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朋友在上一篇跟貼中指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才是原文的形態，沒有哪個斷句是絕對正確的。而且，從孔子的整體思想上判斷，作為中國曆史上第一大教育家，不能想象他會提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樣的讚成愚民的觀點的。
我是這樣想的。
第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是近一百多年來，對孔子那句話的主流斷法，那就不回避，就針對這一斷法去解析。
第二，這樣的斷法從句子的邏輯關係和句子結構來看，可能更接近於真實。
如果需要玩弄文字技巧，文字遊戲來維護先賢形象，那不是先賢願意看到的。所以，雖然梁啟超的發心是要維護孔子的形象，但孔子是不會讚成他的曲解的。
我們就用“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來解釋孔子，看能不能得出愚民的意思？
一個悉心的媽媽，為她的幼兒製定科學合理的膳食，需不需要向小家夥講清楚這樣的搭配最富營養，如此進食最有利於成長？並且，等孩子點頭同意了才喂食他呢？
那些學富五車，“心智全開”的現代學者們，你們年少之時，是不是被家長和老師們“使由之”地被動地進入學習狀態，從無知的娃娃起步，一步步“知之”而漸入佳境的呢？
春秋戰國之際，文化畢竟是少數精英所擁有。用我們今天的標準，應算作民智未開，“民性不皆明”，就如同我們整個人類社會的幼兒期。如果每項政策的製定和推行前，必須將其出台的背景，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家喻戶曉，婦孺皆知，會是什麽結果呢？那一定是空耗精力，事倍而功無的！
“夫以樂成，難與慮始！”，什麽意思？
“大眾願意看到事情的結果，不願意一開始的參與和謀劃”！這就是為什麽“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客觀原因！這不是對庶民大眾的蔑視，而是對庶民大眾的正視！
很多客觀事實，看起來不是很美好；一些人性，追究起來很不堪。然而，我們的先人們能夠正視這些，他們是這個世界上很奇特的一個種群：他們信奉祖先大於宗教和神冥；敬畏道德和自然大於權勢和財富。他們的學說多是基於人性的，而不是神性的。當猶太人將他們的智慧之王———所羅門王的劈子判母的智慧頂禮膜拜之時，我們的祖先們早已更深層次地勘悟了人性，並以此構建出了偉大的和諧社會。
別說在那“民智未開”的春秋戰國年代，就是在今天的民主共和社會，為什麽采取共和議政啊？為什麽采取代表人製啊？很簡單，對於大眾而言，“夫以樂成，難與慮始”！在今天法律條款如此繁複的年代裏，即使在民主的西方，有幾條法律的製定，有哪次國家預算法案的通過，是使大眾事先“知之”的？而這些被通過的法律條款和預算法案，對於公民而言不是“使由之”（強迫執行）的？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是聖人在國家治理層麵上，基於人性在大眾心理和大眾行為上的表現，而給出的客觀判斷。其實，說赤裸點，這句話也是今天共和製的社會心理基礎！
我們大多數人都是基於當下的認知和趣味而戰鬥著的。在這個過程中，我們享受著所謂的“正義感”帶給我們的心潮澎湃。而很多人，為了所謂的“正義”而變得暴虐；很多人，為了追求“公正”而變得鐵石心腸。。。
梁啟超是個儒者，於是，他是個例外。
在當時那個中西思想風雲際會的年代，作為一個受兩種思想熏陶，同時被強勢的西學思想裹挾的他，始終處於糾結當中，從而導致了他在保守與激進中的搖擺不定。是他給那個“民智”之門開了個縫，於是，蜂擁的人群魚貫而出（入），當他再想以一人之力去維護業已失控的秩序時，已經是不可能了。這就體現在那些新文化的先驅們對儒學的批判上：大多是彌漫著濃鬱的火藥味，而缺乏學術的思辨和思想的冷靜；大多是革命名義下的呼嘯，還有就是不明就裏式的蠻橫。。。他們是那魚貫的人群。
佛朗士說：生為一個偉大的人物，實在是一種不幸。活著時，備受煎熬和痛苦；死後，又被各種不相幹的人作弄，最終使自己變成一個毫不相幹的人。
孔子就是實例，相信梁啟超也是。
梁啟超為孔子的辯護其實也是對老先生的作弄；
我現在寫梁啟超的文，也是對這位最後的儒者的作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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