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中學的那個年月，中國的土地上，存在有很多五七中學。這個“五七”來自於毛澤東的“五七指示”，即1966年5月7日，毛給林彪的一封信，信裏主要說的是軍隊，要把軍隊變成一所大學校，學軍事，學文化，又是工廠，又可以產生農副產品。但同時要求各行各業，尤其是教育領域，也要這樣做。毛澤東寫這封信的時候，腦子裏裝的，多半是五四時期他們辦共產主義菜園子的設想。菜園子裏一應俱全，自給自足。一邊讀書，一邊生產自己需要的一切，男歡女愛，詩情畫意。隻是當年菜園子沒來得及辦，同誌們就去革命了。這回輪到他要發動文化大革命了，菜園子的理想藍圖，居然又奇跡般地複活了。從那以後，中國以五七命名的學校就比較多了，用於承載下放幹部的，叫做“五七幹校”，而裝中學生的，就叫五七中學。但不知為何，好像很少聽說有五七小學和五七大學的。
在文革前，中學還是挺稀罕的，農村出一個中學生，跟個秀才似的，就是大知識分子了。文革以摧枯拉朽之勢，改變了這一貧窮落後的麵貌，一夜之間，就普及了中學教育。至少在我的視野之內，所有能上學孩子，都上了中學，反正也不用考試，也不學什麽，叫你是中學生你就是中學生。但是，實際上並非所有的中學都變成了五七中學，原來基礎比較好的中學還存在。我當時所在的農場，文革中改製成為生產建設兵團的一個團，原來沒有中學，隻有一個小學戴帽的初中班，文革中，稀裏糊塗就變成全日製的中學，這所中學，也沒有走五七道路。
雖然毛澤東的指示是說，要學文、學軍，亦工亦農，但對於農村而言，所謂的五七中學，就是要多幹農活，半工半讀。其實，在文革最初的革命浪潮一過，複課鬧革命的學校，就已經沒有正常的教學秩序了。大部分時間除了大批判就是勞動，偶爾上點文化課，也不過就是讓孩子們換了一個玩鬧的場地，老師基本上無論怎麽講，都沒有人聽的。在講台上的老師，最要緊的不是講課，而是隨時防備飛來的石子或者泥巴，練得個個身手矯捷。這樣的學生，別看上課打鬧，但拉到地裏幹活，卻還真能頂點事。原因是當時農場的半大孩子，大多為農工子弟，從小就是農活的好手，加上出來幹活，能管頓飯，有時幹一天還有一毛多錢的補貼，比上課強太多了，所以有積極性。
即便所謂的正規中學也不好好上課，但在大人眼裏，還是暗中希望孩子上正規中學。文革的革命時期一過，權勢馬上出來發言。建設五七中學，場部，當時叫團部人家的子弟依然留在原來的中學，而各個連隊不到工作年齡的孩子，都被送到五七中學，當然，也有人家幹脆讓這些孩子在家幫大人做家務的，在他們眼裏，反正上學也學不到什麽，還不如放孩子在家做點看孩子，挖野菜喂豬這樣的事。
我家當時已經從場部（當時叫團部）被趕到了連隊，所以，15歲的我，隻能去五七中學上學。這所中學，原來是一個連隊，不知怎麽就撤掉了，我們去的時候，好些老職工還在，都搖身一變，成了校工。校工雖然多，但教室卻沒有。我們就在連隊的禮堂上課，所有人都坐在舞台上。禮堂的另一側，就是食堂的夥房。好些機靈的同學，可以從夥房的倉庫裏，偷出豆包和饅頭來。可惜禮堂的光線不好，當時我的個子很高，坐在最後一排，可以偷懶不聽課，自己看書，一學期下來，眼睛就近視了。等到春暖花開，我們就自己蓋教室。
有意思的是，我們這個五七中學醞釀辦的時候，林彪還在台上，等辦起來的時候，已經是1972年的早春，副統帥頭年9·13已翹了，全國上下在唱三大紀律八項注意的軍歌，痛批林彪反革命集團了。說實在的，林彪翹了，毛給林彪的信，也多少減了一點光環。別的不說，至少我們不再每年5月7日開會紀念五七指示發表多少周年了。但是，五七道路卻還是得走，我們的中學依舊半工半讀，半天勞動，半天上課。當時整個黑龍江的學校學期是跟日曆同步的，新學年伊始，就是開春。當年似乎還沒有地球變暖的問題，天氣比今天要冷得多，陽曆二月，依舊滴水成冰。當年北大荒冬天吃菜，全靠菜窖儲藏，老三樣，土豆、白菜加蘿卜。如果菜窖塌了，或者沒菜窖，就隻能吃凍菜。一個連隊撤銷，注定是狼藉一片，房子能保存下來就不錯了，菜窖肯定沒了。所以，我們入學的時候，天天吃凍白菜湯，上麵澆一點明油，幾個油星閃閃的，下麵是爛兮兮的菜幫子。早晚兩頓陳玉米麵的發糕，中午一頓饅頭。在我全部的北大荒生活經曆中，凍菜湯大概是最難吃的東西，比我們早些年用野菜麩子弄的憶苦飯都難以下咽。這樣的東西，再配上陳玉米麵的發糕，讓同學們對吃飯頓時大為頭痛。當年的黑龍江墾區，人少地多，機械化程度又高，上繳糧食多，但自己的黑地也多，糧食和副食品都比較多，改成兵團，讓現役軍人接手之後，雖然生產下滑得厲害，但畢竟底子厚，我們吃飯從來沒像周圍公社那樣出問題，一年幾個月的缺糧。而且說實在的，盡管在那個匱乏的歲月，黑龍江墾區，一直都吃的不錯，細糧的比例，比當時中國絕大多數城市都高。現在突然之間讓我們吃這個，多數人都受不了，開學沒幾天，就有好幾個同學不告而別，被家長接走了。
剩下的人對付這樣糟糕的夥食，也有應對之術，中午吃飯的時候，多拿幾個饅頭，留著晚上吃。更牛的人就去後來夥房倉庫偷，那裏麵居然有我們根本見不到的豆包。後來，鑒於發糕剩的太多，饅頭消耗過多，夥房采取措施，要求學生一次隻能拿一隻手能拿走的。這也難不倒我的同學，他們一隻手指頭縫裏夾一個，還是可以拿走4個。有個姓馬的同學的手指頭又細又長，居然一次可以拿五個。菜不好，就靠家裏支援，富裕點的有肉醬，差一點的有辣醬或者鹹菜。當時我父親還在牛棚，家裏處境艱難，母親根本無心照管我，什麽都沒有，我也不要。我當年味覺似乎有點問題，對好吃的東西超級不敏感，似乎吃什麽都行。從那時起，我也不知根據什麽，就給自己定了飯量標準，早中晚一律兩個，不管是發糕還是饅頭，凍菜湯也眉頭不皺地吞下。吃飯，對我而言，就是例行公事。這個習慣後來上大學之後，依然保留，跟人夥著打飯，邊看書邊吃，常常忘記自己吃了幾個，拿下一個的時候，要問一問，如果夥伴說吃了一個，就再吃一個，如果說吃了兩個，就罷手。有時候夥伴常常逗我，明明吃了兩個，非說隻吃一個，結果害得我吃了三個。
如此把吃飯當任務，是因為當年的我胸有大誌，總是莫名其妙地覺得自己以後肯定能幹大事（看來李膺說，小時了了，大未必佳，絕對是有道理的）。文革的革命熱潮開始之初，我正好學會看書，那種沒畫都是字的書。破四舊的風潮，在我們那個小地方，刮得不是太厲害，我們家還剩下了幾本蘇聯小說。沒書看，隻好啃這幾本豎排繁體而且意思不大的磚頭。啃完之後，戰場轉移，誰家有書，就纏著人家借，不借就不走。反正那時候，時間有的是，隻要臉皮厚，不愁借不出書來。最過癮的，就是我們那裏有個造反派頭子，抄家抄出來不少的小說，盡入私囊，可是不久，他不知因為什麽原因也進了牛棚。我的一個好朋友跟他兒子很熟，就拿像章之類的小玩意，從他兒子那裏一本本換出來，幾個人傳著看。在那個年月，尤其是我被學校開除的那一年（我跟我的班主任關係一直緊張，父母都被關牛棚之後，他是學校革委會副主任，大權在握，尋了一個借口，就給我開除了），看書成了活下去唯一的理由。待到去五七中學的時候，肚子裏已經有好些中外小說了，所謂的四大名著，除了紅樓夢，都看過了。其他如托爾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雨果，大小仲馬，司湯達的作品，也看了不少，隻是當時這些書都沒有封皮，看了以後也不知道作者和書名。文革後開禁，再次接觸這些書，才恍然大悟——原來我讀過的。我小學三年級跳了一級，剛到新班級，就趕上文革，課基本就停了，字還沒認全，所以多數的漢字，包括繁體字，都是我看書瞎蒙蒙會的，到現在好些字雖然會用，但依然可能讀錯。
在五七中學，雖然裏麵有幾個同學，都是各個連隊學習最好的，但都沒我這種書癡讀書讀得多。如果跟多數根本連字都不識幾個的同學比，我簡直就是羊群裏的駱駝。不講學習便罷，如果講，我就有很大的優勢。我的語文老師兼班主任，是個1949年之前的高中生，家裏也有些書。難得的是，這位老師很有些“資產階級教育路線時代”的積習，喜歡學習好的學生，所以，他們的家的書，我都可以借出來讀，記得高爾基的三部曲，《童年》，《我的大學》，《在人間》，都是從他那裏借出來的，他們家還有一套沫若文集，雖然詩歌部分看得很讓人吐血，但戲劇部分，在當時還是感到挺過癮的。不久，老師的父親，一個腦子還留在舊中國的老學究也來了，還帶來一部線裝的漢書。我的這位太老師，由於太寂寞，無人可談，竟然跟我結成了忘年交，有空就在一起神聊。太老師最佩服的人，就是班固，好些漢書上的故事，我都是從他嘴裏知道的，也在他的指點下，看了一點沒有標點的漢書。記得當時郭沫若的《李白與杜甫》剛出版，我還跟太老師討論過，太老師對郭沫若很憤憤，我倒覺得他還馬馬虎虎。
林彪事件之後的中國，即使如我所在的僻地山鄉，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文革的狂熱，一去不複返。如果說，此前我這樣的人看書，還需要偷偷摸摸的話，現在不用了。我們的一些來自上海和北京的知青老師，也大模大樣地以學校的名義買回來不少的“封資修”貨色，說是供教師批判之用。學生按道理嚴禁接觸，但是我卻可以看，不僅看，而且可以帶回宿舍。這些書，現在我記得大部分是一些整理好的古籍選本，比如詩經選注，楚辭選，漢賦選，唐詩三百首，元雜劇選，元曲選以及古代散文選等等，記得還有一套三卷本的中國古代文學史。這些東西，大概當年編的時候，都是為中文係大學生準備的，以我當時的水平，多少有點消化不了。但那個時代，是一個書籍極度缺乏的年月，愛讀書的人，幾乎個個都患了饑渴症，別說一點有注釋的文言文，就是給我們甲骨文，我們也會啃的。最開始看的時候，有時候一篇文章看下來，隻懂一句兩句，然後再看，再看，什麽時候明白什麽時候算。比較難的文章，要看上十幾遍。這樣的啃書法雖然笨，但對於文言文，的確有效。很快，我就可以讀沒有標點和斷句的線裝書了，還時不時地跟我們那些年輕教師炫耀一番，故意跟他們比試，氣得他們夠嗆。驕傲是我終身的缺點，吃了多少虧，都改不了的。當然，當年我的同學，有我這樣愛好的不多。盡管老師已經開始抓學習，而且很快就進入文革後期的鄧小平主政的“資產階級教育路線回潮”時期，好些同學也開始注重學習了，偶爾也會考考試，但是，像我這樣看課外書的同道幾乎沒有。因此，我看的書無論放在哪裏，都不會有人碰的。當年的我，十分驕傲，目中無人。當時班裏最愛讀書的同學，最喜歡看的書，就是讀報手冊，裏麵有好些世界地理和政治常識，但這手冊，我幾乎可以背下來，隨他們問什麽問題，都可以應聲而答。至於做所謂的數學難題，早就不在話下了。隻要做題，同學們肯定要來問我，而我，是各科老師特許可以不交作業的。不過，由於回潮的緣故，學習好悄然之間，變成了優點，優勢不小的優點。隻因為我學習好，老師不夠用或者出差的時候，需要我來頂課，有的時候，還讓我以老師的名義出差去抄一個隻能聽完了記錄回來傳達的文件。從前做狗崽子的那些歧視，不能說完全消除了，但確實不明顯了。
不過，雖然形勢在變，人心也在變，但文革並沒有結束，五七中學，還是五七中學，我們還是得半工半讀。糧食雖然不用自己解決，但吃的菜和肉，必須靠自己。我們這個班，就分成了兩部分，一部分是大頭，負責種菜，而另外十來個人，負責養豬。由於我在場部中學的時候曾經養過豬，算是懂行的專業人士了，所以，我成了養豬班長。
從原來的連隊飼養員手裏，接過了大大小小一百多頭豬，我們的生意就開張了。當時的養豬，是個又髒又累的活兒，我們得弄飼料，弄野菜，用大鍋煮豬食，還要清理豬圈。一下課，就得往豬圈跑。但是我們幹得很來勁，滿世界張羅給豬弄吃的。看書一般都在上課時間，因為那時的課本超薄，也超級簡單，一學期的課程，一上午就可以自學完畢，所以老師在上麵講，我基本不聽，看我的課外書。老師也不管我，有時會走過來，翻一翻我看的書，如果感興趣，就說等你看完了，借我看看。晚上喂完了豬，也有大段的時間，那時候我們學校沒有電，學生老師人手一個自造的小油燈。沒有煤油，但柴油免費供應。柴油煙大，一夜看書下來，兩個鼻孔熏得黑黑的，接茬就可以扮成竇爾敦。我眼睛近視，估計跟這油燈有直接的關係。但是，用這樣的照明方式，可以不考慮時間，愛看多久就看多久，記得第一次《紅樓夢》，就是在油燈下讀的，不像現在的大學，到時候就統一熄燈。
我們的學校位於大山裏，有野雞，野兔、麅子，也有狼。膽那裏最牛也最常見的動物是烏鴉，它們成群結隊，可以輕易打敗老鷹。都說老鷹抓小雞，如果老百姓不留神，烏鴉們不僅會把小雞抓走，連老母雞一並搶掠。我們養的小豬，個個都沒有尾巴，耳朵殘缺，都是烏鴉們的傑作。有時候，眼看著它們作案，就是製止不了，人家不僅動作快，而且臉皮厚，趕去複來。山裏蚊子不多，但牛虻多，蒼蠅多，大小各種品種都有，而且非常傻，常常直截了當地撲上來叮你，從不知躲避，用手一拍就能拍死。但是我們的豬，往往被它們叮得很慘。當然，最大的威脅還是狼，剛接手不久，小豬就丟了兩個，校工們說是狼弄走了。他們還說，漫說小豬，大豬狼一樣可以帶走，用牙咬住豬的脖子，用尾巴趕，趕到山裏，再撲殺。所以，我們隻好重修加固豬圈，在高高圍欄上，用鐵絲和繩子，做了很多的圓圈，據說這樣可以讓多疑的狼懷疑這裏麵有陷阱望而卻步。還好，從那以後，豬就沒丟過。
其實，養豬是個具有技術含量的活兒，單憑我這兩下，拿不下來。學校給我們配了一個女校工，幫我們一起做。這個女校工就是原來那個連隊的老職工，當年也就30多歲，據傳相當風流，事實上也挺風流。長得其實不怎麽好看，不過也不難看。一說起來，都罵她是破鞋，但那些男校工見了她，就像蒼蠅見了血，包括幾個自家老婆長得相當漂亮的也是如此。後來我才知道，在東北農村，破鞋其實是社會裏非常重要和不可或缺的人物，所起的作用，比鄉紳不差。其實，這位風流的大嬸，工作很負責任，心底也相當善良。對那些剛出生的小豬，就像媽媽一樣，時常喃喃地跟它們說話。當年如果沒有她的幫助指導，我們的豬基本上是養不大的。不過，我一想起她的風流，還是未免流露出對她的不屑。我們這些孩子，不知道掩飾，估計她能看出來。
另外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校工，是個山東漢子。姓甚名誰我都忘記了，隻記得大家都叫他二哥。無論在山東還是東北，被人叫做二哥，就是在罵他蠢。但是二哥幹活並不蠢，很會做，也能做。讓他做豆腐，一個人連拉磨的驢都省了，全包。由於經常要到豆腐坊弄豆腐渣，所以我們跟二哥很熟。二哥高興了，就喜歡唱兩口團結就是力量什麽的，嗓門大，不用麥克風十裏地以外都能聽見。二哥還跟我們講當年闖關東時，如何跟俄國人打交道的事，還知道俄語中，官叫哥皮蛋，兵叫騷達子。據他自己講，當年他也是一個領導，管過好多好多的人，處理過外交糾紛，但是後來犯了錯誤，就不領導了。犯了什麽錯誤，二哥死活不肯講。問別人，別人沒告訴我們他犯了什麽錯誤，隻說二哥娶二嫂的事兒。當時的北大荒，山東人很多，男女比例嚴重失調。男人要想找媳婦，隻能回老家山東想辦法，二哥也不例外。積攢了好些錢，回山東老家找老婆。但是找來找去，沒人肯跟。老家也沒有什麽正經親戚，沒人賣力幫他，害得他著急上火。二哥急，有人看在眼裏。剛好他們家鄉有個寡婦，自己帶著四個孩子，活得很艱難，有人就想把寡婦塞給二哥。寡婦其貌不揚，歲數又大，二哥即使二，也斷然不肯的。於是他們就讓寡婦的妹妹出麵相親，二哥樂了。所有的事都辦停當，到了上火車那天，結果來的是寡婦和四個孩子。登時傻眼的二哥想翻臉，看著寡婦和孩子哭得慘，心一軟，就把人帶回來了，於是，我們有了二嫂。跟這樣的校工在一起工作，是一件特別開心的事情，可惜，當年的我心高氣傲，根本沒把這兩人放在眼裏。現在想起來，我對他們實在是太不尊重了，一生氣，就吆三喝四的。
我們養的豬，一隻一隻進了湯鍋，我們的生活也得到了極大地改善，雖然食無魚，但畢竟吃有肉了。自己種的菜也下來了，同學們吃飯不再皺眉頭了。隻是，作為飼養者，我始終拒絕幫著抓豬，不肯幫忙殺豬。不是怕髒怕累，而是不忍。盡管，殺豬的二哥告訴我，這實際上是一門技術活兒，學會了，人家不敢小瞧你的。
盡管我是養豬班長，全校最有技術含量的職務之一，但其他的活兒也要做，比如春天植樹，整個班拉出去，到較遠的山上，豬則暫時交給校工照管。記得我們栽的是落葉鬆，一個個非常小的樹苗，長不盈尺。林場的技術員給我們講了技術要領之後，人人都非常認真，先挖坑，放苗，覆上浮土再輕輕提一下，然後放土踩實，再用草皮蓋上。完全按技術要求操作，栽得很慢，但成活率高。最關鍵的是，栽樹都是男女生搭配，一天下來，累的要命，但大家卻都很高興。當時我和搭檔一連幾天創下全校最高紀錄，越幹越興奮。多少年後，我乘車路過我們栽樹的地方，隻見成片的落葉鬆已經長大成林，鬱鬱青青，興奮地在車上要蹦起來。
還有值得一提的事，是我們學校的運動會。我報了兩項，一項是五千米長跑，一項是扔手榴彈。我是個不愛運動的人，籃球乒乓球，一概不會。報名參賽，完全是因為養豬班的同學起哄，同時感覺這兩項自己還有點自信。活兒忙，沒時間訓練，到時候上去就跑，那知道人家都比我強，兩圈下來，我就成最後一名了。扔手榴彈的成績要好點，扔得很遠，可惜準頭差點，三個彈都偏離了擲彈區，每個都砸到了學校的水房上，把個油氈紙做的房頂，砸個稀爛。幸好，當時裏麵沒有人。所以，運動會完了，我一點沒閑著，跟老師一起幫人修水房，聽燒水校工的嘮叨。
活幹多了，生活好了，我居然近視了。也沒有地方配眼鏡，就這樣瞎糊糊地到處撞，上課看不清黑板，正好不聽老師講課。但是好像……我開始戀愛了。說是好像，是因為自己也朦朦朧朧的。的確是喜歡班裏一個文靜，看起來美得不行的女孩子。這位女同學不愛說話，也很少笑，但我們一起幹活的時候，卻總能聽到她的笑聲。但是要聲明一下，她的笑不是我逗的，反正她跟我一起，就是愛笑。就這樣，隻記得某一天我好像突然被一種東西撞了一下，然後一夜無眠，腦袋裏全是這個女孩子的影子。第二天照鏡子，發現我長出了一根白頭發。當時其實沒有意識到，我戀愛了，但現在看來，就是這麽回事。戀愛的原因，據我的班主任老師後來分析，是因為我看了《紅樓夢》。其實，當時我雖然堅持看完了這部過於有名的大作，但完全稀裏糊塗，隻記得一會兒請安，兩會兒宴會，一點好都沒看出來。《紅樓夢》的好，我是後來做農工之後，看多了才體會到的，當時還真沒這個水平，真的。如果真的是小說的影響，誘發了我的愛情，可能還是《紅與黑》這樣的西方名著。可是，當時在五七中學，我已經基本上不看這些了。這場戀愛，其實還沒等開始，就被人扼殺在搖籃裏。事情的經過是這樣的，被憋得實在受不了的我，寫了一首長詩，認真抄在作文本上，再用心裁下來，用心折成一個自以為很漂亮的樣子，悄放我喜歡的女孩子的課本裏，自己忐忑地等待著消息。消息始終沒有來，災難卻來了。原來，這封信，女孩子還沒等打開看，就被團支書發現拿走傳看之後上交老師了。在那個時代，不言而喻，老師很生氣，後果很嚴重。詩裏寫了什麽，現在我已經記不得了，好像應該是讚美她的，大概搜羅了我所有知道的讚美詞匯，但肯定沒有表白。盡管如此，還是被老師們一致認為是首情詩。更糟的是，在我還完全不知情的情況下，同學們一時間也都知道我犯了資產階級思想的嚴重錯誤。那幾天，誰見了我，眼神都不對，都像看我們那位“破鞋”大嬸似的。隨即我的養豬班長被撤，語文課代表也不能當了。總之，我惹起了一場風波，動靜還不小。但當時的我，居然一點都沒感覺到自己錯了。後來聽老師講，老師和同學們都對我如此資產階級，如此流氓，感到很憤怒。沒開大會批判我，已經是很寬大了。其實，當時我已經做好了答辯的準備，有一肚子的詞兒來應付，結果一句沒用上。其實真要是開批判會，我如此抗辯的話，很可能會挨頓好揍。
我的戀愛風波，跟當年末莊阿Q的戀愛風波一樣，很快就平息了。一些同學很興奮，一些同學很失落，我養過的豬們，也很失落，因為後來它們就沒有被好好待過了。但總的來說，事很快過去了，都是些孩子，忘事快。這年，資產階級教育路線的回潮達到了高潮，我們師舉行了一次全師語文數學的統一考試。當時受戀愛風波的影響，我對考試一點心思都沒有，甚至公然宣稱拒絕複習。最後考試的時候，發現數學的題目出奇地簡單，太輕鬆了，但是，一向粗心的我，還是犯了個小錯，沒拿滿分，而語文考試，作文幾乎是一揮即就，看都沒看就交卷，後來判卷的老師說，居然一個錯別字都沒有，得了全師的最高分。那年月唯一的一次全師統考，兩門課和團體總分的第一，都是我們班拿的，我們這個半工半讀的五七中學的高中班。
正像當年的回潮，很快就被文革的激進派擊退一樣，我們學校的輝煌，也很快煙消雲散，連學校最後都解散了。被解散的直接原因，還就是因為我們這個外界看起來特別優秀的班。
統考完，已經是冬天了。冬天下雪之後，我們學校周圍總有野雞出沒，大膽而放肆。我們一位朝鮮族的同學，手很巧，不知從哪裏弄來了鋼管，做了一支土火銃。用牙膏皮（當時還是鉛的）化出了鉛沙做槍子，再從開山炸石頭的農工哪裏弄一點火藥，就可以做獵人了。有那麽一天，早上起來，我們發現教室後麵，有好些野雞。於是那個同學就開始裝藥，放槍子，當一切準備好了之後，野雞居然飛了。獵人和起哄的眾潑皮隻好悻悻地回來，火藥和槍子都沒有退，就把槍放在書桌的抽屜裏，然後幾個同學一起，上老師家玩去了。
這下可出大事了。當時我們的教室，兼做男生宿舍，無論何時，人都挺多，留在教室裏的幾個同學，不知槍裏有藥有彈，有個家夥就拿出槍來，壓上火柴做引火，意思是打個響玩，舉槍衝這個瞄一下，衝那個打一槍，都沒有響。每個被瞄的同學，都挺勇敢，個個拍著胸脯，嚷嚷著衝著打。就在這哄鬧之際，突然，槍真響了，一個同學倒在了血泊中。就在這個時候，幾個知道槍裏有東西的同學，其中包括我，剛好來到門口，相差不過幾秒鍾。我們打死也沒想到，這支土造的打野雞的槍，居然有這麽大的威力，鉛沙直接穿過那位同學的嘴巴，射穿了頸動脈，當時就沒氣了。
後來，老師和校長以及校衛生員都去了，我明明看見那位同學血像噴泉一樣湧出來，但還是不相信他會死。直到我們的校長，一個當過兵的大老粗像團部匯報，說某某同學被打犧牲了，才如夢方醒。其實，我已經做好準備，打算送這位同學去團部就醫呢，因為當時這種活兒，都是我的事兒。
一個同學死了，一個同學受了處分，一個同學被抓，班裏就像遭雷打了一樣，所有人都目瞪口呆。幸好，被抓的同學，被死者的母親給硬保了出來。後來我們才知道，這位母親，連續幾次跋涉幾百裏，去師部保“殺死”她兒子的“凶手”，在那個時代，如果肇事的同學不被保出來，成為刑事犯，一輩子就交代了了。
當我們全部同學排著隊，抬著盛殮我們同學的棺材，把他埋葬在學校旁邊的山上的時候，我們還不知道，我們的厄運還沒有完。過了沒多長時間，我們班的女生，又出了一次大事故。當時宿舍的取暖，是用地火龍，一種低矮的類似火炕的東西，上麵是木板搭的鋪。由於沒有煤，也沒有鍋爐，要想晚上保持溫度，必須睡前把地火龍燒得特別熱，裏麵最好要有沒有燒完的木頭，一直慢慢地在燒才行。但是這樣的燒法，很容易把地火龍燒壞，磚與磚的縫隙開裂，當年我們沒有水泥，地火龍無論如何都弄不嚴實。別的班的女生，沒有這個可能，因為她們柴火不多，但我們班的男生對女生很好（當然也有我一份），給她們扛來了足夠用的柴火，都是大木頭，隨便燒就是。
這樣的燒法，按道理，宿舍裏應該留人，但是，由於回潮的緣故，女生大都喜歡去教室複習功課，宿舍裏燒著火，常常一個人都沒有。終於有一天，地火龍裏的火舌舔掉了磚縫裏的泥沙，舔著了鋪板。而我們班的女生宿舍，恰好在一棟房子的頂頭，當煙冒出來的時候，其他房間裏其他班的女生發現大事不好，趕緊撤離，但不知怎麽誰也不呼救。等到我們班主任老師發現的時候，已經濃煙滾滾了。偏偏他也毫無經驗，居然一拳把窗戶打碎，想要撲進去救火，外麵的風一進去，原來的煙馬上變成了大火，直衝屋頂，於是，火就沒法收拾了。我們整個學校，隻有一眼井，我們一桶一桶地打水，一會兒，井就幹了，往上潑雪，也無濟於事。眼看著大火把一棟房子都燒幹淨，我們班女同學除了身上的一身衣服，變成了徹底的無產階級，一無所有。還好，整個過程，一個人沒有傷到，除了我們班主任的手腕。火災過火後，男生宿舍緊急合並，一個床位睡兩個人，給女生騰地方。我們班的女生，一夜誰也睡不著。
事情過後，別的班同學笑話我們，說你們班真優秀，男的殺人，女的放火。怎麽辦呢？好像說的沒錯。
再後來，我們班的女生，每人得到了一床救濟的被子，勉強過完了這個學期。當我們擠上大卡車，離開學校的時候，被告知，這所學校不辦了，明年，我們要集體轉學到另外一所中學，一所設在一個營部的中學。這所中學，不叫五七中學了。在車上，我們甚至沒機會跟我們親手養的豬，親手蓋的房子，親手開的菜地和我們安眠在山頂的親愛的同學告別，就這樣一溜煙走了。
那天，下著小雪，五七中學，雪霧迷蒙，一會兒，就什麽都看不見了。車上，凜冽的風，刺骨。北大荒的冬天，零下30度，到下車的時候，人都快凍僵了。從那時到今天，我一直都沒有回去過，有人告訴我，那裏已經修了水庫，五七中學已經淹沒在一片汪洋之中了。我們葬在山巔的同學的靈魂，可還安寧？
作者：張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