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梁實秋、羅隆基等人偷看胡適的日記，胡適笑容滿麵地說，“你們怎能偷看我的日記？”隨後嚴肅地說：“我生平不治資產，這一部日記將是我留給我的兒子們唯一的遺贈，當然是要在我死後若幹年才能發表。”
那個年代，象魯迅，傅斯年，徐誌摩都把原來的老婆丟掉了，可胡適沒有把自己那個鄉下的小腳老婆丟掉。
羅素說：胡適願意吸收西方文化中的一切優點，但他絕不是西方文化的崇拜者。。。
關於胡適之，格式各樣的傳記，長文很多很多，本小文不能敘之萬一。撿來上麵的三件小事，是想剖析一下，這位反儒的先驅骨子裏的儒性。
1.儒者是不理財的。
和真正的儒者一樣，胡適的金錢觀念是淡薄的。這絕不是什麽故作清高，而是真清高！
所以，在非動蕩年代，官僚階層以儒者擔當最為合適。所謂“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那基本是配合反封建而杜撰出來的，不符合曆史的真實。恰恰相反，多少儒者高官，權傾一時，一旦遭貶，立刻家道中落。為什麽？因為他們沒有，更不屑於財富上的積累！說來有趣，凡我們今天所熟悉的一些中國曆史上的儒者，他們幾乎都經曆過宦海沉浮。今天是丞相，明天就可能去當個縣丞或一介庶民，後天又可以官複原職，為何？因為作為儒者，他們在為官時的個人修為是沒有問題的。這在今天的中西方官僚體係中是不能想象的。就如當年的王安石和司馬光，他們雖為政敵，但都節亮品高。隨著變法的起起落落，他們的各自仕途也浮浮沉沉。然而，對於他們而言：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卷而懷之。所以，千百年後的我們，還會在每年的“爆竹聲中一歲除”後，感受到“遙知不是雪，唯有暗香來”的梅的高風亮節，還會在煌煌的《資治通鑒》中汲取無盡的治國安邦的智慧。
今天，在以實用論，金錢論為核心的商業社會價值觀的衝擊下，無論是西方還是中國的官員們，他們不能想象，也不相信過去的儒者為官會不貪；他們不會懂得什麽叫陶情山水，徜徉詩鄉；他們隻相信財富的力量。
而儒者們會非常清高地告訴今天那些人：有些事很了不起，跟錢沒關係！
2.儒者是不休妻的。
儒者總是把責任放在第一，而不是自由。所以，儒者是不休妻的。
當西學盛行，儒學式微之時，為了自由，很多人放棄了責任；當人性解放，魔性亦得以釋放之際，魯迅和徐誌摩們用追求真愛的大旗，去抗衡那禮法的牌坊。當然，在他們那問心無愧的麵容下，難以掩藏其心中的貪欲之魔。
很難說自由和責任哪個更重要？然而，追求自由的過程確實是一個人格漸次衝破禮法和道德的過程。“以快樂和痛苦的感受，作為個人的人生準則勉強可以，但絕不能成為社會的普遍道德法則”——康德語。這句話幾乎就是朱熹的“存天理，去人欲”的西式注解。偉大的思想家們，無論身處西方還是東方，他們總是能在人性與社會的關係的探索中找到共鳴。其實，無論東西方，被社會肯定的正麵倫理價值體係中，“理”總是對“欲”有優先性的。那種一味鼓吹個體解放的感性法則，永遠不可能成為一個偉大民族的精神傳統。
那種為了追求所謂的個人幸福而拋棄責任的，永遠是被儒家中的大丈夫所不齒的。因為他們視之為“不義”。
3. 儒者是兼容並包的。
羅素是了解胡適的。蔡元培是這樣，胡適也是這樣。所以，他們雖是新文化的先驅，同時也是最後的儒者。他們不因為自己滿腦的西學思想，而放棄了滿腹經綸。儒者可能是在所有的宗教或學說的信徒中最具包容性的。與其他信徒們相比，儒者們最能接受本學說以外的東西，並做到兼包並蓄。
自從獨尊儒術那天開始，儒者們便開始根據時代和社會的變化，不斷地調整自身學說，容納新鮮血液。由開始的援道入儒，到後來的援釋入儒，使得道家和釋家很好地融入了儒家社會。儒家所尊崇的偉大的天人合一，與道家的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遙相呼應；儒者中不乏大量的佛教徒；道與佛的智慧融入到儒之後，便形成了王陽明的偉大心學。。。以至於到了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正是那些儒者們首先衝出國門，去探求新的治國救國之道，把科學和民主的嶄新思想引入到中國的也正是他們——最後的儒者：康有為，梁啟超，胡適，蔡元培。。。
“菩提達摩東來，隻要尋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從前禪宗和尚如是說
“最後的儒者西去，誓要成為那不受人惑的人。”我說。（待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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