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翼的理論勝利和右翼的政治反擊

來源: pandal 於 2013-03-09 16:43:45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981959 bytes)

左翼的理論勝利和右翼的政治反擊

張宏良

2013年新年伊始，中國左翼與右翼之間的政治鬥爭，就達到白熱化狀態，刀光劍影、硝煙彌漫，左翼在理論上獲得巨大勝利，右翼在政治上進行了強烈反擊。隻是目前中國左翼和右翼之間的鬥爭，不再如同以往那樣，主要是表現在執政黨外部，而是表現在執政黨內部，是體製內的一場路線鬥爭和政治鬥爭。

此前我們曾經多次指出，文革和改革兩場不同性質的社會運動，正在把中國共產黨變成一個階級鬥爭的政治平台，人民大眾與精英階級之間的鬥爭，也就是毛主席生前所說的廣大人民群眾與走資本主義道路當權派之間的鬥爭，西方國家所說的99%與1%之間的鬥爭，愈來愈通過黨內政治鬥爭表現出來，任何一個階級的勝利，都集中表現為黨內鬥爭的勝利，革命階級是這樣，反動階級也是這樣，甚至包括那些天天高喊要結束一黨專製的政治力量，在重大政治問題上同樣是借助和依靠黨內鬥爭。2012年國內外反黨反華勢力一而再再而三地多次歡呼黨中央“英明決策”，就是一個典型說明。這很有些類似於二千多年中央集權統治，各個階級之間的鬥爭，無論是地主階級之間的軍閥戰爭，還是農民起義的革命戰爭，都是要控製和完善這個平台，而不是要摧毀這個平台。為什麽？回答很簡單，因為這是當時曆史條件下最先進的社會組織方式。

雖然曆史的類比總是有缺陷不準確，兩個時期並不能完全等同（這個問題以後我們將專文論述），但是如同此前所表現的那樣，階級鬥爭集中表現為黨內體製內的政治鬥爭，將會是今後一段時期內中國政治鬥爭的一大曆史特點。這次左翼理論上的巨大勝利和右翼政治上的強烈反擊，就充分反映了這一點。

一，突破右翼政治底線是中國左翼最重大的理論勝利

中國左翼理論上的勝利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是恢複了改革的社會主義方向，二是突破了極端右翼勢力的反革命政治底線。後者是最重大的理論勝利。包括這兩大理論勝利的許多理論轉變，全都包含在最近習近平總書記的一係列講話中。

從18大常委見麵會開始，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一係列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重要講話。其中最為引人注目的是五個講話。

一是常委見麵會上的講話。一個千把字的簡短講話，24次提到人民群眾。宣布“我們的責任，就是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一石激起千層浪，共同富裕四個字注定了中國政治鬥爭的刀光劍影。除了喪盡天良的中國極端右翼勢力之外，全世界擁有不同立場的所有人都承認，中國改革是建立在少數人剝奪絕大多數人的基礎上，不僅是剝奪當代絕大多數人，而且是剝奪子孫後代的絕大多數人。並且這種剝奪已經變成改革的天經地義，無論是誰，隻要反對把全體人民的資源和財富變成極少數人的私人財富，反對把勞動人民的妻女變成任人淫弄的妓女，都會被扣上極左和文革餘孽的帽子。重慶政治鬥爭的激化，包括政治精英、經濟精英、文化精英在內的整個精英精英集團聯起手來反對重慶模式，就在於重慶對共同富裕道路的成功探索，就在於重慶發現了隻有合理分配蛋糕才能更好地做大蛋糕的秘密，這是他們聯合起來誅殺重慶模式的根本原因。所以，當習近平總書記宣布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時，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的仇恨就已經達到了爆發頂點，中國人民在高興之餘，同時也產生了對總書記的擔心。

回顧曆史和思考現實就會發現，中國人民的這種擔心不是沒有道理的。在資本主義曆史上，誰發現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間的秘密，誰就絕對沒有好下場，就會成為生前誅殺和死後妖魔化的對象。馬克思和毛澤東被妖魔化是正麵典型，希特勒被痛恨是反麵典型。二戰期間，日本人並不比德國人殺人更少，特別是日本人殺的又是中國人，無論從道理還是民族感情上來講，中國應該更加痛恨日本人才對。可是事實卻完全相反，中國右翼漢奸勢力接連不斷的大部頭著作在為日本人辯護，為南京大屠殺辯護，甚至大罵誓言不忘日本大屠殺的中國人是極端民族主義；可是他們卻從來不為納粹德國辯護，不象寬容日本人那樣寬容納粹德國。他們提起沒有屠殺中國人的希特勒往往咬牙切齒，而提起屠殺中國人的日本天皇卻充滿敬意。中國右翼漢奸勢力這種態度反差的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希特勒發現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間的秘密，運用這個分蛋糕的秘訣讓德國經濟年增長率曾經達到了百分之百，而日本天皇則沒有發現這個秘密。這就是中國右翼勢力崇敬日本天皇而痛恨希特勒、對人類曆史上這兩個魔鬼態度截然相反的根本原因。雖然這種態度反差很大程度上來自於崇美哈美的漢奸文化，但是資本利益是主要原因。從中國右翼勢力對日本軍國主義和納粹德國截然相反的不同態度可以看出，無論什麽人，無論是資本的敵人還是朋友，一旦發現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間的財富增長秘密，都會成為資本主義精英集團不共戴天的死敵。

這是因為，一旦人民大眾懂得了分蛋糕和做蛋糕之間的秘密，就很難在資本和財富高速增長的同時，心甘情願地安於貧困。而讓人民在對未來的虛幻希望和無窮等待中隻是勞作、勞作、再勞作，是極少數人統治絕大多數人最牢固最強大的思想枷鎖。這個思想枷鎖一旦打破，精英階級的統治就會立刻土崩瓦解。所以，當2011年重慶蛋糕分給老百姓最多、經濟增長全國最快（經濟總量、國有經濟、私營經濟、外資經濟等諸方麵都是全國增長第一）時，就注定了已成為全世界精英階級的死敵，因為它不僅在摧毀中國精英階級統治的基礎，而且在摧毀全世界精英階級統治的基礎。進入21世紀人類社會麵臨的最大現實問題，就是把龐大的生產能力用來實現共同富裕，還是如同中美兩國這樣，采取各種手段向極少數精英集團手中集中，這個問題已成為全世界人民大眾與精英階級之間鬥爭的主要內容。所以，當習近平總書記宣布要堅定不移走共同富裕道路時，實際上是在宣布要站在人民大眾一邊，這就在客觀上與人類曆史上最強大的剝削階級——精英階級——形成了利益上的生死對立。此時的習近平，已不再隻是共產黨的總書記，同時也成為人民大眾的帶頭人。

這絕非是言過其實。共同富裕這條道路，絕不僅僅是習近平等黨內社會主義力量堅持下來的，而是中國人民共同奮鬥贏得的成果。十八代報告起草過程中，有人提出應該寫入走共同富裕道路，身為三代國師的那位黨內理論大佬聞言大怒，拍桌吼道：“共同富裕是亡國之路”，繼續堅持“讓一部分人富起來”的兩極分化道路，在場四五十個省部級幹部竟無一人表示不同。在這種情況下，當時要把“共同富裕”、“公有製”、“共產主義”，甚至連同“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統統從十八大報告中刪除，幾乎大勢已定。中國極端右翼勢力忍不住興奮心情已開始提前祝賀，“朋友，幹杯！”的歡呼聲甚囂塵上，從上到下都做好了改旗易幟的各種準備。就在黨內外馬克思主義者近乎絕望的危急時刻，中國人民掀起了偉大的九月愛國運動，高舉毛主席畫像和共同富裕的旗幟，挽救了國家挽救了黨，挽救了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道路，挽救了中華民族的根本前途，展示了人民群眾創造曆史的偉大力量。

——這就是常委見麵會講話讓中國老百姓既興奮又擔心的根本原因。

二是在憲法紀念會上的講話。習近平總書記在憲法紀念大會上的講話指出：“依法治國，首先是依憲治國；依法執政，關鍵是依憲執政。”強調必須要堅持憲法規定的“國家根本製度、領導核心和指導思想”，“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鄭重宣告要與長期以來否定社會主義製度、否定共產黨領導、否定毛澤東思想的違憲行為，進行堅決鬥爭，使憲法重新成為維護國家和人民利益的法律武器。

長期以來，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特別是漢奸勢力，完全以隨心所欲的流氓態度對待憲法，閹割、曲解、割裂憲法內容，利用憲法中個別詞句否定整個憲法的根本內容，把所謂落實憲法變成了顛覆社會主義製度和毛澤東思想的反革命武器。新年伊始，中國買辦大本營和漢奸大本營，一南一北發表從內容到題目都完全相同的所謂“落實憲法”的元旦獻詞，就是打著憲法旗號踐踏憲法的典型事例。中國極端右翼勢力之所以能夠把憲法作為隨意玩弄的工具，主要原因是當初胡耀邦等黨內官僚資產階級出於反毛反共反社會主義的目的，把憲法解釋權交給了極端右翼勢力和漢奸勢力，使他們能夠打著憲法旗號反對憲法規定的根本製度，長期從事違憲活動，並且是在法治的名義下從事違憲活動，把在西方法治國家屬於重罪的違憲行為，完全合法化了。可以說，賦予極端右翼勢力和漢奸勢力以違憲特權，是黨內官僚資產階級代表人物的重要罪行，是中國人民苦難和不幸的法律根源。所以，圍繞憲法解釋權的鬥爭，同樣是你死我活的階級鬥爭。

雖然82年憲法與此前三部共和國憲法相比較具有重大政治缺陷，主要是刪除了“懲辦賣國賊”條款和“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的人民民主權力，導致中國外交和內政愈來愈被動，但是習近平對包含“懲辦賣國賊”條款的第一二部憲法的肯定，預示著中國將有可能恢複憲法中“懲辦賣國賊”條款。2012年，美國和俄羅斯分別出台了《愛國法案》和《叛國罪法案》，與美國俄羅斯相比較，中國損害國家利益的漢奸勢力，不知道要強大多少倍，更加需要此類法案，更加需要盡快恢複憲法中有關“懲辦賣國賊”的條款。中國走上賣國主義道路，是從1982年修改憲法開始的；中國走上資本主義道路，是從極端右翼勢力竊取憲法解釋權開始的；中國人民要複興社會主義，同樣必須奪回憲法修改權和解釋權。這就是圍繞憲法鬥爭的曆史意義。

三是關於改革性質的兩個講話。一個是改革座談會上的講話，一個是視察廣東的南巡講話。

前一個講話從正麵強調了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必須堅持社會主義方向；改革的主體是億萬人民群眾，必須符合人民群眾的利益和願望。這就旗幟鮮明地否定了把人民群眾作為改革負擔、改革成本和改革對象的精英階級改革，否定了背離社會主義的資本主義改革。

本來，改革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是中共中央關於改革決議的明確規定，是中共中央向全國人民的政治承諾。可是，在九十年代初南巡講話把改革的政治領導權交給資產階級之後，中共中央決議便如同憲法的命運一樣，除了符合右翼集團利益的“曆史問題決議”之外，其它幾乎全都遭到了否定。改革變成了公開的階級複辟和階級報複，人民群眾變成了改革的負擔和改革的對象；經濟上的私有化和政治上的西方化，成為中國改革唯一的選擇和方向。任何人隻要一提堅持社會主義，馬上就會被視為極左和文革餘孽。由此，把中國推上了矛盾深重的災難邊緣，如果再不回歸社會主義道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將隻能成為遙遠夢想。所以，把中國改革重新納入社會主義軌道，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別無選擇的唯一道路，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前提基礎。

如果說前一個講話是從正麵闡述了改革的正確性質和正確道路，那麽後一個講話則直接批判了極端右翼勢力對改革性質的歪曲。習近平指出，有人把改革定義為是采取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製度，否則就不叫改革，這是偷換概念、歪曲改革，是改旗易幟的邪路，絕不能接受這種改革。蘇聯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就是被這種改革搞垮的。主要方法就是打著解放思想的旗號，動搖和瓦解人們的共產主義信念，否定和妖魔化蘇共黨史，否定和妖魔化人民革命，否定和妖魔化社會主義，特別是否定和妖魔化革命領袖。所以，講話聯係蘇共悲劇拒絕接受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製度，已經不再隻是一般意義上的意識形態覺醒，而是與西方壟斷資本集團和國內買辦集團的決裂和挑戰，公開宣布中國共產黨已看穿了西方壟斷資本集團為中國設置的改革陷阱，中國共產黨絕不會踏入這個改革陷阱。

這是中國共產黨了不起的曆史跨越。可以說，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製度，已經成為西方國家顛覆其它國家的有效武器，蘇聯東歐、中亞諸國、中東北非等所有被顛覆國家，無一不是采用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製度的結果。而美歐等西方國家自身卻對他們販賣推銷的所謂普世價值和政治製度，根本就不屑一顧，美國的共同訴訟製度和去年剛剛出台的《愛國法案》就是典型說明。中國極端右翼勢力控製的漢奸媒體，之所以對美國上述法案不置一詞，就是因為他們看到了這些法案與他們推崇的所謂普世價值，完全相矛盾。被稱為“俄羅斯良心”的索爾仁尼琴，晚年回到祖國後天天以淚洗麵，就是因為追隨西方背叛祖國幾十年的這位老人，親眼目睹了西方普世價值給俄羅斯造成的巨大災難，追悔莫及、痛苦難耐，最終含恨而死。了解了這個曆史背景後就會發現，中國共產黨在即將跌入萬丈深淵的最後時刻，能夠及時刹車，的確是了不起的曆史轉折。

四是突破反革命底線的中央黨校講話。突破全麵否定和妖魔化文革的反革命底線，是中國左翼30多年來最偉大的理論勝利，也是中國社會最根本的思想轉變。習近平指出，改革開放前和改革開放後兩個曆史時期，本質上都是我們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不能用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也不能用改革開放前的曆史時期否定改革開放後的曆史時期。要堅持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分清主流和支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繼續推向前進。這是1982年鄧小平主持製訂《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對文化大革命全麵否定以來，中共領導人第一次公開糾正《曆史問題決議》對文革全麵否定的結論，雖然沒有肯定文革，但是至少把包括文革在內的前30年，看作是與改革一樣的社會主義實踐探索，不再是所謂曆史浩劫，這就在客觀上突破了右翼勢力一再聲稱的政治底線。

突破這個政治底線的一個重要意義，就在於它把新中國60年共產黨的執政曆史統一起來了，恢複了對自身執政合法性的曆史信心。這段話很清楚，文革和改革本質上都是共產黨領導人民進行社會主義建設的實踐探索，對這兩個階段都要分清主流和直流，堅持真理，修正錯誤，發揚經驗，吸取教訓，在這個基礎上——而不是在全麵否定文革和全麵肯定改革的基礎上——把黨和人民事業推向前進。習近平關於前後30年的這個講話，標誌著中國共產黨在思想上終於開始拋棄極端荒謬的形而上學思維方式，在政治上終於開始意識到要像俄羅斯那樣捍衛自己的曆史和奮鬥，在理論上開始突破反革命右翼勢力的最後底線。總之，中國共產黨開始覺醒了，開始奮起反擊了。

多年來我們就一直反複強調，全麵否定文革已經成為國內外極端右翼勢力宰殺中國共產黨和中華民族的一把政治尖刀。道理很簡單，隻要認定文革是人類曆史上一場浩劫，那麽造成這場浩劫的製度，就是一個邪惡的製度；造成這場浩劫的政黨，就是一個罪惡的政黨；造成這場浩劫的民族，就是一個邪惡的民族。中國老左派和體製內馬克思主義者，之所以不是新自由主義和右翼勢力的對手，在意識形態領域裏一觸即潰，甚至成為一般老百姓的嘲笑對象，就是因為他們與右翼勢力一樣否定文革，隻要對方祭出妖魔化文革這把政治尖刀，就會不費吹灰之力把他們斬於馬下。蘇聯東歐共產黨之所以垮台，同樣是因為右翼勢力死死抓住妖魔化蘇共曆史這把尖刀，一夜之間就十分輕鬆地推翻了蘇聯東歐共產黨。八十年代末鄧小平之所以不得不調集百萬大軍包圍京城，也是因為自己製訂決議否定文革，原本是要否定毛澤東，結果被對方抓住要害，全麵否定共產黨和社會主義，在思想上道義上全麵崩潰，在輿論上根本不是右派對手，老百姓群起響應右派號召，一起要求政府下台，最後隻能被迫動用軍隊才保住政權。

國內外極端右翼勢力正是看到了這一點，才提出了“一定要守住全麵否定文革這條政治底線”的口號。2011年圍繞重慶模式，左右之間展開激烈交鋒，右翼勢力舉辦了一係列高層論壇，集中起來就一個口號——“一定要守住全麵否定文革這條底線”。以買辦漢奸為核心的右翼集團十分清楚，隻要守住這條底線，中國共產黨在道義上就必死無疑，解體中國就隻是個時間問題。相反，隻要這條底線被突破，對中國人民犯下深重罪行的買辦漢奸集團則必死無疑，西方壟斷資本集團解體中國的美夢將灰飛煙滅。雖然此前執政的中國共產黨還沒有看清這一點，但是俄羅斯幾大政黨卻與我們一樣，完全看清了國家麵臨的真正危險在哪裏。普京和梅德韋傑夫領導的統一俄羅斯黨、日裏諾夫斯基領導的俄羅斯自由民主黨、久加諾夫領導的俄羅斯共產黨，以及其他各種各樣的政黨，雖然這些政黨彼此對立、競爭激烈，並且除共產黨之外絕大多數都反對馬克思主義，但是在禁止妖魔化蘇聯曆史問題上，卻沒有任何異議地聯合起來，共同立法嚴禁妖魔化蘇聯曆史，否則給予法律嚴懲，判處3到5年有期徒刑。結果，九十年代蘇共垮台前後以及後來一段時期內，一度甚囂塵上的妖魔化蘇聯曆史的“漢奸”輿論，很快消失得幹幹淨淨，俄羅斯十分順利地迅速重返世界強國地位。

可見，如何對待文革曆史，的確如同極右勢力所講的那樣，是決定生死的政治底線，不僅是決定右翼集團命運的生死底線，同時也是決定共產黨和共和國未來命運的生死底線，是決定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未來命運的生死底線，誰守不住這個生死底線，誰就必然會曆史淘汰。這就是突破全麵否定文革這個反革命底線的巨大曆史意義。

總之，習近平上台後一係列講話，概括和反映了近些年左翼鬥爭的政治要求，是左翼在理論上的巨大勝利。理論上的勝利標誌著已經初步奠定了新的政治路線的思想基礎，隻是要進一步形成現實政治路線，還需要在組織、行政、法律、體製，特別是幹部隊伍等方麵進行一係列深刻變革，如同俄羅斯在捍衛蘇聯曆史方麵采取的一係列組織、行政和法律手段那樣。

與俄羅斯相比較，當今中國理論轉變向政治轉變飛躍的困難在於，30多年持續反左特別是把本來應該是“太革命”的極左當作“反革命”進行妖魔化和全麵鎮壓，導致中國輿論界、思想界、文化界相當大一部分已經徹底法西斯化和漢奸化了，主流社會已經在心理上完全接受了右翼法西斯的思想氛圍，反左仇左敵視民粹（民眾）反對馬克思主義，已經成為主流社會的條件反射，根本無需任何指示和安排，絕大多數官員和單位已經形成了支右反左的政治本能，哪怕是私下裏反對右翼勢力的人，隻要一進入工作，馬上就會本能地反左。出版社出版右派書稿，從來都是隻考慮市場前景而不會考慮政治風險；可是對待左派書稿，看都不敢看便匆忙拒絕。致使當今中國成為全世界沒有左翼報刊的唯一國家，成為右翼媒體百分之百一統天下的唯一地方。一個幹部被認為很右，絲毫不會影響升遷；可一旦被認為很左，立刻就會仕途中斷。左——這個原本帶有理想主義色彩的神聖概念，完全被妖魔化了，甚至對政治沒有絲毫興趣的普通人，如果在公開場合被直呼為左，也會暴跳如雷。

當今中國對待所謂極左，已經如同歐洲中世紀對待女巫一樣，不需要任何證據就可以隨意處置。並且現代社會把人邊緣化為純粹生物體的精神虐殺，比之中世紀對女巫的暴力虐殺更加殘忍可怕。把人變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社會，比之把活人變成死人的社會，更加殘暴、更加野蠻，更加滅絕人性。正是這種殘暴野蠻、滅絕人性的極端環境，使當今中國成為人類曆史上最坦率最直白最赤裸裸的剝削時期，不再需要任何偽裝，不再編造任何借口，不再加以任何掩飾，而是把老百姓以及與老百姓相聯係的一切進步事物和美好追求，統統打上極左的“罪惡烙印”直接踩在腳下。

這種情況注定了正確的思想路線要轉變為可實行的政治路線，轉變為現實生活的方針政策，必然會引起官僚集團、資本集團和文化精英的激烈反抗，引起主流社會的激烈震蕩，甚至會引起驚天動地的社會震蕩。但是，如果不敢正視這種震蕩，害怕折騰，回避折騰，那就勢必會被反動勢力以折騰相要挾，成為反動勢力折騰的對象，習近平提出的共同富裕和中國夢，就會成為第二個科學發展觀，上述所有這一切理論勝利，就會變成虛幻空洞的政治擺設。在國家已經走到崛起或毀滅十字路口的關鍵時刻，弄不好甚至會成為國內外右翼勢力發起最後總攻的政治祭品。

顯然，國內外顛覆勢力也看到了甚至看透了這一點，他們所期望的也恰恰是這一點。於是，2013新年伊始，便刀光劍影，右派發起了政治反擊。

二，精英政治和市場經濟是右派主要反擊手段

年初右派的反擊，仍然是承襲以往30多年的習慣套路，采用街頭革命的方法來矯正改革方向，避免中國大船左轉，逐步把中國改革推向不歸路。這是右翼勢力把中國大船引向邪路的有效法寶。30多年來，右翼勢力引導中國改革航向主要就是兩大法寶，一是上層理論的錯誤引導；二是下層鬧事的強行矯正。用私有化的經濟理論和全盤西化的政治理論，錯誤地引導中國改革的曆史方向，把中國從一個陷阱引入另一個更大陷阱，一步一步地把中國推向深淵；一旦遇到共產黨覺醒想要返回正路，就發動“街頭革命”向共產黨示威，用動亂綁架中國，強製共產黨不能回頭，隻能在錯誤道路上繼續被牽著鼻子走。中國改革的政治領導權，就是這樣落入右翼勢力手中的，蘇聯東歐以及現在的中東北非，也基本是這樣被顛覆的。所以麵對習近平一係列講話，右派才會充滿信心地說：“沒關係，30年來中國曆次左右交鋒已經證明，每一次反擊右派的結果，都是右派的地盤更加擴大。這次也一樣。”於是，便有了“南周事件”。

1，“南周事件”是一次流產的顏色革命，“南周事件”的流產，表明中國右翼勢力已經由革命的發動者變成了革命對象，大眾民主取代資本民主，正在成為中國乃至今後世界民主運動不可抗拒的曆史潮流。客觀地說，“南周事件”無論從政治時機、輿論準備和社會背景等任何一個角度來看，都把握得非常好，國內外右翼勢力聲稱要演變成為第二個“八九運動”的雄心壯誌絕非空穴來風。一是當今中國官權泛濫、資本荼毒、道德崩潰、精英橫行，社會矛盾一觸即發，具備了街頭革命的客觀條件；二是右翼勢力國內國外彼此聯手，朝野上下同氣連枝，具備了街頭革命的主觀力量；三是強大的輿論準備，整個社會大肆炒作托克維爾的《舊製度與法國大革命》，用血流成河的法國大革命嚇唬共產黨，把先進的民主製度取代落後的君主製度的根本製度的革命，惡意曲解成為是什麽封建製度內部政治體製改革滯後的結果，甚至把這種顛倒的“革命威脅論”炒進了中南海。一時間，仿佛曆史已發出了最後的革命通牒，如果共產黨再不下台，馬上就要爆發革命和流血。這種人為製造的“街頭革命”氛圍，甚至超過了當年的蘇聯東歐和今天的中東北非。

但是，人算不如天算，中國右翼勢力及其背後的西方國際壟斷資本，忘記了街頭革命兩個必備條件：一是街頭革命的領導力量必須是屁股幹幹淨淨的理想主義者，而當今中國右翼勢力完全是一幫權錢名相結合的法西斯強盜，他們發動街頭革命的唯一目的就是要脫掉共產黨這件愈來愈感到礙事的外衣，試圖用改朝換代來洗白自己的肮髒財富，這是他們與當年蘇聯東歐和現在中東北非的街頭革命領導者完全不同的地方。二是老百姓隻有一個政治選擇並且還是改革以來的第一次選擇。這是比前麵更加重要的根本條件。當初蘇聯東歐和現在的中東北非，街頭革命能夠席卷全國的共同特點，是老百姓除了資本民主之外沒有其它政治選擇，並且是第一次選擇資本民主。他們天真地誤以為今天的資本民主取代權力民主，與300年前資本主義民主取代封建主義君主，具有完全相同的曆史性質，因而對街頭革命一呼百應，以排山倒海之勢幫助資本集團推翻官僚集團，建立以文化精英為主導的資本統治製度，並且還不是本國資本的統治製度，而是國際壟斷資本的統治製度。當人民意識到上當受騙時，街頭革命已經完結，等待人民的隻有無邊的動蕩和苦難。這就是當今中東北非慘況的根源，以及俄羅斯諸國要千方百計重建“後蘇聯時代”的原因。而中國老百姓則完全不同，在右翼勢力發動“街頭革命”之前，中國老百姓已經嚐夠了資本統治的苦楚，並且與官僚集團相比較，老百姓從切身經曆中感受到資本統治更加糟糕，官僚集團受共產黨政治倫理的約束，或多或少還有些天道公理可言，而資本集團的殘暴野蠻則沒有任何約束。無論是一個部長還是一個校長，都不可能讓一個不如意的下屬隨時滾蛋，而一個老板則可以不受任何約束地讓一個雇員隨時滾蛋。

特別是中國資本形成的過程，並非是自然形成的，而是在國家暴力推動下形成的，比之西方國家資本原始積累過程更加殘暴。西方國家的資本原始積累，是通過對內和對外兩種掠奪完成的，並且越是後來越是依靠對外掠奪，而中國的資本原始積累，則完全是對內掠奪完成的，不僅沒有對外掠奪，甚至還聯合外資共同對內進行掠奪。正是因為中國人民遭受到內外雙重掠奪，資本原始積累的殘酷性超過曆史上任何一個國家。瓜分數百萬公有製企業的產權改革運動，數千萬工人的下崗運動，廢除福利住房、公費醫療和免費教育的三大改革運動，席卷全國的暴力拆遷運動，強製形成男為奴、女為娼的放權改革運動……等等，所有這些悖逆現代文明的殘暴運動，強加給中國人民的苦難，超過了西方資本主義數百年苦難的總和。使中國人民深深感受到，資本集團比之官僚集團，不知道要可惡多少倍，又怎麽可能在資本集團反對官僚集團的鬥爭中，充當資本集團的炮灰？

況且，中國的資本集團本身就是與官僚集團相聯係的，本身就是權錢名相結合形成的怪胎，與西方國家資本集團具有完全不同的曆史性質。西方國家的資本集團是與官僚集團相對立而形成的，所要求的資本民主的確比官僚集團的權力民主，具有曆史進步性，資本集團是比官僚集團更加先進的社會力量。並且，由於西方資本集團把國家作為對外掠奪的暴力工具，所以是天然的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這也是西方發達國家的馬克思主義者總是對愛國主義持反對態度的原因。而中國以權錢名相結合形成的混合型資本集團，主要是對本國人民搶劫的結果，並且還不是單獨搶劫，而是聯合外資共同搶劫本國人民，對本國人民充滿恐懼和仇恨，必然會在利益上和安全上越來越與美國等西方國家站在一起，走上與本民族和本國人民相對立的漢奸道路，成為最腐朽最反動最邪惡的罪惡勢力。

中國資本集團在搶劫過程中，依靠的不僅是國家硬暴力，更主要的是依靠文化軟暴力，形成權錢名相結合的特殊精英集團，這就決定了中國文化精英整體上的漢奸立場，再加上美國等西方國家各種基金會等組織的收買，從而在中國文化界造就了一個龐大的漢奸力量和漢奸文化。這就決定了中國權錢名相結合的資本集團，不僅是人民大眾的階級敵人，同時也是中華民族的民族罪人。這些人的所謂自由民主和憲政製度，並非是針對官僚集團，而是針對共產黨領導；他們反對共產黨也並非因為什麽一黨專製，而是因為共產黨仍然樹立著共產旗幟，是中華民族團結統一的核心力量。反共並非最終目的，反華才是美國等西方帝國主義為他們設定的最終戰略目標。中國老百姓正是看清了這一點，才在八九年把改革的政治領導權交給右翼勢力20年之後，重新收回了中國改革的政治領導權，在政治上徹底拋棄了右翼勢力。並且，響徹雲霄的全民族共同的反漢奸口號，表明以買辦漢奸為核心的權錢名相結合的資本集團，已經成為大眾民主革命的對象和中華民族共同的敵人。

所以，當南周事件爆發，右派調集國內外媒體聚焦廣州，費盡吃奶力量才騙來幾個學生和雇來幾個民工進行示威遊行時，廣州愛國民眾立刻湧上街頭，一句打倒漢奸便喚醒了廣州百萬民眾，把幾個示威者變成了耍猴般的街頭小醜。其中有個民工扛著一塊寫有“自由民主”的大牌子，在報社門前走來走去，一位愛國群眾問其為何不上班而在此遊行，民工大罵黑心老板把他開了，那位愛國群眾當即告訴民工說，“知道嗎？你們老板最喜歡的就是這家報紙。”民工一聽，立刻扔掉牌子揚長而去，找雇傭他遊行的人結賬去了。這就是當今中國發動顏色革命的人與人民大眾的真實關係。這些本身就是精英鐵三角中一角的偽自由派和文化漢奸，平常充當官僚富豪的幫凶，隨意欺壓民眾，一旦受到共產黨的約束，又試圖煽動民眾力量來要挾和反對共產黨，當人民大眾逐漸意識到這一點時，所謂顏色革命自然就會破產。

許多真正的自由主義右翼人士往往不明白這一點，仍然幻想能夠重溫八九年的政治舊夢。他們忽略了中國曆史的重大演變。八十年代許多右派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是屁股上幹幹淨淨的理想主義者，老百姓又是改革的受益者——既享有新體製增加的收入，又享有舊體製的福利保障，農民更是免費享有幾十年投入形成的農業基礎設施和水利設施。所以，隻要右派改革大旗一舉，老百姓立刻山呼海嘯般群起響應，自發地把改革的政治領導權交給了右翼力量，隻是右翼集團利用老百姓賦予他們的改革領導權禍害了老百姓20多年，最終把老百姓逼上了對立麵。從這個角度來說，中國的自由主義事業，同樣是毀於占主導地位的右翼勢力之手。這也是中國曆史上各個民主黨派最終選擇了共產黨的根本原因，今天中國真正的自由主義者，真正的民主派人士，正在再次與社會主義和愛國主義匯聚起來，形成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強大推動力量。

最後還有一點需要強調指出的是，中國老百姓拒絕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的“顏色革命”，是因為經過文化大革命的曆史鍛煉，在以官僚階級為主體的權力民主和以資產階級為主體的資本民主之外，還有第三種選擇，就是以人民大眾為主體的大眾民主。所以，中國人民既不會成為維護權力民主的封建衛士，也不會成為捍衛資本民主的政治炮灰，而是堅定不移地追求自己的民主——大眾民主，堅定不移地投身於自己的革命運動——大眾民主運動。無論權力民主還是資本民主，本質上都屬於精英民主，都是把絕大多數老百姓排除在外的民主，隻有大眾民主才是保障每一個普通百姓都能夠與官僚富豪擁有同等政治權利的真正民主社會和民主製度。大眾民主取代精英民主，將是21世紀人類社會不可阻擋的曆史潮流。中國人民能夠率先高舉起大眾民主的偉大旗幟，不僅優越於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同時也優越於歐洲反資本主義大遊行和美國“占領華爾街”運動，它將是中華民族崛起貢獻給世界的最偉大政治文明。就這一點而言，中國人民不僅徹底堵死了右翼集團的所謂“街頭革命”，並且還有可能把“街頭革命”變成徹底埋葬中國漢奸右翼勢力的曆史墳墓。

曆史的潮流已經注定，但是，逆曆史潮流而動是反動派的政治天性，反動派的選擇總是與曆史潮流完全相反，並且越是被曆史徹底拋棄的反動派，就越是瘋狂地抗拒曆史潮流。中國極端右翼勢力絕不可能輕易接受他們已經被人民大眾所拋棄這個曆史事實，他們必然會重複搗亂、失敗、再搗亂、再失敗的固有邏輯，尋找和製造各種機會，發動旨在動亂和分裂中國的“顏色革命”，年初的“南周事件”隻不過是個開端，如同他們自己所言，隻不過是一個預演，更大的“街頭動亂”還在後麵。對此，中國人民必須做好充分準備，迎接街頭大對決那一天的到來。毛主席生前曾經說過，文化大革命那種形式還會再來，蘇聯東歐的“街頭運動”，中東北非的“顏色革命”，美國的“占領華爾街”運動，歐洲的反資本主義大遊行，南美的社會主義民主運動……等所有這些文化大革命的現代翻版，全都會在中國出現，雖然最初的曆史性質會截然相反，但是最終一定會演變成為“九月愛國運動”那樣偉大的曆史運動。

偉大的民族崛起必然伴隨著偉大的曆史事件，由文化大革命開創的街頭革命取代暴力革命而成為未來社會曆史進步的主要形式，不僅由中國最初開創，同時也必將會在中國最後完成，成為中華民族複興對世界政治文明進程的偉大獻禮。

2，對習近平講話進行“軟封殺”，完全淡化和邊緣化，意圖變成第二個科學發展觀。扭曲共產黨的改革路線，抽掉改革的倫理性質，把改革變成官僚富豪的搶劫工具，一邊利用共產黨改革政策放手搶劫民眾，一邊用民眾革命要挾共產黨繼續跟著右派走，是30年來右派玩弄共產黨的根本手法。最初是利用鄧小平狹隘的報複心理，如同趕驢一樣把鄧小平趕上了西化改革的邪路，不僅要借用鄧小平之手妖魔化毛澤東和改變社會主義道路，還進一步要借用鄧小平之手推翻共產黨和中國社會主義根本製度，當鄧小平堅守共產黨領導的最後底線時，便爆發了大規模街頭衝突。從此，維護穩定便成為共產黨頭等大事，改革開放隻能完全由右派包辦，中國在西化邪路上越走越遠。雖然九十年代提出三個代表，試圖糾正資本主義私有化改革的曆史方向，但是在南巡講話形成的強大私有化浪潮推動下，三個代表被“打左燈向右拐”的改革車輪壓得粉碎，中國迅速成為全世界兩極分化最嚴重的國家。

後來共產黨提出科學發展觀，試圖對走入邪路的改革進行糾偏，要用科學發展觀取代經濟發展觀，用以人為本取代以資為本，用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取代兩極分化，把經濟發展方式由滿足西方國家需要轉移到依靠國內人民需要上來。人民總算看到了希望。可是，右派再次使用慣有手法，一方麵顛倒和歪曲科學發展觀的政治內容，把以人為本變成以富人為本，把改革變成更大規模搶劫民眾，把開放變成更大規模財富輸送；另一方麵利用輿論工具把被搶劫老百姓的憤怒，全部引向共產黨，推動黨群更加對立，致使共產黨越來越陷入軍警維穩的陷阱之中，越來越被被維穩所綁架，整天都在維穩中疲於奔命，完全失去了改革的糾偏能力。不僅如此，還招來了右派對改革糾偏的強烈報複，把全國唯一認真推行科學發展觀的領導人投入監獄，美國更是對中國總理接連頒發四個大獎，表彰中國總理對美國乃至整個西方經濟的巨大貢獻，形成了對中國“轉變發展方式，主要依靠內需”的巨大諷刺。科學發展觀就此壽終正寢，普世價值趁勢而起，買辦漢奸公開亮相（並且是中國曆史上第一次公開亮相，此前秦檜、李鴻章、汪精衛等都披著愛國偽裝），把中國推到了懸崖邊緣。

顯然，習近平總書記注意到了此前科學發展觀的悲劇，所以從一開始，講話就旗幟鮮明、立場明確，每個觀點都如同鐵板釘釘一樣有著嚴格的倫理規定，不給蓄意曲解和偷梁換柱留有絲毫歪曲空間。比如，已被右派弄成胡作非為、禍國殃民代名詞的改革，習近平講話就做了斬釘截鐵的明確限定：其一，改革必須是社會主義製度的自我完善和自我發展，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其二，把西方普世價值和西方政治製度定義為改革，是改旗易幟的罪惡邪路；其三，改革是億萬人民群眾的事業，必須順應人民的意誌和願望。由於講話三條對改革的倫理性質規定得嚴絲合縫，無任何縫隙可鑽，而覺醒起來的老百姓又無法煽動起來要挾共產黨改變方向，極右勢力最終就隻有一個選擇——對習近平講話進行軟封殺。一是把習近平係列講話僅僅作為一般性新聞一帶而過，不宣傳，不報道，不討論，不爭鳴，甚至連責難都沒有，采用邊緣化的辦法把習近平講話徹底蒸發掉；二是在邊緣化習近平講話的同時，發動媒體對習近平講話進行大量的“無害化”處理，把習近平講話中許多實質性核心觀點統統刪除，習近平在中央黨校有關學習講話中多次提到的“毛澤東思想”，發表時就被刪除得幹幹淨淨；三是在不提習近平名字的情況下，對習近平講話中帶有根本性的曆史觀點，進行大規模批駁，習近平肯定什麽，就批判什麽；習近平否定什麽，就歌頌什麽。

習近平強調前後30年不能互相否定，《中國青年報》就在顯著位置連續發表著名反華反共人士的文章《不反思文革，國人就走不出食人部落》，不僅否定前30年，甚至打著否定文革的旗號否定中華民族，汙蔑中華民族文革時期還屬於食人部落，隻有否定文革，才有可能走出食人部落，上升為文明民族。如此妖魔化甚至已經完全超出了政治否定的範疇，而發展成為對中華民族的文明否定。此前西方國家的漢奸媒體曾經有過把中華民族妖魔化為野蠻食人族的輿論，後來因為連外國人都反感這種妖魔化，此類輿論逐漸銷聲匿跡，已無人理會。可是現在，為了否定習近平講話，否定文化大革命，《中國青年報》居然再次搬出了這種荒謬輿論，汙蔑中華民族是食人部落。如果說文革打人殺人，那還是可以說是反左反社會主義，現在說文革吃人，是食人部落，那就是在否定和妖魔化中華民族，是在為美國壟斷資本集團滅絕中華民族進行輿論準備。指責一個民族是食人部落，往往是要滅絕一個民族的輿論準備，當初美國就是用“野蠻人”這個借口滅絕了印第安人，美國國父就是因為印第安人是“野蠻人”，所以才用印第安人的人皮製作長筒皮靴，並在公開場合進行炫耀，如同當今中國官員炫耀手表一樣。現在《中國青年報》把野蠻食人族的帽子扣到中國人頭上，已完全超出了政治鬥爭的範疇，是在散布一種法西斯種族滅絕言論，並且還是滅絕本民族的種族滅絕言論。特別是掀起這種種族滅絕輿論的時機，恰恰是軍隊內部傳達習近平講話的時候，在這樣一個時刻連篇累牘宣揚前30年的中國是野蠻的“食人部落”，不徹底否定文革就走不出“食人部落”，顯然並非是一種巧合。

可以說，媒體輿論對習近平講話的軟封殺相當成功，莫說是一般人民群眾，即使是絕大多數黨政領導幹部，除了軍隊有組織的傳達、學習之外，也很少知道習近平講話的重大政治涵義。其封殺效果有些類似於60年代初對毛主席的封殺，隻是遠遠超過當年對毛主席的封殺，因為今天黨內外右翼勢力要千百倍地強大於60年代初期。並且這種封殺還在逐步加強，本周中國青年報再次發表著名反共異議人士的文章《讓意識形態沉默，讓生產力說話》，針對最近習近平關於意識形態領域的一係列講話，聲稱意識形態問題隻是個人偏好問題，不存在是非曲直，是中世紀宗教裁判所才關注的問題，在對馬克思《資本論》極盡嘲弄之後，厲聲嗬斥要“讓意識形態閉嘴”。為什麽這些張口閉口就是“極左”“文革餘孽”等典型意識形態語言的人，突然大喊要讓意識形態閉嘴？因為最近習近平有關意識形態的講話，從根本上觸犯了這個極右勢力的利益。所以他們才采取各種方式大力封殺習近平講話，大肆咒罵和妖魔化談論意識形態問題的人。

大家千萬不要低估這種軟封殺的可怕作用，因為罪惡本身具有一種自我推動的強大力量，隻要沒有外部力量的強行幹預和製止，會在自我推動中愈來愈發展、愈來愈強大，所謂“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就是這個道理，上山需要能量推動，下山無需任何能量，社會墮落本身就具有加速度的罪惡能量。中國極端右翼勢力深諳這個罪惡法門，隻要抑製住共產黨的正能量，罪惡就會自我發展，所有邪惡勢力都會獲得安全發展。特別是隻要抑製住共產黨的正能量，老百姓就會陷入絕望，社會矛盾就會激化，共產黨就會陷入維穩中拚命掙紮，社會其它方麵就都是右翼勢力的天下。30年來右派就是這樣把老百姓踩在腳下，把中華民族一步步推向深淵的，現在對付習近平，無非是重演舊戲而已。

中國右翼勢力之所以能夠成功地對共產黨正能量進行軟封殺，其客觀原因在於黨內官僚集團已經不是新興資本集團的曆史對手。因為資本集團倡導的資本民主比之官僚集團的權力民主，確實具有曆史進步性，這是國內外右翼輿論能夠把中宣部玩弄於股掌之上的根本原因。南周事件就是典型。本來南方報係是廣東省委宣傳部的報刊，應該貫徹廣東省委宣傳部的意旨，如同西方國家報紙要貫徹老板的意旨一樣，而實際情況卻是南方報係玩弄廣東省委宣傳部，比玩弄小姐還要更加隨心所欲。年初南都報寫了一篇《元旦獻詞》，因錯漏百出而遭到讀者炮轟，惱羞成怒的南都報轉而把火氣全都撒到了廣東省委宣傳部頭上，造謠說錯漏之處是省委宣傳部部長改動造成的，舉行街頭示威要求宣傳部長下台。我們曾與幾個西方記者談及此事，詢問國外報社老板是否有權力改動稿件（況且部長並未改動），西方記者抿嘴直笑，覺得如此問題十分好笑。可見中國右翼勢力已經把共產黨宣傳部門輕蔑玩弄到了何等程度。

不過，大自然的生物鏈總是環環相扣，天敵之上自有天敵，自然領域如此，社會領域同樣如此。雖然右翼勢力玩弄中宣部得心應手，但是麵對左翼媒體卻畏之如虎，因為從文明發展進程和曆史規律來說，左翼倡導的大眾民主是比資本民主更加先進的政治文明。中國左派順應曆史規律，反映人民利益，天道正義在手，劍鋒指處所向披靡，在理論上道義上把披著改革開放、民主法治等神聖外衣的極右勢力，迅速還原成為一群喪盡天良的法西斯野獸。所以，中國極右勢力雖然麵對中宣部感覺良好，但是麵對中國左翼媒體卻是十分狼狽、恨之入骨，不僅封殺了所有左翼報刊，甚至對烏有之鄉等小小的左翼網站也采用“莫須有”罪名強行關閉。極右勢力對左翼媒體的趕盡殺絕，反映了作為覺醒了人民大眾政治代表的中國左翼力量，已經成為極端右翼勢力最為恐懼的曆史天敵。

無論中宣部是否已經意識到這一點，或者是否能夠接受這一點，它已經不再是中國右翼勢力的輿論對手，這個曆史事實已經形成並且不再可能改變。無論是蘇聯東歐事件，還是中東北非各國，以及中國各種群體事件，都在不同程度地表明，依靠軍警維穩模式戰勝政治反對派的時代，已經一去不複返了。中國右翼勢力十分清楚這一曆史趨勢，並且憑借這一曆史趨勢占領了道義製高點，在道義上把中宣部牢牢地踩在了腳下。無論當今執政黨還是當今政府，其公信力已經在維護資本集團的利益中消耗殆盡。當資本集團回過頭來反咬一口時，執政黨自身已經喪失了發動群眾進行反擊的政治能力，如果沒有中國左翼把人民大眾緊緊團結在自己周圍，堅決支持共產黨作為國家的統一力量，恐怕十個執政黨，也早已葬身於“顏色”或“鮮花”革命之中。大家一定要認識到，信息社會的力量在網絡，網絡的力量在民眾，民眾的力量在於共同富裕和愛國主義。當今中國網絡強大的民心民意和愛國主義力量，完全是在中國左翼力量的帶領下形成的，以左翼力量為核心形成的強大愛國主義力量，已經形成國家民族安危的主要支柱，既抗擊著來自西方的顛覆勢力，又抗擊著國內買辦漢奸勢力，還要遭受來自黨內體製內右翼勢力的打擊。目前這股強大的愛國力量已經自發地聚集在以習近平為首的黨中央共同富裕路線的周圍，在努力幫助共產黨跳出右翼勢力設置的維穩陷阱，隻要共產黨拉住人民大眾的救助之手，果斷跳出維穩陷阱，重新回到人民大眾之中，緊緊依靠左翼愛國力量，就一定能夠把中華民族重新凝聚起來，實現真正的和諧穩定，並在和諧穩定的內部環境中走向民族複興。

3，憑借市場經濟製度這個強大舊機器以及在此基礎上形成的以權錢名相結合為核心的強大精英集團，繼續維護和擴大兩極分化和斷子絕孫的發展模式，把內外矛盾推向極端，在解體中國的世界一體化進程中，獲得階級和家族的永久安全。對於權錢名相結合的精英集團來說，在九月愛國運動堵塞了顏色革命的道路之後，共產黨的政治回頭是最致命的災難性打擊。無論歐亞國家和中東北非，新自由主義改革無往而不勝的致命武器，就是把街頭革命作為駕馭執政黨的政治韁繩——無論對於共產黨還是其它社會主義政黨，隻要執政黨在災難道路上試圖回頭，就用群眾運動和街頭革命的政治韁繩和政治皮鞭，驅趕執政黨繼續奔跑。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的執政黨都是這樣被趕入死亡深淵的。許多青年人總是由此誤以為新自由主義代表民意，所以能夠發動群眾，其實不是。奧秘在於新自由主義改革總是兩極分化的改革，必然造成官民對立，由於新自由主義是借助政府和執政黨進行改革，老百姓自然會把憤怒發泄到政府和執政黨頭上，因此很容易成為國內外顛覆勢力抽打執政黨的政治皮鞭。

在當今中國這條政治皮鞭之所以會失靈，絕不是像黨內體製內許多人津津樂道的那樣，是什麽改革開放給人民群眾帶來了實惠；也不是像極右人士所說的那樣，是什麽殘酷鎮壓；而是源自於中國特殊的國情和曆史，以及毛主席天才的預見和安排。中國是當今世界唯一經曆過前後兩個不同30年的國家，前30年是窮人的世界，後30年是富人的天堂。而這兩個截然不同的對立世界都是在共產黨領導下形成的，所以對一般老百姓來說，痛苦和罪惡的根源不在於共產黨本身，而在於共產黨內“這”一部分人和“那”一部分人之間由誰占上風，所謂“真假共產黨”的說法，就是由此形成的。其它任何國家的執政黨都沒有這種曆史幸運，蘇聯東歐共產黨隻是與計劃經濟相聯係，一控訴計劃經濟，老百姓就把罪惡全都算在他們頭上；中東北非的執政黨同樣隻是與市場化改革相聯係，一控訴兩極分化，老百姓同樣把罪惡一股腦兒全算在這些國家的執政黨頭上。所以這些國家在顏色革命大潮中無一幸免於難。中國共產黨之所以能夠被曆史和人民額外眷顧，一是如同前麵分析的那樣，前後30年都是共產黨領導，可是老百姓的地位卻是一主一奴，所以老百姓認為問題不是出在共產黨身上。如果一定要說為奴與共產黨相聯係，那麽要想重新當家作主同樣需要依靠共產黨。真理有時候就是這麽簡單。二是因為毛主席的天才預見和政治安排，是毛主席一句“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拯救了中國共產黨。

道理很簡單，毛主席以中國共產黨領袖的身份指出“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與後來老百姓自己認識到“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具有完全不同的性質和作用。毛主席說“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指明了隨後出現的剝削、壓迫、腐敗等罪惡，隻不過是共產黨體內的毒瘤，是共產黨患有的癌症，而不是共產黨本身，並且找到了切除黨內毒瘤的方法——文化大革命，還親自率領中國人民演習過一次政治大手術。所以，無論後來出現多麽糟糕的情況，老百姓都會像毛主席生前安排的那樣，千方百計拯救這個黨，而不是消滅這個黨。如同身上無論長了多麽大的毒瘤，人們都會千方百計去消滅這個毒瘤，而不是消滅這個人本身。相反，如果是老百姓自發地認識到這一點，則會把所有罪惡都算在共產黨頭上，認為是共產黨本質決定的，就會如同蘇聯東歐和中東北非那樣推翻共產黨。可見，毛主席不僅在20世紀創建了中國共產黨，還在21世紀拯救了中國共產黨。站在今天回顧曆史，就會深深體會到毛主席親手加進《5.16通知》下麵這段話的偉大意義：“混進黨裏、政府裏、軍隊裏和各種文化界的資產階級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義分子，一旦時機成熟，他們就會要奪取政權，由無產階級專政變為資產階級專政。”顯然，既然“混進黨內一批反革命修正主義分子”能夠逆曆史潮流而動把社會曆史複辟到昨天，那麽黨內一批社會主義者同樣能夠順應曆史潮流，再把曆史推向明天。總之，中國老百姓記住了毛主席的教導，要殺死共產黨內的癌細胞，而不是殺死共產黨。毛主席由此挽救了中國共產黨，挽救了中華民族，也挽救了人類的明天！後來的重慶模式則進一步用實踐證明了毛主席的這一偉大預見是完全正確的，重慶隻是清除了很少幾個癌細胞，老百姓就歡呼“共產黨又回來了”，正是老百姓的這種刺耳歡呼，把重慶變成了中國政治鬥爭的焦點。

但是，中國30多年私有化改革，已經形成了精英統治的市場經濟製度，雖然中國的特殊國情和曆史使得執政的共產黨能夠在顏色革命中幸免於難，但是，國家和人民的危難並未解除，如同此前我們一再強調指出的那樣，目前中國是在崛起或毀滅的十字路口，希望和危機同時達到了極端。市場經濟製度是人類曆史上最邪惡最精巧的一種剝削製度，它不僅能夠像傳統的資本主義剝削製度那樣，把人類的一切進步全都轉化為老百姓的災難，比如把技術進步變成失業的災難，把金融技術的發展變成製造房奴的手段，把虛擬經濟的偉大發展變成大規模搶劫的工具……等等，更可怕的是它還具有一種自我修複功能，通過這種自我修複功能，能夠把來自各方麵對市場經濟的衝擊，全都變成老百姓的災難。這種自我修複功能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

一是在平時通過整個社會的獸性化讓弱勢群體內部自相殘殺，通過這種弱勢群體內部的自相殘殺，自發地鞏固精英統治。因為整個社會越是獸性化，精英集團就越是如同狼群般的團結，弱勢群體就越是如同羊群般一盤散沙和自相殘殺，包括弱勢群體在內的社會各個群體就越是需要精英集團打著“法治”旗號的暴力專政。這是當今社會與以往建立在小農經濟基礎上的封建社會和建立大工業基礎上的資本主義社會相比較，一個重要不同的地方。封建社會的農民在各自土地上各安天命，彼此之間沒有競爭；資本主義工業社會的工人雖然在勞動力市場上存在有限的競爭，但是大工業本身會把工人階級愈來愈團結成為一個統一整體，彼此之間更不存在互相殘殺。而按照新自由主義改革形成的現代市場經濟製度，則是把“優勝劣汰、弱肉強食”這個動物世界的獸性法則，推廣到社會各個角落和企業內部的各個環節，並且由強到弱越是向下生存競爭就越激烈，最終使弱勢群體內部的彼此仇恨超過了階級仇恨，一旦走投無路，不是像武鬆那樣誅殺強者誅殺仇人，而是誅殺弱者誅殺無辜。這種誅殺弱者和誅殺無辜的現象，又會使精英集團打著維護社會安全的“法治”旗號，加強對弱勢群體更加嚴酷的專政，並且弱勢群體還會盲目地歡迎這種專政，依賴這種專政，讚美這種專政。

二是一旦遭受到外部矯正和衝擊，馬上就會演變成老百姓的不同災難。發展中國家的市場經濟製度如同懸吊在老百姓頭頂的一座巨大磨盤，隻要繩索出了問題，肯定就是砸在老百姓身上。因為老百姓的一切全都市場化了，老百姓的收入，老百姓的儲蓄，老百姓的房屋，老百姓的能力等所有老百姓的動產和不動產，所有今天的實體財富和明天的虛擬財富，全都由市場決定，由精英決定，而不是由自己決定。這與以往實體經濟時代的工人農民完全不同，實體經濟時代的個人財富還具有相對穩定性和自主性。而在虛擬經濟高度發展的今天，老百姓的財富是有還是沒有，以及擁有多少，完全與老百姓對財富的消耗和處置無關，隻要市場經濟製度本身受到衝擊，就會以老百姓和整個社會財富的“蒸發”作為報複，促使老百姓在利益推動下盲目地維護這個製度並且自發地敵視和打擊這個製度的敵人。這是市場經濟製度與以往剝削製度最大的不同之處，是以往剝削製度所不具有的自我修複功能。特別是與私有製相結合的虛擬經濟條件下財富的“蒸發”，並不像農業社會的自然災害那樣是自發形成的，也不是像工業社會的經濟危機那樣是客觀形成的，而是精英集團完全能夠操控的。在當今中國，權錢名相結合形成的精英鐵三角，以及在“中美國”基礎上形成的中外精英集團的一體化，決定了他們具有曆史上前所未有的強大力量，對社會和市場的操控能力相當強大，尤其是直接決定民眾和社會財富“蒸發”或“縮水”程度的金融和媒體（媒體決定預期）兩大領域，完全控製在權錢名相結合的精英集團手中，他們隨時都可以采用把老百姓變成窮光蛋的辦法，來把恐懼和憤怒的老百姓逼上騷亂道路，因為一旦財富化為烏有，老百姓不可能不追究政府。這就是中國精英集團強大的地方，這也是他們有信心把中國變成第二個中東北非的力量依據。右派所言“改革以來共產黨每一次左轉，結果無一不是更加壯大了右派力量”，就是以此為根據的。

憑借市場經濟製度這種強大的自我修複功能，特別是對社會中間層權力體係和關鍵領域的控製，中國精英集團完全可以無視共產黨的政治轉變和人民大眾的政治覺醒，繼續推行和擴大兩極分化和毀滅環境的發展道路。如果能夠成功，就在中國建立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依附性法西斯政權，這是在“中美國”基礎上形成的中國精英集團與美國精英集團一體化決定的，中美精英集團的一體化和中國精英集團財產轉移，決定了中國精英集團與祖國命運和人民利益的根本對立，他們既不可能要求在中國建立美歐那樣的民主製度，也不可能要求建立極端民族主義的法西斯政權，而隻能是要求建立一種特殊的依附型法西斯政權，對美國等西方國家無條件依附，如同他們現在所表現出來的漢奸嘴臉一樣；對內則實行法西斯專政，如同他們關閉左翼網站一樣。相反，如果他們失敗，沒有能夠阻擋住中國回歸社會主義，那就破釜沉舟，利用市場經濟製度的破壞力量和他們擁有的龐大權力體係，勾結帝國主義把中國推入動亂，通過解體中國來獲得集團和家族的永久安全。

要幫助西方敵對勢力解體本國，是中國以權錢名相結合的精英集團毀滅國家而發財並把財產轉移國外的特殊性決定的，是中國階級鬥爭的特殊性決定的，不能用一般的階級鬥爭規律來解釋，這個特殊性決定了權錢名相結合的精英鐵三角對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具有不共戴天的刻骨仇恨。這是古今中外絕無僅有的現象，是此前中國精英集團和世界其它國家精英集團所不具有的一種特殊現象，他們對本國人民搶劫越瘋狂，恐懼就越強烈，恐懼越強烈，仇恨就越刻骨，這種恐懼和仇恨的相互推動，最終使他們比帝國主義更加渴望解體這個國家，更加渴望滅絕這個民族。他們已成為要將中華民族和中國人民置於死地的癌症毒瘤，要麽切除這個癌症毒瘤，要麽中華民族亡國滅種，此外不可能有第三種選擇。這是中華民族偉大複興之前必須完成的最後一道曆史選擇題。

毛主席的天才預見性和政治安排，以及中國特殊的國情和曆史，使老百姓把共產黨與私有製複辟的罪惡區分開來，拒絕把賬算到共產黨頭上。而市場經濟製度又把中國老百姓整體上變成了人質，可以通過財富蒸發、資本掠奪和官權泛濫，把老百姓逼上中東北非道路。究竟哪種力量最終占據上風，並不主要取決於黨內路線鬥爭的情況，而是主要取決於左右之間階級鬥爭的情況。因為有能力克製住右派“顏色革命”法寶的，不是執政黨的官方力量，而是左翼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力量。在這個問題上，中國右翼勢力比之絕大多數左翼人士更加清醒，所以，率先向左翼愛國力量發起了全麵攻擊。他們利用掌握的媒體力量，集中對左翼愛國力量進行攻擊，發起了聲勢浩大的輿論圍剿，試圖把摧毀黨群之間的中間層，作為全麵反擊的政治突破口。

客觀地說，在習近平講話堵塞了上層改旗易幟的演變道路，九月愛國運動又堵塞了下層“顏色革命”道路的情況下，中國極右勢力選擇中間層進行攻擊十分有效。愛國力量特別是左翼愛國力量是連接黨群的中間環節，隻要打掉這個中間環節，就在黨群之間設置了一道防火牆，把黨群置於彼此隔絕甚至相互對立狀態。在黨群隔絕和對立情況下，共產黨就隻能是繼續腐化，逐漸喪失正能量；人民大眾也隻能繼續是一盤散沙，完全是一種盲目力量，而盲目力量或早或晚，最終肯定會成為右派可操縱的力量。目前，以買辦漢奸為核心的極右勢力在網絡戰方麵，力量愈來愈集中，聲勢愈來愈浩大，此前美國也宣布網軍擴編5倍，國內外極右勢力在適應曆史轉變方麵，戰略戰術已超過左派，更是超過官方。在信息社會和虛擬經濟時代，政治鬥爭和階級較量的主戰場，將越來越集中於網絡平台，網絡將越來越成為決定階級和國家的主戰場，去年以來中東北非的亂局就是典型。如果中國毛派意識不到這一點，繼續陷在小圈子裏無謂糾纏，為實現小圈子利益而犧牲大局，丟掉人民大眾的根本要求和願望，中國左翼事業將遭受重創，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將付出更大代價。希望廣大左翼人士能夠認識到這一點，珍惜目前來之不易的轉變機遇，在投身三大複興的鬥爭中謀求發展，而不要在小圈子裏迷失了大局，迷失了方向。

三，2013——社會曆史大蛻變的一年

今年是蛇年，是社會曆史大蛻變的一年。蟒蛇是通過脫皮蛻變實現生命的飛躍和發展的，脫皮蛻變既是生命成長的飛躍過程，也是命懸一線的生死考驗。當今人類社會就進入了這樣一個過程，中國也進入了這樣一個過程，國內各種政治力量更是進入了這樣一個過程。

1，對於人類社會來說，要麽被毀滅自然、毀滅人類文明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帶入全麵毀滅，要麽以大眾民主取代精英民主、以共同富裕取代兩極分化、以東方文化主導取代西方文化主導而進入嶄新的大眾政治時代。這就是21世紀開啟的人類曆史的“文明窗口”，是人類文明實現蛻變飛躍的質變點，跨過這個質變點，人類社會將會徹底拋棄“弱肉強食、優勝劣汰”的獸性法則，開啟以強助弱、共同發展的人類文明新起點，開啟真正屬於人類的曆史，而把此前的曆史變成馬克思所說的“史前史”，借助於世界一體化完成向大同世界飛躍的文明蛻變過程。

2，對於中華民族來說，如同此前我們一再指出的那樣，要麽崛起要麽毀滅，絕不可能再有第三種選擇。中國融入世界一體化的矛盾，東方文化取代西方文化主導地位的矛盾，中國資源被掏空、環境趨於崩潰的矛盾，人民大眾的共同富裕要求與兩極分化的的矛盾（特別是在當今已經具備了共同富裕的物質基礎時，無論是革命還是動亂，社會都不能再繼續容忍兩極分化），包圍和解體中國的戰略格局與中華民族走向世界的矛盾，賣國主義力量與的愛國主義力量之間的矛盾，特別是買辦漢奸和官僚富豪在空前搶劫中形成的空前恐懼感，使他們已不再滿足於僅僅掠奪國家和人民，而是要為了自己和家族安全而要毀滅國家和民族……所有這些矛盾，都已經達到極端，把國家推向了極端，把共產黨推向了極端，也把新任領導人推向了極端，民間老百姓所說的“要麽成為曆史偉人，要麽成為亡國之君”，就是對這種極端狀態的概括和描述。習近平總書記繼毛主席提出“中國人民站起來”和“四個現代化”兩個中國夢之後，提出了民族複興的第三個中國夢。但是，古往今來，任何一個國家都不可能在矛盾極端尖銳的情況下長期發展，更不可能也從未有過在社會撕裂和極端對立的情況下實現民族崛起，國家必須通過脫皮蛻變完成向正反合第三階段的飛躍，在全民族的團結統一中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崛起。

3，對於中國左翼核心的毛派共產黨人來說，更是麵臨著生死飛躍的曆史蛻變。如果說中華民族是在發展和危機相互交織的雙重矛盾中走到了崛起或毀滅的十字路口，那麽以毛派共產黨人為核心的中國左翼力量則是在起死回生的緩慢複興中走到了生死飛躍的蛻變點。要麽破繭化蝶，實現黨內外體製內外社會主義力量的融合，成為中國共產黨政治更新的新鮮血液，成為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領導力量，在中華民族複興、社會主義複興和東方文化複興的偉大複興運動中，完成自己的曆史使命；要麽作繭自縛，脫離社會曆史潮流和人民大眾的根本要求，在自拉自唱中被社會邊緣化為一種異己力量，並且必然是一種消極的異己力量。

中國左翼能否完成蛻變飛躍的關鍵，取決於對中華民族偉大複興的態度和作用；中國左翼一旦不能完成蛻變飛躍就回變成消極的異己力量，同樣取決於對中國夢的態度和作用。其一，中國共產黨的執政地位，決定了體製外左翼力量如果不能通過內外結合變成共產黨的新鮮血液，在共產黨的自我更新中實現自我飛躍，最終就會連俄羅斯和西方馬克思主義政黨那樣的在野黨地位都不會有，隻能像街頭公園的老頭老太太那樣一天到晚發牢騷，區別隻在於發牢騷的層次比較高些而已。毛主席生前已經安排好共產黨的自新之路和中國左翼的曆史歸宿，指出共產黨隻有通過不斷吐故納新，才能保持自己的先進性質，吐故就是清除不合格黨員，納新就是吸收群眾中最先進的左翼人士成為黨的新鮮血液，最終實現由黨官一體化向黨群一體化的轉變，把共產黨和人民大眾從根本利益上連接在一起。所以，成為共產黨自我更新的新鮮血液，而不是要脫離共產黨成為其它什麽政黨，是毛主席為中國左翼安排的唯一正確方向。

其二，以往中國左翼力量的發展，主要是因為推翻了新自由主義改革的統治地位，是在與極右勢力的“反潮流”鬥爭發展起來的。而當今中國社會潮流變了，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成為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成為海內外所有華夏兒女共同追尋的曆史潮流。並且這個潮流恰恰是反對和否定第一個潮流的鬥爭結果。如果脫離了全體中國人民的這一偉大夢想而去“準備”和“追求”其它所謂政治目標，自發地遊離於社會大潮、遊離於民族大潮、遊離於民眾大潮之外，必然會成為中國社會消極性異己力量，如同泡沫那樣被湧起的大浪徹底衝刷掉。中國左翼人士特別是其核心的毛派共產黨人，目前特別要警惕泡沫化現象，海麵上的泡沫在大潮迸發之前十分活躍，並且海水越平靜泡沫就越活躍，一旦大潮湧起海浪呼嘯，所有泡沫都會被衝擊得無影無蹤。中國左翼力量一定要清楚，中華民族偉大複興、東方文化偉大複興、社會主義偉大複興，是中國左翼力量與生俱來的曆史使命，是中國左翼力量最根本的存在價值，也是毛主席寄希望於中華民族對世界有更大貢獻的主要力量。三大複興運動之於中國左翼如同鯉魚跳龍門，如果跳過去，前程輝煌燦爛，複興如日中天；如果跳不過去，前程一片暗淡，歸宿將如蛇鼠。天上地下，盡在一念之間。

4，中國右派同樣麵臨著不同性質的蛻變過程。隻是與左派蛻變的曆史狀況不同，如果說左派是在向上發展的過程中走到了生死飛躍的蛻變點，右派則是在下降的過程中走到了曆史蛻變點。其中一部分將會上升為真正的自由派，高舉自由旗幟，張揚個性追求，堅持用自由主義羅盤矯正社會發展方向，雖然他們意識不到所捍衛的民主原則，就其本質而言仍然是資本民主，但是，他們對自由民主的追求卻是真誠熱烈的，是社會發展不可或缺的積極矯正力量；其中另一部分則會淪為徹底的漢奸帶路黨，成為對外投降帝國主義和對內殘害人民的雙料法西斯分子，最終被中國人民徹底消滅。隻是就目前而言，這後一部分勢力受美國等西方勢力操縱並與外部滲透勢力相結合，表麵力量比較強大，是美日等西方國家敢於對中國采取冒險政策的依靠力量，是美國包圍、顛覆和肢解中國的戰略支點。如果中國不能遏止住更多人向漢奸勢力的蛻變過程，不能在政治上鏟除漢奸勢力這個毒瘤，就不能遏止住美日等西方國家對中國的戰爭冒險政策和顛覆政策，中國人民將會為此付出巨大代價，不僅會遠遠超過眼下中東北非的血腥代價，甚至會超過20世紀初期中國戰亂的血腥代價。

雖然所有人都懂得，如果不能切除毒瘤，人將必死無疑。可是，右派一句毒瘤也是生命，同樣享有人權，整個國家就全都傻了眼，眼睜睜地看著國家被拖入深淵而不能動彈。如果中國繼續遵守多少年來買辦漢奸強製注入的價值觀，就會在客觀上逼迫越來越多的自由主義者蛻變成漢奸帶路黨，中華民族複興之夢即使不會落空，也要付出難以想象的巨大代價。

總之，變革的時代已經到來，並且是千年未有的曆史巨變。21世紀將是人類曆史上最偉大的變革時代——在思想文化領域，中國左右之間的攻守態勢已經發生根本逆轉，世界範圍內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曆史較量又在重新展開，東西方文化的主導地位將重新易位，大眾政治取代精英政治成為人類新的社會製度，網絡技術、基因科學和虛擬經濟這三大發明給人們生活帶來的徹底解放——所有這些翻天覆地的根本變化，將使21世紀的人類社會，從宏觀製度到微觀生活等各個方麵，都會超越以往所有的神話傳說，連《西遊記》和希臘神話都想象不到的神奇變化，全都會發生在這個世紀。所有炎黃子孫特別是熱血青年應該明白，我們正在走進一個需要英雄也會創造英雄的偉大時代，隻要你擁有理想主義、英雄主義的獻身精神和崇高追求，就一定能夠在人類社會最偉大的變革中實現生命的最高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