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耶穌在離開我們的時候，留下了大使命，就是要他的門徒們傳主將再來的福音，要傳遍地極。彼得和保羅那一代主的信徒，為了傳揚福音，不怕流血犧牲，以致都獻出了生命。保羅的三次旅行布道，建立起了很多早期的教會。他寫的很多書信，為教會的建設，福音的傳播做出了極大的貢獻。
我們注意到一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那就是福音傳播的方向是從東到西的。從東向西傳，阻力最小，成功最大。在使徒行傳中，神的靈不許保羅向小亞細亞傳（Acts 16:6,7）。最終，福音從以色列傳向歐洲，使黑暗的歐洲有了光明和複興。福音隨後跨過大西洋到了美洲，使美洲又成了光明之地，今天，福音已經跨過太平洋傳向中國，最終，將途經當年的絲綢之路，傳回到耶路撒冷，也就是主再來的日子。
不是說沒有把福音向西傳的，使徒多瑪（Thomas），曾把福音傳向印度。最終死在那裏。但效果如何呢？你看看如今印度那個窮勁，印度教那麽盛行，可見當初的福音傳播的效果極差。
福音也曾在唐代，中國封建鼎盛時期來到過華夏大地。由於是從西邊來的，那時叫景教，與同是西邊來的佛教相比，一點也沒有優勢。當時的傳教士，為了使人易於接受福音的內容，借用了大量的佛教術語，結果混淆了基督教和佛教的根本區別。除了留下一點少的可憐的記載，慢慢地就消失在中原大地了。
反觀今天的歐美，都是福音從東方傳來，福音掃過，如沐浴春風，滄海變良田，愚民得開化，度過千年的黑暗，迎來了複興的大潮。文藝複興，科學技術，經濟發展，工業革命，讓昨日茹毛飲血的蠻族成為當今人類文明的先驅。而同時期幾大文明古國，在千年的變遷中，有的消失在曆史的風沙中，如巴比倫；有的淪為歐洲強權的殖民地，像埃及和印度；而中國則盛世轉衰，氣息奄奄，死氣沉沉，…..。
當英國的清教徒坐著五月花號來到北美大陸時，北美大陸的文明還停留在弓弩射獵時期。從東邊來的清教徒和福音，改變北美的速度甚至比讓歐洲變化的速度都快。200多年就讓美國就從一個新興國家成為世界第一。與此同時，中國的封建社會，在沒有福音的狀況下，仍徘徊在封建社會的2000年的曆史之中。
最初來中國的傳教士是利瑪竇（意大利人），和湯若望（德國人）。他們從歐洲來中國很困難，要乘船，繞過非洲的好望角，到印度，在轉向中國。他們的成就比多瑪直接從西方來要強多了。利瑪竇堅持傳福音，通過傳科學技術的策略，贏得中國人的接受，湯若望堅持利瑪竇的方式方法，也取得了成功。利瑪竇開創的是“合儒超儒”的傳教策略。但有些狂熱的傳教士們，認為利瑪竇過於遷就中國人，影響了教義的“純正性”，發展教徒速度太慢。利瑪竇一去世，他們就改變了傳教策略，采取激進的方式，排斥儒家思想，嚴禁中國教民祭天、祭祖、拜孔子，激起了社會人士的反感，結果，傳教士們被驅逐，以致在中國內地幾乎無立足之地。
後來，隨著蘇伊士運河的開通，從歐洲到亞洲的路途，避免了繞過好望角，縮短了許多。但是，更多的傳教士卻是選擇了從歐洲經過美洲，而後，從美國來中國的路線。
來中國的傳教士，不僅帶來了福音，也帶來了科學技術，哲學邏輯。人權，博愛，平等，民主自由等觀念。利瑪竇開創的傳福音的策略，借科學技術之舟的方式方法是最佳方式方法。
庚子賠款的利用為培養建設能夠接受福音的社會，做出了極大的貢獻。1900年的義和團運動，曾使2萬名中國基督徒被殺，188名外國的傳教士獻出了生命，從那以後更多的傳教士從東方而來，從大洋彼岸的美國來到中國。
改革開放之後，大批的中國學子走出國門。其勢頭史無前例，大到幾百萬之多。以來到北美的學子們為例，他們乘坐的飛機從中國，向著東方，向著太陽升起的地方飛去，當他們再從太陽升起的地方返回中國時，榮歸故裏，身載福音。這是史無前例的福音從東方來的見證。這些學子們借學科學技術之際，知道了耶穌基督，感受到從未有過的神子之愛，。他們中的一些人在報孝祖國的同時，也不忘福音使命。來美的長輩父母，除了照看孫輩的成長，與後代子孫同享天倫之樂之外，感受最大的就是，人的改變，就是認識了神。當他們返回家鄉時，向同輩人分享的新的信仰，是非常的積極上心。
如果說，在人類文明進步的浪潮中，中國人曾是弄潮兒，領潮上千年，隻是在近代落後了，那麽, 這次中國絕對是趕上了浪潮，而且是借著福音從東向西的傳播的大潮，開始崛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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