薄案與中國的網絡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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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國網民在薄案中扮演了政治糾錯的角色
2012年3月14日,當溫家寶狂傲地宣布薄熙來的政治死亡令時,做夢都沒有想到:他期盼成為中國顏色革命功臣的最後一博,竟然會反過來點了自己的政治死穴。這位言必稱“普世”和政改、喜歡到網上搔首弄姿的“奸相”,政治腐敗到了愚蠢的地步,他居然不知道:中國已經出現了一個劃時代的新生事物——網絡政治,將成為他很自珍自愛的個人政治名聲的墳墓。
在傳統政治(不管是民主還是集權)下,在中國,隻要高層決定了某官下台,一切由他們掌控。而在薄熙來事件上,這個經驗卻出乎意料地失效了:宣布薄下台的當日,中國互聯網上就發生了挺薄民意“井噴”,而且持續不止。其後,旦凡高層一有動作——諸如審判穀開來,王立軍、“雙開”薄,網絡上就會出現大量反對輿論和質疑文章,迫使高層不斷地拖延處理薄的過程。胡錦濤後來那句“前所未有的風險”的悲歎,說到底,是表達了對網絡民意的無奈和畏懼。
所謂“網絡政治”,是中國伴隨著“網賦人權”時代的到來,以及中產階級的崛起,興起的一種與傳統政治不同的政治形態:不同政治主體,可以通過無處不在的互聯網,做獨立自主的政治訴求,主張立場,披露真相,相互交流,而不再僅僅聽命於官方的宣傳。薄熙來案件,就是中國普通老百姓第一次采取網絡政治這種新形式,去糾正高層政治錯誤的一次嚐試。實踐證明,他們的糾錯行為雖然當下還不能根本解決問題,但已在很大程度上迫使高層不斷改變做法。薄案之所以一拖再拖,網絡政治發揮了明顯威力。
2、難以剝奪的“網賦人權”
民主的基礎,是民眾意見的自由表達權。在傳統政治中,隻要在平麵媒體上搞言禁,就剝奪了民眾的話語權。而互聯網出現後,話語權開始成了難以剝奪的東西:網絡作為全世界計算機的自由聯接體,具有無阻無界的基本特征,除非你關閉國內近千萬台服務器,並將與境外的連通網線全部切斷。——顯然,這樣做要多蠢有多蠢。
在傳統政治下,盧梭的“天賦人權”(Natural right)其實隻能是一個很美好的願望,因為表達意見的手段都掌握在有權者的手中,而由於有了理論上不受權力控製、普羅大眾自由地實行相互信息聯接的網絡,在話語權上實現了難以剝奪的“網賦人權”(Rights conferred by the Internet),無疑是對傳統政治的一個重大變革。薄熙來之所以受到網民的關注,表明了他是中國新改革路線的代表人物,而中國普羅大眾用網絡政治去挺薄,可以說就是對新改革路線的一次公民投票,這已相當於一次虛擬民選。迄今為止,倒、挺兩派的網上各種投票的比例,基本上保持著1:9,須知這是在高層使用了“巨額貪汙”、“多名女性”等去下流抹黑薄熙來的條件下出現的結果,這就反映出網絡民意的表達是多麽地獨立與自由。
長期以來,高層為了有利於權貴階級,把平麵媒體為主的輿論,搞成了隻反映右翼勢力政治、經濟訴求的單一聲音。久而久之淫浸於這種輿論封閉中,高層還真把這誤以為了“主流”。結果,當民眾真正用“獨立人格”說出完全不同意見時,就被打了個暈頭轉向,暴露出了類似溫家寶作繭自縛這種極其腐朽的政治愚昧。
3、中國的中產階級的首次政治亮相
在挺薄隊伍中,有兩位俠肝義膽的女士很值得關注:一位是大學教師王錚,一位是最高檢法醫王雪梅,她們都完全是從法律角度,用網絡微博和博客作為武器,去揭露“穀、王案”背後的黑幕,為被違法拘禁的薄熙來伸張正義。更重要者,她們都完全沒有左、右之爭的政治背景,也都不是共產黨員。
客觀講,自2000年代初期以來中國知識界出現左、右兩派,都是合理性和片麵性並存:左派針對兩極分化的持續惡化要求縮差,符合曆史潮流;但是,他們反對改革開放,甚至主張搞文革式的“大民主”,顯然脫離了多數公眾的意願,從而使其始終處於少數。右派針對權貴階級勢強主張政治民主,也符合曆史需要;但是,他們所依附的新階層又是在權與貴的交易中成長與發展的,因此他們要求赦免“原罪”以保護權貴的私產,甚至提出了要“民主不要民粹”這種自私的政治主張,也已為公眾所厭惡與拋棄。
但相互對立的左、右兩派,卻有一個共同點:都脫離了中國正在興起的一個多數階級——中產階級。這個新興階級,既不像無產階級那樣完全靠出賣自己的簡單勞動生存,更不像資產階級那樣依賴剝奪無產階級的剩餘價值,他們主要依賴自己所積累起的人力資本(即知識與健康等等),從事比例越來越高的現代服務業。中產階級既支持改革開放,主張民主,又反對兩極分化,抵製社會動亂。在網絡時代,中產階級的一大特點,就是與網絡關係密切:因為他們的職業高度依賴信息,文化素質總體偏高,上網為其一般技能,而利用網絡傳達政治主張,也就成了他們的基本手段。
胡、溫等倒薄的理由,是重慶搞文革的極左,這立刻得到了境內外顏色黨徒、反華勢力甚至FL功的竭力支持,表明他們完全代表了極右派的立場。而原來把薄的重慶探索說成是“改良主義”的極左派,先是看到網上挺薄甚眾而加入其中,後來感到薄難以翻身又與之切割。這一切都說明,薄熙來所探索的道路,既不代表極左,更不代表極右,他所代表的,是既要求改革開放、又反對兩極分化的中產階級的利益,王錚和王雪梅,無論從其職業還是思維方式看,都屬於這個非左非右的階級,所以她們會堅定地支持薄熙來,成為了代表中產階級登上網絡政治舞台的先鋒人物,網友因此而歎稱“中國無男兒”。
4、“不透明時代”既將成為曆史
在倒薄事件以前,國人多不知薄熙來是何許人,做了何種事,由於倒薄在重慶老百姓中激起了極大惡感,他們把薄的所作所為,用文字、圖象、音頻、視頻等多種形式,在網絡上做了大量的、詳細的介紹,結果反倒宣傳了新改革路線。
這就是不懂得網絡政治的高層愚蠢之所在。如果完全處於傳統政治下,信息為統治者所專控,公眾就得不到透明的信息。而互聯網的出現,導致信息結點千萬倍地增加,信息的來源與去處,信息的傳播廣度與速度,都會成千萬倍地增加,這使得信息透明機會也相應地會千萬倍地提高。審判穀開來、王立軍時,千百萬的網民,就根據以“電子速度”聚集起來的各種的信息,提出了大量的質疑,許多人(如王雪梅)甚至做了專業級的分析披露,加之網友之間的快速互動,人們發現官方報道與真相距離越來越大,隱瞞真相的做法便越來越虛弱無力。就此可以說,薄熙來案件,使中國公眾第一次有機會對於一個他們所關注的政治案件,進行了一次“網絡公民審判”。這無疑是一次中國政治民主的盛大彩排。
5、網絡成了“非對稱政治戰”中弱勢方的反擊手段
其實,早在陳希同、陳良宇案時,眾多國民已對高層利用反腐鏟除政敵甚不以為然,但二陳卻沒有得到遲滯審判的機遇。這固然主要是因為二陳沒有作為路線代表人物的薄熙來超大的影響,但一個不可忽視的原因,就是當時的網絡政治的發展還遠不如現在。而這一次就大不相同:就在高層準備正式啟動薄案審理時,網上突然爆出“溫家寶27億美元家產”。在過去,這屬於極少數人傳播的小道消息,而這一次,網絡上把溫的巨額家產原始資料一一列出,甚至連其九十歲老母的股權證都有實物影像,這就使人無法質疑其真實性。
更重要者,此案的揭露者,竟然是溫家寶所向往的政治榜樣——美國,自然不會是巧合,這明顯地帶上了政治對抗的背景。這預示著,當權者發動“非對稱政治戰”時,原來靠剝奪對手政治資源而可以簡單打壓的做法,而今開始失效:弱勢方完全可能利用網絡信息無阻無界的特點,抓住強勢方的弱點,給予其意想不到的致命一擊。後來正式接手重慶的孫某剛剛對“薄黨”采取措施,就被揭露了戴天價表的“表叔”身份,而整治薄最力的何勇、馬馼等人,也都享受到了這種“待遇”。這無疑給那些慣用反腐來整治政敵者一個警告:這種下三爛手法,過去或可以一而再,而到了網絡時代就難以再而三了。
6、中國的網絡政治目前尚處於稚嫩階段
綜上可以說,中國的網絡政治,在薄案處理中接受了一次全麵檢閱,如其能健康發展下去,對於中國政治改革會起到重大作用。但同時也須看到,尚處於稚嫩期的中國網絡政治還有相當的局限性:
——首先,目前中國網民尚不占人口多數,能用來進行政治活動的更少。所以網民還不等於人民,其代表性還有局限性。
——其次,目前網絡上從事政治活動的多數網民,還缺乏傳統政治中職業政治家的專業性和理性,所以政治鬥爭的效率不夠高。
——再次,網絡自身還有一些技術上的局限性,規範性還遠不能適應政治需要,使網絡政治中還會出現一些無序甚至混亂。
——最後,從根本上講,中國的中產階級還剛剛開始登上政治舞台,還不夠強大,在短期內還改變不了政治力量的對比。
從國際上看,即便在發達國家,網絡政治也還遠不能擔負起傳統政治的大部分功能(完全取代是的不可能)。所以,網絡政治,在中國將還會有一個較長的發展過程。
7、發展網絡政治,是中國公眾自下而上地推動政治改革,把壞政府變為好政府的一條新路子喜歡隨溫家寶鸚鵡學舌的李克強,一上台就做了一個改革秀:搞大部製。幾乎可以肯定的是,這項改革與曆次精簡機構一樣,仍會以失敗告終。原因很簡單:中國目前是一個“權力資本化、資本權力化”的壞政府,在其控製下,任何改革都會變為一場權貴們分潤公產的大餐,掠奪人民的盛宴。而被三當家稱為“根本沒有”的“重慶模式”,其一個最重要特點,就是通過打黑反腐,初步開始了政府從“假做好事,真做壞事,多做錯事”,向“多做好事,少做錯事,不做壞事”(薄熙來語)的轉變。重慶的公租房、地票等改革,別的地方也搞過,但為何在重慶搞得就比較有效,原因就在於薄熙來主政的重慶,已經開始有了一個逐漸變好的政府。
因此,如何改出一個好政府,是中國政治改革甚至所有改革的關鍵所在。從多年經驗看,不能指望高層會自覺地推進建設好政府的政治改革,因為他們已身處權貴階級之中。權貴需要壞政府,壞政府服務權貴,這種“約定俗成”的規則,已逐漸使中共“西西裏化”,倒薄本身就充分證明了黑惡勢力已滲入到高層政治中。但另一方麵,中共執政又是一個難以替代的政治現實,是維護國家安全的基本需要,在相當長的時間裏,還不能輕易改變這一基本國體,此非權貴“公知”周瑞金一句“政治改革會導致動蕩是一種思維慣性”就邁得過得去的坎。因此,比較合理的選擇,就是靠外力促內變,用高層自己的話說,就是要建立起“倒逼”機製,不斷推進執政黨朝著“去西西裏化”(這正是薄熙來試圖做的事)、“去權貴化”的方向改變。薄案進程已經證明,發展網絡政治,就是一個最重要的倒逼。這裏給各方麵一些建議:
——對於已經有了一定政治影響力的中產階級網站(頁),如四月網等,要加快總結經驗教訓,逐漸成熟起來:注意將自己的主張與極左和極右區別開來,真正成為中產階級代表;通過思維創新,去推進既要改革又不禍國的“安全政改”;不斷增強網絡上互動,逐步形成合力,用一種態度說話。最終使自己發揮政治主體的作用。
——那些“真左派”(如王希哲,他自稱“真右派”,其實想代表多數就證明他是真左派)和“真右派”(如陳永苗、蕭功秦等),在充分的網絡互動中須看清潮流與民意,擺脫吳敬璉、厲以寧、茅於軾等權貴“公知”的影響,拋棄“炎黃”、“南都”那種實際上已經權貴化的網站,以實現左派真正代表貧弱階級而不是自己,右派真正代表民間資產階級而非權貴,讓自己的民主訴求趨於合情合理,尋求政治妥協和權利均衡的途徑,而不是總在自說自話中死守精神孤島。這就可能在參與網絡政治中,有效推動中國政治改革。
——高層不是說要有“三個自信”嗎?既如此,就不要害怕網絡政治,就要敢於迎接這個新事物。以改出好政府為目標,充分利用網絡政治的網賦人權、透明、安全等特征,推動有益有效而非徒有其表的政治改革。應停止那種愚不可及的封網閉站,緩和與各派的關係。如果能主動改,善於改,改得好,說不準還可以來一個引領世界的政治製度創新,又何樂而不為呢?
網絡政治正在世界範圍內興起並發展,順之者昌,逆之者亡。應該說這也是一個普世的潮流。各方力量在薄案中的角力,揭示出中國也已不可逆轉地進入了這一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