總聽人說“...耄左像打了雞血似的...”，一直不明白什麽意思，到網上查了半天終於搞明白了，原來天朝還有如此重量級的笑話，哈哈。。。。
有人問上帝為什麽要造一個中央大國，上帝說:‘為的是在我寂寞時看看他們在玩兒什麽’”。
"打雞血"往事:億萬民眾為之癲狂
從1959年到“文革”後期，一種將鮮雞血注射進人體的“奇效”療法蔓延全國。“打雞血”這一如今人們用來形容某人亢奮、好鬥的詞語背後，卻隱藏著一段令億萬民眾為之癲狂的歲月。
最早將“打雞血”作為條目收集到書籍中去，還是在“文革”後期。下麵的這段文字介紹顯然較具代表性——
雞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靜脈注射)裏，液體蛋白進入人體所引起的免疫反應，對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療效。部分患者有進補後的感覺，渾身燥熱，臉色紅潤在一部分醫藥、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偏遠農村，貧下中農們用它來替代某種免疫性藥物但它的療效和適用範圍，據一些革命的患者同誌們介紹，鮮雞血對半身不進、腦中風、婦科病、陰道瘙癢、不孕症、牛皮癬、腳氣、脫肛、痔瘡、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療和預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醫療科學工作者認為，由於雞感染的疾病較多，雞血的質量情況也不明確，帶來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製，也曾經發生過一些患者在注射後突然亡故的事件。但無論如何，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生的醫療成果，雞血療法本身的科學性，已經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一致肯定，但還需要廣大革命的醫務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論和科學的臨床試驗去證實。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規醫院外，人民群眾大多應該到街道診所、縣鄉醫院接受治療。
——摘自《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人民衛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謂“教材內容”，在今天看來，簡直就像一場笑話。
現在人們對於當年全國人民“打雞血”往事的記憶喚起，似乎源於1990年。旅澳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1965年，廣東省的“上流社會”中悄然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說是有個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高級醫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後決定處以死刑”，行刑前，高級醫官顫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對他網開一麵留條生路，可以提供給政府，用來感謝政府“不殺之恩”。後來經過辦案人員的再三“勸導”，那個軍統醫官方才招供了這個打雞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隻大公雞(4公斤以上)的新鮮血液50至100毫升，脫離有機體後，以最短的時間注射進人體，每周一次，還說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這些年就靠打雞血活著呐!1966年春開始，這“秘方”仿佛秋風掃落葉似的讓“全中國的大公雞們，一下子遭了殃”。現在許多人還這樣認為：盛行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打雞血”風潮，主要是因為那個軍統醫官的交代。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上海有個“打雞血”發燒友
位於上海市靜安區西蘇州路65號的上海永安棉紡三廠，公私合營前足一家職工人數不滿300的小型工廠，1960年8月，作為上海最後一批公私合營工廠之一，永安棉紡三廠改製為上海無線電三廠(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盛名於世的“美多”牌收音機的生產廠)。正是這家在當時看來很不起眼的小工廠裏，竟出現了一位“雞血療法”專家。
1959年5月26日剛上班，上海永安棉紡三廠的醫務室已被一群工人團團圍住，這些人都是廠醫餘長士一大早用廠裏的有線廣播召集來的，因為在此之前，大家都聽說了一件趣事，並興致頗高地跑來觀賞一次奇特的表演，“餘醫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雞的鮮血，這樣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後，餘長士當著上海市衛生局基層衛生處一位負責人的麵，回憶當時那次“當眾表演打雞血”的感覺時說，“一早注射過雞血，上午的饑餓感越來越強烈，中午的飯量也大了很多。”
不過這一天，通過餘醫生的親身示範，開始隻是前來看熱鬧的人們，很快就消釋了心中的疑慮。這之後的一個多星期，共有45個熟識或不熟識的人前來，讓這位傳奇醫生給自己注射雞血，奇跡很快顯現：“諸多蕁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頻頻咳嗽，注射後五分鍾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摘自《雞血療法簡說》)：
這已經不是餘長士（俞昌時）第一次給別人“打雞血”了。其實早在1953年，餘長士就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並且已經悄悄地搞過一些實驗，出於一名職業醫師所知曉的起碼常識，他不敢輕易對外宣揚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到來，社會上的浮誇風氣愈演愈烈，這讓餘長士似乎得到了某種暗示，平添了一股“攻關”的勇氣和動力。隻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場不可思議的“打雞血”鬧劇，竟然會伴隨著狂熱歲月的激情，得以四處蔓延，並最終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餘長士生於安徽南陵一個大地主家庭，但其簡曆絕對經得起任何級別的政治審查：1922年入上海複旦公學醫科部學習，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影響，很快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底入黨。1925年暑假期間，回到老家，創立了中共特別支部並擔任書記，組織創建了當地第一個進步社團組織——民智促進會。1931年，正是中國革命處於最低潮時期，餘在赴武漢中共南方局匯報工作的途中被捕。
根據餘長士“文革”中的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期間，駐紮在南平縣城的一家小醫院裏。一天晚上，隻是因為好奇，他給幾隻公雞測量了體溫，發現這些健康的家禽的體溫平均都在43°左右。於是判斷，“雞的常溫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經中樞的調節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為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早在明代萬曆年間，山西名醫武之望(字叔卿，號陽紆，生卒約1564年～1629年)所著的《濟陰綱目》裏，就有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療女病(即各種婦科疾病)的記載。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的腦海裏產生了：雞血能治病，應該也能注射進人體吧?
那個時期中國各行各業都在學蘇聯，所謂“組織療法”便是仿效蘇聯的產物，它有點類似中國人老話裏說的“吃哪兒補哪兒”的意思，就是說，將人體的相對組織(器官)，如胎盤、膽汁、肺液等經提煉後成為針劑，或注射或埋人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強體。餘長士的解釋是：“根據民間的這種偏方，我想雞血也是一種組織，可能有同樣作用。”於是，他決定先在自己身上試試。他從一隻半歲大小公雞身上抽了1.5毫升鮮血，在自己的左臂實施肌肉注射。據《雞血療法簡說》裏的記載：注射當天“未見有不適之感覺，周身也沒有出現疼痛、瘙癢和腫脹之感。”之後的三天內，他覺得精神舒適、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跡”終於出現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腳癬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從第二個星期起，餘長士開始大膽地再打了幾次，同時還說服周圍的村民來試驗。他的試驗對象主要是那些經常腹痛的(即有痛經症狀的村婦)，長年 浸泡在水稻田裏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濕疹的農民，還有個患宮頸癌的婦女，據稱，“基本都在短時內獲得了很好療效”。
1959年初，結束在江西農村的“三反五反運動”後回到上海的餘長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難單位——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擔任行政副廠長，兼任廠部衛生室醫生。也就從那時起，他又開始悄悄地在廠裏的工人中進行試驗。
1960年1月，餘長士在給上海市衛生局基層衛生處的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2月實施活鮮雞血的注射，全年中為本廠和社會有要求人員，共計約三百餘病例，大多數人都隻打了一二針，最多的五六針，基本可見發生了許多的奇效和顯著療效……”
報告所述，亦非誆言。根據1960年4月上海市衛生局靜安區分局派員調查後擬出的《上無三廠醫療衛生工作並雞血注射試驗情況匯報》中證實，餘的確在工廠裏開展了“雞血療法”的實驗，根據病曆記載，他一共為203例患者治療，“根據病曆記錄和病人口述，所得資料可作如下分析：該療法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主覺症狀有改善者達65％，其餘如蕁麻疹、慢性支氣管炎及高血壓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報告中也強調，“其中有36％發生高熱、過敏性皮疹、淋巴結腫大等反應”。據此，靜安區衛生局認為，對於“雞血療法”的可靠性，需要進一步試驗來得到證實。報告很快轉到時任靜安區委書記的李梅生處，並得到同意。1960年10月，靜安區組成了由區總工會、衛生局以及包括餘長士在內的研究小組，並在區衛生防疫站內設置了實驗室。一場即將席卷全國的“雞血療法”風潮，由此露出端倪。餘長士本人因為被納入研究小組，更是興奮異常，躊躇滿誌，甚感如此氣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業。
大躍進下的“科學試驗”
接下來，研究小組首先的工作就是將“雞血療法”進行動物實驗，並取得數據；之後起草了《雞血療法實驗性臨床應用報告》上報給上海市衛生局，報告中稱：“……提取的鮮雞血中經過分離試驗，可見有一定的血清反應，但與其他家畜如馬、羊等鮮血血清反應做比較，雞血清(反應)較弱。”
但如此數據並不能阻擋這股“試驗”高潮的進一步推進。1960年底，用於人體的試驗還是展開了。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顯示，通過籌備，試驗在“具有搶救休克準備的條件下，於(1961年)1月9日進入臨床半應用半實驗階段”。到1962年12月底，共為1300餘人進行過治療，其中17人主動要求退出。根據多次試驗積累的688個病例分析，短期內療效較好的是：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係統潰瘍，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後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但是不良反應也較嚴重。打過4針以上雞血的980例病人中，發生反應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雞血治療後第五至七天發生反應，包括畏寒發熱、腹滿腹瀉、腋下或咽部淋巴腫大、過敏性皮疹、局部紅腫疼痛、休克等。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應，還是以發高熱、淋巴結腫大等為主。反應程度與注射劑量成正比。而且，還出現了6例休克反應。病人注射雞血後，立即發生胸悶、氣虛、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麵色蒼白、雙眼球結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應。但報告特別強調，“因事先有所準備，出現不良症狀者，經急救而得到恢複”。
隨後，實驗小組發現，通過注射鮮雞血，導致過敏性血清反應嚴重的問題必須解決，上海靜安區衛生局與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協作過程中，技術人員開始設想，通過使用原來生產胎盤幹粉的設備，將鮮雞血製成脫敏雞血粉，以降低過敏性副作用。結果，“經試用後觀察，未見任何反應”。於是，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對於實驗性注射從原使用鮮雞血的方式，改用經提煉後的雞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進行了約1.5萬人次的試驗，均無副作用，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但餘長士對這份報告十分不滿，認為實驗小組裏有個別專家故意“誇大副作用”，對於療效也持保留態度，使“雞血療法”的研究機構的工作基本處於停頓狀態。而“製成雞血粉後，不僅大大失去療效，反應並沒有完全消除，而且製造工序繁複，一般工人無法操作，技術人員十分緊缺，每100克雞血粉的生產成本超過60元人民幣，成本過於昂貴，嚴重違背了黨倡導的‘多快好省’的大躍進精神”。
據《雞血療法簡說》對這一過程的說明，從1959年初春搞注射雞血開始算起，餘長士堅持每隔一兩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時每天都注射，並未發現不良反應。“我是拿它當最好的營養品來滋補身體。長期應用下去，基本可以達到‘有病治愈，無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還可產生“返老還童”的奇效。其間，他動員自己的愛人、親戚、朋友以及一些曾與他共過事的人，都來參與試驗，基本“都獲得了很好療效”。
據《雞血療法簡說》所做的統計，自1955年到1960年的5年時間裏，他連續為自己或他人注射雞血，通過長時間臨床檢驗，他有確鑿證據證明，以往所展開的治療至少對24種疾患具有明顯療效，包括膽石症、絲蟲病、腳腫、心髒病、老花、腹瀉、睾丸硬化、凍瘡、褥瘡、脫皮、脫發等病，而且精神健旺樂觀，視力增進，抵抗力強，麵色紅潤，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暢，無任何病痛。
但據後來上海市衛生局有關“雞血療法”小組的總結報告稱，1962年底開始，拉起“響應黨的技術革命”的大旗，餘長士不再願意和研究小組繼續合作，自動脫離研究集體，開始把病人召到自己家中治療。衛生局基層處有關人員曾數次上門。意欲勸阻其不要盲目進行這種危險的試驗，但他“聽不進任何勸阻，把盧處長等趕出家門……”當時，市六醫院的陳中偉醫生因完成世界首例斷肢再植手術而獲衛生部記大功一次，消息傳到餘長士這裏，他頗不以為然，稱“這算不了什麽，我隻會比他做得更好，‘雞血療法’才是真正趕超國際水平的新型技術”。
這期間，國家衛生部突然發現，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油印小冊子，都是些極度誇大“雞血療法”療效的宣傳材料。據調查後的不完全統計，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縣、州)的醫療單位或個人都收到過這種資料，其中宣稱，“至少可以治療六十餘種頑固疾病，是衛生工作者發現的、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藥”。在這些散發的材料中，主要有兩個問題，引起當時擔任衛生部部長的李德全(愛國將領馮玉祥的遺孀)的高度重視：一是小冊子裏宣稱，“雞血療法已經可以證實，屬於國際領先的技術”，所以，目前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隻進行“秘密研究”，因此尚未被外界和群眾所了解；二是透露說眼下有相當多的“老幹部”都在私底下悄悄使用。為此，李德全向上海市衛生局提出要求，責成上海方麵在最短時間裏“調查此事原委，並上報中央以 待妥處”。
經上海方麵四十餘天的積極調查，並向衛生部作出報告，稱，“這份名為《雞血療法》的小冊子，是於1964年8月私下印製的，其中共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閱讀其中的內容，讓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電視和報刊的各類神奇“秘方”神藥，宣傳方式和內容仿佛如出一轍。此事出現在信息閉塞的幾十年前，“中央指示”和“老幹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說，其蠱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衛生局後來在調查報告中說，“目前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有的群眾抱著雞前往各級衛生院、鄉間醫生處要求注射，求治情況相當混亂，甚至自己注射。目前，全國各地的衛生部門也紛紛來信或者派專人來滬了解。”
禁令反而換來康生的支持
衛生部門在與試驗小組的接觸中，也常會與餘長士打交道。餘堅持認為：“幾年雞血打下來，總感到身上的力氣用不完，有時還會產生一拳頭打通牆壁那樣的猛勁……當然，也有人覺得我的脾氣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感覺不出，如果真是那樣，也可能是經常打雞血的原因——雄雞總是很好鬥的嘛!”
1964年，當農村“四清運動”向城市“四清運動”轉移的節骨眼上，一肚子怨氣的餘長士開始爆發。他在5月寫的一份“思想匯報”的材料中訴說委屈：“‘雞血療法’創立五年來，日夜操勞，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養雞養兔、掃清潔，夜間給病人注血，給自己和愛人注血，又給兔子靜脈注血。又經常從靜安區(餘家住江寧路)跑到五角場為病家注血，寫材料，各地搞雞血的同誌們通信及往來聯係，糧食不夠吃，勉強支持供雞飼料，所有用品和飼料，都是自己貼錢……當此，黨號召全國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運動的大學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隱忍5年偷研雞血的痛苦心情和實際情況，向黨和政府申訴，要求黨和政府領導、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協作共同研究，為創造祖國新醫藥學派而共同奮鬥。”同年12月，又給新上任不久的衛生部長錢信忠寫信，要求組織上盡快成立雞血研究會，並調他到京做“高深的雞血療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國各高級醫療院校組織雞血療法教研組，並投入臨床應用。而同一天，他還寫了一封致“中央科學院郭(沫若)院長並轉諸位首長和同誌們”的信，也是要求獲得支持，對“雞血療法”的地位予以呼籲。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衛生局為了答複中央對此事的過問，特起草了《關於雞血療法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為慎重起見，事先還專門召開專家座談會。專家們的意見極為一致：鮮雞血的過敏性血清反應在人身上很明顯，這完全是因為異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見》中上海方麵明確表示：“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應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鮮雞血治療對象均為慢性病，這一類型疾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所冒的危險更值得考慮。”呈送衛生部時還建議盡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給病人注射鮮雞血試驗”的禁令。7月23日，衛生部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的看法和處理意見，通知強調，“今後，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以免發生過敏危險。群眾要求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予治療者，應加以勸阻。對於群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
為此，餘長士極為惱怒，他在此後的自述中詰問：“……僅以治療婦科月經量過多的療效，已達100％，這難道不是對人類的貢獻?……雞血療法的藥理是有根據的，明代醫學家武之望的《濟陰綱目》中就有記載，它是得到過廣大醫務界許多正直而先進人士一致公認的。尤其在中醫界，一些有名望的中醫，認為它是祖國醫學的遺產，應發揚光大，作為創造我國新醫藥學派的重要項目之一。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就在衛生部發布《通知》的同時，餘長士已不再滿足於肌肉注射雞血，且“現已成功地發展到對人作靜脈注射，雖然尚在縝密試用中，但望其前途，將是對人類更大貢獻的發展方向”。
10月，餘長士在給中央黨校負責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一封信裏，針對社會上普遍反對他實施“雞血療法”的情況大喊委屈，說：“……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最近黨中央大力提倡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且希望也讓別人來趕趕我們。我們醫藥衛生界也更應該如此。現在的一些醫生，隻會在圖書館裏查資料，老醫生說什麽就是什麽，而不是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科學技術能有所突破，有所前進嗎?很多人以尊重‘科學依據’為借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要知道，科學依據是不斷發展的!……我隊為科學依據也不能一概而論，醫療上更要辯證看問題，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內經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針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進一步上綱上線，“……如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麽，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餘長士還憂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仍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製。”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擔心倒非多餘。
康生於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給予支持並很快把這封信轉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開表示反對的人，頓時啞言。
2009年初，筆者在一次采訪中，無意間發現了一本油印的《雞血療法》小冊子，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聯司造反總部”(上海柴油機廠聯合造反司令部)組織翻印並分發的：小冊子裏提到，1967年7月，在國家衛生部“紅心造反大隊”的支持下，北京的首都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聯合組建“雞血療法”調查組，共派出15支小分隊。分赴全國各地核實其療效，事後的結論稱：“‘雞血療法’是對‘備戰、備荒、為人民’工作中的最大貢獻。”
因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於康生批示的壓力，衛生部下發通知，撤銷1965年7月23日的《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1967年衛生部的造反派還成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衛生部在雞血療法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辦公室”，並於12月發表《徹底為醫藥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雞血療法翻案告全國革命人民的*****》，為“雞血療法”翻案。那本《雞血療法》散布全國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許多人家中。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憶當時“打雞血”的盛況：“我家 附近地段醫院的注射室門口，開始排起長蛇般的隊伍。人人提著裝雞的籃子或網兜，等待護士小姐出手，一邊交流打雞血的經驗與傳聞，地上到處遺留著肮髒的雞毛和雞屎，此外就是雞的尖聲驚叫。它們的恐懼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整個時代……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革命的熱血奔湧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則燃燒在祖國的大地上。從1967年到1968年，打雞血盛行的時間，據說維持了十個月之久，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熱造反之間的神秘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黑社會總部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憶當年弄堂裏的人們熱衷於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經在江西插隊快兩年了，終於獲得了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當時他家住長寧區與上海縣(後劃為閔行區)交界處。到家後第一個淩晨，正想睡個懶覺的他，竟然被一陣雞叫給驚醒了，“連我們插隊的農村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許養雞，上海人竟敢私自養雞?”家裏的老祖母告訴他，家裏養雞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一個“秘方”：白色、無一點雜毛、叫聲高亢有力、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抽點血，包治百病”。因為在江西農村當過幾天赤腳醫生，隔壁鄰居聽說後，紛紛跑來請他給大家打雞血。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麽敢把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長寧區的武夷路地段醫院了解情況，看見醫院注射室門外排成長龍，人人懷抱一隻公雞，“這才敢往人屁股上紮雞血。”
1959年5月26日上午8點，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次年8月轉為上海無線電三廠），一個叫俞昌時的醫生，在依約而來的病人眼前，給自己打了一針鮮雞血。五年後，他回憶這次“當眾表演”時說，“不到三小時，就感覺奇餓，中午吃了八兩飯”。
醫生的親身示範消釋了病人們的疑慮。從下午1時開始，四十多人讓俞注射了雞血，奇跡立刻顯現:“有的頻頻咳嗽，注後五分鍾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
這已經不是俞第一次打雞血。在過去幾年裏，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時已經暗自搞了一些實驗，而“大躍進”的到來，更讓他覺得有了“攻關”的動力。隻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看似不可思議的“雞血療法”，竟然會伴隨著狂熱歲月的激情，得以四處蔓延，並最終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於安徽南陵的俞昌時，有一份紅彤彤的革命簡曆。19歲時，在上海醫科大學讀書的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半後轉為中共黨員。“五卅運動”期間，他活躍在上海【1331 5114】和總工會。1926年底，回南陵創立中共南陵特支並擔任書記，在南（陵）蕪（湖）一帶領導農【3046 6663】動，還曾在武昌被捕入獄。
據俞昌時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衛生工作的他，偶然從雞肛門量了量雞的體溫，竟在42℃以上，又測了好多隻，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斷，雞的“常溫如此之高，當然是其神經中樞的調節作用，和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的原故”。在中醫傳統文獻裏，有很多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病的記載。俞冒出一個大膽的猜想:如果把雞血注射進人體呢？
1950年代初，中國各地學習、推行蘇聯的“組織療法”，把人體的某些組織，如皮膚、肝、腦、胎盤等作為注射液，或將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雞血也是一種組織，可能有同樣作用。”俞昌時決定先在自己身上試試看。他從一隻公雞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進左臂三角肌，結果“一點也沒有感覺——不痛，不癢，不脹”。其後一兩天內，他覺得精神舒適、食欲增加，三四天後“發現奇跡”，腳癬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時痊愈了。
“於是，我就大膽地再打了幾次，又打到別人身上。”俞的試驗對象，包括自己經常腹痛的15歲的女兒，一個大腿發炎的農民，一個患陰道癌的婦女，“都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很好的療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的社論，肯定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4月1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是一個繼續大躍進的計劃。”在這場報告中，周恩來強調，“……計劃規模是宏偉的，任務是艱巨的。但是，決不能說，我們的潛力已經挖完了，計劃指標再不能夠超過了。在生產和建設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俞昌時的機會來了，藉著大搞“技術革命”的東風，1959年6月，已經進入上海永安棉紡三廠的他開始在職工中試驗，“一個月多的時間內，打了三百多病例，都隻打了一二針，最多的五六針，就發生了許多的奇效和顯著療效”。
靜安區衛生局調查證實，俞的確用“雞血療法”治過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資料分析: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主覺症狀有改善者達65%”，但同時也指出，“其中有36%發生高熱、尋麻疹、淋巴結腫大等反應”。據此，衛生局認為需要進一步實踐，經過時任區委書記李梅生同意，組成包括俞在內的研究小組，設置實驗室。
後來風卷中國的“雞血療法”，便肇始於此時。被納入研究小組的俞昌時激情滿懷，準備大幹一場。
試驗
研究小組首先進行動物實驗，“初步印象”是，鮮雞血有血清反應，但比馬血清弱。半年之後，“就在有搶救休克準備的條件下開始了臨床應用”。到1962年為止，共治療1320多人。
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顯示，根據兩年多試驗積累的688個病例分析，近期內療效較好的是: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係統潰瘍，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後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但是不良反應也較嚴重。打過4針以上雞血的980例病人中，發生反應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雞血治療後第五至七天發生反應，包括畏寒、發熱、腹瀉、淋巴結腫大、蕁麻疹、局部紅腫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數為發熱反應。反應程度與注射劑量成正比。而且，還出現了6例休克反應。病人注射雞血後，立即發生胸悶、氣愈、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麵色蒼白、兩眼球結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況。但報告特別強調，“經急救恢複”。
由於鮮雞血過敏性血清反應嚴重，靜安區衛生局與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協作，將鮮雞血製成脫敏雞血粉，“經試用觀察，未見任何反應”。於是，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該局就停止使用鮮雞血，改用雞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試用15000多人次，均無反應，“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俞昌時十分不滿，認為是個別專家“誇大反應”，否定療效，使雞血的研究機構工作停頓。而製雞血粉，“不僅大大失去療效，且仍有反應，而且製造繁複，成本高昂，正與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據俞自述，從1959年搞雞血起，他堅持每隔一兩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時每天注射，毫無不良反應。“我是拿它當最好的營養品來滋補身體。長期應用下去，可以達到‘有病可以治愈，無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還童”。他還讓愛人以及一些老友試用，“都獲得了很好療效”。
據他統計，自己5年來親身注射雞血的療效至少有24種，膽石症、絲蟲病、腳腫、心髒病、老花、腹瀉、睾丸硬化、凍瘡、褥瘡、脫皮、脫發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樂觀，視力增進，抵抗力強，麵色紅潤，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暢，無任何病痛。
“僅以對婦科月經過多的療效，可以達到100%，這難道不是對人類的貢獻？”在俞的自述中，“雞血療法”當時也得到了“醫務界許多正直而前進的人士”一致“公認”。尤其在中醫界，一些有名望的中醫，認為它是祖國醫學的固有遺產，應發揚光大，作為創造我國新醫藥學派的重要項目之一。
而且，俞昌時並不滿足於肌肉注射雞血，而是“現已成功地發展到對人作靜脈注射”，雖然尚在縝密試用中，“但望其前途，將是對人類更大貢獻的發展方向”。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稱，不願和研究小組繼續合作的俞昌時，讓病人到他家中治療。打著“技術革命”的旗號，俞昌時聽不進任何勸阻。“陳中偉斷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麽，我也會做，雞血療法才是真正超國際水平的”。
報告稱，俞還向全國各地印發大量誇大療效的宣傳材料。據不完全統計，有二十七個省、市（縣）的醫療單位或個人收到了俞的宣傳資料，鮮雞血療法被說成“能治六十幾種痼疾的鮮丹神藥”。在俞散發的材料中，一是標榜“雞血療法”“國際領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揚有很多“老幹部”私下使用。在他印製於1964年8月的《雞血療法》一書中，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其宣傳方式與現今充斥電視和報刊的各類神奇“秘方”幾乎如出一轍。在信息閉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幹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說具有很強的蠱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有的群眾抱著雞求醫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衛生部門也紛紛來信或者派人來滬了解求治，情況相當混亂”。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說
禁止與質疑
堅持打了幾年雞血後，俞昌時“老是感到我的力氣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總想試試一拳頭打通牆壁那樣的猛勁。……又有些同事們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話，我想也可能是經常打雞血的原因——由於雄雞好鬥！”
1964年，一肚子怨氣的俞昌時開始爆發。他在一份材料中訴說自己的委屈:雞血療法創立五年來，日夜操勞，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養雞養兔、掃清潔，夜間給病人注血，給自己和愛人注血，又給兔子靜脈注血。又經常跑老遠給病家注血，寫雞血材料，和各地搞雞血的同誌們通信及往來聯係。自己的糧食不夠吃，還勉強支持供應雞飼料，所有用品和飼料，都是自己貼錢。
“當此，黨中央號召全國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運動的大學之年、大比之年和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時節，我要把隱忍5年偷研雞血的痛苦心情和實際情況，向黨和政府申訴出來，要求黨和政府中心領導，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協作共同研究，為創造祖國新醫藥學派而共同奮鬥。”他在這一年5月寫道。
12月12日，俞昌時給衛生部寫信，要求:早日組織中央雞血研究會，調他到京做“高深的雞血療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國各高級醫療院校組織雞血療法研究組，研究並臨床應用。而同一天，俞還寫了一封致“中央科學院郭院長並轉諸位首長和同誌們”的信，要求其組織人員，調查研究後大力支持並倡導“雞血療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衛生局召開了專家座談會，堅持認為:鮮雞血是有異性蛋白過敏性血清反應存在，不安全，“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應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特別鮮雞血治療對象均為慢性病，該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卻冒著危險更值得考慮。”半月後,衛生局寫了《關於雞血療法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呈送衛生部，稱將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給病人注射鮮雞血試驗的行為。
7月23日，衛生部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的看法和處理意見，通知強調，“今後，應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以免發生過敏危險。群眾要求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予治療者，應加以勸阻。對於群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
對於衛生部的禁令，俞當然不服氣。
10月5日，《武漢晚報》“科學與衛生”版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紅光”的文章，題目為”鮮雞血注射真能醫治百病嗎？”副題為“鮮雞血注射非但不是萬靈藥而且危險性很大”。 俞昌時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反駁。
“老實說，我當醫生這些年來，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方法”。針對紅光的第一句話，俞反駁說:這句話看來很容易誤會，以為紅光同誌的思想中一切未聽說過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麽毛主席最近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紅光同誌難道沒有學過？
而紅光文中所說請教老醫生、查資料，俞反駁說:最近黨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且希望也讓別人來趕趕我們。我們醫藥衛生界也更應該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圖書館查資料，找老中醫而不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甚至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還怎麽能突破常規，有所前進呢？
對於紅光提出要尊重“科學依據”，俞認為，和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一樣，科學依據是不斷發展的，“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
“醫務界一般說安全第一，療效第二，藥理上看，反應超過5%就不能臨床應用”。對於紅光文中重申的這一常識，俞反駁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是舊框框，根據辯證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理論內經上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針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甚至舉例說，如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麽，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
俞昌時還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將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製。而事實證明，俞的憂慮並非多餘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趙慶偉得到一本《雞血療法》小冊子，1967年7月由“小湯山革命造反大隊”翻印。這本冊子裏提到，首都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合組“雞血療法”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核實其療效，稱這一療法對“備戰、備荒、為人民”將是最大的貢獻。
1966年，12月28日，衛生部下發通知撤銷1965年7月23日的《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衛生部在雞血療法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辦公室”，在12月發表《徹底為醫藥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雞血療法翻案告全國革命人民的*****》，為“雞血療法”翻案。那本《雞血療法》散布全國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許多人家中。
“我們家附近地段醫院的注射室門口，開始排起長蛇般的隊伍。人人提著裝雞的籃子或網兜，等待護士小姐出手，一邊交流打雞血的經驗與傳聞，地上到處遺留著肮髒的雞毛和雞屎，此外就是雞的尖聲驚叫。它們的恐懼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整個時代。”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回憶當時“打雞血”盛況時說，“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革命的熱血奔湧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則燃燒在祖國的大地上。從1967到1968，打雞血盛行的時間，據說維持了十個月之久，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熱之間的神秘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一個網名叫“金師爺”的北京市民回憶，1971前前後，到西雙版納插隊兩年的他獲得了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權利，回家後第一天的淩晨，就被雞叫給驚醒，“全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怎麽北京人竟敢私自養雞隻？”聽父親介紹後，他才知道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一個廣泛流傳的秘方是，白色、一點雜毛都沒、叫聲好聽、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可治百病。“因為我在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當衛生員，所以街坊四鄰聽說我回京後就請我給他們打雞血。”“金師爺”說，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麽能將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宣武醫院了解情況，看見注射室門前排成長龍，人人懷抱公雞等待注射，“這就增強了我為人們打雞血的信心”。
“金師爺”先為鄰居郭大爺打了雞血，回到西雙版納後，“前後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還回憶，除了打雞血外，他還用過當時流行的土法子，將一些中藥蒸煮過濾後，“直接紮進病人屁股”。而不良反應，“怎麽可能沒有？那個時候，人們一是膽大，第二確實缺醫少藥”
餘音
直到2004年，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出版的《一萬封信》裏，還收錄了一封“騙子”來信，此人向她推薦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時大夫發展為肌肉注射，我改為穴位注射，在雞心髒采血，每次采50，間隔一天再采，雞不會死。”
1990年代，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會”中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中將醫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換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雞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來了，這“秘方”，秋風掃落葉一般，“接著，全中國的小公雞遭了殃”。後來，許多人提到“打雞血”一詞的來源，都引自這篇文章。
桑曄寫此文的由頭，是三本宣揚特異功能的氣功大師的書，其中一本附著錄音磁帶，據說那磁帶已被大師“注功”，氣已轉換成磁；買回家塞進錄音機一放，磁又轉換成氣，治癌，沒癌治雜症和消滅“隱生癌細胞”。這篇題為《國人夢已醒？》文章發表於1992年4月。文末，桑曄說，“我想已經說得夠多了；隻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國人夢已醒’之後，醒了就練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
有人問上帝為什麽要造一個中央大國，上帝說:‘為的是在我寂寞時看看他們在玩兒什麽’”。
"打雞血"往事:億萬民眾為之癲狂
從1959年到“文革”後期，一種將鮮雞血注射進人體的“奇效”療法蔓延全國。“打雞血”這一如今人們用來形容某人亢奮、好鬥的詞語背後，卻隱藏著一段令億萬民眾為之癲狂的歲月。
最早將“打雞血”作為條目收集到書籍中去，還是在“文革”後期。下麵的這段文字介紹顯然較具代表性——
雞血注射在皮下肌肉(而非靜脈注射)裏，液體蛋白進入人體所引起的免疫反應，對某些特殊疾病可能有一定療效。部分患者有進補後的感覺，渾身燥熱，臉色紅潤在一部分醫藥、醫療條件相對落後的偏遠農村，貧下中農們用它來替代某種免疫性藥物但它的療效和適用範圍，據一些革命的患者同誌們介紹，鮮雞血對半身不進、腦中風、婦科病、陰道瘙癢、不孕症、牛皮癬、腳氣、脫肛、痔瘡、咳嗽、感冒等都有治療和預防的作用，但是，也有一些醫療科學工作者認為，由於雞感染的疾病較多，雞血的質量情況也不明確，帶來副作用的可能性不易控製，也曾經發生過一些患者在注射後突然亡故的事件。但無論如何，作為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新生的醫療成果，雞血療法本身的科學性，已經得到了人民群眾的一致肯定，但還需要廣大革命的醫務工作者以革命的理論和科學的臨床試驗去證實。使用它除了要到一些正規醫院外，人民群眾大多應該到街道診所、縣鄉醫院接受治療。
——摘自《赤腳醫生培訓教材(供南方地區使用)》，人民衛生出版社1971年版
如此莫衷一是的所謂“教材內容”，在今天看來，簡直就像一場笑話。
現在人們對於當年全國人民“打雞血”往事的記憶喚起，似乎源於1990年。旅澳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1965年，廣東省的“上流社會”中悄然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說是有個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高級醫官，因“解放前欠下命案，最後決定處以死刑”，行刑前，高級醫官顫巍巍地提出，他有一治病的“秘方”，如政府對他網開一麵留條生路，可以提供給政府，用來感謝政府“不殺之恩”。後來經過辦案人員的再三“勸導”，那個軍統醫官方才招供了這個打雞血“秘方”；方法是：抽取一隻大公雞(4公斤以上)的新鮮血液50至100毫升，脫離有機體後，以最短的時間注射進人體，每周一次，還說逃到台灣的蔣介石這些年就靠打雞血活著呐!1966年春開始，這“秘方”仿佛秋風掃落葉似的讓“全中國的大公雞們，一下子遭了殃”。現在許多人還這樣認為：盛行於上世紀六七十年代的“打雞血”風潮，主要是因為那個軍統醫官的交代。
然而事實並非如此!
上海有個“打雞血”發燒友
位於上海市靜安區西蘇州路65號的上海永安棉紡三廠，公私合營前足一家職工人數不滿300的小型工廠，1960年8月，作為上海最後一批公私合營工廠之一，永安棉紡三廠改製為上海無線電三廠(即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盛名於世的“美多”牌收音機的生產廠)。正是這家在當時看來很不起眼的小工廠裏，竟出現了一位“雞血療法”專家。
1959年5月26日剛上班，上海永安棉紡三廠的醫務室已被一群工人團團圍住，這些人都是廠醫餘長士一大早用廠裏的有線廣播召集來的，因為在此之前，大家都聽說了一件趣事，並興致頗高地跑來觀賞一次奇特的表演，“餘醫生要往自己的身上注射活公雞的鮮血，這樣能包治百病”。五年以後，餘長士當著上海市衛生局基層衛生處一位負責人的麵，回憶當時那次“當眾表演打雞血”的感覺時說，“一早注射過雞血，上午的饑餓感越來越強烈，中午的飯量也大了很多。”
不過這一天，通過餘醫生的親身示範，開始隻是前來看熱鬧的人們，很快就消釋了心中的疑慮。這之後的一個多星期，共有45個熟識或不熟識的人前來，讓這位傳奇醫生給自己注射雞血，奇跡很快顯現：“諸多蕁麻疹患者得到治愈，有人以往頻頻咳嗽，注射後五分鍾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摘自《雞血療法簡說》)：
這已經不是餘長士（俞昌時）第一次給別人“打雞血”了。其實早在1953年，餘長士就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並且已經悄悄地搞過一些實驗，出於一名職業醫師所知曉的起碼常識，他不敢輕易對外宣揚自己的“研究”成果；然而，隨著“大躍進”運動的到來，社會上的浮誇風氣愈演愈烈，這讓餘長士似乎得到了某種暗示，平添了一股“攻關”的勇氣和動力。隻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場不可思議的“打雞血”鬧劇，竟然會伴隨著狂熱歲月的激情，得以四處蔓延，並最終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1903年，餘長士生於安徽南陵一個大地主家庭，但其簡曆絕對經得起任何級別的政治審查：1922年入上海複旦公學醫科部學習，深受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思想啟蒙運動的影響，很快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1923年底入黨。1925年暑假期間，回到老家，創立了中共特別支部並擔任書記，組織創建了當地第一個進步社團組織——民智促進會。1931年，正是中國革命處於最低潮時期，餘在赴武漢中共南方局匯報工作的途中被捕。
根據餘長士“文革”中的回憶，上世紀50年代初期，他在江西南平參加“三反五反”運動期間，駐紮在南平縣城的一家小醫院裏。一天晚上，隻是因為好奇，他給幾隻公雞測量了體溫，發現這些健康的家禽的體溫平均都在43°左右。於是判斷，“雞的常溫如此之高，表明其神經中樞的調節能力的特殊性，主要是因為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早在明代萬曆年間，山西名醫武之望(字叔卿，號陽紆，生卒約1564年～1629年)所著的《濟陰綱目》裏，就有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療女病(即各種婦科疾病)的記載。一個大膽的想法在他的腦海裏產生了：雞血能治病，應該也能注射進人體吧?
那個時期中國各行各業都在學蘇聯，所謂“組織療法”便是仿效蘇聯的產物，它有點類似中國人老話裏說的“吃哪兒補哪兒”的意思，就是說，將人體的相對組織(器官)，如胎盤、膽汁、肺液等經提煉後成為針劑，或注射或埋人病人皮下，以求治病強體。餘長士的解釋是：“根據民間的這種偏方，我想雞血也是一種組織，可能有同樣作用。”於是，他決定先在自己身上試試。他從一隻半歲大小公雞身上抽了1.5毫升鮮血，在自己的左臂實施肌肉注射。據《雞血療法簡說》裏的記載：注射當天“未見有不適之感覺，周身也沒有出現疼痛、瘙癢和腫脹之感。”之後的三天內，他覺得精神舒適、食欲增加，到了第四天，“奇跡”終於出現了，甚至常年不治的腳癬和小腿上的皮屑病等痼疾很快痊愈了。
從第二個星期起，餘長士開始大膽地再打了幾次，同時還說服周圍的村民來試驗。他的試驗對象主要是那些經常腹痛的(即有痛經症狀的村婦)，長年 浸泡在水稻田裏的、大腿炎症、勾股部患有濕疹的農民，還有個患宮頸癌的婦女，據稱，“基本都在短時內獲得了很好療效”。
1959年初，結束在江西農村的“三反五反運動”後回到上海的餘長士，被分配到“社改”老大難單位——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擔任行政副廠長，兼任廠部衛生室醫生。也就從那時起，他又開始悄悄地在廠裏的工人中進行試驗。
1960年1月，餘長士在給上海市衛生局基層衛生處的報告中寫道：“……自1959年2月實施活鮮雞血的注射，全年中為本廠和社會有要求人員，共計約三百餘病例，大多數人都隻打了一二針，最多的五六針，基本可見發生了許多的奇效和顯著療效……”
報告所述，亦非誆言。根據1960年4月上海市衛生局靜安區分局派員調查後擬出的《上無三廠醫療衛生工作並雞血注射試驗情況匯報》中證實，餘的確在工廠裏開展了“雞血療法”的實驗，根據病曆記載，他一共為203例患者治療，“根據病曆記錄和病人口述，所得資料可作如下分析：該療法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主覺症狀有改善者達65％，其餘如蕁麻疹、慢性支氣管炎及高血壓症，病人反映有改善者不到20％……”但報告中也強調，“其中有36％發生高熱、過敏性皮疹、淋巴結腫大等反應”。據此，靜安區衛生局認為，對於“雞血療法”的可靠性，需要進一步試驗來得到證實。報告很快轉到時任靜安區委書記的李梅生處，並得到同意。1960年10月，靜安區組成了由區總工會、衛生局以及包括餘長士在內的研究小組，並在區衛生防疫站內設置了實驗室。一場即將席卷全國的“雞血療法”風潮，由此露出端倪。餘長士本人因為被納入研究小組，更是興奮異常，躊躇滿誌，甚感如此氣候，定能成全其一番大業。
大躍進下的“科學試驗”
接下來，研究小組首先的工作就是將“雞血療法”進行動物實驗，並取得數據；之後起草了《雞血療法實驗性臨床應用報告》上報給上海市衛生局，報告中稱：“……提取的鮮雞血中經過分離試驗，可見有一定的血清反應，但與其他家畜如馬、羊等鮮血血清反應做比較，雞血清(反應)較弱。”
但如此數據並不能阻擋這股“試驗”高潮的進一步推進。1960年底，用於人體的試驗還是展開了。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顯示，通過籌備，試驗在“具有搶救休克準備的條件下，於(1961年)1月9日進入臨床半應用半實驗階段”。到1962年12月底，共為1300餘人進行過治療，其中17人主動要求退出。根據多次試驗積累的688個病例分析，短期內療效較好的是：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係統潰瘍，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後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但是不良反應也較嚴重。打過4針以上雞血的980例病人中，發生反應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雞血治療後第五至七天發生反應，包括畏寒發熱、腹滿腹瀉、腋下或咽部淋巴腫大、過敏性皮疹、局部紅腫疼痛、休克等。其中最突出的副作用反應，還是以發高熱、淋巴結腫大等為主。反應程度與注射劑量成正比。而且，還出現了6例休克反應。病人注射雞血後，立即發生胸悶、氣虛、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麵色蒼白、雙眼球結膜充血、心率增速等不良反應。但報告特別強調，“因事先有所準備，出現不良症狀者，經急救而得到恢複”。
隨後，實驗小組發現，通過注射鮮雞血，導致過敏性血清反應嚴重的問題必須解決，上海靜安區衛生局與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協作過程中，技術人員開始設想，通過使用原來生產胎盤幹粉的設備，將鮮雞血製成脫敏雞血粉，以降低過敏性副作用。結果，“經試用後觀察，未見任何反應”。於是，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對於實驗性注射從原使用鮮雞血的方式，改用經提煉後的雞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進行了約1.5萬人次的試驗，均無副作用，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但餘長士對這份報告十分不滿，認為實驗小組裏有個別專家故意“誇大副作用”，對於療效也持保留態度，使“雞血療法”的研究機構的工作基本處於停頓狀態。而“製成雞血粉後，不僅大大失去療效，反應並沒有完全消除，而且製造工序繁複，一般工人無法操作，技術人員十分緊缺，每100克雞血粉的生產成本超過60元人民幣，成本過於昂貴，嚴重違背了黨倡導的‘多快好省’的大躍進精神”。
據《雞血療法簡說》對這一過程的說明，從1959年初春搞注射雞血開始算起，餘長士堅持每隔一兩天必要注射一次，有時每天都注射，並未發現不良反應。“我是拿它當最好的營養品來滋補身體。長期應用下去，基本可以達到‘有病治愈，無病健身’的祛病延年的目的。”甚至還可產生“返老還童”的奇效。其間，他動員自己的愛人、親戚、朋友以及一些曾與他共過事的人，都來參與試驗，基本“都獲得了很好療效”。
據《雞血療法簡說》所做的統計，自1955年到1960年的5年時間裏，他連續為自己或他人注射雞血，通過長時間臨床檢驗，他有確鑿證據證明，以往所展開的治療至少對24種疾患具有明顯療效，包括膽石症、絲蟲病、腳腫、心髒病、老花、腹瀉、睾丸硬化、凍瘡、褥瘡、脫皮、脫發等病，而且精神健旺樂觀，視力增進，抵抗力強，麵色紅潤，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暢，無任何病痛。
但據後來上海市衛生局有關“雞血療法”小組的總結報告稱，1962年底開始，拉起“響應黨的技術革命”的大旗，餘長士不再願意和研究小組繼續合作，自動脫離研究集體，開始把病人召到自己家中治療。衛生局基層處有關人員曾數次上門。意欲勸阻其不要盲目進行這種危險的試驗，但他“聽不進任何勸阻，把盧處長等趕出家門……”當時，市六醫院的陳中偉醫生因完成世界首例斷肢再植手術而獲衛生部記大功一次，消息傳到餘長士這裏，他頗不以為然，稱“這算不了什麽，我隻會比他做得更好，‘雞血療法’才是真正趕超國際水平的新型技術”。
這期間，國家衛生部突然發現，全國各地出現了大量的油印小冊子，都是些極度誇大“雞血療法”療效的宣傳材料。據調查後的不完全統計，全國27個省、市、自治區(縣、州)的醫療單位或個人都收到過這種資料，其中宣稱，“至少可以治療六十餘種頑固疾病，是衛生工作者發現的、效果最佳的仙丹神藥”。在這些散發的材料中，主要有兩個問題，引起當時擔任衛生部部長的李德全(愛國將領馮玉祥的遺孀)的高度重視：一是小冊子裏宣稱，“雞血療法已經可以證實，屬於國際領先的技術”，所以，目前中央已作出指示，要求隻進行“秘密研究”，因此尚未被外界和群眾所了解；二是透露說眼下有相當多的“老幹部”都在私底下悄悄使用。為此，李德全向上海市衛生局提出要求，責成上海方麵在最短時間裏“調查此事原委，並上報中央以 待妥處”。
經上海方麵四十餘天的積極調查，並向衛生部作出報告，稱，“這份名為《雞血療法》的小冊子，是於1964年8月私下印製的，其中共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閱讀其中的內容，讓人想起如今那些充斥電視和報刊的各類神奇“秘方”神藥，宣傳方式和內容仿佛如出一轍。此事出現在信息閉塞的幾十年前，“中央指示”和“老幹部”私下享用的“秘密偏方”之說，其蠱惑性是不言而喻的。所以，上海市衛生局後來在調查報告中說，“目前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有的群眾抱著雞前往各級衛生院、鄉間醫生處要求注射，求治情況相當混亂，甚至自己注射。目前，全國各地的衛生部門也紛紛來信或者派專人來滬了解。”
禁令反而換來康生的支持
衛生部門在與試驗小組的接觸中，也常會與餘長士打交道。餘堅持認為：“幾年雞血打下來，總感到身上的力氣用不完，有時還會產生一拳頭打通牆壁那樣的猛勁……當然，也有人覺得我的脾氣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感覺不出，如果真是那樣，也可能是經常打雞血的原因——雄雞總是很好鬥的嘛!”
1964年，當農村“四清運動”向城市“四清運動”轉移的節骨眼上，一肚子怨氣的餘長士開始爆發。他在5月寫的一份“思想匯報”的材料中訴說委屈：“‘雞血療法’創立五年來，日夜操勞，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養雞養兔、掃清潔，夜間給病人注血，給自己和愛人注血，又給兔子靜脈注血。又經常從靜安區(餘家住江寧路)跑到五角場為病家注血，寫材料，各地搞雞血的同誌們通信及往來聯係，糧食不夠吃，勉強支持供雞飼料，所有用品和飼料，都是自己貼錢……當此，黨號召全國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運動的大學之年、大比之年，我要把隱忍5年偷研雞血的痛苦心情和實際情況，向黨和政府申訴，要求黨和政府領導、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協作共同研究，為創造祖國新醫藥學派而共同奮鬥。”同年12月，又給新上任不久的衛生部長錢信忠寫信，要求組織上盡快成立雞血研究會，並調他到京做“高深的雞血療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國各高級醫療院校組織雞血療法教研組，並投入臨床應用。而同一天，他還寫了一封致“中央科學院郭(沫若)院長並轉諸位首長和同誌們”的信，也是要求獲得支持，對“雞血療法”的地位予以呼籲。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衛生局為了答複中央對此事的過問，特起草了《關於雞血療法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為慎重起見，事先還專門召開專家座談會。專家們的意見極為一致：鮮雞血的過敏性血清反應在人身上很明顯，這完全是因為異性蛋白的存在，因此在《意見》中上海方麵明確表示：“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應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鮮雞血治療對象均為慢性病，這一類型疾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所冒的危險更值得考慮。”呈送衛生部時還建議盡快出台“限令各地立即停止私自給病人注射鮮雞血試驗”的禁令。7月23日，衛生部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的看法和處理意見，通知強調，“今後，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以免發生過敏危險。群眾要求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予治療者，應加以勸阻。對於群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
為此，餘長士極為惱怒，他在此後的自述中詰問：“……僅以治療婦科月經量過多的療效，已達100％，這難道不是對人類的貢獻?……雞血療法的藥理是有根據的，明代醫學家武之望的《濟陰綱目》中就有記載，它是得到過廣大醫務界許多正直而先進人士一致公認的。尤其在中醫界，一些有名望的中醫，認為它是祖國醫學的遺產，應發揚光大，作為創造我國新醫藥學派的重要項目之一。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就在衛生部發布《通知》的同時，餘長士已不再滿足於肌肉注射雞血，且“現已成功地發展到對人作靜脈注射，雖然尚在縝密試用中，但望其前途，將是對人類更大貢獻的發展方向”。
10月，餘長士在給中央黨校負責人康生(兼任“四清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一封信裏，針對社會上普遍反對他實施“雞血療法”的情況大喊委屈，說：“……毛主席最近指出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最近黨中央大力提倡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且希望也讓別人來趕趕我們。我們醫藥衛生界也更應該如此。現在的一些醫生，隻會在圖書館裏查資料，老醫生說什麽就是什麽，而不是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科學技術能有所突破，有所前進嗎?很多人以尊重‘科學依據’為借口，否定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的理論，要知道，科學依據是不斷發展的!……我隊為科學依據也不能一概而論，醫療上更要辯證看問題，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內經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針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進一步上綱上線，“……如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麽，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餘長士還憂心忡忡地表示，“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仍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製。”而後來的事實證明，這種擔心倒非多餘。
康生於1966年3月7日作出批示，給予支持並很快把這封信轉到上海市委，一些曾公開表示反對的人，頓時啞言。
2009年初，筆者在一次采訪中，無意間發現了一本油印的《雞血療法》小冊子，這是1968年3月由“上柴聯司造反總部”(上海柴油機廠聯合造反司令部)組織翻印並分發的：小冊子裏提到，1967年7月，在國家衛生部“紅心造反大隊”的支持下，北京的首都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聯合組建“雞血療法”調查組，共派出15支小分隊。分赴全國各地核實其療效，事後的結論稱：“‘雞血療法’是對‘備戰、備荒、為人民’工作中的最大貢獻。”
因為自此之前的1966年12月，迫於康生批示的壓力，衛生部下發通知，撤銷1965年7月23日的《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1967年衛生部的造反派還成立了“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衛生部在雞血療法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辦公室”，並於12月發表《徹底為醫藥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雞血療法翻案告全國革命人民的*****》，為“雞血療法”翻案。那本《雞血療法》散布全國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許多人家中。
同濟大學文化批評研究所朱大可教授回憶當時“打雞血”的盛況：“我家 附近地段醫院的注射室門口，開始排起長蛇般的隊伍。人人提著裝雞的籃子或網兜，等待護士小姐出手，一邊交流打雞血的經驗與傳聞，地上到處遺留著肮髒的雞毛和雞屎，此外就是雞的尖聲驚叫。它們的恐懼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整個時代……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革命的熱血奔湧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則燃燒在祖國的大地上。從1967年到1968年，打雞血盛行的時間，據說維持了十個月之久，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狂熱造反之間的神秘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黑社會總部有一位叫茅祥林的市民，回憶當年弄堂裏的人們熱衷於此事的一段“插曲”：1973年夏天，已經在江西插隊快兩年了，終於獲得了一次回家探親的機會，當時他家住長寧區與上海縣(後劃為閔行區)交界處。到家後第一個淩晨，正想睡個懶覺的他，竟然被一陣雞叫給驚醒了，“連我們插隊的農村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不許養雞，上海人竟敢私自養雞?”家裏的老祖母告訴他，家裏養雞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社會上廣泛流傳著一個“秘方”：白色、無一點雜毛、叫聲高亢有力、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抽點血，包治百病”。因為在江西農村當過幾天赤腳醫生，隔壁鄰居聽說後，紛紛跑來請他給大家打雞血。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麽敢把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長寧區的武夷路地段醫院了解情況，看見醫院注射室門外排成長龍，人人懷抱一隻公雞，“這才敢往人屁股上紮雞血。”
1959年5月26日上午8點，上海永安棉紡三廠（次年8月轉為上海無線電三廠），一個叫俞昌時的醫生，在依約而來的病人眼前，給自己打了一針鮮雞血。五年後，他回憶這次“當眾表演”時說，“不到三小時，就感覺奇餓，中午吃了八兩飯”。
醫生的親身示範消釋了病人們的疑慮。從下午1時開始，四十多人讓俞注射了雞血，奇跡立刻顯現:“有的頻頻咳嗽，注後五分鍾即愈；有的喘息數月不能睡，當晚即睡得極甜；有的胃痛即止；有的癤腫大消”。
這已經不是俞第一次打雞血。在過去幾年裏，堅信“雞血療法”對百病都有“奇效”的俞昌時已經暗自搞了一些實驗，而“大躍進”的到來，更讓他覺得有了“攻關”的動力。隻是當時誰也沒有想到，這看似不可思議的“雞血療法”，竟然會伴隨著狂熱歲月的激情，得以四處蔓延，並最終流行了十多年之久。
肇始
1903年生於安徽南陵的俞昌時，有一份紅彤彤的革命簡曆。19歲時，在上海醫科大學讀書的他加入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一年半後轉為中共黨員。“五卅運動”期間，他活躍在上海【1331 5114】和總工會。1926年底，回南陵創立中共南陵特支並擔任書記，在南（陵）蕪（湖）一帶領導農【3046 6663】動，還曾在武昌被捕入獄。
據俞昌時自述，1952年11月，在江西南平搞衛生工作的他，偶然從雞肛門量了量雞的體溫，竟在42℃以上，又測了好多隻，平均都在43℃左右。他判斷，雞的“常溫如此之高，當然是其神經中樞的調節作用，和血液的發熱機能特別高的原故”。在中醫傳統文獻裏，有很多內服或塗敷雞血以治病的記載。俞冒出一個大膽的猜想:如果把雞血注射進人體呢？
1950年代初，中國各地學習、推行蘇聯的“組織療法”，把人體的某些組織，如皮膚、肝、腦、胎盤等作為注射液，或將埋入病人皮下以治病。“我想雞血也是一種組織，可能有同樣作用。”俞昌時決定先在自己身上試試看。他從一隻公雞的身上抽了1.5cc血，注射進左臂三角肌，結果“一點也沒有感覺——不痛，不癢，不脹”。其後一兩天內，他覺得精神舒適、食欲增加，三四天後“發現奇跡”，腳癬和皮屑病等痼疾同時痊愈了。
“於是，我就大膽地再打了幾次，又打到別人身上。”俞的試驗對象，包括自己經常腹痛的15歲的女兒，一個大腿發炎的農民，一個患陰道癌的婦女，“都在短時間內獲得了很好的療效”。
1959年元旦，《人民日報》發表了題為“迎接新的更偉大的勝利”的社論，肯定1958年的社會主義建設的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4月18日,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說:“一九五九年的國民經濟計劃，是一個繼續大躍進的計劃。”在這場報告中，周恩來強調，“……計劃規模是宏偉的，任務是艱巨的。但是，決不能說，我們的潛力已經挖完了，計劃指標再不能夠超過了。在生產和建設中，技術革新和技術革命的可能性是無限的。”
俞昌時的機會來了，藉著大搞“技術革命”的東風，1959年6月，已經進入上海永安棉紡三廠的他開始在職工中試驗，“一個月多的時間內，打了三百多病例，都隻打了一二針，最多的五六針，就發生了許多的奇效和顯著療效”。
靜安區衛生局調查證實，俞的確用“雞血療法”治過203例，“由病人口述所得的資料分析:對月經過多、胃潰瘍、偏頭痛等主覺症狀有改善者達65%”，但同時也指出，“其中有36%發生高熱、尋麻疹、淋巴結腫大等反應”。據此，衛生局認為需要進一步實踐，經過時任區委書記李梅生同意，組成包括俞在內的研究小組，設置實驗室。
後來風卷中國的“雞血療法”，便肇始於此時。被納入研究小組的俞昌時激情滿懷，準備大幹一場。
試驗
研究小組首先進行動物實驗，“初步印象”是，鮮雞血有血清反應，但比馬血清弱。半年之後，“就在有搶救休克準備的條件下開始了臨床應用”。到1962年為止，共治療1320多人。
上海市衛生局的調查報告顯示，根據兩年多試驗積累的688個病例分析，近期內療效較好的是:月經過多，有效率達97.8%；其次是消化係統潰瘍，有效率78%。大部分病人注射後食欲增加，睡眠改善，精神好轉等。但是不良反應也較嚴重。打過4針以上雞血的980例病人中，發生反應165例，占16.6%，大都在接受雞血治療後第五至七天發生反應，包括畏寒、發熱、腹瀉、淋巴結腫大、蕁麻疹、局部紅腫疼痛、休克等。其中大多數為發熱反應。反應程度與注射劑量成正比。而且，還出現了6例休克反應。病人注射雞血後，立即發生胸悶、氣愈、頭暈、眼花、四肢無力、麵色蒼白、兩眼球結膜充血、心率增速等情況。但報告特別強調，“經急救恢複”。
由於鮮雞血過敏性血清反應嚴重，靜安區衛生局與上海生物化學製藥廠協作，將鮮雞血製成脫敏雞血粉，“經試用觀察，未見任何反應”。於是，在1962年下半年開始，該局就停止使用鮮雞血，改用雞血粉。截至1964年底，共試用15000多人次，均無反應，“並具有一定近期療效”。
俞昌時十分不滿，認為是個別專家“誇大反應”，否定療效，使雞血的研究機構工作停頓。而製雞血粉，“不僅大大失去療效，且仍有反應，而且製造繁複，成本高昂，正與多快好省的精神相反。”
據俞自述，從1959年搞雞血起，他堅持每隔一兩天必定注射一次，有時每天注射，毫無不良反應。“我是拿它當最好的營養品來滋補身體。長期應用下去，可以達到‘有病可以治愈，無病可以健康’的‘祛病延年’”，甚至可以“返老還童”。他還讓愛人以及一些老友試用，“都獲得了很好療效”。
據他統計，自己5年來親身注射雞血的療效至少有24種，膽石症、絲蟲病、腳腫、心髒病、老花、腹瀉、睾丸硬化、凍瘡、褥瘡、脫皮、脫發等病痊愈，而且精神健忘樂觀，視力增進，抵抗力強，麵色紅潤，不怕冷，性欲旺，睡眠佳，大便暢，無任何病痛。
“僅以對婦科月經過多的療效，可以達到100%，這難道不是對人類的貢獻？”在俞的自述中，“雞血療法”當時也得到了“醫務界許多正直而前進的人士”一致“公認”。尤其在中醫界，一些有名望的中醫，認為它是祖國醫學的固有遺產，應發揚光大，作為創造我國新醫藥學派的重要項目之一。
而且，俞昌時並不滿足於肌肉注射雞血，而是“現已成功地發展到對人作靜脈注射”，雖然尚在縝密試用中，“但望其前途，將是對人類更大貢獻的發展方向”。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稱，不願和研究小組繼續合作的俞昌時，讓病人到他家中治療。打著“技術革命”的旗號，俞昌時聽不進任何勸阻。“陳中偉斷手再植接血管算不了什麽，我也會做，雞血療法才是真正超國際水平的”。
報告稱，俞還向全國各地印發大量誇大療效的宣傳材料。據不完全統計，有二十七個省、市（縣）的醫療單位或個人收到了俞的宣傳資料，鮮雞血療法被說成“能治六十幾種痼疾的鮮丹神藥”。在俞散發的材料中，一是標榜“雞血療法”“國際領先”，所以中央指示要“秘密研究”。二是宣揚有很多“老幹部”私下使用。在他印製於1964年8月的《雞血療法》一書中，輯錄了一百多個病例，其宣傳方式與現今充斥電視和報刊的各類神奇“秘方”幾乎如出一轍。在信息閉塞的年代，“中央指示”和“老幹部”私下享用的“秘密”之說具有很強的蠱惑性。“所以目前在全國各地流傳很廣，影響很大，有的群眾抱著雞求醫注射甚至自己注射。各地衛生部門也紛紛來信或者派人來滬了解求治，情況相當混亂”。 上海衛生局後來的調查報告說
禁止與質疑
堅持打了幾年雞血後，俞昌時“老是感到我的力氣好像大得不得了似的，總想試試一拳頭打通牆壁那樣的猛勁。……又有些同事們感到我的性情似乎比以前急躁些，我自己倒不大感到，如果真的話，我想也可能是經常打雞血的原因——由於雄雞好鬥！”
1964年，一肚子怨氣的俞昌時開始爆發。他在一份材料中訴說自己的委屈:雞血療法創立五年來，日夜操勞，每晨五時左右即起身，養雞養兔、掃清潔，夜間給病人注血，給自己和愛人注血，又給兔子靜脈注血。又經常跑老遠給病家注血，寫雞血材料，和各地搞雞血的同誌們通信及往來聯係。自己的糧食不夠吃，還勉強支持供應雞飼料，所有用品和飼料，都是自己貼錢。
“當此，黨中央號召全國上下一致奔赴‘三大革命’運動的大學之年、大比之年和堅決貫徹‘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的精神時節，我要把隱忍5年偷研雞血的痛苦心情和實際情況，向黨和政府申訴出來，要求黨和政府中心領導，各方人士一致共同協作共同研究，為創造祖國新醫藥學派而共同奮鬥。”他在這一年5月寫道。
12月12日，俞昌時給衛生部寫信，要求:早日組織中央雞血研究會，調他到京做“高深的雞血療法的研究工作”，在全國各高級醫療院校組織雞血療法研究組，研究並臨床應用。而同一天，俞還寫了一封致“中央科學院郭院長並轉諸位首長和同誌們”的信，要求其組織人員，調查研究後大力支持並倡導“雞血療法”。
1965年6月12日，上海市衛生局召開了專家座談會，堅持認為:鮮雞血是有異性蛋白過敏性血清反應存在，不安全，“目前雖未發生死亡事故，但如繼續應用下去，意外事故勢所難免，特別鮮雞血治療對象均為慢性病，該病本身無多大危險性，而治療卻冒著危險更值得考慮。”半月後,衛生局寫了《關於雞血療法的情況和處理意見的報告》呈送衛生部，稱將限令俞立即停止私自給病人注射鮮雞血試驗的行為。
7月23日，衛生部下發了《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同意上海市衛生局調查報告的看法和處理意見，通知強調，“今後，應禁止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病人治病，以免發生過敏危險。群眾要求醫務人員用鮮雞血給予治療者，應加以勸阻。對於群眾中流行的各種傳說，應進行必要的澄清和解釋。”
對於衛生部的禁令，俞當然不服氣。
10月5日，《武漢晚報》“科學與衛生”版上刊載了一篇署名“紅光”的文章，題目為”鮮雞血注射真能醫治百病嗎？”副題為“鮮雞血注射非但不是萬靈藥而且危險性很大”。 俞昌時對這篇文章進行了反駁。
“老實說，我當醫生這些年來，還是第一次聽過這個方法”。針對紅光的第一句話，俞反駁說:這句話看來很容易誤會，以為紅光同誌的思想中一切未聽說過的新事物，都是要不得的，那麽毛主席最近的“有所發現，有所發明，有所創造，有所前進”的指示，紅光同誌難道沒有學過？
而紅光文中所說請教老醫生、查資料，俞反駁說:最近黨中央更是大力提倡趕超世界先進水平，並且希望也讓別人來趕趕我們。我們醫藥衛生界也更應該如此，如果光是利用圖書館查資料，找老中醫而不去民間做深入的研究，自己不實踐，甚至還禁止別人研究。那不是本本主義＋舊框框＋洋框框＝保守主義思想嗎，還怎麽能突破常規，有所前進呢？
對於紅光提出要尊重“科學依據”，俞認為，和馬克思主義的不斷革命論一樣，科學依據是不斷發展的，“祖國醫學，絕大部分還不是沒有科學根據嗎，如果處處要宣傳科學根據，那樣你就當不成醫生了。”
“醫務界一般說安全第一，療效第二，藥理上看，反應超過5%就不能臨床應用”。對於紅光文中重申的這一常識，俞反駁說，“我們認為這樣的說法也不能一概而論，也是舊框框，根據辯證法，有正必有反，有作用必有反作用。中醫理論內經上說，服藥不發生反應的話，那病也不會好。很多針灸老醫生說，有暈針的，效果反而更好。如果療效很好，反應很大，甚至有死亡事故發生。還是推薦臨床。”他甚至舉例說，如果對斯大林的評價是功大於過，說他是對革命有貢獻的領袖，那麽，如果有利於大多數人的事業，即使有些人犧牲也應該做，“對醫藥衛生事業也應該作如是觀”。
俞昌時還憂心忡忡地說，如果強迫禁止，“打雞血”將有可能轉入地下蔓延，更不好控製。而事實證明，俞的憂慮並非多餘
蔓延
2008年，北京收藏家趙慶偉得到一本《雞血療法》小冊子，1967年7月由“小湯山革命造反大隊”翻印。這本冊子裏提到，首都紅衛兵和上海紅衛兵合組“雞血療法”調查組分赴全國各地核實其療效，稱這一療法對“備戰、備荒、為人民”將是最大的貢獻。
1966年，12月28日，衛生部下發通知撤銷1965年7月23日的《關於“雞血療法”的通知》。造反派成立的“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徹底批判衛生部在雞血療法上執行資產階級反動路線大會籌備辦公室”，在12月發表《徹底為醫藥科研中的新生事物——雞血療法翻案告全國革命人民的*****》，為“雞血療法”翻案。那本《雞血療法》散布全國各地，至今依然存在許多人家中。
“我們家附近地段醫院的注射室門口，開始排起長蛇般的隊伍。人人提著裝雞的籃子或網兜，等待護士小姐出手，一邊交流打雞血的經驗與傳聞，地上到處遺留著肮髒的雞毛和雞屎，此外就是雞的尖聲驚叫。它們的恐懼像瘟疫一樣傳染給了整個時代。”同濟大學教授朱大可回憶當時“打雞血”盛況時說，“雞血不僅是養生的聖藥，而且給瘋狂的種族注入了詭異的激素。革命的熱血奔湧在身上，而革命的烈火則燃燒在祖國的大地上。從1967到1968，打雞血盛行的時間，據說維持了十個月之久，與文革最瘋狂的時刻完全暗合。它跟造反狂熱之間的神秘呼應，至今仍是一個難以索解的懸謎。”
一個網名叫“金師爺”的北京市民回憶，1971前前後，到西雙版納插隊兩年的他獲得了第一次回家探親的權利，回家後第一天的淩晨，就被雞叫給驚醒，“全國都在割資本主義尾巴，怎麽北京人竟敢私自養雞隻？”聽父親介紹後，他才知道是為了治病救人。當時一個廣泛流傳的秘方是，白色、一點雜毛都沒、叫聲好聽、體重在4公斤以上的大公雞可治百病。“因為我在西雙版納生產建設兵團當衛生員，所以街坊四鄰聽說我回京後就請我給他們打雞血。”“金師爺”說，起初他還猶豫不決，怎麽能將雞的血打到人的身上？他專門到宣武醫院了解情況，看見注射室門前排成長龍，人人懷抱公雞等待注射，“這就增強了我為人們打雞血的信心”。
“金師爺”先為鄰居郭大爺打了雞血，回到西雙版納後，“前後大概打了不下200例”。他還回憶，除了打雞血外，他還用過當時流行的土法子，將一些中藥蒸煮過濾後，“直接紮進病人屁股”。而不良反應，“怎麽可能沒有？那個時候，人們一是膽大，第二確實缺醫少藥”
餘音
直到2004年，中國“民間防艾第一人”高耀潔教授出版的《一萬封信》裏，還收錄了一封“騙子”來信，此人向她推薦攻克艾滋病的良方:“俞昌時大夫發展為肌肉注射，我改為穴位注射，在雞心髒采血，每次采50，間隔一天再采，雞不會死。”
1990年代，學者桑曄在《讀書》雜誌上發表文章說:一九六五年，某省的“上流社會”中開始流傳“打雞血治百病”的謠言，有位被公安局捉住的前軍統中將醫官，行刑前提出用“秘方”交換生命，那“秘方”就是打雞血。到一九六六年春，“文化大革命”來了，這“秘方”，秋風掃落葉一般，“接著，全中國的小公雞遭了殃”。後來，許多人提到“打雞血”一詞的來源，都引自這篇文章。
桑曄寫此文的由頭，是三本宣揚特異功能的氣功大師的書，其中一本附著錄音磁帶，據說那磁帶已被大師“注功”，氣已轉換成磁；買回家塞進錄音機一放，磁又轉換成氣，治癌，沒癌治雜症和消滅“隱生癌細胞”。這篇題為《國人夢已醒？》文章發表於1992年4月。文末，桑曄說，“我想已經說得夠多了；隻是盼望在流行歌唱的那‘昏睡百年，國人夢已醒’之後，醒了就練功的人，能稍稍少一些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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