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位委員的著裝意識折射了什麽？

兩位委員的著裝意識折射了什麽？

 

 

 

近日比較忙，我也就沒有過多去關注“兩會”。即使不關注，我也知曉本屆“兩會”最大的主題和懸念就是“你方唱罷誰登場”。既然如此，過程且不去管它了，等著看結果吧。

 

盡管對本屆“兩會”關注較少，但其中兩位代表的著裝新聞還是引發了我的興趣：

 

其一：廣東湛江赤坎區的清廁隊長陳小華，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花了一個月工資（1400元）專門買了一套西裝出席“兩會”，接受記者采訪的時候特意穿了出來，並表示“因為我尊重你們”。

 

其二：全國政協委員、農工民主黨中央文委會委員、國家一級美術師汪國新說：“我們的國服是中山裝，但現在大家都穿西服，我要堅守。”

 

一個代表認為隻有穿西裝才是“尊重”，一個代表認為國服是中山轉，應該堅守。截然相反的兩種觀點折射了什麽意義，不是很值得玩味嗎？

不可否認，陳小華代表（或者說附和）的是主流觀點。隻要看看電視“兩會”新聞就知道，除了部分少數民族代表和婦女代表，絕大多數男性代表幾乎是清一色的西裝。據說“兩會”代表有相當部分是外國人（當然是西方人），至少是外國人家屬，他們穿西裝當屬正常。可不隻是“兩會”，這幾十年來，在所有的正式場合，西裝都是統一著裝。也就是說，改革開放後，西裝已經成了正裝、國服。這大約已經不是不成文的規定了，因為前幾年我去英國交流學習，省教育廳下發給我的通知中就明確規定：帶一套正裝（西裝）以便出席正式場合時著裝。

稍微有點曆史常識的都應該知道，近代以來，中山裝逐漸取代了唐裝、長袍馬褂而成為了正式場合的著裝。新中國成立後，以毛澤東為代表的共產黨領導的正式著裝都是中山裝，共產黨人展示在國際舞台的服飾也是中山裝，可以這麽說，中山裝就是新中國的標誌之一。所以，汪國新代表“國服是中山裝”的說法非常準確。

既然國服是中山裝，那從什麽時候開始國服演變成了西裝？這種變化又意味著什麽？

 

如果我沒有記錯的話，從胡耀邦任總書記開始，西裝就取代中山裝而成為了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正式著裝（隻有國慶閱兵的時候例外，為什麽要例外呢）。我推測，外交部禮賓司有關服裝要求一定有了正式場合著西裝的明文規定。以此看來，西裝變為國服也是改革開放的標誌性成果之一。

服飾也是一種文化，這並不是太過深奧的道理。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的服飾折射著不一樣的文明特征，世界正是因為有不同的文明才異彩紛呈，絢麗多姿。東方文明、西方文明、伊斯蘭文明等各種文明因其文化傳承不同，表現在服飾上也各有特點；即使是同一種文明，不同民族的服飾也多有差異。不同的服飾體現的是不同的文化，本無優劣之分。國服全盤西化，從表麵上看是在穿著上和國際接軌，而實質上表現的卻是文化上的自卑與自虐，這和幾十年來整個文化領域全盤西化是一脈相承的。

我從來不反對借鑒吸收優秀的外來文化，事實上，包括服飾文化在內，中華文化也一直是在包容吸收外來文化中發展演變的。戰國時趙武靈王推行的“胡服騎射”就是最好的證明。中山裝就是孫中山先生在結合了傳統中式服裝和西式服裝優點的基礎上設計而成的，後因毛澤東喜歡穿而被西方人稱為“毛裝”，日本人稱之為“人民裝”。如果確因中山裝不實用不美觀而改穿西裝倒也罷了，但從中山裝的來曆不難看出，這種服裝的性能應該是優於西裝的，至少不會比西裝差。當然，不同人會有不同的審美標準，在洋奴眼裏西裝一定是最美的。那就說實用吧，穿過這兩種服裝的隻要是神經正常的就一定會得出中山裝比西裝更實用的結論。既然中山裝比西裝更實用（也可能更美），那這些年來國服何以要改為西裝呢？莫非問題就出在中山裝被人稱之為“毛裝”或“人民裝”上麵？

在西裝實際上已經成了國服的年代，汪國新還穿著中山裝參加“兩會”，確實顯得很另類。盡管汪代表還穿著中山裝，但他在中山裝的外麵仍然不得不套上西裝，看上去雖然有些不倫不類，但其中的苦衷大概也不難想象吧。我不由想起關雲長在曹營的時候，雖然穿著曹操賞賜的新衣，但貼身穿的還是劉備送給他的舊衣。關雲長穿新衣是敷衍應付，是為形勢所迫，而穿舊衣則是不忘劉備恩義。汪國新大約就是時下的關雲長了。

“洋裝雖然穿在身，我心依然是中國心”，張明敏的那首《我的中國心》曾經唱遍大江南北，曾經在海外華人中產生了廣泛的共鳴。這首歌是香港殖民地時代的產物，像張明敏這樣的炎黃子孫雖然身著洋裝（西裝），但心係祖國，他因此唱出了屈辱，唱出了悲憤，也唱出了熾熱的愛國情懷。今天再一次回到了“洋裝雖然穿在身”的時代，隻是不知道洋裝包裹著的可還有“我心依然是中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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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咋一看以為是毛澤東的山寨版 -SUNNE- ♀ (0 bytes) () 03/04/2013 postreply 22:41: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