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想寫一點關於曆史的東西，可是怯於提筆，畢竟浩如煙海的資料無從比較對錯。曆史是一個任人裝扮的花臉，沒有人知道哪一張臉是真實的，我們能知道的僅僅是那些我們需要的臉孔，問題在於哪一張臉是我們最需要的？是曆史課本上教的還是清宮劇裏演的？那些是非混淆的曆史就是我們所需要的嗎？
前些天看了《明朝那些事兒》，很激動。感謝當年明月，他筆下栩栩如生的明朝將士給了我提筆的勇氣。明是一種精神，一種讓當今中國人汗顏的民族氣節，一種血性、理性、張狂、無畏，一種中國人早已丟失的驕傲和自尊。是的，我該寫點什麽了，也許我不能寫出一段沒有紕漏的曆史，但我能寫出我們需要的曆史，一段漢民族輝煌與泯滅的曆史。
從哪兒說起呢？從我們每天都用的漢語說起吧。
引子
第一節、胡言的漢語
清大興文字獄，知識分子朝不保夕，沒準哪一句話說錯就會進太平間，因此不敢議論時事，不敢評點曆史，連吟詩作賦都不敢，那知識分子憋慌了都幹什麽呢？於是乾隆嘉慶年間興起一個乾嘉學派，正事不幹，專門考據，天天翻故紙堆，考據的內容五花八門，其中一個重要的部分是語音學（音韻學），隨便說一個字，考證這個字先秦怎麽讀，漢怎麽讀，唐怎麽讀。考證到後來得出一個對現代人而言意義深遠的結論：中國古代漢語的發音與江浙一帶的方言相近，與北方話相去甚遠。後人接著研究，發現古漢語的語音、詞匯、語法至今還保留在東南沿海的方言中，比如吳語，閩南話、客家話、粵語；尤其是客家話，較好地保存了唐代的中原漢音。
中國官方的說法一般是漢語分五大方言（或七大方言，增加贛語和湘語），這五大方言內部還有無數的小方言。不過這個說法存在爭議，因為西方學者對語言的定義為互相之間不能通話的均應列為不同的語言，照這個定義，漢語事實上是一大堆語言的統稱。說個真實的笑話：我一個師弟是浙江黃岩人，他的某位老鄉有一次在大學校園的公共電話亭給家裏打電話，當他高亢激昂地和父母拉過家常掛下電話後，驚訝地發現後麵等電話的同學用崇敬的眼光望著他，並情不自禁地說：“你的英語講得真好！”這件事說明兩個問題：第一、中國的英語教學不是失敗，而是失敗到極品。第二、黃岩話對大多數中國人而言確實很像一門外語。還有一個例子，對越自衛反擊戰，中國軍隊的話務員都選用莆田人。很顯然，越南監聽的情報人員聽得懂國語粵語，但絕不可能聽懂莆田話，那是完全不同的另一種語言（方言）。
有人會說，漢語各大方言雖然語音差異極大，但都使用漢字，應該算同一種語言。這種說法雖然是中國的官方論調，但不太經得起推敲。東方語言大多屬孤立語，同音字多，缺乏曲折變化，因此隻有使用漢字這樣一種意音文字才能清晰地表達詞義，而且每個漢字對應不同的語言可以有不同的發音。漢字曾廣泛被日本、朝鮮、越南等周邊國家用作書寫語言，但從沒人說日語、韓語、越南話就是漢語，事實上他們和漢語的差別並不比客家話和普通話的差別來的大。韓國和越南近代相繼廢除漢字，文化上是一種倒退。日本人譏諷韓國人說他們廢除漢字後，連“韓”和“漢”都分不清楚（韓國人要的會不會就是這個效果，這樣中國的都變成韓國的了）。韓文是注音文字，無法解決同音字問題，很容易導致歧義，漢字不得已又小範圍恢複使用，最終於1999年8月7日，金大中發布總統令，要求在必要的情況下並書漢字以確保公務文書的內容準確的傳達。
從上麵的分析可以看出，漢語各方言確實更象語言，意大利語和西班牙語相互能聽得懂尚且算作兩種語言（這也是西方學者動輒會十幾門語言的原因，並不比掌握十幾個中國方言難度高），何況我們的方言之間完全不能溝通。不過，鑒於中國官方的立場，瑞典漢學家高本漢幹脆反其道而行之，將朝鮮語、日本語、越南語等中國周邊語言統稱作漢語的“域外方言”。反正差不多，要麽都算語言，要麽都算方言。
我們都知道，語言是文明的載體，也是一個民族的最基本特征。沒有自己的語言，不能否定一個民族，但有自己的語言，肯定是一個民族，這就帶來一係列荒謬的問題：漢語五大方言區照這個理論應該算五個民族，可現在大家都稱自己為漢族，那麽哪一種方言或文化最能代表漢族？讀者會說，這不是廢話嗎？中國70%的人操北方話，當然是北方話嘍。這又產生兩個問題：一、北方話真地能代表漢語嗎？二、北方話內的差異也不小，初分為八區方言，從西南官話，江淮官話到東北官話，各有各的調，哪一種官話最能代表北方話？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得先來研究一下目前中國的官方語——普通話的來由。
“普通話”是中國官方標準話最近的稱呼，中古時期的標準語稱作“雅言”、“雅音”、“正音”，明清稱作“官話”，清末改稱“國語”，1956年最後命名為“普通話”。現代普通話最早發端於1909年（宣統元年）清政府設立的“國語編審委員會”，將官話正式定名為國語。那麽當時的官話是什麽話？是滿蒙貴族說的話。換句話說，那根本不是漢人的語言，而是滿人的語言，確切地說，是滿人說的漢語。這也就是為什麽大夥兒都說黑龍江人（尤其是哈爾濱人）的普通話說得最標準，為什麽我們的蒙古族兄弟操起普通話個個字正腔圓，比北京人說得還溜？這原本就是他們的語音嘛。
將普通話定為漢語的標準音，產生出一個世界上絕無僅有的滑稽現象：漢語說得最標準的區域是傳統意義上的遊牧民族居住區黑龍江和內蒙古，而絕大多數的漢人說不出一口標準的漢語；繼承漢民族文化最多的東南沿海民眾說的是和普通話完全不同的的語言（方言），有些人甚至根本不懂普通話。這是哪一茬對哪一茬？
現在的官話事實上是完全遊牧民族化的漢語，那麽遊牧民族對漢語究竟產生過什麽影響？首先，發音越來越簡單。古漢語的發音較為複雜，至今閩南話有七個聲調，粵語有九個聲調，還有p，t，k，m，n，ng六種輔音韻尾。遊牧民族南遷後顯然發不出這麽複雜的音，於是北方的語音越來越簡化和胡化，同音字愈來愈多，要保證語義的準確，隻能將複合詞大幅增加，導致語言越來越囉嗦。學過古漢語的都知道，古文言簡意賅，將古文翻譯成現代漢語，要多費不少口舌。
由於中國灌輸式的教育，國人對普通話都有一種高山仰止的感覺，事實上，普通話的地位即使在近代，也受到過挑戰。第一屆民國議會的議員半數以上是廣東籍人，當時要投票選擇中國的官方語言，孫中山怯於北洋軍閥的勢力，一個一個去廣東籍議員那裏遊說，要他們放棄粵語，投北京官話，最終粵語以一票敗北。這一票使遊牧民族的文化在中國取得徹底的勝利，標誌著漢人已完全接受了遊牧民族文化的正統地位，那個彪炳青史的漢民族已不複存在。
現在讀者會問：北京官話之前中國的“雅言”、“雅音”是什麽話？答案很出人意料，最起碼出乎我的意料：南京官話!
晉代中原漢民衣冠南渡定都南京以後，中原（洛陽）雅音成為南京上層社會的用語。之後洛陽雅語和南京吳語融合，逐漸形成南方的江淮官話，以金陵雅音為標準。從東晉到清初的近一千五百年曆史中金陵雅音一直都是中國語音的正統。隋朝統一中國定都長安，編著《切韻》，音係為當時金陵雅音和洛陽雅音的綜合係統，因以南朝為正統而偏重金陵士音。唐著《唐韻》，沿隋《切韻》；宋編《廣韻》，襲隋唐《切韻》、《唐韻》。因此唐宋雖然沒有普通話，但從韻書中可以看出，南京音是最標準的。元朝蒙古人說蒙古語，漢人說漢語，互相之間要翻譯，亂七八糟。明恢複漢統後，“一以中原雅音為正”，即以南京音為基礎音係，南京官話為國家標準語音。明清時期來華的傳教士說的都是南京話，甚至到民國初年，西方傳教士主持的“華語正音會”依然以南京音為標準，這實在是個諷刺，老外堅持漢統比漢人堅持的時間還長。南京話對中國周邊國家也產生過巨大影響。六朝時期中國傳入日本的語音就是吳音（金陵雅音），從江戶時代到明治初年，日本官立學校和民間私塾所教的中國語都是南京話，直至明治九年（1876年）日本官方才轉而使用北京話。
那麽北京官話又是怎麽來的？這得追述到四百年前大名鼎鼎的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利瑪竇與不懂漢語的龐迪我神父同行前往北京，搭乘一個大太監的船，臨別時這位太監將一個從南京買來的男孩作為書童贈送給兩位傳教士，告訴他們這個男孩口齒清楚，可以教他們純粹的“南京話”（《利瑪竇中國劄記》意大利原文為“中國話”，同時代的傳教士金尼閣將之翻譯成拉丁文時譯作“南京話”）。可見直到明末，南京話依然是中國話的代名詞。利瑪竇到北京後作出一項中國文化史上的創舉，他第一個用羅馬字母拚音漢字記錄下當時的北京官話，從他的記錄中後人驚訝地發現：當時的北京話有大量入聲字並且沒有zh、ch、sh等翹舌音。這說明當時的北京話與現在的北京話根本不是一碼事，而是與吳語類似，確切地說明代的北京話就是通行全國的南京官話。
滿清入關造就中國曆史上漢語的最後一次退變，滿人把紫禁城周圍10裏之內的漢人全部趕走而專屬滿人居住，這個範圍稱為北京的內城，而10裏之外稱為外城。內城的滿人說滿語，外城的漢人說明朝官話即南京話。很快滿人發現滿語在老林子裏打獵伐木還能湊合著用，一進城麵對花花世界詞匯量遠遠不夠，靠滿語沒法生活，隻好硬著頭皮學漢語。問題是滿人學漢語有先天缺陷，入聲字發不出一下子全部丟棄，造成現代漢語同音字急劇增加，語言表達能力大幅下降。滿人發音象老外說漢語那樣不倫不類，但滿人不是老外而是中國的統治者，這種蹩腳漢語在北京內城定形後，迅速向外擴張，隨著滿清統治的鞏固而遍及全國。
雍正年間（1728年），清設正音館，首次確立以北京內城官話（滿式漢語）為國語正音，大力推廣滿式發音。但南京話直到清末，依然有“南京白話最堪嘉”的美譽。滿式漢語的國語標準音地位至清末民初才最終確立。從此蹩腳成為正統，這種對漢語的發音、詞匯和語法進行全麵破壞的滿清官話被定義為“國語”。清267年統治將漢文明徹底地從地球上抹去，到民國時已搞不清哪些是滿，哪些是漢，國人將被滿人強暴過的漢文化視為正統，漢民族徹底地墮落，淪為任人宰割的鴨子。
我也是近期閑暇時研究方言才知道的這段曆史。我在南京生活了那麽多年，從來沒有聽人說過南京話的輝煌過去，甚至南京的鄉土教材對這段最值得榮耀的曆史也隻字未提，整天就是六朝古都，似乎帝王將相就是值得懷念的全部，這是怎樣的一種教育？說實話，這麽些年我一直在為自己那土裏土氣的南京腔而犯愁，直到今天我才知道原來自己說的才是“中原雅音”，我一直都在為自己發不準遊牧民族的語音而煩惱。原本我已不準備讓兒子再學南京話，畢竟那是一個正在流失的方言，現在我改變了主意：先學南京話吧，那是漢文明的最後一點血脈。
隨便提一句，正規的曆史劇似乎都應該用南京話來對白，當然胡人進京還是可以說普通話的。
現在有人會問：南京話和北京話到底有什麽區別？說白了還是前麵提到的入聲。中古漢語的聲調分為“平上去入”四聲，前三聲保留至今，入聲遊牧民族發不出，因此經元清兩朝的半殖民統治，入聲在華北等地的官話中消失。結果是用普通話讀古詩詞，經常不押韻，而東南沿海方言大多還保留入聲，因此用上海話念古詩詞就比用普通話讀順溜得多。而目前八大官話方言中，唯一保留入聲的就是以南京話為代表的江淮官話（江淮官話的範圍包括江蘇、安徽、湖北長江以北沿江地帶和江西、浙江的部分地區），因此北方語係中，隻有江淮官話還保留了唐宋語音的特點。
說到底，從政治上講，普通話是最正確的語音；從文化上講，普通話是最垃圾的語言。中國的任何一種方言，哪怕你認為自己的發音再土，再羞於見人，都比普通話要更具底蘊。中國目前一方麵在大力拯救各少數民族的語言，另一方麵在漢語區內卻罷黜方言獨尊京腔。這一看似怪誕的政策本質上是清以降對漢文明（或中國傳統文化）摧毀性打擊的延續。
好多年不說南京話都不大會說了，不行，我得重新操練起來。
囉裏囉唆講了半天，漢語這一部分總算說完了。文明的特征除了語言還有什麽？服飾。好，下一章就講漢服，問題是有人見過漢服嗎？
第二節、漢服的傷逝
判斷一個人，不外乎遠觀其形，近聞其音。一個黃種人穿著和服，他是日本人；頭上插滿羽毛，他是印第安人；穿著長袍馬褂？隻能說他是中國人，但中國人嚴格意義上並非民族概念，他是哪一族人？這個問題回答起來比較尷尬：漢族或滿族，沒法再分了。
有個笑話，說中國5
6個民族大聯歡，各個少數民族都穿著自己的民族盛裝，隻有漢族代表著西裝打領帶尷尬地站在前麵。是的，每個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服飾，隻有漢族例外。漢族的民族服裝被清滅掉，隨之一起毀滅的是漢族的民族性。
有人會問：服裝算什麽，不就遮寒蔽體嘛，上升到民族性至於嗎？這個看似合理的問題本身就已暴露出漢民族性的丟失。衣冠對古人而言不是重要，而是頭等重要。漢族古稱華夏族，為什麽叫華夏：“有章服之美，謂之華；有禮儀之大，故稱夏。”華夏的意思就是“冕服禮儀之邦”。衣冠在中國古代象征著發達的紡織手工業，那是文明的標記。永嘉之亂時，晉元帝率中原漢民南渡，史稱“衣冠南渡”，意思是中原文明南遷。中國古代的那些烈士，死不見屍，友人將他生前的衣冠埋於地下，稱“衣冠塚”。可見衣冠在中國大到代表文明，小到代表個人。唐太宗著名的鏡子論，第一個提到的就是“以銅為鏡，可以正衣冠”，我們形容壞事幹絕的偽君子叫“衣冠禽獸”。衣冠在中國古代就是文明、文化的象征。可是現在的中國還有衣冠嗎？
我母親曾經參加很多中國老年人都去過的“美西遊”，導遊是個老廣東，移居美國多年，頗看不起大陸人。他對我母親說：我一眼就能從大街上分辨出誰是大陸來的，誰是港台來的。我母親頗為詫異，問你怎麽看？那時遠處正好有一個國際性會議散會，導遊指著一位往街上走的女士說：她肯定是大陸來的。你看她嫌冷就應該穿長褲，沒人說她；她裏麵一條棉毛褲（過膝的棉毛半截褲），外麵一個短裙，這樣的打扮，除了大陸人，誰敢穿出來？我母親聽後，頗為汗顏，想反駁都不行。中國人尤其是大陸人衣著的邋遢和bad taste，和男子國足的聲名有的一拚，我們不但漢服丟了，連最基本的審美也丟了，現在的中國哪裏還有一點點“冕服禮儀之邦”的樣子？
說起漢服，我們丟得真是很徹底。八十年代中日合拍第一部古裝大劇《敦煌》，中日劇組各設計出一套北宋服裝，結果大相徑庭。中方說日方設計得像和服，日方說你們設計的根本不是宋朝服飾，雙方都不服氣，隻好去找敦煌壁畫和出土文物，結果發現日方設計的更象宋服，讓中方很丟臉。漢服從先秦到明，式樣沒有大的改動，一直都是交領、右衽，不用扣子，而用繩帶係結，堪稱全世界最灑脫飄逸的服裝。但現在繼承下漢服的卻是和服和韓服，中國的漢服到哪裏去了？
大家都知道清初的“剃發易服”是漢服滅亡的原因，卻鮮有人知女真人在四百年前的金國就搞過這一手，原因說起來倒不得不佩服他們的深謀遠慮。女真人征服遼國後，親眼目睹飽受奴役的漢人和渤海人對亡國契丹人的報複性屠殺。女真人本能地想到自己假如亡國怎麽辦？唯一的辦法就是讓後人分不出誰是女真，誰是漢人。雖然漢服比女真的服裝好太多，但哪有征服者向被征服者靠攏的道理，於是定下讓漢人“剃發易服”的政策，把漢人變成女真。不剃頭的後果很嚴重，就是掉頭。不過當時還有南宋，“剃發易服”導致漢人南逃，因此這一政策執行一段時間後就不了了之。金朝結束時，反而是大量女真漢化，剩下的那些拖著長辮子的女真毫無例外地遭到蒙古人和漢人的報複。
不過漢文明被北方蠻族毀滅似乎是曆史的宿命，正所謂“逃得過初一，逃不過十五”。四百年後，當兩條辮子的女真演變為一條辮子的滿人再次崛起時，努爾哈赤重新祭起“剃發易服”的法寶，原因與他的祖先一樣，將漢人同化。那時候東北的滿漢之爭已經形同水火，後金是奴隸製，漢人被剝奪土地淪為農奴，對滿人恨之入骨。這樣的背景下，努爾哈赤甚至不許滿人單獨上街，不許滿人買漢人的肉，喝漢人的水，怕被害死，於是將漢人滿化成為後金政策的重中之重。當然，還有更簡單的辦法，就是把漢人殺光。事實上滿清入關時，關外的漢族百姓已經被殺得所剩無幾。
說到這裏有必要指出的是滿人雖然在關外壞事幹絕，但當時信息不流通，關內的老百姓並不知曉滿人的暴行。滿清入關時明朝已亡，中原漢民飽受戰亂之苦，滿清是唯一一支象樣的武裝力量，政策上又輕徭薄賦迅速獲得中原民心。最關鍵的是，南宋的曆史沒有重演，南明沒有出一個趙構那樣有點頭腦的皇帝，而是腐敗無能很快土崩瓦解。清“揚州十日”後，南京投降，滿清並未屠城，以此為榜樣，江南大部分地區順勢歸降，滿人不費吹灰之力拿下大半個中國。這時候，缺乏漢族正統政權的肘摯，滿清終於肆無忌憚地邁開毀滅漢民特性的步伐。“剃發易服”的政策掀起“留發不留頭，留頭不留發”的腥風血雨，剃發與反剃發的鬥爭爆發了，歸降不久的江南成為鬥爭的中心。
江南從“衣冠南渡”開始，就成為漢文明新的中心兼避難所和發源地。南朝政權的屹立不倒使漢文明在江南生根發芽，並由於競爭和示範性作用，最終迫使北魏鮮卑人漢化（還有其他原因，以後再敘），否則華夏文明在五胡亂華就結束了，哪裏會有隋唐？同樣，北宋使遼部分漢化，南宋使女真部分漢化。北方中原地區在西晉之後斷斷續續甚至長期被遊牧民族占領，已部分或大部分胡化，江南卻隻在元朝受過異族統治，而元朝末年，這塊地方又最早脫離蒙古人的控製成為“驅除韃虜”的中心。當朱元璋把皖江浙連成一片，建立明朝後，揮師北上以摧枯拉朽之勢將蒙古人趕回草原。江南使得中國的漢文明從晉到明得以延續，然而當北方蠻族再次一統天下，“覆巢之下豈有完卵”，江南人民隻能用鮮血去捍衛漢文明最後的尊嚴。江南的反剃發鬥爭最著名的要數“江陰十日”和“嘉定三屠”，一個在江，一個在浙。
滿人入關原本太平無事，多爾袞在剛入關時貼下告示：“天下臣民照舊束縛各從自便。”於是兵至江南時，很多地方甚至“結彩於路，出城迎之”。然而一旦根基立穩，多爾袞翻臉發布“剃頭令”：“剃發易服，不隨本朝製度剃發易衣冠者殺無赦……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盡行屠戮”。江陰收到剃頭令後，秀才許用等在孔廟立誓：“頭可斷，發決不可剃也。”率眾百姓將縣令方亨抓入獄中，共推典史陳明遇為首領，主持抗清事宜。江陰人堅守城池81天，殺死清兵7.5萬餘，有6.7萬人戰死城牆上下。城破，清兵慘絕人寰連殺10天，死於清兵屠刀下者有17萬多人，僅有53名老小幸免於難。
清軍初次來到嘉定時，嘉定人原本出城迎接。但清下達剃發令後，嘉定總兵吳誌葵起兵逐走清廷縣令，占據了城市。清將李成棟開始鎮壓，以大炮攻城，城破後，李成棟下令屠城；是為嘉定第一屠。李成棟離開後，嘉定人朱瑛聚集民眾再次控製嘉定。於是清軍再次前來鎮壓，城破後對鄉兵進行殘酷屠殺；是為嘉定第二屠。後來，嘉定綠營把總吳之藩起義，不久被鎮壓。嘉定再遭浩劫；是為嘉定第三屠。經過李成棟的三次屠殺，嘉定成為人家地獄，死亡人數估計在5-20萬人之間。李成棟率部在江陰嘉定一帶奸淫燒殺搶掠屠戮，事後因此“赫赫功績”，被提拔為江南巡撫。
江南雖慘，不過還有一個地方抗清比江南還要慘烈，那就是四川。清軍入川在剃頭令之後，四川從開始對清軍就殊死抵抗，抗清十餘年最終被殺成無人區，蜀人絕種。不過無恥的滿清征服者哪裏會承認如此暴行？於是康熙小兒將屠盡川人的屎盆子一古腦兒扣到張獻忠頭上（反正張也不是什麽好東西），還編造出一個“七殺碑”的故事。清廷一邊開始“湖廣填四川”的龐大移民活動，一邊教育新川民要世代對滿清的四川解放運動感恩戴德。現在的四川人都是清初移民的後代，這也是為什麽現在的四川話屬北方話係的原因。
有讀者會問：為什麽漢人對剃發易服的反應如此強烈，不惜以命相抗？回答這個問題很複雜，首先我們要來談談女真人為什麽留辮子？實際上辮子是馬上民族的一個特點，從西藏到東北再到西伯利亞的少數民族許多都有留辮子的習慣。原因在於騎馬是一種劇烈運動，頭發容易鬆散遮擋視線，因此紮成辮子就少了這個後顧之憂。漢族老百姓不騎馬，自然不需要留辮子，漢族騎馬的多為軍人，有頭盔或緊扣下頜的帽子固定發髻，亦無需留辮。因此，從遠古漢服發髻形成以來，辮子就被視為蠻夷的標記之一。不過雖然很多民族留辮子，此辮子和彼辮子卻大不相同，女真人的變態之處在於不僅留辮，還要剃光頭，發式不僅僅是難看，而是難看到超出正常人審醜所能忍受的極限。
現在清宮劇上大家看到的又粗又亮的麻花辮是清後期已經被漢人逐漸改良過的辮子，剃掉前半部的頭發，留下後半部的梳一條大辮子，俗稱“半拉兒瓢”。即便如此，這種惡心的東西依然被西方人蔑為pigtail，更何況清初的“金錢鼠尾”。從金國到清朝中期，標準發式都是剃掉幾乎所有頭發，隻留屁大一點兒頭發紮成細溜溜老鼠尾巴那樣的小辮子。清軍入關後檢查剃發令的效果時，曾用“順治通寶”銅錢做測量儀器，辮子能穿過銅錢方口的，才算合格，可見辮子之細。這種偌大一個光頭上留一根老鼠尾巴的恐怖發式簡直就是令人作嘔，即便換到今天強迫我剃，留發還是留頭依然是一件值得考慮的事情，何況那時候的漢人。
當然，漢人抵製剃發最重要的原因是《孝經》名言：“身體發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對儒家思想根深蒂固的漢人而言，剃發等同變相的閹割。不過，滿清要的就是這個效果，就是要漢人像太監一樣聽話。女真原本是奴隸製，因此滿人入關後不要臣民，隻要奴隸，“剃發易服”就是赤裸裸的奴隸調教，不想做奴隸的殺無赦。
另外，華夏是冕服禮儀之邦，冕在漢服中有相當崇高的地位，頭發沒有了，原本戴在發髻上的冕也沒有了，隻能戴滿人的瓜皮帽。上麵瓜皮帽，下麵長袍馬褂，後麵脫一根老鼠尾巴，最要麵子的漢族人有幸以曆史上最醜陋的形象麵對突然敞開的世界，這個醜陋的形象被作為中國人的標準像永遠記錄在地球人的腦海中。而這個形象至今依然一遍一遍地在我們的清宮劇裏重複著，宣揚什麽呢，要中國人永遠做奴隸嗎？
中國的清宮劇上普遍用清末的麻花辮來演繹清初的曆史，我在電視上從未見過“金錢鼠尾”的形象，不知道是編導們的無知，還是刻意為多爾袞們美化。國人至今還沉迷在那段被奴役的曆史之中，可見滿清洗腦的成功。
話說回來，清初男人的頭剃了，衣變了，女人呢？女子服飾由於激烈的反剃發運動被滿清網開一麵，男從女不從，因此明朝的女仕服被保留下來。但形勢比人強，明朝的漢服是中國曆朝登峰造極之作，無論式樣還是文化內蘊都無可挑剔，男著醜陋的滿服，女著雍容華貴的漢服，這樣戲劇性的反差本身就打破了美學的規則。滿服不能變，隻能變漢服。清中葉開始，女裝逐漸異化，向滿服靠攏，隻有寬大的衣袖還保留著些許漢家衣冠的影子。漢服的行雲流水、飄逸自如最終演化成為繁瑣和細碎。
獨領寰球兩千年的漢文明就此隕落。
第三節、從華夏到饕餮
中國曆史有不同的算法，假如僅僅指國家，那麽上迄傳說中的夏朝，下至民國和中共；假如指中華曆史或者華夏文明的曆史，那麽上迄炎黃，下至1645年（順治二年）“剃發易服”就結束了。現在的漢族是漢朝以後的稱謂，從黃帝到漢朝，漢族的前身叫“華夏族”。華原意赤色，周尚赤，行周禮的地方叫作華，後衍生指華服即漢服；夏的意思是雅、正、大，主要指禮儀之大。清以後的中國一無漢服二無禮儀，哪裏還配稱華夏？現在東亞一塊，有點像華夏的倒是日本，既有源自漢服的和服，穿洋裝也比較考究，還有鞠躬、正坐、茶道等一大堆禮儀，而且日本是全世界公認最清潔守秩序的民族。日本從中國販去的那麽些行頭現在充老大了，在海外隻聽說看不起中國人，沒聽說看不起日本人的。中國這個東亞的文明之源，被滿清兩個半世紀的奴役徹底整殘整廢，連祖宗都不認識。現在最開心的莫過日本，終於有機會翻身做人，把改頭換麵的華夏文明說成日本文化向全世界包括中國推銷。中國人傻子似的還在那哈日哈韓，殊不知哈的都是自己祖宗的東西。
近期網上看到的兩件事情讓我驚詫不已。首先是一篇報道，說國內部分年輕人重穿漢服練習禮儀，並配發一張某女孩身著漢服的照片。這絕對是讓人振奮的消息，可接下去網友的評論卻讓我大跌眼鏡。有的說：“這哪裏是漢服，明明是翻版的和服嘛！”還有的說：“唐裝旗袍已經是中華傳統，標新立異搞什麽漢服？”眾所周知，和服是漢服的翻版，現代中國人怎麽會把版權毫不吝嗇地讓給日本人，說漢服是抄襲和服的？把滿人的馬褂叫做唐裝更是一件荒唐事，唐朝雖然“胡風大漸”，那也僅僅是在漢統的基礎上文化多元而已，今天的中國人為什麽要用所謂的“唐裝”去羞辱大唐的祖先？馬褂旗袍是漢人被奴役最恰如其縫的象征，何時成為中華傳統？中華傳統就是當奴隸？漢人穿漢服天經地義，為何在今人的眼中會變成標新立異？
另一件事是一則新聞，說今年年度電腦
新創意大賽的前三名得主都是華裔，大獎作品的構思深受中國元素的影響，並附獲獎作品的照片。大獎作品是一副筷子形狀的鼠標，顯示器兼主機平放在台麵上象一把古琴或古箏。出人意料的是，這款美奐美倫的作品引來眾多網民的非議，焦點集中在那雙筷子形狀的鼠標上。有的說：“這哪裏是中國元素，明明是日本元素！”有的說：“這雙筷子一看就是夾日本飯團的，中國人才不用這樣的東西。”我為此盯著那雙筷子瞧了半天，也沒看出它和我每天吃飯用的家什有多大差別，為什麽說它是日本元素？日本的筷子不大都從中國進口的嗎？難道因為那雙筷子做得精美雅致就非說它是日本元素？中國元素就應該粗製濫造？現在我總算明白為什麽韓國人鳩占鵲巢老把中國的曆史占為己有。中國人自己都不認自己的傳統，韓國人還不緊巴巴地跑來撿嗎？
網上有評論說：“日本繼承了唐朝文化，韓國繼承了明朝文化，現在的中國人卻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這句話說得雖然不夠準確，意思卻差不多。日本的和服很多人認為起源於唐朝服飾，事實上是來自三國時期的東吳，至今不少賣和服的商店依然寫著“吳服屋”；最早傳入日本的漢語也是南北朝時期的吳音。現在你能夠明白為什麽日本人如此癡迷於《三國》，魏蜀吳的吳就是日本最早接受的中國文化。韓國的韓服倒的確來自明朝服飾。日韓兩國自古一直都在吸收中國文明，但曆朝曆代對兩國現狀影響最大的當推明朝。日韓的國民象明人一樣男尊女卑、秩序森嚴、精忠愛國、封閉而進取、血性剛烈、知恥善勇等等。當然，島國的特性使他們還具有明人沒有的偏狹和占有欲。日本和韓國從風俗禮儀到社會結構都極為相似，非說日本象大唐，實在扯得太遠。
與日韓相比，現代的中國人確實是韃靼滿人文化的後代。不過韃靼和滿人嚴格說來算兩個概念，韃靼是蒙古人的別稱，清末把滿人也包進去統稱“韃虜”。中國經元清兩朝的半殖民統治已完全胡化，我們將遊牧民族的自由散漫，恃強淩弱，急功近利，漠視文明（知識產權），粗製濫造，糟踏環境，草菅人命等等惡習發揮到極致。現在的中國人哪裏還有一點點“漢”的影子。看來我們再填履曆表的時候民族一項應該寫為“胡漢”。我們沒有繼承華夏文明的一零半點優秀品質，但至少可以不從稱謂上再羞辱祖先。
如今中日韓三國對中國傳統文化的態度也頗耐人尋味。日本的態度是繼承繼承再繼承，韓國的態度是占有占有再占有，中國的態度則是拋棄拋棄再拋棄。孔子在中國被徹底打倒，至少官方對馬克思的尊敬要遠遠高過孔子，然而韓國人把孔子認祖歸宗後，國人又忿忿不平起來，雖然沒人真把孔子當回事。理學在中國是封建禮教的代名詞，國人視之如過街老鼠，殊不知明朝的理學（陽明學）恰恰是日本武士道精神的基石之一，幾百年後日本甚至用儒家思想武裝起來的武士道屠戮被滿清改造成鴨子的中國人，曆史就是如此的荒誕和殘酷。我們坐擁全人類最豐富的文明史，卻象美國黑人那樣成為無根的民族。現在的中國人言必談歐美，貨必購日韓，沒有自尊，沒有文化，華人仿佛一個被抽掉脊梁骨的族類。
是的，華夏文明已經終結，至少在中國已經終結。那麽現代中國文明的特點是什麽？印象裏東亞文化比較學專家金文學說過這樣一句話：日本最熱鬧的是老虎機房，韓國最熱鬧的是天主教堂，中國最熱鬧的是飯店。此言一語中的，現代中國文明的特點就是飲食文化。
地球上以美食著稱的國家有兩個：法蘭西和中國。但美食在這兩個國家中的地位不一樣。飲食僅僅是法蘭西文化的一部分，法國從中世紀開始就一直執歐洲文化之牛耳，法語成為歐洲上流社會的通用語，《戰爭與和平》裏俄羅斯貴族在社交場合說的都是法語。飲食於現代中國卻幾乎是文化的全部。親人重逢，同學聚會第一件事都是吃；通長途電話父母最關心的總是：“吃得怎麽樣？”並一遍遍叮囑：“什麽都能省，吃不能省！”中國有全世界種類最多的保健品；中國人吃的東西包羅萬象， “兩條腿的爹娘不吃，四條腿的板凳不吃”，吃上癮能把境內的野生動物吃得瀕臨絕種；我們的子弟兵可以沒有錢訓練，但不能沒有錢請領導吃飯；我們的某些縣（鄉）政府打白條吃喝一年能欠數十萬的債務；我從國內新來的同事會衝著美國人問：“Did you have lunch?”所裏一個美國教授到中國講學，歸來後從此飯桌上看見中國人就來一句“ganbei（幹杯）”，那是他在中國學到的僅有的幾個單詞之一；中國人貪吃貪到美國，北美的華人教會都知道靠免費餐來招攬教友。中國人在北美開業，從中餐館、壽司店一直開到黎巴嫩餐廳，集世界飲食為一體。我們除了吃，還剩下什麽？
描述現代的中國文化，最恰當的詞莫過於饕餮。中國現在有一部分人自稱老饕，老饕的境界就是愛吃、會吃、敢吃、吃得起。當中國人個個都變成饕餮之徒，整天想著口腹之欲，昔日的禮儀文明早已雨打飄零。如今的中國人是一個不知排隊為何物，隻知由著性子吸煙、大聲喧嘩、亂扔垃圾的蠻夷種族，與“華夏”二字謬以千裏。也許我們應該象“胡漢”那樣更名為“中食民族”或者“中饕民族”，這樣的稱呼比“中華”要貼切得多。
中國為什麽會淪落至斯？還是來看曆史吧。有人說現代中國人是一個缺乏智慧的民族，海峽兩岸各將一根繩子套在對方的脖子上，繩子的另一端牽在美國人的手中。怎麽辦？“讀史能使人明智”！曆史蘊藏著無窮無盡的智慧，誰用正確的方法研讀它，誰就能獲得這筆智慧，無論是我們還是我們的敵人。如果我們沒有從自己的曆史中尋找到做人的道理，那麽我們的敵人就會用它來讓我們再次變回奴隸。
我們該象歐洲文藝複興的先賢那樣重溫昔日的輝煌，找尋我們遺忘已久的文明和尊嚴。讓該榮耀的歸於榮耀，讓該恥辱的永遠恥辱！
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第一章 宋——中國曆史的分水嶺
第一節 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公元1279年，中國曆史上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一場海戰在今廣東江門市的崖門爆發了。
宋20萬人，戰船千艘；元2萬人，戰船50艘。
宋人數雖多，卻隻有當落水狗被窮追猛打的命。此前宋已丟失全部陸地，宋的最後力量都囤積在崖門這個海灣裏。宋太傅張世傑命部下用繩索將千餘艘船一字形連成一線，等著元軍進攻。“鐵索連船”堪稱中國曆史上最失敗的發明，水戰講究靈活機動，把船固定成“陸地”，變機動為被動，焉有不敗之理？從三國到明，“鐵索連船”幾乎成為全軍覆沒的代名詞，這一次也不例外。
當然，張世傑比曹操到底還是長進一些，元軍一上來就用火攻，無奈宋船皆塗泥，並有長木阻擋，火攻不奏效，於是元軍封鎖海灣。十餘日後，宋軍水盡糧絕，士兵汲海水解渴，結果臉部浮腫，大量嘔吐，勝負的天平已經無法逆轉地傾向元軍。
二月六日，元軍發動總攻，以布遮蓋的船樓冒著矢雨駛向宋船，元兵背負盾牌俯伏在船內，一旦接近宋船，即撤布交戰。元軍係北方士兵，原本大都暈船，可是宋船被繩索連為一體，極為平穩，登上宋船的元軍如履平地大開殺戒，宋軍大敗。
宋末代皇帝趙昺剛滿八歲，他在船隊的最中央見此情景嚇得哇哇大哭。左丞相陸秀夫見大勢已去，先逼迫自己的妻子投海自盡，然後據傳他對趙昺說了這樣一句話：“皇上，德祐皇帝已受盡侮辱，您不可受辱啊！眼看國家就要滅亡，皇上還是以身殉國吧！”接著含淚將宋室玉璽栓在趙昺身上，背起趙昺跳海而死。
此時文天祥已經被俘，被元將張弘範押至崖山，張弘範屢次讓文天祥給張世傑寫勸降信，文天祥說：“吾不能捍父母，乃教人叛父母，可乎？”張弘範不理，依然相逼，文天祥遂作《過零丁洋》為答複，張看後勸降一事不再提起。
崖山海戰，文天祥作為戰俘在元船上目睹全過程。當他看到宋軍大敗，宋室後宮及大臣紛紛跳海自盡時，悲痛欲絕，死誌早定。隨後文天祥在獄中度過四年時間，這期間有各色人物對文勸降，甚至還收到他女兒的信，告訴他她們姐妹二人和母親都在宮中為奴，十分淒慘，文天祥痛哭之後依然不為所動。最終，忽必烈召見文天祥親自勸降。那時候宋朝早亡，這麽大麵子的事要放到今天中國人，早巴巴地改姓了。但那時的中國人顯然不懂什麽叫“曲線救國”，“成王敗寇”也沒多少市場，投降的人雖然有所謂的榮華富貴，依然自覺恥辱。文天祥答道：“天祥受宋恩，為宰相，安事二姓？願賜之一死足矣。”
文天祥上刑場，對獄卒說：“吾事畢矣。”向南方拜後，從容就義。數日後，他妻子前來收屍，在其衣帶中發現遺詩一首：“孔曰成仁，孟曰取義，惟其義盡，所以仁至。讀聖賢書，所學何事，而今而後，庶幾無愧。”
崖山海戰，趙昺的母親楊太後在張世傑的護衛下逃出元軍包圍。海戰七日後，十餘萬具屍體浮出海麵，楊太後聽聞自己兒子的死訊後，亦跳海自盡。不久，失去全部希望的張世傑在瓢潑暴雨中溺死於平章山下。
陸秀夫、文天祥、張世傑並稱“宋亡三傑”。
宋的滅亡算來也不意外，兩個多世紀前的北宋易學大師邵雍就已在其著名的《梅花詩》裏預言到趙宋王朝斃於海上的末日：“三百年來終一日，長天碧水歎彌彌。”綜觀宋三百年曆史，真可謂窩囊到極點，但宋死得卻轟轟烈烈，這一點是宋與清最大的區別。宋在亡國的那一刻，才顯出這個王朝姍姍來遲的血性和尊嚴。
那個陸秀夫遺言中提到的德祐皇帝（宋恭帝，宋倒數第三任皇帝），其實算不得受盡侮辱。德祐降元時隻有五歲（三年前被謝太皇太後抱著出臨安城投降），還是個不諳世事的孩子。德祐的一生頗為傳奇，他19歲被忽必烈派去西藏出家成為高僧。當他年長知曉當年榮辱寫詩懷古後，被元賜死。
宋是中國曆史的轉折點，宋的滅亡被後世稱作：“崖山之後，已無中國。”
“崖山之後，已無中國”這句話念起來有點不爽。元清不算中國也就罷了，憑什麽明也不算中國？
其實算不算中國要看指標的。明雖然是華夏文明最後的璀璨，但已被蒙元搞得有點串味，以某些指標衡量，明確實不大像中國，至少不是漢唐意義上的中國。這些指標裏排名第一的就是“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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