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所謂的市場經濟改革根本不應被稱為改革，因為沒有任何創新內容，等於在山塞美國。當時的所謂改革設計者，對西方的市場經濟也是半懂不懂，照搬也沒照搬好。他們的思維嚴重地片麵化，隻看好處，不看壞處。私有化試點時，也是隻提好處，不提壞處，而且把試點放到廣東順德那個原本就沒什麽國有企業的地方。中國新的三座大山形成，朱鎔基那屆政府最應負責任。朱鎔基不明白，在中國，私有製改為公有製雖然也有不公，但那是對少數人的不公。而公有製改為私有製，則是對大多數人的不公，受益的隻是權貴。中國這些年積累的問題，是江澤民、朱鎔基那屆打下的基礎。這個基礎有問題，所以越走問題越大。初始資本主義在倫理上的問題就是隻講效率、不講公平。現代資本主義的進步主要是在公平上的進步。本來社會主義的產生就是針對資本主義這個倫理問題的，可朱鎔基忘了這個根本，眼睛中隻有效率。老子講，天道損有餘而補不足，人道則是損不足而補有餘。朱鎔基的改革走的是人道，不是天道。所以這條道隻能是一時的權宜之計，不可長期走下去。
城市經濟體製改革是依照農村體製改革的成功而來的，但當時總結經驗的時候隻注意了農村的經濟由集體轉為家庭所產生的激勵作用，缺忽視了集體轉為家庭是一種公平的轉換，生產資料是被平均分配的，否則不會為廣大農民所接受。而城市國有企業的私有化卻是將所有權從全民轉到少數人手裏，這裏麵就存在很大的不公和腐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