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曆了15年市場洗禮之後，今年兩會期間，中國民辦高校顯露出了不尋常的“疲態”，融資難成為棘手難題，而民辦高校投資也走到了一個捉摸不定的十字路口前。
上述“疲態”須從3月1日全國工商聯舉行2013年提案新聞通氣會上說起——民辦高校的提案甚至上升到修法層麵——通氣會上稱，將提交關於適時修訂《擔保法》，幫助民辦學校解決融資困難的提案，並建議創新民辦學校擔保方式。
隨後兩會中，全國政協委員、錫華集團董事長張傑庭提交提案稱：“由於缺少政府公用經費的支持，加上民辦教育融資渠道的匱乏，民辦教育對於資金的渴望，是公立學校難以想象的。”
再至3月9日上午，時任國務院副總理李克強來到河南代表團參加審議，聽取人大代表發言，就在代表們發言即將結束時，全國人大代表、鄭州宇華教育投資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光宇又向李克強講了關於民辦教育的幾點建議。
在此背後，自1997年10月1日國務院頒發《社會力量辦學條例》以來，中國民辦高校投資情況又如何？以兩會為線索，《第一財經日報》調查顯示，因存在製度瓶頸以及現實挑戰，民辦高校投資前景堪憂。
融資渠道不暢通
“我個人判斷是，如果國家的相關政策還沒有太大變化的話，未來2～3年，將會是民辦高校‘破產’的高峰期。”在對本報記者說此番話時，上海建橋學院董事長周星增帶著某種苦澀。
盡管這隻是周星增的個人預言，但現實並不容樂觀。
公開數據顯示，教育行業的投資在經過2008年的高峰——31起融資案例、6.3億融資規模之後，在 2009年便已陷入低穀，雖然2010年和2011年，中國民辦教育行業融資案例數量和融資規模再次呈現上升趨勢，但主要還是來自教育培訓領域，高校投資鮮有涉及。
“近幾年，民辦教育新的投資幾乎是停滯的。”上海另一家民辦高校投資人王浩（化名）認為。
而在張傑庭的提案中，則給出了進一步的現實困境答案。
上述提案稱，目前中國民辦教育機構的主要融資渠道包括舉辦人投入、學費收入和結餘、民間融資、風險投資和信貸融資。信貸融資應該是大多數民辦教育機構主要的融資渠道，但這個渠道並不通暢。
根據現行的《民辦教育促進法》，民辦教育機構被歸類於“民辦非企業單位”類，金融機構或資本市場是基於《公司法》規定開展業務的，無法為“民辦非企業單位”提供支持。
據提案，因“非營利性組織”的定性，直接導致財務報表就不能“太盈利”，這也意味著，金融機構不會對沒有盈利的機構提供融資服務。而現行的《擔保法》以及《物權法》，對民辦教育機構的擔保資格和教育設施的反擔保能力都有限製性條款，民辦教育機構的擔保、反擔保能力都受到製約。
“這無疑是矛盾的。”王浩說。
也是因此，張傑庭認為：“這樣，投資民辦學校的資產就變成沉沒資產，客觀上限製了資本的流入，加劇了融資的困難。”
政府的支持無法抹殺
民辦教育發展到今天這樣的狀態，周星增並沒有想到。
1997年10月1日，國務院頒發的《社會力量辦學條例》開始實施，其中規定，“國家對社會力量辦學實行積極鼓勵、大力支持、正確引導、加強管理的方針。”此條例出台後2年，教育部出台了《麵向21世紀教育振興行動計劃》，而1999年6月，第三次全國教育工作會議召開，明確提出發展高等職業教育，鼓勵社會力量辦學，敞開多元化發展之路。
“在這樣的大背景下，受限於當時政府的財力，僅僅依靠政府投資、創辦公辦學校的方式很難滿足社會對高等教育服務的需求，引進社會資金，吸引多方力量共同參與高等教育事業，就成為解決當時的高等教育服務供給缺口的出路。”上海工商聯民辦教育協會秘書長、全國兩會工商聯關於民辦教育的提案起草者忻福良表示。
作為較早一批下海經商的公務員，周星增對市場是敏感的，當然投資教育也帶著一種情懷，“當時我們全班70多人，隻有我一人考上大學。我想這是幸運，也一直希望自己能夠辦一所大學，讓更多人有上大學的機會。”
當然，辦大學需要條件——合格的師資隊伍、一定的規模等等。充分的資金是一個必要條件，有資金也就有了固定的土地，才有校舍，才能有規模。
周星增采取了“主動出擊”的戰略，先將500萬元打到教委的賬上，教委的正式批文還未下達，周星增便已與康橋開發區管委會簽訂協議，征地438畝，欲投資4億元，創辦上海建橋學院。
“當時辦學校多是租地，我們在1998年就是租的，教育用地隻有公辦學校才可以劃撥。”王浩說。
這就出現了另一個疑問，民辦教育的用地應該以什麽價格給投資者？如果給民辦教育投資者教育用地，又該以什麽方式合作？
最終還是以市場化的方式解決。周星增成立了公司，以公司的名義簽約。而土地，最初還能夠作為公司的資產抵押貸款與再融資，而貸款全部用於學校硬件與軟件的建設上。
不到一年的時間，上海建橋學院一期工程全麵竣工，6萬平方米的高標準教學大樓、學生公寓、綜合服務樓等設施一應俱全。“軟件”的師資隊伍建設得也不遜色，開設了14個熱門專業。
談起初始歲月的“艱難”，周星增更多的是感激。“雖然我們的貸款不多，但在民辦教育逐步探索的過程中，政府的支持是無法抹殺的。”
而這種模式也成為民辦教育的主要運營模式之一，吸引著諸多投資者進入民辦教育行列。
從1998年到2006年，可以說是民辦教育最輝煌的8年。據不完全統計，到2006年，全國共有民辦高校278所，民辦高等教育本專科學生280餘萬人。
從模式到監管不成熟
正是在擴招的拉動下，王浩創辦的學校在2001年，招生人數就從最初的63人增加到了上千人。而有了規模後，其運作方式與周星增相似，終在2004年前後，其在上海拿到了140畝民辦教育用地，但王浩並沒有周星增最初的那份“幸運”，土地並不能抵押貸款。
在一些投資方撤出後，無奈之下，王浩將自己與家人的所有房產作為抵押，從銀行貸款，來維持學校整體的投資與建設。
這背後是2003年9月1日實施的《民辦教育促進法》，其從法律上明確了民辦教育是社會主義教育事業的組成部分，而這一性質的體現之一就是財產權的歸屬，按照第36條，民辦學校對舉辦者投入民辦學校的資產、國有資產、受贈的財產以及辦學積累，享有法人財產權。這勢必要求民辦教育所依托的平台——公司的資產要全部轉移到學校名下。
《物權法》及《擔保法》均規定：學校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教育設施不得抵押。
“這一政策的變化背後是有一些原因的。民辦教育原本就是粗放型市場化的一個發展，從模式到監管都不是很成熟與完善，在這個發展過程中，我不否認民辦教育本身存在的一些問題。”北京最早涉足民辦教育的一位投資人說。
比如：一些民辦高校的內部管理體製不健全，董事會、理事會、董事長、理事長、校長職責不夠明確。家族式管理、出資人一人說了算的情況較為普遍。一些民辦學校財務管理不規範，沒有專門的機構和專職財會人員，記賬方式混亂等等。
尤其是2004年，民辦教育航母“南洋學校”傾覆使得民辦教育存在的問題全麵暴露。
根據媒體當年的報道，從1994年起，南洋集團一直以收取高額儲備金循環負債投資的模式快速擴張。
所謂儲備金是一種融資方式。在學生入學時向學生一次性收取8萬元至32萬元不等的資金，許諾學生畢業時全部返還，學生在校就讀期間學費、夥食費全免。南洋創始人任靖璽正是用這種方式在10年內建起了12所學校。
不過，在2004年10月，在即將到來的儲備金歸還前，任靖璽舉家移民新西蘭，2005年，南洋危機全麵爆發，累計拖欠儲備金高達5億元。
“雖然這樣的事件是少數，但南洋學校極不正常的管理模式與長期脫離監管的財務運行被視為民辦學校亟待醫治的通病。”王浩對本報記者說。南洋危機之後，“出資人投資學校的資產應過戶到學校名下”成為一項重要的實施細則。
這幾乎切斷了金融業對民辦教育的支持，因為我國《物權法》及我國《擔保法》均規定學校等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的教育設施不得抵押。
“據我所知，近些年，按照政策，銀行是不可以給民辦學校貸款的，而一些投資人不是像我一樣拿自己的資產做抵押，就是到處借錢來維持民辦學校的運轉。我們的壓力可想而知。當然對於出資人投資學校的資產，別的民辦學校是否已過戶到學校名下，我不知道，但我們隻過戶了一部分，現在還在這個過程中。”王浩表示。
本報記者采訪的其他幾位民辦高校投資人表示，目前並沒有全部過戶到學校名下，如此緩慢的原因很簡單，就是如果過戶，投資人的回報究竟在哪裏？
招生難
盡管民辦教育融資困難，但2005年，民辦教育的發展並沒有跌入穀底。一切的改變是在2008年，生源的減少又成為民辦學校另一“不可承受之重”。
“因為我們的收入來源主要是靠學費，一有投資到賬，基本都是用在硬件與軟件的建設，你們說是利潤，我們說是結餘，在頭幾年，這個結餘更多是對學費的支出有效的管理才有的，並不多。而學費一直未漲過，這幾年，根本就沒有結餘。”王浩說。
在王浩看來，民辦教育的日子並非看上去那麽“風光”。
有專業人士曾做過調研。以2004年為例，我國公辦高校收入的主要來源是政府經費，占到48%，其次是事業收費，占到44%，捐款收入、校辦企業和其他收入占到8%；我國民辦高校隻有極個別的有政府資助，並且額度較小，主要收入來源是學雜費，占95%，政府捐款、私人捐贈和其他收入不足5%，很多學校更是100%來源於學費收入。
尤其是2009年，民辦學校開始遭受了前所未有的招生寒流。
自1991年以來，我國的新生人口不斷減少，學齡人口總量處於下行態勢，高校適齡生源從2000年的380萬增長到2008年的1050萬，但2009年則降至1020萬，2010年更跌破千萬。
這對於生源主要來自全國各地高考落榜生的民辦高校而言，無疑是雪上加霜。2009年，民辦高校新生人數平均比2008年減少四成。“以學養學”的辦學模式直接使一些民辦高校入不敷出。
來自中國民辦教育協會的不完全統計顯示：2008年全國民辦非學曆教育機構866所，比2003年減少了238所。
根據一些民辦高校的測算，要想保持學校的正常運轉，一個民辦專科學校在校學生需維持在3000人左右，一個民辦本科學校需要維持在5000人左右，否則就會陷入“招生不足-資金斷裂-教學停滯-聲譽下降”這樣的惡性循環。
2009年，僅招到8名學生的重慶北軟教育集團軟件工程學院申請破產。
“我所知道的一些學校不是申請破產就是賣了。我們因為有投資別的產業，狀況還不算太壞。”周星增說。
而王浩則是堅挺著，因為學校在學生就業率上下了功夫以及增加企業職工再提升的深造業務，1500人的規模還能夠維持發展。
一位投資者告訴本報記者，全國擁有3000人與5000人這樣規模的民辦學校的比例並不高，“能夠維持運轉的是有，但一定是金字塔頂端的那部分，其核心一定不是隻專注於高校這塊。有的是有別的產業支撐，教育這塊的硬件與軟件設施跟上，還能循環發展，就是對民辦教育的整體投資，從幼兒園到高校，全部都有投資，但坦誠地說，回報率並不高。”
作者 陳漢辭
來源 第一財經日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