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新民：曆史拒絕假設---真實的民國“黃金十年”
黃金十年通常是指國民政府從1927年4月18日定都南京，到1937年11月20日遷都重慶期間的中國曆史。最近這些年來，有人開始熱衷“假設”，比如說，假設蔣介石一直領導中國，並且假設我們中國一直沿“黃金十年”的現代化建設道路奮勇前進，那麽今天的中國就會如何如何，等等。
雖然國民政府處在無窮無盡的內外交困境地，但卻努力繼承孫中山重建國家的遣誌。這頭十年結束時的記錄，表明了在金融、交通、工業發展和教育領域的一些進步。另一方麵，國民政府卻忽視了十分急需的社會和經濟根本改革，並推行一種不負責任的財政赤字政策——這兩點都造成了根本性的深遠影響，最終導致災難性後果。以下是對這十年得失的簡要回顧。
金融改革 最顯著的成就是用銀元代替銀兩，與推行紙幣『法幣』為合法貨幣。盡管在1914年就推行銀元為基本的貨幣單位，但由於傳統及感覺上的便利，銀兩仍然在商業活動中使用。這兩種交換媒介的並行引起了混亂和糾葛，因為兩者之間的兌換率受地區和季節的不同而變化。1933年4月4日，國民政府斷然廢除銀兩，以0.715(兩)兌換一(元)的比值用銀元來取而代之。
這個改革剛剛推行就出現了新問題：世界市場上銀價的急劇上揚導致白銀迅速從中國外流。持續的外流引起了通貨膨脹、高利率、貨幣短缺、股市跌宕，房地產蕭條和企業倒閉。1935年11月3日，政府最終采取了白銀國有化的大膽措施，並由四大國家銀行以25％的儲備銀發行了一種新的紙幣——法幣。此後，在1936年2月，一套十進位製的鎳幣代替紙幣的輔幣投入流通，這套鎳幣分成五分、一角和兩角，另外還有半分和一分兩種銅板。
四家國家銀行被賦予了不同的職責。其中最大的一家，1934年擁有一億元資金的中央銀行，成為負責保持貨幣穩定的國家核心銀行。擁有四千萬元資金的中國銀行負責外匯管理，而擁有兩千萬資金的交通銀行則委以協助國內工業企業的重任。中國農民銀行經營價值五千萬的農村信用和土地抵押業務。前三家銀行獲準無限製地買賣外匯，目的是穩定匯率。這樣，外匯就由政府銀行控製了，這在中國曆史上還是第一次。
關稅自主 鴉片戰爭後強加給中國的值百抽五的固定關稅率，時時刻刻讓人想起中國之半殖民地地位，而且刺激了中國人民的民族意識不斷高漲。廢除關稅限製是國民政府自成立起就一直想要實現的目標。國民政府以日益高漲的民族主義為後盾，在1928年7月7日宣布了兩項指導原則：業已過期的條約和協議將由新的條約和協議取代，而尚未過期的條約和協議將根據法律程序予以廢除或重新簽訂。美國率先在7月24日與中國簽訂了一項平等友好的關稅協定，隨後德國(8月17日)、比利時(11月22日)、意大利(11月27日)、英國(12月20日)、法國(12月22日)和日本(1929年5月6日)迅速仿效。根據這些協議，列強承認了中國的關稅自主，並進而在原則上同意放棄領事裁判權。
收回外國租界 配合爭取關稅自主，國民黨成功地收回了一些外國租借地。英國在1927年2月同意放棄漢口和九江的租界，1929年2月放棄了鎮江租界，1930年4月放棄了威海衛租界，同年9月放棄了廈門租界。比利時在天津的租界也在1931年1月收回。中國收回損失的權益一直到1943年才得以完成，是年，美國和英國帶頭自動廢除所有與中國的不平等條約，從而結束了中國長達一個世紀的屈辱。
交通 改善交通體係是國民政府的另一項建設性成就。1928年成立了鐵道部，指導改善現有的線路及鋪建新線路。最突出的工程有東西主幹線隴海鐵路在1934年延伸到西安，1935年延伸到寶雞，1936年中南主幹線粵漢鐵路竣工。其他一些重要的成就，包括在南京建成一套渡輪體係，將京浦鐵路和滬寧鐵路連接起來，1937年在錢塘江上建造了一座鐵橋，將浙贛線和滬杭甬(寧波)線連接起來。可與這些全國性的成就相媲美的，是各省完成的一些小型工程。從1928年到1937年，鐵路網絡從八千公裏增加到一萬三千公裏。
更令人刮目相看的是公路的修築，因為公路成本較低——大約是鐵路成本的二十分之一。1936年，公路網絡總長度為兒5,703公裏，而1921年僅有一千公裏。
現代航空也起步了。 1930年籌建了中國航空公司，由中美聯合投資，在上海和成都、上海和北平、上海與泉州、四川與昆明之間開通了四條航線。第二大的是中德聯營的歐亞航空公司，在1931年開通業務，經營上海至新疆、北平至廣州、北平至蘭州和西安至成都的四條線路。第三大的西南航空公司由西南各省當局創辦於1933年，在廣東和廣西兩省內通航，並經營兩廣至昆明和福州的航線。
在這十年間，郵政和電訊有很大的改善與擴展。1921年郵政局的數目不到一萬間，郵路總長40萬裏。到1935—1936年，郵政局增加到了14,000間，郵路總長584,800裏。在軍閥統治時期遭受嚴重損害的電報線路得到了迅速的恢複和擴建；到工936年，電報線路總長達95,300公裏。同時，長途電話線路從衛925年的4,000公裏增長到1937年的52,200公裏。
工業發展 人們普遍承認，經濟發展是建立現代化國家所必不可少的。雖然丟失了東北，而日本對上海的進攻也對這個樞紐港口的外貿造成了嚴重的破壞，但重型機械的進口卻從來沒有減少。在1927—1937年期間，工業設備的進口總計達五億元，盡管這個數目以西方標準來看是較小的，但在一個兵燹肆虐、貧窮不堪的國家，卻代表了相當大的努力。雖然在工業化方麵沒有取得顯著的突破，但在一些輕工業如棉紡織、麵粉製品、鍾表、水泥和化工製造等領域還是出現了頗大的進展。
教育 教育領域也取得了顯著的進步。教育部將一些公立大學、學院和專科學校重組合並成了十三所國立大學 、五所學院和九所省立大學，並把經費資助擴展到一些水平較高的私立學校， 用於開設新學科和購置設備。在二十所私立大學和三十三所私立學院中，1934年和1935年有三十二所獲得了資助，1936年有四十所獲資助。不應低估的成就是，在這十年中，中等教育也取得了四到五倍的增長。到1937年，有2,042所中學、1,211所師範和370所職業學校，就讀學生達545,207人。
新生活運動 為了實現恢複民眾道德素質、實現思想覺醒的目標，國民政府於1934年發起了新生活運動。這場運動強調培養衛生習慣、雷厲風行、信守諾言、禮貌待人和禮義廉恥這四種傳統的價值觀。學者和官員被督促去研讀十九世紀政治家曾國藩的著述，培養精忠報國的精神。雖然年輕一輩人並不把這些老派的價值觀當一回事， 但新生活運動和一些相關的活動，如體格健壯者接受軍事訓練和在學校開設軍訓科目等，確實造就了某種蓬勃向上的朝氣和在日本人入侵麵前有所作為的情感。
文學界 回顧這十年，文學活動非常活躍，大多數作品都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一個聲勢浩大的組織——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中共的讚助下於1930年成立，旨在占領中國的文學舞台。左聯的成員抨擊國民政府，嘲弄右派作家和那些偏愛傳統文化藝術的人；批評英美學派的作家，嘔歌蘇俄文學和左派創作。左聯的靈魂人物就是下台的中共領袖瞿秋白，而代言人則是著名作家魯迅。左聯通過本身眾多的出版物 贏得了對文學界相當有力的控製。不過，有兩個派別堅定地站在左聯的對立麵，並通過他們自身的特長贏得了喝彩。一個派別以林語堂為首，他創辦的那些詼諧，諷刺且稍帶戲譴的出版物如《論語》、《人世間》和《宇宙風》等，一直在出版界大受歡迎。第二個派別主要以北平高等院校的教職員為核心，出版了《文學季刊》和《大公報文藝副刊》。他們之所以贏得廣泛的讀者，是由於他們有見解的批評態度和采用了西方作家先進的寫作技巧和策略。這三個主要派別的競相爭鳴，造就了一個異常活躍的文學氛圍，使這十年成為“現代中國文學最為昌盛的時期”。
這十年中最重要的作家是魯迅(1881—1936年)， 盡管他可能已過了創作的顛峰。他是以對舊秩序和現狀之頹廢和不公正進行尖銳的、諷刺的揭露而著稱，批判傳統生活的虛偽和殘忍。魯迅最有名的作品或許是《阿Q正傳》，其中的主人公象征著一種國民弊病。出身非常低賤的農村野小子阿Q生活在清朝末年，他不斷遭受同村人的欺淩。無力與他們對抗的阿Q為自己想象出了一個夢幻的世界。一當受辱，他便擺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架子，裝出贏得了一場『精神勝利』。為台高自己的聲譽，他進城盜竊，回鄉後卻向村民誇耀自己新近參與了革命。當真的革命者到村裏來時，他們與紳士們合謀，以偷盜罪將阿Q送官治理。這篇小說的寓意是，阿Q乃是中國國民弊病的縮影，而那場革命則與舊的勢力妥協，丟棄了它所宣稱的進行社會改良的目標。
另一位重要的左翼作家是茅盾(1896—1981年)。 他是《短篇小說》的主編，創作了好幾部長篇小說，包括《幻滅》、《動搖》和《追求》三部曲。他的主要作品《子夜》描寫了上海的一個民族工業家徒勞的拚搏，這個工業家麵臨著隨共產黨起義而來的經濟衰退和生意失敗，於是投身股市以求挽回損失，但被一個由洋人撐腰的買辦欺騙，蝕了大本而破產。作者暗示，這個工業家因為沒有能力去掌握馬克思主義的真諦，故注定是要失敗的。
如果說茅盾把馬克思主義看作是解決中國問題的良方的話，老舍(1898—1966年) 則相信愛國主義和個人責任。他曾在倫敦住過五年(1925—1930年)，深受英國作家的影響。他的作品中最著名的是《駱駝祥子》(1937年)，英譯本書名為Rickshaw Boy，內容描寫一個人力車夫不斷的抗爭，夢想通過純粹個人的努力——拚命工作、與老板之女結婚等等——來改善自己的處境，但卻發覺社會障礙大得難以逾越。他灰心喪氣，隻得認命，開始抽煙喝酒，安於舊的狀況，淪落為一個哭喪人。小說的寓意很清楚：在一個病態的社會裏，個人的努力都是徒勞無益的；隻有聯合的行動才能改善窮人的生活。
另一個非左翼作家是巴金(1904年一2005 )， 他是一位多產作家，到1937年時已寫了十二部長篇小說和四本短篇小說集。巴金出生於四川省的一個小康之家，他的創作帶有一種傷感主義色彩，經常取材於愛情與革命、善與惡、英雄與懦夫、勇敢與怯懦等主題。他的《愛情三部曲》——《霧》、《雨》、《電》——直接地震撼了年輕一代，而他的自傳體三部曲——《家》(1937年)、《春》(重938年)、《秋》(1940年)——則是對一個大家族中年輕成員之困厄磨難的感人描述，贏得了廣泛的喝彩，這些年輕人努力想擺脫他們的長輩，卻遇到了頑固的反對和悲慘的結局。在這部作品中，他讓讀者理解了這樣的啟示：中國社會中的弊病必須由中國罪惡的製度負責。
無論他們的政治信念如何，三十年代的作家有兩樣是共同的：他們都懷有強烈的說教喻世意識；作品都反映社會現實。他們通過諷刺、挖苦和同情來揭露舊社會的頹廢和落後。也許，在一個正在發生革命性變革而傳統也在不斷與現代性對抗的轉型時期，這些作家不可避免地投身於社會問題。從這個角度來說，他們的作品代表了一種對現存秩序的合理控訴和社會抗議。
對社會和經濟改革的忽視 與在金融、交通、關稅自主、工業發展和教育等領域取得的種種成就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政府非常粗心地忽視了古老的地主所有製問題和農民的困苦，而農民人數占中國總人口的80％以上。這一失誤，部分是由於北伐以後與“新軍閥”的妥協。急於迅速取得勝利而統一國家的蔣中正與比較“進步的”軍閥談判，接納他們加入政府。這些軍閥對民眾的利益和農民的苦難漠不關心，進入國民黨統治層之後淡化了該黨的社會意識。此外，相當一部分國民黨的將領和官員本身也與土地利益聯結在一起；因此並不急於開展任何將危及他們地位的急進改革。中產階級——主要是各種商人、實業家和高利貸者——在這方麵也同樣無所用心。他們生活在條約口岸或作為高利貸者在農村活動，是現存秩序的受益者，不希望發生任何將激起波濤的改變。國民政府賴以支撐的正是這些人——軍閥、將領、官員、商人和高利貸者。因此國民政府不能開展所宣揚的社會和經濟措施也就不足為怪了。事實上，在許多躊躇滿誌的國民黨人中盛行著這樣一種普遍的感覺，農民已經世世代代地受苦受難，因此要他們再等待一段時間並無所謂——讓他們等到政府解決了更為緊迫的內憂外患問題時再說好了。
可是農民的苦難已經到達了極端危急的地步。國際聯盟的一份調查表明，華南地區的雇農和半雇農占了農村人口的60—90％，他們除了將年產莊稼的40—60％交作地租外，還要替佃主交納正常的地稅和附加稅——附加稅為正常地稅的35％到350％不等。 農民被剝削到了極限；隻有一場革命能解救他們。但國民黨所做的僅僅是在1930年通過了一項將地租降低到主作物之37.5％的決定，而即使是這一適度的措施也從未真正兌現。孫中山先生“耕者有其田”的理想從未實現。
財政上的不負責任 以下的事實同樣反映了國民政府對土地問題的漠不關心：國民政府將地稅這個舊王朝時代最基本的收入來源委托給了各省行政機關辦理，而依靠關稅和商業稅作為自己的財政基礎。國民政府以沿海地區為根基，並起用宋子文和孔祥熙等西方培養的金融家來確定經濟方針，從來不接近農民和土地，或許壓根就不關心或理解土地問題的嚴峻。在1928—1935年間，國民政府42.23％的收入取自關稅，17.13％取自鹽稅，9.16％取自商業稅。然而，這筆總收入隻能支付80％的開銷，這些開銷主要包括軍費(40.3％)和債務(25—37％)。 在這些年裏，政府從未達成財政均衡，而是靠赤字開支來維持。年複一年的預算不平衡導致了濫發紙幣，這在日後的中日戰爭和內戰中將引起嚴重的通貨膨脹，促使1949年國民政府的經濟崩潰。
綜合地看，國民政府在頭十年結束的時候，外表顯得比內裏更強大。表麵上，它似乎正在從混亂狀態中鍛造出一個新秩序——綏靖了新軍閥和派係政客，並與他們達成了可行的協議；將共產黨逼到了西北一角；訓練了一支德國式的中央軍；在上麵提到的一些領域裏開展了某些現代化規劃；與各黨各派結成了反對日本侵略的統一戰線。粗淺的觀察家可能會說一個新的中國正在呈現。但在這進步的表象之下，存在著社會經濟不公正和積年財政虧空等嚴重的根本性問題。在1928年確立的三項目標中——民族主義革命、內部重建和社會改革，國民政府到1937年時在第一項上取得了較大的進展，在第二項上稍有進展，而在第三項上則徹底失敗。此外，國民政府以內憂外患為借口，延長原定起自1929年的六年“訓政時期”之舉，也令自由派分子心寒，他們逐漸把這種延長看作是國民黨試圖以犧牲憲政為代價，拖延獨裁專製期限的伎倆。
我們所回顧的這十年可以用一個簡潔的詞語來概括：外強中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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