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中國社會的縮影 文/凱迪
自從員工跳樓事件開始，富士康開始進入輿論中心並引發了眾多爭議。學生工問題、員工群毆事件、年終獎罷工事件，還有最近被誤傳的女員工性騷擾事件，富士康儼然已經成為了媒體鍾愛的大靶子。透過這些吸引眼球的事件，我們看到不同的利益群體有著決然不同的視角，資方、員工、政府，各方角色表達的意見差別很大。
富士康近年來的榮譽與成績
資方：危機四伏的生存之路 富士康是鴻海集團1988年在國內創辦的一家企業，現在主要從事出口加工（代工）工作，並沒有自己的品牌。“四流人才、三流管理、二流設備、一流客戶”，富士康的運營思路非常明顯，其核心競爭力也非常明顯：來源充足並且廉價的勞動力；效率高而且嚴格的管理製度；能省則省、恰到好處的設備數量；無微不至為代工企業服務的能力。[1] 中國資本以廉價勞動力為優勢的現狀與改革開放的曆史有關。在推行“以市場換技術”的戰略後，大量企業開始轉型，直接引進國外成熟的生產線和關鍵部件，自主生產簡單部件並進行組裝。這種選擇的原因是非常清楚的：自主研發產品不僅難以得到合資夥伴的支持，而且耗資巨大、麵臨著巨大的失敗風險，對於需要進行資本快速積累的中國來說，選擇“以市場得利潤”的道路更加現實可靠，這裏的“市場”不僅包括商品市場，還包括勞動力市場。於是，掌握自有技術的國有工業企業大批改製，而享受優惠政策、依托進口設備和技術進行生產、盈利能力迅速的民營代工工廠在沿海地區迅速崛起。 從今天看來，這種快速積累資本的方式有飲鴆止渴之嫌，為當前中國資本提高競爭力設下了巨大的障礙。90年代，代工筆記本電腦的毛利率約為20%，然而2000年後降為10%左右，如今毛利率已經降至不到2%；與此同時，上遊的蘋果公司2010年的毛利率達到富士康的13.18倍，人均毛利率更是達到驚人的139.23倍。2010年iPad上市時，市場調研機構曾對售價499美元的額iPad進行成本核算，發現付給代工廠商的每台iPad組裝費僅為9美元。
16Gwifi版本iPad的成本構成
富士康從2005年開始，專利申請總量一直位居中國企業前三，但是這並不能掩蓋它技術能力的缺失。國外壟斷電子廠商掌握的顯示屏、處理器、軟件技術都是中國代工廠所不具備的。鴻海旗下的麵板廠（奇美公司）自己生產的麵板，達不到蘋果生產的要求，隻能從三星、LG的企業采購昂貴的麵板。針對這個問題，2012年3月富士康購買了“液晶之父”夏普顯示產品公司46.5%的股份成為其最大股東，試圖采用收購的辦法進入上遊技術領域。當然“用資本換技術”的戰略隻是富士康一方的意願，夏普與富士康合作的目的卻似乎僅僅在於改善資產負債表並打開中國市場。由於富士康到10月份都沒有給夏普一分錢，同時夏普手機在中國的銷售仍然非常不理想，這場“合作”的裂痕已經清晰可見。
2004-2010年富士康國際的利潤指標
除了供應商這邊，富士康還嚐試整合銷售端，與蘇寧、國美等賣場還有京東、淘寶等B2C網站進行競爭。前些年富士康推出了“讓老員工返鄉創業”的“萬馬奔騰”計劃，與麥德龍合資建設萬得城賣場，以“店中店”的方式建立3C產品銷售店敢創數碼，並建立了自己的B2C網站“飛虎樂購”。富士康計劃於2015年將大陸總部遷至上海，在新總部的動工儀式上，郭台銘致辭：“富士康正麵臨著新的轉型，中國的內需市場正在形成，我們也要由製造外銷型企業向科技研發企業轉型，科研、貿易、銷售將成為重點，著力在上海打造一個商貿富士康。”不過，富士康在銷售轉型的路上走的並不順利，比如賽博數碼廣場，在辛苦經營10年後，目前隻有35家門店，差不多回到了2001年的原點。[2] 富士康銷售端發展情況 員工：漫漫維權路在何方 富士康在2010雇傭了超過90萬大陸員工，85%均為來自農村地區的“80後”年輕人（參見《中國青年報》2010年5月20日）。在深圳的富士康總部，每天有近千名的年輕男女排成長隊前來應聘。“這裏是大廠，要正規些。工資按月發，從不拖延，而且加班工資更高、多勞多得。”在深圳富士康龍華廠區，許多富士康普通員工空閑時的去處，除了宿舍，就是大大小小的網吧和小吃攤。富士康目前在深圳共有42萬多名員工，僅在龍華廠區員工人數就超過30萬人，儼然是一個小城市。勞動者一旦進入這個城市，就被分配在流水線上，每天從事一個簡單、固定、枯燥異常的工作。 黃玲娟的一天是從早上6點開始的，先是起床，然後去一個食堂吃飯。她是富士康科技集團PCEBG事業群(該集團12個事業群中最大的一個，生產電腦主板等)的一員，她所在的深圳龍華園區裏有20多個食堂，她的“一卡通”可以去任何一個食堂吃飯。每天的6點到9點，是富士康的早高峰，超過20萬人在龍華園區裏活動，食堂、街道熙熙攘攘，9點過後，這裏的人逐漸少起來，每天的晚高峰出現在下午5點到8點。 在7點20分之前，黃玲娟必須趕到PCEBG事業群的生產線上，每天這個鍾點都有簡單的例會，7點30分，和前一班的工人完成交接班，就開始進入角色。黃玲娟主要是檢測一塊電腦主板的正負兩極，差不多20秒就可以完成一塊電腦主板的檢測。她的工作需要站著完成，每天中午11點到12點可以去吃飯，中途如果要喝水或上廁所，需要和“線長”說，“線長”隨時來頂崗。在富士康PCEBG事業群的生產線上，有的工人需要站著完成工作，有的需要坐著，完全由不同工種來決定。 隻要在富士康上班，會有許多不同的職業培訓，還有一座“寶塔”很吸引人，寶塔的底端是不同的兩種人，外來務工者和大學生，這兩種人有各自不同的路徑走向，比如，外來務工者是通過熟練工、課長來完成職業升遷，而大學生是通過實習工程師、課長工程師來完成，而雙方在寶塔的頂端的職務都是一樣的：總經理（總工）。 一個普工的收入是由底薪和加班費組成的，每個月在2000元左右，一旦從普工升為“線長”，收入就會發生較大變化，每個月有3500多元，但是從普工到“線長”，中間需要先經曆“五人小組小組長”，以及“全技員”的角色，最快的普工，在一年多的時間裏可以完成從“普工”到“線長”的轉換。[3] 在深圳龍華廠區的一名普工王大橋表示，2011年3月份，他的底薪升至2350元，加上加班費可以達到4000元左右。加班費在工人工資中是如此重要，導致媒體和勞工組織試圖減少加班時間的努力並沒有得到工人的認可。總部位於紐約的中國勞工觀察創始人李強（Li Qiang，音譯）說，“我記得有個工人跟我說，‘別報道加班了，如果你們老說這事，公司就會減少加班時間。’” 在勞工組織進行維權工作的同時，工人也開始自發進行了一些的罷工鬥爭。去年10月，鄭州富士康的員工因為質檢要求太嚴和質檢員產生衝突，並引發了3000餘工人停產罷工；今年年初，北京富士康因為年終獎問題引發1.5萬餘工人罷工。 富士康仍受到諸多打工者的青睞 富士康麵對來自員工方麵的種種衝擊，權宜之計是向內陸遷移、減少招工、采用自動化措施等。內陸相對於沿海地區的勞動力成本更加低廉、鬥爭能力更加孱弱，富士康相繼在鄭州、煙台、太原、廊坊、重慶、成都等地設立工廠，主要就是基於此目的。2010年，富士康深圳廠區隻保留專門代工蘋果的事業群，員工從45萬人銳減到10萬人，大大減少了生產中的不穩定因素；與此類似的是，富士康從年後開始停止招工。工人在該公司的平均就業時間不到13個月，停工一個月即意味著員工人數可能減少數萬。2011年7月29日，郭台銘宣布在未來3年要新增100萬台機器人。是時富士康有120萬名員工和1萬台機器人，這個計劃引起了軒然大波。[4] 富士康的負責人說，作為企業，“我們既不具備管理城市的職能，也沒有管理城市的能力”。媒體和專家把頻頻發生員工“跳樓”事件完全歸咎於跳樓者個人或企業，“顯然都說不過去”。事實上，富士康從各方麵來，都已經做了很大的努力。去過富士康的人都認可這樣一個事實：富士康生產區非常好，在廠子裏配備網球場、咖啡廳、宣泄室等，針對員工的心理異常波動，富士康開設了心理谘詢熱線，開設發泄室，請專門的心理醫生為員工診療。此外，富士康也竭力營造關心員工的景象，例如為員工發凳子，改善作業環境，強製降低加班時間等。在員工們選擇了“13連跳”的反抗方式後，富士康不得不高調宣布調高工資。2010年，富士康淨虧損2.2億美元，董事長陳偉良將原因歸結為13連跳後的工資增加了66%、新《勞動合同法》的頒布等要素。不斷出現罷工或跳樓問題讓資方殫精竭慮，他們能做的也隻有這麽多了。 政府：招商引資是一項責任 富士康在解決勞動力就業、帶動地區工業升級、促進地方經濟發展等問題上顯示出了強大的實力，“每年為深圳市貢獻百億元稅收”，這也導致各地政府非常青睞吸引富士康投資。 以重慶為例，2008年時重慶兩路寸灘保稅港區獲得批準，開通了渝深快速集裝箱“五定”班列，做足了招商引資的準備工作。2009年2月，重慶副市長黃奇帆趕赴台灣向郭台銘遊說。4月份，郭台銘派出了50人的談判隊伍去往重慶。6月份，富士康臨時提出推遲簽約，重慶立即開展了24小時的緊急危機公關。 同處內陸的成都對於富士康也是愛慕不已。成都駐深圳辦事處首席代表夏捷在接受《決策》專訪時說道：“成都追富士康，追了整整7年。”2003年，成都專門設立了駐深圳辦事處，而夏捷也受命常駐深圳接待富士康高層。2005年，成都市市長葛紅林親自率團赴深圳洽談，被富士康一個部門總經理出麵打發走了。2008年四川省副省長黃小祥親自率隊赴往富士康，終於見到了神秘的郭台銘。五一期間郭台銘來到成都，聽聞消息的李春城連夜從美國飛往成都，“陪同他們到九寨溝、大熊貓繁育基地等景點參觀，讓他們細細領略、品味成都的美。”2009年，省長蔣巨峰率隊和國家發改委溝通希望解決富士康在成都的落地問題，副省長黃小祥則再次赴往深圳洽談。經過20多次談判，富士康終於在成都落戶。2010年9月，16萬平米廠房建成、2萬名工人到位；9月25日，iPad生產線安裝，10月18日即調試完畢並進行了出口通關測試，年底前近一半生產線已經完成啟動[5]。 9月30日，成都16萬平方米廠房建成，2萬名工人到位 在長江三角洲地區，上海市政府在2000年初就為富士康提供了大片的土地，修築好的公路和其他免費的基礎設施，包括光纖電纜、水、電力、燃氣設施，從而大大強化了富士康的生產能力。基礎設施支持方麵，武漢市政府也為富士康提供了一段13公裏的專用鐵路。另一個出名的例子則是重慶市政府在2009年將機場的跑道擴建400米以滿足富士康在當地增長的運輸和物流的需求。2010年8月，富士康開始在河南鄭州籌建生產基地。當地一名政府官員公開表示：“我們為富士康在鄭州落戶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比如給運輸設備和建材專門開通了一條特快鐵路。” 地方政府對於資方的偏愛和聯盟關係是中國數十年來資本主義擴張的結果，隻有扶持資本進行擴張、利用廉價勞動力進行“密集型加工生產”，才能推動中國的生產和經濟發展。這也導致“當他們（農民工）的基本權益被侵害時，當他們急需國家的保護時，地方政府經常很難有作為。” 富士康“13連跳”事件後，各路媒體和學者對於富士康都是口誅筆伐。但是很多文章卻是感情豐富，力量不足。2012年1月底，《紐約時報》發表了一篇報道《蘋果的血汗代價》，將國外市民的目光從光鮮亮麗的蘋果轉到背後的富士康身上，國外群眾開始關心“血汗工廠”的問題。蘋果公司隨後便對富士康的用工環境做了調查，並強製其進行用工環境改善。但是這改變不了根本問題，因為蘋果並沒有提高給富士康的代工費用。“所有批評蘋果公司的媒體和呼籲抵製蘋果產品的民間組織，都回避了蘋果公司海外產品鏈賴以成立的大背景。蘋果是一顆在西方經濟體製以及西方主導的全球化秩序下生長起來的大樹，這決定了蘋果的代工模式難以得到根本改變。”[6]在這樣的條件下，富士康又有多大的改善空間呢？每次被人們關注時，上遊壟斷公司都會許諾調查，富士康自己也會推出各種改善措施，而我們所看到的，不過是一次又一次無疾而終的重演。相比於“血汗工廠”的道德問題，更為關鍵的是對抗資本體係的實際能力，否則一切媒體的報道、學者的抨擊、輿論的憤怒、一本正經的調查和改進措施，最後都改變不了工人被擠壓的生存空間。
[1]杜舟, 馬鳴. 無品牌缺技術富士康困獸猶鬥.《IT時代周刊》2011(16): 34-40
[2]變製造為智造. 《中國品牌》, 2012(7):78-80
[3]潘毅, 許怡.《文化縱橫》2012(2): 48-54
[4]不過據一家代工企業的大陸營運副總裁表示，“郭台銘宣布機器人計劃別有用意。提出新計劃不但可提振資本市場上投資者的信心，同時也可向優質客戶釋放利好信息。不論最終是否實施到位，作秀目的都已經達到了。”
[5]賀海峰.成都與富士康的“愛情長跑”. 《決策》, 2011: 44-46.
[6]韓竹. 從富士康到蘋果——扭曲的代工產業鏈. 《社會觀察》, 2012: 68-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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