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盛行的年代，一切都緩慢無比。儒者們悠閑地享受著慢的樂趣。悠哉遊哉地漫遊於鄉間小道，沏一壺香茶，手捧線裝古書與先賢對話；滿一壺濁酒，莊詩豔詞像野花一樣撒得遍地都是。。。可是，就如大儒王陽明所指出的那樣：儒者患不知兵，此通儒之所羞也。曆史上，每遇突變，儒的那一套就顯得束手無策，那些所謂的鴻儒們也鮮有能力可以力挽狂瀾於即倒。過去的王莽們不能，方孝孺們不能，五四運動前後的那最後一批鴻儒們也不能。
梁啟超就是那個動蕩年代的一位悲情儒者。
二十世紀的前半個世紀，對中國影響最深刻的人物，如果說梁啟超排第二的話，那就沒有人敢排第一。為什麽？
為什麽不是孫中山，不是蔣中正，不是胡適之，不是毛澤東？。。。
答案很簡單，因為他們這些人都是梁啟超的超級粉絲！
梁啟超的一攬子革命，從白話文革命，小說，詩歌革命，到思想解放，婦女解放，以及反狹隘的民族主義，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等等，真正地啟蒙了一大批革命先驅者們。他的文章融匯中西，出經入史，攜雷生電，恣肆汪洋。慈禧讀後，憤而痛哭；孫中山，蔣介石，毛澤東讀後，擊節稱絕！
胡適說：若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中山，黃克強，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然而，五四運動後，梁啟超的文字影響日漸式微。年輕一輩不再重視他的文章。任公自己也承認，他的文字就如同他的政治活動一樣，失敗了。隨著他的一些軍界的學生，如蔡鍔將軍等的先後死去，梁啟超在政界的資本幾乎殆盡。同多數儒者一樣，梁啟超選擇了棄政從文，躲進象牙塔中傳道授業，皓首窮經。
無論是梁啟超的文字式微，還是其隱退政壇，根本原因來自梁的思想演變：從保守轉激進，再由激進轉保守。任公反對革命與共和，主張改良和立憲。孫中山逝世後，梁對北京《晨報》說：孫中山為目的而不擇手段，因而無從判斷他的真正價值。從中，我們不難看出他對民國的態度。
梁啟超訪美會晤羅斯福時，以為民主共和不如君主立憲。美國的三權分立“唯美國人能應用之，而他國人絕不能應用。我國若貿然效之，非惟不能致治，而必致亂！”
歐洲之行，梁以為：科學發展破壞了支撐人們精神世界的宗教和哲學的威力，使人們過分追求物質生活而精神空虛，造成了人與人之間無情的爭鬥。
時人常批評梁啟超反覆多變，梁也自認為流質易變。
“蓋天下有反覆之小人，亦有反覆之君子。小人之反覆也，因風氣勢利之所歸，以為變動；君子之反覆也，因學識之層累疊進，以為變動。顧其反覆同，其所以反覆不同。”
顯然，梁啟超之反覆乃君子之反覆。在那個多變的年代，在那個思想劇烈碰撞的年代，有誰能不被那巨大的震波而左右不定？任公的偉大之處，最足以表明其光明磊落的人格之處，恰恰是他的“善變”和他的“屢變”。因為他是勇於“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的人。
梁啟超的大義。
梁啟超因病入住協和醫院治療。醫生斷其為腎病，需切除一腎。術後，病仍不愈，並有惡化。原來，摘除掉的是好腎。於是，群情激憤。而梁啟超擔心此事影響西醫學在中國的發展，於病榻上寫文為協和醫院，為西醫辯護。這裏，充分地體現出了一個原儒之義！舍生取義！功利的現代人是不能理解，無法想象的。
梁啟超的義，不光體現在為他推崇的西醫辯護，也體現在他為孔子辯護。
亞裏斯多德說：我愛老師，我更愛真理。梁啟超也模仿著說：吾愛孔子，吾尤愛真理。
然而，孔子的一句話卻是讓梁啟超大費了一番腦筋。
孔子說：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這可怎麽辦呀？徹頭徹尾的愚民啊！在那個打倒孔家店的年代，就憑這句話，誰也救不了這位兩千多歲的老先生啊！
愛真理的梁啟超，也愛孔子。於是，經梁的妙手剪裁，孔子的原話變成如下：
其一：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其二：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真是用心良苦啊！通過重新斷句，貌似不愚民了。但這種刻意的掩飾，不過是對聖人的又一次曲解。老人家若地下有知，估計得拿尺棍兒打梁啟超的手心。
其實，不用斷句，智者如老子，聖者如孔子，都有這樣的論斷，一定是有其簡單明了的道理的（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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