想去遠離江西蘇區、緊靠上海的江蘇省鬆江縣進行調查,那簡直是難以想象的。不說其他,光是潛入白區的安全風險就高得難以預料。當然,還有一個辦法,那就是請機關設於上海市區的中共中央特科的情報人員協助調查。蘇區這邊也確實這樣做了。上海的特科情報人員進行過調查,可是,由於運送特別經費啟用的秘密交通員都是由中央個別領導直接掌握的,按照組織規定,這種秘密人員的姓名、地址,是不能透露給其他任何人的,這種情況隻能由與其建立組織關係的上線向其.進行調查。所以,特科方麵的調查也未能進行下去。一個圈子繞下來,已是三個月後了。於是,政治保衛局隻好向蘇區政府打報告,要求由蘇區政府出麵與臨時中央那位掌握秘密關係的領導聯係,請其安排對此事進行調查。那位領導之前知曉特別經費未能運到中央,不過,雖然交通員是由其提供的,但按照規定,提供後就不能過問蘇區方麵怎樣使用這個交通員,因此並不了解其他情況。這時由中央向其交代後方才清楚是怎麽一回事,於是就立刻聯係鬆江那位承擔最後一站運送特別經費使命的秘密交通員。可是,已經找不到此人了!
十八年前的調查結果就是這樣的。
特別經費未能送到上海,產生了以下嚴重後果:因沒有資金及時營救,九名被捕的同誌遭到殺害;一次預先布置好的為配合“一·二八淞滬抗戰”而舉行的日資產業大罷工流產;三名傷病的地下機關同誌因無醫療費用及時救治而死亡;四名犧牲烈士的家屬因未能獲得組織及時的經濟救助而流落街頭,最後失蹤,等等……現在,新中國成立,有條件查清該案了。本來,按照行政區劃來說,該案應該交由蘇南行署公安處去調查,因為鬆江其時屬於蘇南行署管轄。可是,以蘇南行署公安處的警力和能力,恐怕難以勝任,所以最後還是決定交由上海市公安局承辦。畢竟鬆江緊挨著上海,況且,根據案情,調查的觸角也有可能伸向上海。
於是,這起被稱為“特費失蹤案”的案件就下達給了上海市公安局,同時下達給上海市警方的還另有五起其他曆史懸案。為此,上海市公安局決定抽調一批精幹偵查員組建一個名喚“懸案調查辦公室”(簡稱“懸辦”)的臨時辦案機構。“懸辦”下設六個調查組,“特費失蹤案”由第三組負責調查。
第三組有蔣文增、徐立鼎、胥德深、鄔泓四名偵查員,蔣文增為組長。四人接受任務後,隨即從“懸辦”楊家俊主任那裏調取了華東公安部轉來的卷宗。蔣文增拿到手裏就馬上掂出了這個案子的調查難度:卷宗袋輕飄飄沒一點兒分量!打開一看,果不其然,就是一份材料,兩頁紙,是關於該案案情的簡單介紹,下麵倒是蓋著中央公安部、中央社會部的印章。四個偵查員傳閱後,馬上研究怎樣著手進行調查。討論下來,最後決定去北京,向林伯渠秘書長當麵了解情況。
於是,次日——1949年12月6日,蔣、徐、胥、鄔四人登上了北上的列車。抵京後,等了三天,就見到了中央人民政府秘書長林伯渠。林老日理萬機,但還是給了他們二十分鍾時間,於是偵查員就有了如上所述的那番對該案背景、情況的了解。那麽,地下交通員的情況呢?林老不無遺憾地說,如果鄧發同誌還在,他可能說得清楚。
但林老還是向偵查員提供了一條線索:記得瑞金派出的那個交通員好像姓秦,曾給高自立同誌當過警衛員。
高自立這個名字,如今大多數人聽著都會覺得陌生,可在當年江西蘇區,那可是一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是1925年參加革命的老一輩革命家,井岡山時期是與羅榮桓、粟裕一起擔任連隊黨代表的戰友,後來又擔任紅三軍團政委兼軍委書記,組建中華蘇維埃政府時,他是土地人民委員(相當於如今的國土資源部長)。新中國成立後,高自立在東北擔任中共中央冀察熱遼分局委員兼財經委員會書記。
偵查員隨即離京前往沈陽。他們還算去得及時,高自立當時因長期操勞已經患病,‘不到一個月(1950年1月9日)就去世了。當時,偵查員未能見到高自立,但達到了此行目的,高自立看了遞交的條子後,答稱:警衛員小秦,名樸,江西萍鄉人,現在解放軍第十三兵團任職。
十三兵團當時在廣西,於是,偵查員調頭南下奔赴南寧。
一、鬆江交割在南寧郊區的一座營房,蔣文增四人見到了副師長秦樸。
秦樸1931年時作為一名地下交通員,按照組織紀律,並不知道自己運送的是什麽東西,也不知道收貨方的真實姓名、身份等信息。因此,他事先事後都不清楚執行的是什麽使命,甚至連那東西最後是否送到目的地也毫不知情。一直到上海警方的偵查員出現在他麵前,他才恍然大悟,說怪不得那玩意兒沉甸甸的!他對於十八年前他執行的那樁特別使命還保存著完整的記憶,他告訴偵查員,當時他是政治保衛局領導下的一個秘密交通站的地下交通員,對外身份是瑞金城內“盛福飯莊”的跑堂,飯莊老板就是他的領導。雖說在蘇區紅都,可是他們幹地下交通的是不能公開真實身份的,為了這趟使命,組織上特地安排飯莊為他製造了一次假工傷,對外稱被大米包壓出了內傷,要去南平找名郎中李衝一治療。然後,就帶了要運送的物品於夜深人靜之際悄然出發了。
從瑞金到南平二百五十公裏,秦樸騎馬走了六天,所走的路線都是組織上事先安排好的。秦樸抵達南平時是下午兩點多鍾,隨即前往南門關帝廟,他的下線是關帝廟的廟祝。舊時的廟祝,就是管理廟宇的人。關帝廟與文廟一樣,是沒有僧人人住的,所以廟董會就物色一個忠厚勤快、無田地房產的赤貧之人,全家可人住廟內占用房產兩間,免租耕種廟產田地若幹畝,世代承襲。廟祝的職責是負責管理廟宇,上香插燭,添油掌火。秦樸並不知曉這個廟祝下線姓甚名誰,也不清楚對方長相如何,隻知道應該對上暗語,對方的鑰匙開得了他手頭的鎖,就把東西交給對方,確認無誤後收下對方的憑證,話都不說一聲立馬走人。秦樸拿著廟祝給的憑證返回瑞金,交給飯莊老板,這趟差就算是出完了。那個憑證,他直到此刻還不知道是什麽東西。偵查員在紙上寫了一個“快”字,他這才頓悟,說原來我拿回來的是這個“快”字的起筆啊,怪不得就是比黃豆稍大的一粒。
偵查員要求秦樸回憶那個廟祝是怎麽一個人,秦樸說記得對方三十來歲,膚色黝黑,中等身材,眼睛比較大,再多的特征就說不出了。當晚,在向上海掛長途電話匯報情況後,第三組獲得“懸辦”的指令:直接去南平找那個以廟祝身份為掩護的地下交通員調查。“懸辦”不知通過什麽渠道調取到當年中央保存下來的絕密檔案,找到了十八年前那條運送特費的秘密交通線自瑞金到杭州的六名秘密交通員的姓名、籍貫、年齡等資料,唯獨沒有從上海去鬆江執行使命的那位交通員的情況。
於是,第三組即赴南平,很順利地找到了當年的廟祝、如今的縣委副書記。接著,去福州,下溫州,轉金華,一路順藤摸瓜竟然都還順利,最後抵達杭州。
杭州這個地下交通員名叫劉誌純,四十六歲,因早已與黨組織失去聯係,所以新中國成立後還是老百姓一個,在一家竹行做店員。偵查員向其調查那次去鬆江跑交通之事,劉誌純說那次跑交通我還記得很清楚,因為那是我最後一次為組織上效力。劉誌純說他是1931年2月加入的中國共產黨,那年他二十七歲,是武林門那裏的“茂福竹行”的夥計,因為小時候上過兩年私塾識得一些字,空閑時經常捧著老板訂閱的《民國日報》閱讀,一個幹體力活的竹行夥計有此舉動,這在當時算是有點兒稀罕的,於是就引起了附近一所小學的夏校長的注意。夏校長是中共地下黨,可能受了組織上的指示,開始有意跟劉誌純接近,借給他一些進步書刊,時不時還跟他聊聊天下時勢。最後,夏校長認定他是一個富有正義感、追求進步的青年,於是就發展他人了黨。入黨後,卻沒讓他參加什麽活動,甚至夏校長也不來找他了兩個月後,夏校長來竹行跟老板聊天,瞅個空子交代給劉誌純兩句聯絡暗語,讓他牢牢記住。又過了十幾天,學校放暑假了,夏校長再也沒出現過。劉誌純好生納悶,一直躍躍欲試地想著要為革命事業出些力,可是卻無人來跟他聯係。直到當年年底,他回嘉興老家去探望患病的老父途中,忽然有一個看上去比較時尚的中年婦女跟他對暗語,說組織上已經把你的關係轉到上海了,以後上海方麵有事會找你聯絡的,並當場交代了新的聯絡方式和暗語。就這樣,劉誌純在本人一無所知的情況下,成了一名由中央直接掌握的秘密人員。
之後,劉誌純一共執行過三次任務。第一次是跑了趟老家嘉興,在輪船碼頭接了一位從鬆江坐船過來的患病男子,從嘉興坐火車把他護送到杭州,將其安頓在西湖畔的一家旅館後,事兒就辦完了。另一次是從杭州把一份隋報送往上海,他住進了法租界的一家旅社,當天就有人前來取走了情報。那份情報是一卷綿紙,上麵一片空白,估計是用密寫藥水寫的什麽重要機密。上線是個富家女打扮的三十來歲的女子,當場讓他把棉襖脫下來,把綿紙藏在裏麵。第三次就是跑鬆江了。
之前半個多月,他收到一封南京來信,裏麵用暗語寫著讓他從次日起計算的第十六天至十八天,每天中午十一點去西湖“樓外樓”前等候接頭。半月之後,他在第二次去“樓外樓”時與一個穿國民黨軍官製服的男子接上了頭。對方向他交代:一個月之內會有人在某天晚上去竹行(劉誌純是單身漢,晚上獨住在供職的竹行內),對上暗語後,雙方交接一件東西。劉誌純收下這件東西後,應在當天或者最遲不超過次日動身離開杭州前往鬆江,抵達鬆江後入住火車站前的“漢源棧房”,如無意外,應該很快有人來找他接頭辦理交接。如果三天內無人來接頭,第四天則應返回杭州,把東西藏好後照常生活,組織上會另外安排人來接頭取物。交代之後,那軍官把筆畫憑證、鎖具、鑰匙交付給他。
1931年12月1日晚上七時多,有人來敲竹行門了。那是從金華過來的上線交通員。當然,對方不可能向劉誌純作自我介紹,兩人對上暗語後馬上辦理交接手續,然後,對方就向他揮了揮手轉身出門,融入了寒風呼嘯的濃濃夜色之中。
劉誌純於次日以探望在青浦(當時屬江蘇省)的親戚為名向竹行老板請假。老板說你去青浦要從鬆江走的,正好,你拿著我的信去鬆江城裏的“大天營造行”找張老板,快到年底了,請他把七月間買的那批毛竹款子結一下,最好是付現鈔,不能的話就從銀行轉賬,但必須你一起去,用你的名義劃賬,這樣他就沒法向銀行取消劃出的賬了。劉誌純於晚上十一點多登上了前往上海的夜班火車。當時火車跑得慢,中途又不知何故臨時停了一段時間,抵達鬆江已是12月3日上午七點了。他在車站旁邊的一個小攤上吃過早點,就去了“漢源棧房”。
因為一宿未睡,劉誌純入住客棧後就躺下睡覺了。一覺醒來,已是下午四點。客棧是供應三餐的,稍停他就讓夥房送來晚餐吃了。踱出房間,旁邊就是賬房,正跟客棧老板、賬房先生打聽“大天營造行”怎麽走法時,從門外進來一個人,三十五六歲,身穿黑色棉袍,頭戴同樣顏色的絨線帽,後半部分的帽簷放下遮擋著寒風,一張臉被風吹得略微泛紅,雙手攏在袖管裏,微微佝僂著背脊,嘴裏冒著熱氣,向賬房打聽是否有一個杭州來的竹行先生人住。劉誌純估計來人是接頭的下線了,當下就拱手道:“敝人姓劉,是杭州‘茂福竹行’來鬆江出差的,先生可是找我?”
對方衝他上下一打量,微微點頭。於是,劉誌純就邀其去房間。兩人人室坐定後,對上了暗語。劉誌純出示鎖具,對方從懷裏掏出一串鑰匙,選出一把就打開了。對方笑了笑,從錢包裏取出憑證—一“快”字的倒數第二個筆畫——撇,交給劉誌純。至此,交割完成了。對方衝劉誌純點點頭,拎著裝著特費的小皮箱一聲不吭地出門而去。
對於劉誌純來說,這趟使命乃是一次冒險之旅——那個下線剛離開五分鍾,警察就來盤查客棧了。那時對共產黨查得很嚴,警察又打著乘機敲竹杠的主意,對外碼頭來的看上去稍稍有些油水的旅客很感興趣,劉誌純竟然也人了他們的法眼,反複盤問他來鬆江辦啥事兒。幸虧劉誌純出示了竹行老板給“大天營造行”張老板的那封討債信,警察才沒再追問下去,但還是搜查了行李。劉誌純事後每每想起那一幕,就禁不住心驚肉跳:如果下線晚來幾分鍾,那“貨”可就玩兒完了,說不定還得搭上自己的性命。
劉誌純返回杭州後的第五天,有一個顧客來竹行談生意,要查看現貨情況,老板就讓劉誌純領往後院。到了後院,那人見四下無人,忽然說出了暗語。劉誌純於是知道是自己人,是來取憑證的,就把一直藏在身上的那個“撇”交給了對方。至此,劉誌純的任務就算網滿完成了。而他的地下T作生涯也結束了——之後一直到杭州解放,再也沒人來跟他聯係過。他估計是掌握他這個關係的上級領導出事了。按照當時組織上的規定,脫黨這麽長時間,他已經不是黨員,早巳還原成一個尋常百姓了。不過,杭州解放後他還是去找了軍管會、市委反映當年的情況。正因為他的反映,這次偵查員才得以打聽到他這條線索。
這樣,“懸辦”第三組終於查摸到了當年運送特費的秘密交通線上的最後一道環節:鬆江的那個穿黑色棉袍的男子。那人拿到貨後去了哪裏?為什麽沒把特費送到上海,甚至連人也失蹤了?要查明這個疑團,得去鬆江撞運氣了。
1950年2月1日,第三組的四名偵查員從上海前往鬆江開展調查。
三、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人鬆江原屬江蘇省轄地,建國初期江蘇省撤銷改為蘇南、蘇北兩個行政專署,鬆江劃歸蘇南行署,成為鬆江專區駐地。蔣文增四人抵達鬆江縣城後,先去專區公安處。如此重要的案件,自然得到了公安處的積極配合,當即指令鬆江縣公安局指派專人陪同上海同行調查。鬆江縣公安局指派了偵查員老馬,會同蔣文增四人隨即開展工作。
蔣文增簡單介紹了案情,說從劉誌純介紹的情況來看,對那個不知姓名、住址、職業身份的下線交通員的調查難度非常大,想先找當年劉誌純下榻的“漢源棧房”去打聽一下。老馬是鬆江當地人,熟悉本城情況,說“漢源棧房”早在抗戰爆發那年就關門了。這也在蔣文增的意料之中,畢竟十八年過去了,而且還幾經戰亂。蔣文增問:“那麽,那家棧房的老板、賬房什麽的還能找到嗎?”老馬說:“這個倒可以試試。我記得以前曾經聽人說過,‘漢源棧房’的老板林漢源是住在南門的,要不,我領你們去南門打聽打聽?”偵查員自然點頭,於是立刻動身,一邊走一邊心裏祈禱當年的林老板還住在原處。
到了南門,一打聽,林漢源倒是沒搬家,不過已經中風三年臥床不起了。偵查員跟他提起十八年前那個寒風呼嘯之夜曾經發生過的一幕,他一臉茫然。這也難怪,別說人家已經年屆六旬且中風臥床了,就是健康人隻怕也很難回憶起十八年前的那一幕。那麽,當時另一個在場人,那位賬房先生如今在哪裏呢?偵查員想撞撞運氣。問下來,得知賬房先生名叫褚國寶,後來“漢源棧房”關了,他去軋米廠做司磅員,現在應該還在那裏。
來到軋米廠,卻得知這個司磅員已經不在了,不是死了,而是國民黨鬆江縣法院給他換了個地方,送往蘇州監獄去吃牢飯了。那是1947年春天的事兒。業已五十掛零,步入知天命門檻,且一向老實守法的褚國寶不知哪根神經搭錯了,竟然卷入了一樁土匪搶劫案,據說是向沾著些許親戚關係的一個土匪提供了本地一家富戶的情報,致使該富戶遭到搶劫。後來案子被警察局偵破了,土匪供出了老褚,於是他就被判處五年徒刑。江南地區解放後,人民政府對關押的犯人進行了甄別,認為褚國寶屬於貨真價實的搶劫團夥共犯,應當留在監獄繼續吃免費夥食,這樣,他就被留了下來。
四名偵查員當晚上了鬆江開往蘇州的夜航船,於次日早晨抵達,直接前往監獄找褚國寶:可惜的是,盡管褚國寶身體健康,精神也正常,但無論怎麽啟發他也沒法回憶起十八年前有一個杭州竹行的旅客曾入住“漢源棧房”,更記不起那個身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
大失所望的偵查員正要離開時,褚國寶說,當年“漢源棧房”的賬本,在1937年底棧房關閉時他都帶回家去了,記得一共有二十二本,不知對你們是否有用?偵查員於是問明了褚家的住址,為獲取方便,還讓他當場寫了一紙給其家人的條子。
當晚,四個偵查員宿於蘇州。晚上聚在旅館房間裏談論案子,對於褚國寶的那些賬本不敢寄予什麽希望,因為住店的是劉誌純,而不是那個穿黑色棉袍的中年男子。不過,總是聊勝於無,至少可以對劉誌純所說的他前往鬆江的日期是否準確無誤有一個考證的依據。
次日,偵查員坐了一天輪船返回鬆江,上岸後直奔褚家,取走了那二十二本賬冊。當晚在下榻的旅館翻查下來,證實了劉誌純所言不謬,他確實是於1931年l2月3日在“漢源棧房”住過一個晚上,但這於他們要尋找其下線並無幫助,所以還得研究下一步調查工作應該怎麽進行。
議了一陣,偵查員胥德深忽然想到了一個問題:據劉誌純所說,那個下線交通員是雙手攏在袖管裏進的“漢源棧房”,從劉誌純對當時情景的陳述來判斷,客棧老板和賬房對於這個黑衫人的出現一臉的茫然,那說明此人並非鬆江本城人,而是來自於外碼頭。根據劉誌純之前與上線的交割情況來看,黑衫人可能事先已經趕到鬆江來了,所以,他在鬆江應該是有一個落腳點的。這個落腳點的情況,黑衫人在接頭時是否在劉誌純麵前露出過什麽蛛絲馬跡呢?
蔣文增、徐立鼎、鄔泓三人交換了一下意見,認為這個推斷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於是,蔣文增就決定再向劉誌純了解一下當年他與下線碰頭時的細節。鑒於第三組已經連續奔波了兩個月,頗有些疲憊了,蔣文增於是決定第二天由他和胥德深兩人去杭州,徐立鼎、鄔泓留在鬆江休整。
第二天,2月5日,蔣文增、胥德深乘坐火車前往杭州,劉誌純受竹行老板差遣去郊區辦事了,隔了一日偵查員才見到他。在偵查員耐心的啟發下,劉誌純終於回憶起了一個之前調查時遺忘了的細節。他記得十八年前那個黑衫黑帽的男子在驗證過“特貨”後,從錢包裏取那個木質的“撇”時,他無意間朝對方打開的錢包裏瞥過一眼,看見裏麵有一張薄薄的折攏起來的紙。
蔣文增頓感興趣,問道:“紙?那是一張什麽樣的紙?”
劉誌純皺著眉回憶:“好像跟客棧賬房開給我的那張預付款收據差不多吧。”
當時的旅館業,對於旅客住宿的收費方式跟如今略有不同。熟客的話進門開房人住,什麽都不用付,到離開時一並結賬支付即可;生客登記人住時就妻付定錢,但那不過是意思意思,通常隻須付相當於住宿費的10%的金額。付錢後,店家會給旅客一紙憑證,上麵寫著房號、定價和預付款數額,作為人住和離店結賬時的依據。劉誌純認為那張折攏起來的薄紙與“漢源棧房”開給他的那紙收據應該是一樣的,小而薄,也是藍色的。
除此之外,劉誌純沒能再提供其他更多的內容,不過這也夠了。偵查員蔣文增、胥德深返回鬆江待在杭州火車站候車時,縮在一個無人的角落裏對這個細節進行討論,很快就取得了一致意見:按照當時地下工作的慣例,由於白色恐怖造成的出行不穩定性,通常上下線交通員接頭時都是約了數天時間的,有兩三天的,也有三五天甚至一周的,最長的個把月也有。下線應在約定日子內的某個時段前往某處接頭。因此,那個黑衫人下線跟劉誌純接頭的日期應該也是非固定的,可能是兩三天,也可能更長。據劉誌純回憶,那天對方走進“漢源棧房”時什麽東西也沒帶,雙手攏在袖管裏。這樣,可以認為他可能是鬆江當地城廂鎮上的,因為如果是城郊人的話,這個時間城門已經關閉,他無法出城。鬆江城攏共也就那麽大一點兒,城裏的老住戶都是抬頭不見低頭見,活到四十來歲的客棧老板、賬房先生應該是認識他的,可是,據劉誌純回憶,那人進來向賬房打聽“是否有個杭州來的竹行老板人住”時,客棧老板、賬房先生都是一臉陌生,不但沒跟對方打招呼,連臉上也沒顯露出紋絲跟來人似曾相識的神情(這方麵的觀察對於一個地下交通員來說是至關重要的)。因此,可以排除對方是鬆江城廂人。
黑衫人作為一名地下交通員,應該知道自己的運氣未必那麽好,能夠一下子就撞到劉誌純,所以,他應該是作好在鬆江待上一天以上才能跟杭州來客接上頭的思想準備的。如此,聯係到劉誌純看到的其放在錢包裏的那張薄簿的藍紙,偵查員就認為他從城外進入城廂後,可能已經在某家旅館登記下榻了。蔣文增、胥德深在登上從杭州開往上海的火車時,已經統一了下一步的調查思路:調查鬆江城裏的旅館。
回到鬆江,另兩位偵查員徐立鼎、鄔泓已經等急了。蔣文增遂將去杭州調查到的情況和分析向徐、鄔兩人說了說,臨末道:“不過我們先得有個思想準備,這樁活兒不大好幹,別說相隔了兵荒馬亂的十八年了,就是太平年代的十八年,要想查到是否有人下榻過還是—個大難題哩!不過,幹我們這一行就是這樣,隻要有一絲希望,就要付出百倍的努力。”
於是,立刻著手行動。先把他們下榻那家旅館的錢老板請來,跟他聊了一會兒,獲得以下情況:十八年前鬆江城裏有五家旅社—一“漢源棧房”、“清福閣旅館”、“邢天華客棧”、“九峰三泖旅社”和錢老板的這家已經開了三代的老牌“大福祥旅館”,後來,“漢源棧房”關了,就隻剩下四家。去年鬆江解放後,“邢天華客棧”也關閉了,目前就剩下三家了。偵查員向錢老板請教:那麽,是否有可能查到十八年前的某一天某旅客曾經下榻過哪一家旅社呢?
錢老板搖頭:“可能性很小,你們到我這裏來查的話,我們還保存著至少三十年的旅客人住登記賬本,其他店家就難說了。‘邢天華客棧’呢,肯定沒了,因為他們那天關門時,邀我去喝了散夥酒的,我親眼看到邢老板吩咐夥計把一應賬簿什麽的都燒掉了。”
蔣文增聽說“大福祥”還保存著當年的賬簿,就請錢老板把民國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的賬簿拿出來,說要查一查。查下來的結果是:1931年12月2日、3日那兩天,隻有鬆江本城的“富貴糕團店”的老板周德衝來訂過一個房間。那是給誰訂的?又是什麽樣的人人住?賬簿上都沒有記錄。偵查員請錢老板問了兩個當年曾經在“大福祥”幹的老夥計,都說年月隔得太久,記不起了。那麽,“富貴糕團店”是否還開著呢?錢老板說還開著,老板周德衝也活得好好的,一頓能吃兩大碗飯。那就去拜訪這位周老板吧。
周老板還記得十八年前向“大福祥”汀房間之事,那是為了接待他的親家,上海來的“聚財綢緞行”賬房先生劉羽定。劉賬房現在在哪裏呢?周老板回答:“他早就死了,是十二年前因癆病不治而死的。”
偵查員尋思那人別就是跟劉誌純接頭的黑衫人,於是就問周老板對方是什麽模樣。周德衝的老婆拿來了照相簿,說那裏麵有賬房先生的照片。一看,跟劉誌純所說的黑衫交通員大相徑庭。
這樣,一家旅館就排除了,剩下還有兩家——“九峰三泖旅社”和“清福閣旅館”,次日偵查員登門調查。他們倒也像錢老板一樣保留著賬簿,不過,並未發揮作用,這兩家旅館那幾天生意清淡,並無客人上門。
如此,線索就斷了!
四、就是這個老藥工?
這時,第三組收到了市局“懸辦”通過部隊機要員捎來的工作情況通報。通報中說了至目前為止各組的辦案進度,第三組與另外兩個組並列末位,這使蔣文增等四人頓感臉麵無光。不過,通報中也有對第三組有啟發的經驗介紹。承辦…軍統’、‘中統’迫害民主人士係列案”的第五組的調查就有較大收獲,該組的經驗是:不厭其煩,向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伸出調查觸角。蔣文增看著似有所悟,對另外三人說我們手頭這個案子是否也存在這種“看似無法調查的方向”呢?
四個偵查員議下來,覺得這個方向似乎是存在的:既然前麵已經認定那個黑衫交通員是事先就已經抵達鬆江城內的,很可能是入住了哪家旅館,這已經沒法調查下去了。但是,“很可能”並非百分之百,還有一小部分是“不可能”。這個“不可能”中包含著另一種可能性:黑衫交通員並未入住旅館,而是借宿於鬆江城裏的某戶與其有親友關係的居民家裏。
偵查員對這種可能性進行了論證,還真找不到理由一下子將其排除,於是就決定順著這個方向伸出觸角開展調查。這就需要請鬆江城廂鎮派出所協助了。不過那時開展此類工作遠比六十多年後的今天便當得多:流動人口少;家家戶戶都有人待著;由於曆史原因形成的生活模式,街坊鄰裏間的關係幾近透明,誰家來過什麽客人請過幾次客不但戶主一家記得清清楚楚,就是鄰居也回憶得起來;最關鍵的一點是:派出所通過全鎮各街(並非如今所說的“街道”)居民委員會可以比較容易地向全鎮各家居民查詢。
偵查員跟派出所一聯係,派出所當即通知各街居委會主任到所裏參加緊急會議,所長將要查摸的情況說了說:民國二十年,也就是1931年12月3日,那天是入冬以來的第一個結冰天,請大家或者開居民大會布置,或者通過各居民小組長下去,反正要求逐家一一問到,看當時誰家來過親戚朋友,是一個穿黑色棉袍戴黑色絨線帽的中年男子。
布置下去後,全城立刻同時開始查摸。工作效率確實很高,也就不過一天半時間,各街居委會的查摸結果就已經報給派出所了。可這結果卻使偵查員大失所望,是清一色的“沒有查到”四個字。調查工作進行到這一步,四名偵查員紛紛搖頭,可以用兩個字來表述:無語!
無語之後,蔣文增就說看來鬆江這裏已經沒啥線索可以調查的了,我們回上海吧,過了春節再作計議。其餘三個偵查員也無辦法,隻有點頭讚同。這時,偵查員胥德深向蔣文增請假,說這邊的鬆江軍分區司令部有他一個叫杜複明的山東老鄉,是司令部的參謀,他跟杜已經四五年沒見過麵了,想乘這個機會去看看對方。蔣文增說你怎麽不早說呢,去吧!
沒想到,這一去,竟然獲得了一條線索!
胥德深去軍分區司令部後,立刻往眾偵查員下榻的旅館打了—個電話,說杜參謀請蔣文增三位一起過去吃個便飯。盛情難卻,蔣文增三人於是就去了軍分區司令部。杜複明是個熱情豪爽的山東漢子,讓夥房給炒了四個菜,買了兩瓶白酒,請胥德深四人暢飲。眾人吃著,覺得菜肴炒得極好,讚不絕口。杜複明覺得很有麵子,就喚出廚師老柏來跟客人見麵,說上次許司令(指時任華東軍區副司令員許世友)來鬆江視察,也是老柏掌的勺,許司令也稱讚了,還敬了老柏一杯酒呢。那年頭講究人人平等,偵查員於是就請老柏入席一起吃。
席間閑談時,杜複明問起胥德深等此次來鬆江出差的事由,胥德深說是調查一樁十八年前的案子,費了好大勁還是沒有頭緒。這時,一旁的老柏忽然開口了:“我知道那年頭鬆江這邊還有一個可以住宿的地方哩,不知道你們調查過沒有?”話一出口,四個偵查員的眼睛立時齊嶄嶄地盯著老柏,靜候廚師往下說。
老柏是鄰縣金山縣人氏,早年去上海學烹飪,1930年學藝滿師後,放單飛的第一個碼頭就是鬆江,應新開的“富春樓”之邀當了大廚。當時,鬆江的一些國民黨黨政軍頭麵人物都喜歡來“富春樓”請客應酬,有時在衙門或者駐地設宴請客,就把老柏請去掌勺。鬆江城裏的“鬆(江)金(山)青(浦)中心保安團”司令部,乃是鬆江各衙門中請客最多的一個。老柏去的次數多了,就跟保安團司令部的那班人混熟了,對那裏的情況也了解了一些。其中一點是,保安團司令部經常要舉行軍事會議,召集分駐於金山、青浦的軍官來開會。那時保安團隻有團長有一輛自備小車,不可能用來接送,這些軍官來來往往就隻能乘坐每天隻有一班的輪船或者公交車。交通如此不便,當天肯定是無法返回各自駐地的,這樣他們的住宿就成了問題:由於保密原因,事先不能向旅館訂房間;而臨時借宿吧,經常難以保證足夠的床位。為了解決這個問題,保安團司令部向“江蘇省保安總部”(當時上海郊區諸縣屬江蘇省)請示後,在司令部內設立了一家有五十張床位的招待所。
招待所對內營業,其服務對象首先是來鬆江出差的保安團軍人,有時床鋪有空閑,也接受社會旅客,但必須有保安團連長以上熟人介紹並要取得一名營級軍官的簽名擔保方可入住,當然是收取費用的。對於外地旅客來說,人住保安團招待所有一點顯而易見的好處,那就是不必如同入住其他社會旅舍那樣睡到半夜三更會被人喚醒了查這個問那個,也不用擔心把行李翻得亂七八糟,其中貴重物品有時甚至還會不翼而飛。因此,能夠人住保安團司令部招待所那是再好不過了。不過,由於有嚴格條件,能夠人住的人也不多。而知道保安團內部招待所可以入住非保安團軍人的,那就更是微乎其微了。這可能也是偵查員之前調查時沒人提到此處的原因。
蔣文增、徐立鼎等四名偵查員聞訊大喜,盯著老柏問那個內部招待所十八年前是哪個在負責管理,那人還在不在。老柏掰著指頭算了算:“十八年前……那就是民國二十年,那時我還沒離開鬆江,記得那年的12月31日,我還被保安團司令部叫去替他們掌勺燒了四桌菜迎新年哩,當晚我就住在他們那個招待所裏了。對了,那個負責的人姓顧,是青浦人,名字好像叫‘三才’。”
“那麽,這個顧三才現在在哪裏呢?”
這個,老柏就說不上來了,因為他第二年就離開鬆江,再沒跟保安團的人打過交道。不過,既然有名字,可能還是查得到的。偵查員當下就取消了返滬的主意,當晚聚在旅館房間裏商量應該去哪裏調查顧三才。想來想去,最後決定向鬆江專區公安處打聽。
次日,偵查員去了專區公安處。問下來,關於保安團的檔案現在都堆在庫房裏。於是就去翻閱,意外發現檔案堆裏竟然還保存著保安團司令部內部招待所七年來(1930年至1937年)的全部住宿人員登記資料。於是,馬上翻查民國二十年12月初那幾天的住宿人員記錄。這就比查閱社會旅館的登記簿方便多了,因為要找的目標——黑衫人並非軍人,隻要盯著非軍人旅客就行了。查下來,發現那年12月1日至5日那幾天中,入住的非軍人旅客一共隻有三個:一個姓張,是南匯縣周浦鎮上的醬園老板,另一個是張老板的太太,兩人是來鬆江訪友的,入住保安團招待所的擔保人是保安團副團長厲友光;另一個來自上海,名叫梁壁純,其擔保人是保安團營長郭洪順。梁壁純於12月1日中午入住,至12月4日清晨離開。
這個名叫梁壁純的上海來客引起了偵查員的興趣,於是查看附在登記簿上的郭洪順出具的擔保函。這個郭營長看來是上過私塾的,小楷寫得還看得上眼,內容是,被擔保人梁壁純係其族叔郭北昌所開的“祥德源國藥號”的店員,前來鬆江向“餘天成中藥堂”聯係采購中成藥。檔案顯示,郭洪順係保安團第一營營長,江蘇省金山縣人氏,1933年因貪汙被解職,去向不明。
這樣,要查明梁壁純是不是那個地下交通員,隻有找郭洪順的族叔、中藥店老板郭北昌了。當天下午,四名偵查員就登上火車返滬。回到市局,先去向“懸辦”領導匯報了辦案情況。楊家俊主任說同誌們辛苦了,馬上要過年了,本來應該好好休息幾天,放鬆一下,但現在看來不行,你們幾位還得繼續辛苦,因為這案子北京已經來電催問過調查進展了。
其實,領導不說,蔣文增等人也不打算休息。第三組的工作進度落後於其他組,他們心裏已經很不安了。況且,既然有線索,還是早一天去查清楚,免得夜長夢多。
於是.2月16日除夕上午,偵查員胥德深、鄔泓去了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到“祥德源國藥號”是1909年10月15日經法租界公董局獲準開業的一家兩開間中藥店,老板名叫孔鍾聲,店址在金神父路119號。1923年,孔鍾聲將該店盤給江蘇省金山縣人郭北昌。1941年9月,郭北昌因病去世,10月,“祥德源國藥號”向法租界公董局申請注銷獲準,於10月23日正式歇業。
離開了衛生局,胥德深、鄔泓心有不甘,商議幹脆去一趟那家中藥店鋪的原址,向那裏的商家打聽一下,指望能撞到好運。於是前往已經改名為瑞金路的那條原法租界內的馬路,可是,畢竟那麽些年過去了,時過境遷,連門牌也已經重新編製過了。一番打聽後找到“祥德源國藥號”的原址,現在是一家鞋帽店,不管老板、賬房、店員,竟然誰也沒聽說過“祥德源國藥號”。兩人不死心,再向馬路對麵弄堂的年長居民打聽,說以前有過中藥店,後來關門歇業了。那麽聽說過有一個叫梁壁純的店員嗎?一連問了三個居民都搖頭,最後問到了一個六旬老翁,這才得到肯定的答複:有一個店員梁先生,說話帶上海郊區口音,叫什麽不清楚。這位梁先生藥工技藝了得,“外堂”(指在店堂按方抓藥)、“內堂”(指在裏麵炮製處理中藥材,乃是一項專門技術)都是一把好手,是那家中藥店本事最好的先生。
“那麽,後來他到哪裏去了?”
“後來?沒有後來!聽說那位梁先生有一天突然失蹤了!”
胥德深、鄔泓返回市局向蔣文增匯報上述調查結果,蔣文增說:“突然失蹤了?這就對了,‘特費’不也是突然失蹤的嗎?”
當然,調查要繼續進行下去。不過,往下如何調查,還需要討論。這樣,幾個人春節就沒外出調查,而是窩在屋裏討論。2月20日,年初四,第三組偵查員再次出動,執行節日期間議定的調查方案:尋找當年在“祥德源國藥號”工作過的員工,看能否從他們那裏了解到梁壁純的情況。
四個偵查員分兩路進行查摸,一共花了三天時間,獲得了以下情況——“祥德源”確曾有過梁壁純那樣一個外堂、內堂本領都首屈一指的藥工師傅,他是前任老板孔鍾聲雇用的,後來孔鍾聲把店盤給郭北昌,經郭老板再三挽留終於答應留了下來,成為“祥德源”的技術權威,後來“祥德源”的藥工差不多都是他帶出來的徒弟。梁壁純說話帶上海郊區口音,聽說是江蘇省嘉定人。
梁壁純為人謙恭,內向斂言,正直仗義,再加上他那手技藝,使其成為“祥德源”上下都很喜歡的一個人。郭老板把他視為第一心腹,不但店裏的事情樁樁跟他商量,有時甚至家裏拿不定主意的事兒也要問問梁先生。大約1927年夏天開始,由於郭老板身體有疾,原先由他親自掌握的進貨渠道就漸漸地交給了他所信任的梁壁純。“祥德源”的中藥進貨渠道與當時上海灘以及周邊的所有中藥店一樣,都是從專門經營中藥批發的藥材行進貨的——這是指的中藥原藥;中藥還有一部分藥是成藥,即經過加工的膏、丸、丹、散,這部分藥,大店、名店是自己加工製作的,小店鋪也有加工,但病家往往對於小店鋪加工的成藥持懷疑態度,於是後來就改為向大店、名店進貨。鬆江的“餘天成”就是這樣一家聞名江南地區的名店,“祥德源”的中藥成藥,自梁壁純接手負責進貨以來,經郭老板同意,就由原先從上海市區某店進貨改為從“餘天成”進貨了。梁壁純1931年l2月初的鬆江之行,估計就是去跟“餘天成”談明年的成藥訂貨事宜的。之所以“估計”,是因為關於進貨那樣的大事,隻有郭老板和梁壁純兩人商議,屬於商業機密,別人見之都得走遠些。
那次梁壁純離滬去鬆江後,過了大約三四天返回“祥德源”。那天,梁壁純是上午九點左右回來的,和以往每次去外地出差一樣,回店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給每人送一樣小禮品,通常都是當地的土特產,這次也是,每人一盒鬆江產的桂花香糕。然後,梁壁純喝了一杯學徒李小慶遞上的茶,對郭老板說:“我這次出差有點兒累,這會兒想先去睡一會兒,下午再來向您報告一應情況。”郭北昌點頭說好,還關切地詢問要不要去附近的廣慈醫院找西醫看看。梁壁純微笑稱謝,擺手說不必,然後就離店而去。這一去,竟再也沒有回來!
“祥德源”的學徒、店員一共有七人,其中四人是住在店裏的,梁壁純和另外兩個店員老朱、老焦不住在店裏,朱、焦家住上海,梁壁純據說在滬沒有家口,租了房子獨自居住,租金是由藥店出的,這還是前任老板孔鍾聲立下的規矩。那天下午,郭北昌等到四點多鍾快打烊時還沒見梁過來,隻道他生病了,就差學徒小福子前往其下榻處看望。下榻處不遠,也在法租界。小福子騎著店裏送藥的自行車過去也就十來分鍾,速去速回,向郭老板稟報說那裏是鐵將軍把門,沒有人。郭老板立刻親自趕去,果然!向鄰居探問,都說梁先生已經走了好幾天了,沒有回來過。郭老板立刻向法租界巡捕房報告,巡捕請了鎖匠把房門打開,裏麵整潔如常,卻一眼就可看出確實已經數日沒住過人了。
巡捕房把郭老板帶去詢問,發現其並無卷款潛逃之嫌,也無其他案件牽扯,更未見其與人口角發生爭鬥被害的可能,因此也就沒有立案,甚至連筆錄也沒做。這件事漸漸地就無聲無意地過去了。“祥德源”的人,從此再也沒有見過梁壁純。
1950年2月24日,偵查員鄔泓、胥德深帶著這張照片前往杭州請劉誌純辨認,劉誌純一眼就認出了梁壁純。至此,終於可以確認當年“祥德源”店員梁壁純就是那個前往鬆江與劉誌純接頭並交割了“特費”的地下交通員。2月26日,第三組四名偵查員開了一個案情分析會,對如何開展下一步工作進行了研究,認為往下要做的就是:揭開當年梁壁純的失蹤之謎。這個謎底肯定與“特費”有關。
當然,尋找梁壁純當時憑空消失的線索,具有相當的難度。偵查員分析,梁壁純是平靜地結束鬆江之行返回“祥德源”,然後不露聲色地消失的。而從事後郭老板以及法租界巡捕房去其住處查看和向鄰居了解到的情況來看,他其實自12月1日上午離開住處後就沒再返回過。因此,似乎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梁壁純對於自己的“失蹤”是有準備的,也就是說,正是他自己製造了失蹤。梁壁純為什麽要製造失蹤?顯然與他作為地下交通員所完成的任務有關。可能是梁壁純在完成交割後有意或者無意間發現他所運送的“貨”竟然是一百二十兩黃金,從而起了貪婪之心,於是,他就決定侵吞黃金,然後遠走高飛。
除此之外,另有一種“非侵吞”假設:梁壁純返滬後去“祥德源”前,還沒有向其下線辦理交割。他先去了趟藥店,然後再去辦交割,就在離開藥店前往接頭的途中出了事。出了什麽事?會不會是被捕了?這種可能性可以排除,因為當時組織上在追查這個案子時也曾考慮過這種可能性,動用了法租界、公共租界以及國民黨上海市警察局、國民黨淞滬警備司令部以及“中統”的所有內線進行了秘密調查,各方均無關於這方麵的消息。所以,第三組的觀點傾向於梁壁純侵吞了這筆巨額財富。這樣,調查方案也就形成了:尋找梁壁純,可先從查’摸其當年的家庭住址作為切入口。
之前,偵查員了解到梁壁純是嘉定縣人氏,在上海沒有家口,每年大約回家兩三次,都是在藥店生意最清淡的時候。可是,嘉定是個大縣,光城鎮就有城廂、南翔、黃渡、安亭、婁塘等,梁壁純家住嘉定的城鎮還是鄉村,是哪個鎮抑或哪個鄉?調查工作的第一步,看來先得解決這個問題。次日,偵查員分兩路開始調查,一路是蔣文增、鄔泓去查原法租界公董局留下的商業檔案,查詢“祥德源國藥號”向公董局申請變更時遞送的材料,指望能夠從中找到店員資料;一路則是再次去向當年與梁壁純在“祥德源”共過事的那幾個藥工師傅了解,希望他們能夠回憶起與梁壁純家鄉有關的什麽事兒來,好作為尋訪梁壁純家庭住址的參考。
這兩路調查全都沒有見效。法租界公董局的檔案裏,有受理登記時“祥德源”的原始材料,也有關於從老板到店員的健康狀況資料,可是,根據法國管理者(法租界公董局商業處和衛生處)的規矩,他們隻分別負責登記開業申請和健康檢查,而那是不必登記店員的家庭住址的,所以內中並無偵查員需要的內容。而另一路對“祥德源”原店員的調查,也未有什麽收獲,梁壁純不愧為一個有資格執行臨時中央重要秘密交通使命的地下人員,用現在的說法就是具備一個優秀情報人員的基本素質,在那麽長的時間裏竟然沒向朝夕相處的同事聊起過哪怕一星半點兒關於自己家鄉的細節。
這樣,第三組就隻好退而求其次:既然說是嘉定的,那幹脆就到嘉定去查查,指望能夠撞到好運。
這個運氣還真給他們撞到了。偵查員到了嘉定縣城,先去縣公安局。縣局接待的徐副局長聽明來意後,說這事好辦,我馬上跟縣工商聯的同誌聯係,請他們找幾個中藥店鋪的老板、賬房、老藥工師傅開個座談會,請他們回憶一下嘉定地麵上以前是否有過一個在上海法租界“祥德源國藥號”工作的名叫梁壁純的老藥工。
結果,人到齊了,這個會卻沒開起來。怎麽呢?竟是意外驚喜:最後一個到縣工商聯的是七十三歲的嘉定“積福堂中藥店”創始人陸積福。“積福堂”傳到他兒子手裏後經營了數年,就在戰火中遭到焚毀,但老爺子是當地中藥界權威,所以藥店雖然不在了,名望是擺著的。這回工商聯召集全城中藥業的主要人物開座談會,當然也少不了他。老爺子坐定後,那些後輩都來向他請安問候,他就問今天開什麽會,怎麽事先沒發書麵通知。工商聯的人就告訴他公安局來電要求協查一個什麽樣的對象,請大家回憶一下咱們嘉定以前有沒有那麽一個人。陸老爺子聽著就笑了,說還調查什麽,梁壁純就是我們“積福堂”出去的,算起來,他是我收的第一個學生子(滬語,即學徒)。
偵查員得知這個情況,自是喜不自勝。可是,往下就喜不起來了。據老爺子說,梁壁純家住嘉定南門外,婚後生育了三個子女。其妻小名貞姑,黃渡鎮人,原無業,後來梁壁純忽然失蹤,光靠以前的積蓄難以謀生,就把嘉定這邊的房子賣掉後拖著三個子女回黃渡娘家做起了小生意。那還是民國二十年左右的事兒,後來情況如何不清楚。偵查員連忙向老爺子請教:“貞姑娘家住在黃渡何處,您老知道嗎?”
老爺子說:“貞姑剛拖著子女回黃渡頭一年過年時,我請人給她捎去過一條豬腿、一條青魚和一些小孩兒吃的糕點零食,她收到後馬上給我寫來一封信表示謝意,記得信封落款是黃渡千秋橋堍。”
第二天,3月2日,第三組一千人去了吳淞江畔的黃渡古鎮。還是先到派出所,一問,民警說千秋橋那裏是有一條長街,可是沒有聽說過單身婦女拖帶著三個子女過日子的。偵查員徐立鼎一口山東話,說那是十幾年前的事兒了,現在那婦女應該是步入老太太行列了,子女呢,肯定已經長大成人了。派出所所長也是山東人,一聽鄉音分外親切,說我們是山東老鄉哩!老鄉放心,立馬查!
查了半天,竟然讓民警給打聽到了:貞姑大名叫陳孝貞,以前確實住在長街上,後來全家搬走了。什麽時候呢?鄰居回憶說是抗戰時期,大概民國三十一年前後吧。
民國三十一年就是1942年,那年他們全家搬到哪裏去了呢?這個,那麽多鄰居沒有一家知道的。他們是那年秋天的一個夜裏悄悄走的,反正家裏打開後門就是河浜,一條小船載走了他們,聽說東西都沒帶,光帶走了各人的衣服——那是第二天聽貞姑的姆媽說的,她們是住在一起的。不過,她也沒說過貞姑去了哪裏。
走得如此神神秘秘,頗有當年梁壁純的行事風格,偵查員越發懷疑:難道是梁壁純在與家屬中斷九年聯係後,忽然把他們接走了?
“那麽,那位老太太如今還在嗎?”
“沒了!今年正月裏走的。不過老太太死時,貞姑回來了。”
偵查員尋思那就有戲,既然來辦喪事,那就會跟其他親戚接觸,接觸之中難免要說說各自的生活、家庭成員狀況什麽的,隻要貞姑說過片言隻語,那就可能成為線索。趕緊找貞姑家的親戚去調查吧。抵達黃渡的第三天下午,偵查員終於獲得了一條線索:貞姑後來果然是被其夫梁壁純接往上海浦東的,現住在浦東洋涇鎮!
3月4日晚上,洋涇鎮上的鍾表匠、五十六歲的申繼穀——即當年的臨時中央地下交通員梁壁純,被“懸辦”第三組請進了上海市公安局。與此同時,偵查員對梁壁純的住處進行了搜查,無甚發現。後在梁壁純的提示下,從灶膛下挖出了一份密藏於陶瓷藥罐裏的文件——是曹家渡一家旅社為梁壁純出具的證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