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小夥唱紅歌走紅 稱最大客戶是中國共產黨

 

伊恩

伊恩突然領悟，紅歌才是他融入中國的最好、最快的方式

　　英國人伊恩作為紅歌裏批判的帝國主義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種諷刺感，讓中國觀眾增強了身份自豪感。對伊恩來說，紅歌是他融入中國最好、最快的方式，還讓他獲得了政治資本，這種政治認同，也是他在中國生存的法則之一

　　伊恩最近比較閑。他呆在海南三亞的家裏，像是一個打了敗仗的戰士，顯得有些垂頭喪氣。“沒有紅歌唱了。”

　　他依然保持了做家務活時聽紅歌的習慣。伊恩說，他喜歡紅歌那種鏘鏘有力的節奏，可以給他一種精神力量，跟著節奏做事，會特別有勁。

　　伊恩，是一位英國人。在中國，他因唱紅歌被人認知。成名，讓他很快在中國獲得了名譽之外的政治資本。而這種政治認可，也讓他接到了來自全國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請。在此過程中，他因紅歌逐漸找到了在中國的一種生存法則。

　　但隨著重慶紅歌的落幕，他在多地的演出被無理由地取消。這意味著，他“把紅歌唱遍全中國的夢想”很可能就不能實現。

　　另外，伊恩的紅歌生存法則也讓他陷入另一種困境：“到底還要不要唱？”

　　“黃金時代的紀念品”

　　伊恩的家，距三亞市區大約十公裏。在這個二室一廳的家裏，他把專門的一個房間騰出來，擺放著他從全世界搜集過來的關於社會主義的一切物品。

　　伊恩把這個房間命名為“黃金時代的紀念品”。此前，這是他家的書房。

　　“為什麽叫黃金時代？”我問。

　　“哦，應該是紅色時代才對。”他回道。

　　這是一個大約十平方米左右的房間。推開房門，牆上依次掛著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社會主義思想早期領袖的畫像。畫像下方的書櫃裏，擺放的書籍也多是關於社會主義國家的。比如，查韋斯和委內瑞拉，英文版的《毛澤東傳》，以及金日成與朝鮮。

　　在這些人裏麵，查韋斯是伊恩最喜歡的。查韋斯去世後，伊恩還為此流下了傷心的眼淚，雖然“就隻有一兩滴而已”，那一刻，他特別擔心委內瑞拉人民的未來。

　　對英國同胞，伊恩就不顯得那麽熱心。當我問她，撒切爾夫人去世他有沒有這種感覺時，他突然把頭抬起看著白色的房頂，愣了十幾秒鍾，輕輕回了一句，“哦。” 那一刻，時間好像停住了。過後，他又連忙解釋，“在英國，好像沒那麽受歡迎。”

　　伊恩喜歡查韋斯的原因很簡單，因為他是美國反對的。“隻要是美國反對的人，我就覺得裏麵一定有陰謀，我就特別想去了解。”而伊恩不喜歡撒切爾夫人的原因恰恰相反，他覺得是她把英國“變成了美國的走狗，什麽事都跟美國走”。

　　2005年，伊恩在雲南昆明旅遊時，特意跑到新華書店去買回了這些領袖畫像。因為妻子餘燕伶的反對，這些畫像在他臥室的一個櫃子裏，過了好幾年黑暗的日子。

　　餘燕伶覺得，死人的畫像不應該掛在家裏，而且還是一堆死人，她更加反感。但為了照顧伊恩的情緒，餘燕伶允許伊恩在書房的一個櫃子裏，擺些“紅色小物品”。比如，各個社會主義國家的胸微和國旗，以及這些國家不同時期的宣傳畫冊。

　　餘燕伶警告他，把“那些變態的東西，控製在櫃子裏麵就好了”，不然，她就翻臉。

　　直到去年10月，餘燕伶被學校派往澳門學習，伊恩才把鎖在櫃子裏好幾年的領袖畫像拿去裱了裝框，掛在書房裏。

　　在完整地掛好後，伊恩拍了一張照片發到微信朋友圈裏。他的一位在當地宣傳部門任職的朋友對這條微博表示了讚同。這令伊恩很高興，他覺得“隻要領導高興就好”。伊恩的微信頭像，用的是在中國知名度很高的雷鋒。“看到頭像，就容易對我產生好感，因為他是榜樣。”

　　當然，伊恩並不滿足隻是看到他們的畫像而已，他更願意一睹這些領袖的遺容。在此之前，伊恩踏足俄羅期、朝鮮、越南、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去看看這些領袖。

　　在此過程中，也有令伊恩不高興的事情。他覺得大家都太假裝了。“進去之前，還哈哈哈地笑個不停，一進去之後就假裝不說話，低著頭，很悲傷的樣子，出來後，又哈哈哈地笑了。”伊恩說。

　　也就是在遊曆這些國家的過程中，伊恩收集了各個國家的紅色歌曲。他學會的第一首紅歌是還未解體的蘇聯國歌。《社會主義好》則是他學會的第三首紅歌，也是他學會的中國第一首紅歌。

　　2013年元旦，餘燕伶回到家中，看到這個房間後，有些生氣，她向伊恩下了最後通牒，在她從澳門修學回來後，她不想再在這個房間裏見到這些“變態的東西”。

　　如今，伊恩的期限隻剩半年。

　　“那怎麽辦？撤下來嗎？”我問。

　　“放心，我會說服她。”他做了個鬼臉。

　　“為什麽收集這些東西？”

　　“諷刺。”伊恩邊收拾櫃子裏的東西邊回頭，淡淡地回了兩個字。

　　愛上社會主義

　　伊恩，1978年出生於英國。這一年，十一屆三中全會正式宣告中國迎來改革開放的時代。人們逐漸從第二波唱紅歌的日子裏解放出來，奔向經濟建設。

　　一年後，伊恩不喜歡的撒切爾夫人贏得大選，成為首相。執政後，撒切爾夫人對當時盛行社會主義的英國進行改革，打破了英國式社會主義的社會公平。比如，廢除了為上學孩子提供免費牛奶的福利政策。伊恩是這種政策廢除後直接“受害者”。

　　伊恩從小就表現出了跟同齡孩子不同的興趣愛好。小時候，他對遊戲從來不感興趣，反倒是對國際新聞充滿了好奇。雖然很多時候，他也不是看得很懂。

　　在“資本主義國家”長大的伊恩，對社會主義的一切都充滿了想象。他總覺得，世界的另一頭“一定很美好”。

　　為了了解世界，伊恩10歲時，請求父母送了他一張世界地圖，作為生日禮物。他把地圖掛在房間裏，在上麵把他所知道的社會主義國家用紅筆畫圈標了出來。他總想著，要去這些國家旅遊。

　　在這些畫紅圈的國家裏，伊恩最鍾情蘇聯。伊恩學的第一門外語，就是俄語。極具語言天賦的他，僅僅用了10天時間，就學得有模有樣。

　　伊恩10歲那年，從父親的書櫃裏翻出了一本學習俄語的書籍，便開始自學。“那本書是父親60年代買的，大家都覺得應該學習俄語，因為總覺得蘇聯應該會統治全世界，很快就會來接管我們英國。”

　　父親見伊恩學俄語很有天賦，便幫他找了一個俄語老師。伊恩從俄語老師那裏學會了第一首紅歌——蘇聯國歌。如今，二十多年過去了，伊恩仍記得其中的三段。

　　這首歌，徹底讓伊恩喜歡上了紅歌。“聽著就覺得很有力量。”蘇聯解體時，伊恩說他有些接受不了，其中最大一個原因是“不想換世界地圖，取下掛上的很麻煩”。

　　蘇聯解體7年後，伊恩終有機會到俄羅斯留學。當時，在他的宿舍裏，有一同學是共青團成員。為了讓伊恩見識社會主義的偉大，同學拉著他去參加了一次遊行。之後，便聽到斯大林的孫子做演講。

　　當伊恩見到斯大林的孫子時，有那麽一瞬間，他覺得斯大林回來了。“相貌很像，好怕，我懷疑是不是特別去整過，以喚起大家對斯大林的記憶。”伊恩說。

　　回學校的路上，伊恩看到各種共產主義的標誌，還有蘇聯的國微。但斯大林已經不在了，他總覺得一切都不那麽真實。

　　畢業找工作時，伊恩把社會主義國家都放在了自己考慮的範圍之內。其中包括中國。他想趁著工作的機會，更多地了解社會主義。但時至今日，他仍講不明白，社會主義到底是什麽。

　　但在研究了一輪社會主義國家的工作後，伊恩發現，社會主義國家的工資水平太低了。他終究把工作地點選在了同樣是“資本主義”的日本。原因就是，那裏的工資待遇可以滿足他。“人，總得生活，生活比一切都重要。”伊恩說。

　　在日本工作一年後，也就是2003年，伊恩第一次由北海道飛往上海。這座城市讓伊恩覺得不可思議。“那麽發達，跟資本主義一樣了，怎麽可能是社會主義國家。”伊恩說，“但城市真的很醜，都是水泥森林，一點都見不到科學發展觀的影子。”

　　回日本前，伊恩特意跑到一個音像店，買了一盤中國紅色歌曲的碟片。那時候，伊恩的中文還不是很順溜，隻能在音像店裏對著服務員比劃，帶著英式的口音一字一頓地說，“毛，主，席，毛，主，席。”還好，服務員總能領悟。

　　這成了伊恩到社會主義國家買紅歌碟片的通法。不管在哪個社會主義國家，隻要他一字一頓地喊出領袖的名字，服務員總能“穩、準、狠”地找到他想要的東西。

　　在走過多數社會主義國家後，伊恩也有些小鬱悶，他覺得“他們背離了社會主義的初衷，走偏了”。盡管這樣，他仍然相信社會主義有一天可以實現。“也許是一百年，一千年，終有一天要實現的，隻要地球上還有人類存在的話，誰知道呢？”

　　尋路中國

　　就在上海飛往日本北海道的飛機上，伊恩認識了中國妻子餘燕伶。並於一年後，來到中國上班，“在蘇州做一名外教。”

　　此時的伊恩，已從碟片中學會多首紅歌，中文說得也是“頂呱呱”，除了還帶點英式的口音之外，基本可吐字清晰。“我妻子不反對我唱，也不支持我唱，她也從來不教我唱紅歌，她就覺得這是我的自由。”伊恩說，“我的中文也不是她教我的。”

　　反倒是為了提高餘燕伶的英文能力，他們倆在家時，基本用英語交流。“出了這個門，我就隻能用中文了。”

　　來到中國兩個月後，伊恩學會的紅歌派上了用場。當時，學校裏組織了“外國人展示中國文化”的活動，有人推薦了伊恩。“平常沒事，我就喜歡哼哼紅歌，被同事聽到了，就覺得，嗯，我可以去參加。”

　　在這次活動中，伊恩以一首《社會主義好》獲得了最具人氣獎。但此時的他，僅僅隻是把紅歌作為一種愛好而已。

　　這一唱，奠定他一首《社會主義好》唱全國的基礎。不多久，學校領導讓他去參加一個飯局，並讓他在飯局上再次表演《社會主義好》。伊恩沒有多想，當場拒絕。

　　回想起來，伊恩覺得，這個拒絕，是他在中國犯的“第一個政治錯誤”。伊恩說，如果可以重來的話，他一定會選擇去參加這個飯局。他覺得，就是因為沒有去參加這個飯局，讓他在中國獲得認可的時間推遲了好幾年，從而錯過了很多賺錢的機會。

　　如今伊恩吃透了中國。“領導就喜歡麵子，邀請了都不去，肯定不高興，領導都不高興了，那還怎麽混。”他的書櫃裏，有一本紅色小本子，書名為“小毛與南子”。書中都是解釋各種中國特色的用語。比如，對“沒有”的解釋，共有6種。“從這本書中，學如何跟中國人打交道，根據他們說話的語氣判定那個詞語的真正意思。”

　　2007年1月，幾經輾轉，伊恩來到三亞，在一家酒店任職。在這座城市，他第一次重新定義了紅歌。同一年，薄熙來由商務部長調任重慶市委書記。日後，他在這座城市掀起了中國唱紅的第三波高潮。

　　200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60周年。一次，伊恩和妻子餘燕伶回家的路上，在一個公交車站，看到了三亞市舉辦紅歌比賽的通知。憑著喜好，伊恩也想報名參加。可沒想，當他看到這個通知的時候，截止時間已過去兩個小時。但伊恩還是記下了通知上留下的QQ號。

　　伊恩想爭取一下。卻沒想到，這個負責報名的人，是餘燕伶曾經的學生。就這樣，伊恩順利通過報名。

　　在此次紅歌比賽中，伊恩拿到了第四名。“我成了整個三亞的驕傲了，很多旁邊的人都認得我了，跟我打招呼。”

　　伊恩發現，此前兩年努力想融入的社會，還不如他唱一首紅歌有效果。他突然領悟，紅歌才是他融入中國的最好、最快的方式。盡管還獲得了400塊錢的獎金，但此時的伊恩沒有想到靠紅歌來生存。

　　伊恩知道，他應該到更大的舞台上去唱紅歌。在朋友的建議下，他瞄準了江西衛視2006年開始舉辦的《中國紅歌會》。

　　在這個舞台上，伊恩第二次定義了紅歌的價值。此時的他意識到，唱紅歌原來可以轉化為經濟收入。“在酒店一個月一萬多塊錢，唱紅歌比酒店的收入還強。”

　　伊恩便把三亞酒店的工作辭掉，專心唱起了紅歌。伊恩說，在此之前，他沒有經過任何聲樂的訓練，但小時候，在英國時，就有人誇他歌唱得不錯。

　　雖然融入中國的方式多少令伊恩有些意外，但他極其享受這種“眾星捧月”的感覺。這種名譽是此前在無數中國唱紅歌的外國人中為數不多的。

　　但不管如何，他的英國身份，多少令他對所遭遇的某些中國特色十分討厭，“道德自律性太差了。”

　　這個論調似乎很像他不喜歡的撒切爾夫人說的。撒切爾夫人認為，社會主義對人類文明的真正威脅是道德的威脅。

　　從伊恩家裏往三亞市區，有9路公交車。一般沒有特別急的事情，伊恩都是坐公交出行。他不想汽車尾氣把三亞搞得太糟糕了。伊恩剛到三亞時，整個城市就3個紅綠燈，而現在，不管修多少路，好像都始終滿足不了爬行的車子。

　　在半個多小時的車程裏，伊恩差點被擠倒3次。他苦笑著說，這就是中國特色。

　　他說，在英國，公車不會擠這麽多人。

　　紅歌夢

　　進入中國紅歌會後，伊恩有意識地用紅歌係統性地包裝自己。比如，去定製紅軍服，讓自己看起來更像一個紅軍戰士。“大家會覺得我很願意主動融入中國文化，他們就會覺得小夥子不錯。”

　　而這其中的代表，是伊恩的丈母娘。她剛開始不同意女兒餘燕伶和伊恩的婚事，“一開始心裏很忐忑，通過了解，特別是他唱紅歌後，女兒跟著他就讓我更加放心。”丈母娘在達人秀的舞台上說。

　　伊恩覺得，紅歌之所以能在中國出現第三波高潮，是因為有人需要它。“喚起大家的記憶，時刻強化一種感恩的心態。”

　　伊恩很清楚，他之所以在紅歌會受到歡迎，並不是他唱得多好聽。“他們不是過來聽我唱歌的，是過來看我唱歌的。”

　　伊恩的身份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對於中國觀眾而言，伊恩作為紅歌裏曾經批判的帝國主義的一分子，站在舞台上，那種諷刺感，在戲劇性之外，更讓他們增強了國人身份的一種自豪感。

　　在眾多粉絲裏，經曆過“文革”的那一代人占了絕大多數，稍年輕的一代似乎對伊恩沒有多大興趣。“紅歌是他們的一種記憶，也是他們那時候的一種生活方式，在老了的時候，需要一種方式去懷念。”

　　最終，伊恩獲得了中國紅歌會的第5名。他很滿意這個結果，他知道，“這就是一種政治安排，一場秀。”他認為，一個外國人唱中國紅歌得了第一，說出去就會是一個笑話，很多人在情緒上接受不了。但也不會讓他名次太靠後，畢竟需要靠他的身份來強調某種意義。

　　紅歌影響伊恩，他第三次定義了紅歌的價值。唱紅歌走紅後，他很快在中國獲得了名譽之外的政治資本。這種政治認可，讓他成為了江西及九江的旅遊大使，同時也接到了來自全國很多城市的演出邀請。

　　最火的時候，伊恩在南昌一個小劇場演出，每場10分鍾左右，可以拿到一千多塊錢。而此時的伊恩，已誌不在唱了。

　　“通過唱紅歌，得到領導人的認可，跟政府打交道起來就很容易。”伊恩說。

　　伊恩不太願意說明紅歌到底給自己帶來了多少具體收入。但他承認，紅歌讓他在英國很體麵地舉辦了一次婚禮，也大大改善了他的生活。英國媒體報道，伊恩在演出中，最高可以拿到5萬塊錢一場的報酬。他認為這是在胡說，“偶爾有一次拿到了，並不是每一次都拿得到。”

　　伊恩的紅歌會結束了，但他知道，他不能停止在公眾麵前的曝光率。在中國達人秀導演組的三次邀請下，伊恩欣然應允。

　　在上海的一次表演中，伊恩穿著紅軍裝，扭著秧歌，手拿紅色的《毛澤東選集》，唱完了《社會主義好》。事後，伊恩承認，《毛澤東選集》裏麵夾了很多歌詞。

　　當時的評委周立波評價伊恩，“真像是偉大的國際主義戰士。”同樣是評委的伊能靜則問道，“這是一個很好的秀，但算什麽達人呢？紅歌達人嗎？”

　　結果是，3個評委當中，伊能靜給了伊恩一個NO。但紅歌達人從此就成了伊恩的標簽。上海某區甚至還想讓伊恩做他們的公益廣告代言人。“意思是紅歌達人教你做什麽什麽一類的。”

　　但電視台播出來的結果跟伊恩在現場錄製的結果卻不一樣。伊恩說，在現場時，3個評委都給了他YES。當時，他打電話去跟中國達人秀的導演組溝通，想問清楚這到底是怎麽回事，得到的回複是，“這個沒關係，是為了讓觀眾對你更加好奇。”

　　伊恩也沒過於較真，他清楚，這隻是一場秀，隻要領導看到高興就好了。但這些卻令餘燕伶感到不滿，她覺得伊恩來到中國後，把他身上所有的規則都改變了。

　　通過中國達人秀，伊恩說出了他想“把紅歌唱遍全中國的夢想”。伊恩說，就在我采訪他的第二天，三亞電視台的記者找到他，希望他出來談談中國夢。“不知道唱紅歌算不算中國夢？”

　　伊恩也說不清楚，這個夢到底是他自己心裏想的，還是達人秀導演組給他編的。他惟一清楚的是，為了表演效果，他必須這麽說。他還把這個夢帶到了現實生活中，麵對媒體，他總是不停地重複強調這個夢。

　　為了秀的表演，伊恩最終把這個夢變成了一種身份認同。但這個夢，隨著重慶紅歌的落幕，變得飄渺。最明顯的變化就是伊恩在此前後兩次去重慶演出。

　　重慶紅歌落幕前，伊恩被重慶一個縣城邀請過去唱紅歌，受到了當地領導的高規格接待。甚至有公司想跟他簽約，在重慶辦些小型紅歌會。但當重慶紅歌落幕後，伊恩再去重慶時，邀請方不允許他唱紅歌，而是臨時讓他唱阿黛爾的歌。可那時的伊恩連阿黛爾是誰都不知道，隻好作罷。

　　隨之而來，是各地取消跟他約好的紅歌演出。最明顯的一次就是《我要上春晚》節目組。十八大前，《我要上春晚》邀請伊恩參加，伊恩爽快答應。“我知道沒什麽希望，但還是希望上去宣傳一下自己。”

　　但最終，伊恩失去了這次機會。“我打電話過去問，給我的回話就是不知道結果是怎麽樣，就不讓我參加了。”

　　伊恩不知道紅歌還會不會允許唱下去。如果允許的話，他想到西藏、新疆等邊區去唱。 “有紅歌的任務，準備隨時為黨唱歌。”他說，“我最大的客戶就是中國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