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想生二胎並不難
張彤禾 2013年04月01日
在懷二胎之前，呂清敏去當地的計生委申請準生證。她所居住的湖南小村是自己丈夫的老家，當地的官員拒絕了她的申請，盡管如此，她還是把孩子生了下來。她可能最終要被罰款10,000元人民幣——這差不多是她在廣東塗料廠做采購工作兩個多月的工資。“大家都讓我躲起來，這樣的話負責計劃生育的人就找不到我，但我還是哪兒都去，”呂清敏說。“過去，那裏的計劃生育政策十分嚴格，但現在政策開放了。幹部們擔心獨生子女太多了。”我問她政府政策是否影響了她要第二個孩子的決定，她回答道，“沒想過這一點。” 我在工業城市東莞為一本書搜集材料時遇到了呂清敏，她是我在那裏遇到的農民工中的典型。他們出生在一個地方，在另外一個地方工作，又和來自第三個地方的人結婚，他們和經常飛來飛去的世界精英一樣，在不同的世界之間靈活穿梭，唯一不同的是，這些農民工從來沒有出過國。中國政府擅長將命令層層下達，從北京到省，然後到縣，再到鄉，但對於那些不在意地域邊界的人來說，中國政府也就束手無策了。已婚的女性農民工被要求每年往家寄送一份證明，來表示她們沒有懷孕；呂清敏從來沒有這麽做過。她在附近的城市深圳工作的姐姐也有兩個孩子。2005年到2006年間，我租住在東莞時，我的房東有兩個孩子；一個領我參觀東莞卡拉OK廳的商人也有兩個孩子。“我朋友中大多數人都有兩個孩子，剩下的就是有三個孩子的人，”伍春明告訴我。“現在在農村，生兩個孩子很正常。”她來自農村，但已在城市生活了19年。
長期以來，中國針對大多數家庭的獨生子女政策一直是這個威權國家最高壓一麵的象征。上月，政府宣布要把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和衛生部合並，前者在過去30年裏負責監管獨生子女政策。此舉實際是默認，控製生育已不再需要過去的那種監管與執行力度。許多觀察人士認為，這是廢除計劃生育的第一步。隨著人口流動性不斷加強，財富增加，同時人們也感覺嚴格的控製不再那麽必要，計劃生育政策已經變得有些無足輕重。富裕的中國人可以跑到美國生孩子，這樣還有一個額外的好處：孩子可以獲得美國國籍。在經濟條件上稍差一點的夫婦可能會到香港、澳門或者新加坡生二胎。在中國數百萬漂來漂去的經商者中，有兩個孩子的家庭十分普遍；而據估計，1.5億農民工也享受著同樣的自由。即使在農村，官員們也在放鬆控製，雖然那裏在過去常會出現高額罰款和強製墮胎。過去幾年，通過和農民聊天，我逐漸清楚地認識到，那些曾經過高的罰金已變成了小小的負擔——數額隻是幾個月的收入，而不是一輩子的積蓄。 有一個群體仍然在嚴格遵守相關法律，那就是這個國家的傳統精英群體：在當地有戶口的城市居民。他們有很多人在政府部門工作，如果違反計劃生育政策，將麵臨罰款並可能丟掉工作。在東莞，對一個有當地戶口的家庭生二胎的罰款可高達20萬元人民幣；已有一個孩子的女性必須每三個月做次B超，來確保她沒有懷孕。我在上海的一個朋友在生了女兒後的幾年內，做過兩次流產。“很多企業家，包括一些我的朋友，都有兩個孩子，”她告訴我。“但我和丈夫都在政府單位工作，所以我們不能要兩個孩子。” 從官方規定來看，現行政策維持不變。2004年，一些社會學家請求政府放寬獨生子女政策，最終允許所有家庭生育兩個子女。他們認為，這項政策在執行了30年之後已經降低了生育率、提高了生活標準；目前，中國麵臨著相反的問題，那就是人口的老齡化，以及過度缺乏贍養老人的青壯年人口。政府拒絕了這項提議，擔心放寬政策會引發人口爆炸。2009年，這些專家再次請願，這一次，他們提交了證據來證明，任何政策上的放寬都不會引起人口的激增；去年，他們再次向政府提出請求。政府仍沒有同意對現行政策做出任何變更。 然而，這場曠日持久卻沒有結果的辯論卻在產生著意想不到的結果。一年前，我去重慶時，一名當地官員突然告訴我說北京可能很快就將宣布在全國推行雙生子女政策。“我們熱切盼望著政策的出台，”他說。而在東莞，一個人告訴我說，隻要相隔五年，就可以要兩個孩子；另一個人則表示，四年後，任何一名現在有個女兒的大城市居民都能再要一個孩子。這些說法都不是真的。但它們反應出在官員和普通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種感覺，即嚴格的控製政策已不再必要。“中國人口在快速老齡化，所以未來的獨生子女將會過多。因此計劃生育政策不必像過去那麽嚴格，”我的外地移民朋友春明告訴我。春明是一家傳統風格連鎖茶樓的銷售員。她沒有結婚，也沒有必要了解計劃生育政策，但是她聽上去像個政府發言人一樣，極具權威。 我問她，“可是他們還沒有正式改動計劃生育政策吧？” “沒有。計劃生育政策還沒有被正式改動，”她說。然後她補充道，“我的感覺是，中國的計生法律從沒有那麽嚴厲。不同的地方有不同的政策。”這也確實屬實。獨生子女政策源自一份1980年的共產黨官方指令，該指令敦促黨員，“鼓勵”各家各戶隻生一個孩子；在大城市，這項政策得到了嚴格的執行，在那裏，獨生子女家庭很快成為了標準的家庭模式。不過，由於種地需要壯勞力，以及傳宗接代的原因，農民們堅決抵製該政策，有鑒於此，各省獲準可按自認合適的尺度，變通地執行這項政策。在第一胎是女孩的情況下，一些農村地區允許夫婦們生育第二個孩子；有些地區則允許所有夫婦生育兩個孩子。我認識的所有東莞農民工都是在該政策執行後出生的，沒有一個是獨生子女。 伍春明把我介紹給了徐湘，他是一家乳膠生產企業的銷售代理商，他有兩個女兒，分別是11歲和7歲。“隻有政府官員才生一個孩子，”他對我說。“對他們來說，違反這個法律就像美國人違憲一樣。”不過，他認識的人中沒有一個想要兩個以上的孩子，在我努力了兩天，設法與他的兩個女兒會麵卻以失敗告終後，我開始明白其中的原因。她們太忙了，忙於接受數學家教的輔導、忙於繪畫課、鋼琴課和跆拳道課。她們在一所私立學校就讀，在那裏，從一年級起，除了語文課，所有課程都采用英文授課。兩個女孩中的老大即將就讀該省最好的中學。她想到哈佛大學(Harvard University)或牛津大學(University of Oxford)去上學。 在東莞待了20年的徐湘，其戶口依然還在廣西老家，這意味著，沒人會監控他家的人口數。“可是，假如你不能給她們提供良好的教育，就算養了七仙女又有什麽意義？”他問我。這種態度解釋了政策的變通實施沒有引發生育熱潮的原因。在中國，一個理想的家庭就是一對父母熱切地推動自己的一個、或許是兩個子女過上出人頭地的生活，這種家庭模式已經被人們奉為了標準的家庭模式。 人口學家預計，目前，一個中國女性一生平均會生1.5個孩子，這是全球最低的生育率之一。在東莞，我遇到一些繞過政策生了兩個孩子的夫婦。而相反的趨勢正在其他地方出現。即便是政策允許生兩個孩子的夫婦——比如，雙方都是獨生子女的夫妻——依然選擇隻要一個，或者不要孩子。江蘇省的一項研究發現，在符合二胎條件的夫婦中，隻有10%要了第二個孩子；其餘的夫婦說，要兩個孩子太花錢了。“人們的生育行為已經變得多樣化了，一如市場經濟裏的其他事物。”位於北京的人民大學人口與發展研究中心人口學教授顧寶昌說。“一些人根本不想要孩子。一些人就是強烈地想要兩個孩子。還有一些人想要兩個以上。” 從1998年到2007年，我住在中國。我待的時間越長，就越感覺到，政府管理就是為了竭力跟上現實發展。鄧小平推出的經濟開放政策實際上始於一群安徽農民，他們把公社的農田非法地劃分成了個人耕地，此舉提高了效率，並導致公社製度土崩瓦解。在改革年代，政府的角色往往是通過法律來“合法化”業已存在的實體組織（例如外國互聯網投資人或私營出版商）。政府最近的舉動暗示它將取締獨生子女政策，但當它最終這麽做時，它可能會發現，自己的決定已經沒有什麽作用了。 呂清敏生於1986年，當時，距離獨生子女政策生效已過去六年。她是五個孩子中的老二，這反映了在她長大的河北農村地區，獨生子女政策的執行相當寬鬆。(呂清敏的父親對我說，村裏有一戶家庭有六個孩子；而另一個養了七個孩子的男子曾是該村的村長)。呂清敏自己、以及她認識的每個人都有兩個孩子。當曆史上規模最大的、由國家掌控的生育社會實驗走到盡頭時，中國的城市中產階級承擔了不成比例的後果。精心打造的執行機製幾乎根本觸及不到呂清敏。處於邊緣地帶的她被政府忽略了，在中國，這往往是最好的境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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