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軼事：張明敏被政審 台演員當麵調侃李瑞環(圖)
黃一鶴，曾執導1983年首屆春晚，之後陸續執導了四屆春晚。攝影商華鴿
張明敏在1984年春晚演唱《我的中國心》
原標題：隻有一個黃一鶴
黃一鶴執導春晚時，名頭就是“導演”，現在都叫“總導演”。
可沒一個總導演能攢下那個導演的口碑。
隻有一個黃一鶴，這跟他軍人出身有關，也跟那個時代有關。
中國周刊記者李佳蔚北京報道
在成為中國首屆春晚導演之前，黃一鶴自言：“之前，沒有什麽翻天覆地的經曆。”
1949年，15歲的黃一鶴參軍，在解放軍某文工團從事文藝工作。一年後，他就跟著部隊去了朝鮮，參加了抗美援朝戰爭。後來，軍一級文工團解散，黃一鶴轉業到中央電視台，成為一名電視編導。
執導1983年首屆春晚，則讓黃一鶴的人生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
首屆春晚大獲成功後，他又陸續執導了四屆春晚，被譽為“春晚開山鼻祖”。
為了春晚，他溜去中英街買磁帶，與領導拍過桌子，異想天開地想邀請國家領導人來參加春晚，甚至摔過當時廣電部部長秘書的電話，一度麵臨被開除的境地。
黃一鶴感謝戰爭年代裏“刀與火”的磨煉：“不是口號，而是動真格的，一種理想主義在裏麵。”
做到了“為人民服務”
2009年，《北京青年報》進行了一個調查：建國60周年百姓最喜愛春晚投票。投票結果是1983年首屆春晚。
起初，黃一鶴感到吃驚和疑惑，後來他這麽理解：“中國的藝術工作，最根本的一條，就是毛澤東講的‘為誰服務’。我們的藝術是不是和百姓坐在一起，聽百姓說話。83年春晚做到了‘為人民服務’。”
1983年春晚，黃一鶴推出了四條舉措：實況直播、設主持人、設熱線電話、請國家領導人出席。按照當時的條件，這四條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務。
對於當時的社會氛圍，黃一鶴有著自己的判斷：“‘文化大革命’的影響還沒有完全消失，一張口就是按照毛主席的路線，從勝利走向新的勝利。很多時候假話連篇，最關鍵的是老百姓沒有任何表達自己權利的可能性與途徑。”
“老百姓一直受著壓抑，”黃一鶴希望打破存在於電視工作中的弊病，“在我們傳統觀念裏，我是教育者，你是被教育者，我們是在上麵的，百姓是在下麵的，他們的心裏話說不出來，憋在心裏難受。”
“就是覺得百姓要說話。”黃一鶴將此視為83年春晚的“根本性的變化”。
為此，黃一鶴破天荒地為春晚設置了觀眾點播環節。一個觀眾點播的例子後來被無數次提起：點播李穀一《鄉戀》的紙條裝了滿滿五盤，現場督軍的廣電部部長吳冷西才下定決心拍板，觀眾願望才得以滿足。
“這捅破了一層窗戶紙，”黃一鶴說，觀眾點播捅破了存在於百姓與電視台、百姓與領導之間的隔閡，“百姓主觀上也許並沒有自覺意識，自己受到了多大的恩寵，可客觀上是這麽回事兒。”
30年後，黃一鶴更願意跳開節目本身來審視春晚裏的“成名作”：“1983年，李穀一的《鄉戀》，實際上是人們尋求自由的願望得以展現，可以展示個人感情了，是一種人性化的表現；1984年，港台演職人員的出現，則是人們覺得我們國家應該把窗戶打開，透一下氣，跟外麵聯係一下，我們不是孤立在世界上。”
“你滿足了百姓的心願，你不需要說什麽，百姓就會認可你。”黃一鶴說。
1983年春晚結束後，眾多觀眾的來信讓央視不得不為黃一鶴和他的春晚劇組專門開了一個傳達室。其中有一封信這樣寫道：聽了好久沒有聽到的《鄉戀》，你們真是“人民的好電視台”。看到這個，黃一鶴的眼淚立馬下來了。“當時讚美的語言很多，可前麵加一個‘人民的’就是最高讚美，比如毛主席是人民的好領袖，周恩來是人民的好總理。”
1984年春晚結束當夜，中央電視台接到了一個特殊的電話，電話來自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秘書。秘書表示：胡耀邦總書記聽了張明敏的《我的中國心》，非常喜歡，想要學唱，想要一盤錄像帶。中央電視台連夜把錄像帶送了過去。後來，黃一鶴聽老領導說，胡耀邦總書記連夜帶著全家把《我的中國心》學會了。
“政審”張明敏
1983年的五一剛過，黃一鶴就開始建組研究1984年春晚怎麽辦了。當時，鄧麗君的歌開始流傳，年輕人熱衷穿瘦腿的褲子，可街道大媽拿著剪刀上來就給剪開。突然刮來的保守之風，這讓一心想要超越1983年春晚的黃一鶴壓力特別大：“83年的茶座形式，用到極致了，形式上的突破不可能了，隻能是內容上的突破，可類似《鄉戀》那樣的歌不能唱了。”
一天，苦悶的黃一鶴在《光明日報》上看到了一個豆腐塊似的消息，說是1984年年底時，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要到北京來，和鄧小平談《中英聯合聲明》，其中一條與香港回歸有關。
“香港回歸，遊子回歸，把真正的香港人、台灣人，請到春晚舞台，祖國大陸是母親，港台演員是孩子，漂泊在外的遊子，投入母親懷抱，於情於理，多好啊！”黃一鶴說自己當時真的是“眼前一亮”，為這個念頭興奮不已。
黃一鶴立即向時任台長王楓和副台長洪民生匯報，台領導聽了很高興，可是涉及到港台演員，他們也無權決定，便讓黃一鶴回去寫一份申請報告。
黃一鶴帶著團隊連夜寫申請報告。在報告開頭，他們抄了《毛主席語錄》的部分內容。“毛主席說，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左右之分，但大部分人都是好的，所以，把港台演員請過來也是人之常情。”
台長王楓答應把申請報告向上級呈遞，強調說沒有把握獲得批準。他問了黃一鶴一個問題：你們說要請港台演員，具體請誰呢？
黃一鶴一時語塞。王楓說，你們先帶個劇組，往廣東去，去找人。
眾所周知，黃一鶴在深圳的中巴車上聽到了後來風靡一時的《我的中國心》，可尋找歌手張明敏以及讓他最終登上春晚舞台的過程，可是煞費苦心，甚至差點斷送了黃一鶴的職業生涯。
黃一鶴拿著中巴司機寫給他的紙條，去買《我的中國心》的磁帶。紙條上寫的是“沙頭角，中英街”。
拿著深圳公安部門特批的“前往邊防禁區特許通行證”，黃一鶴來到了寬不足7米的中英街，可邊防武警還是不讓他到對麵去。趁著武警不注意，黃一鶴溜了過去，用港幣買到了《我的中國心》的磁帶。
憑借多年的導演經驗，黃一鶴自己先對《我的中國心》進行了審查，他覺得無論是歌詞內容還是主題，都沒有問題。如何找到張明敏的難題，擺在了黃一鶴麵前。領導出主意給他，說可以通過新華社香港分社找人，黃一鶴找到了香港分社文藝處一位林姓工作人員，向其說明意圖，對方幫忙聯係上了張明敏。張明敏同意到北京參加春晚演出。
相關方麵看了黃一鶴遞交的報告後表示，看了張明敏的照片，聽了《我的中國心》，都沒有問題，可一個關鍵的問題是：你們對張明敏進行政審了嗎？
黃一鶴不解：他是香港人，我怎麽政審他？
實際上，別說政審，黃一鶴對於張明敏的了解幾乎是一片空白。當時，整個大陸對於流行音樂都不熟悉，黃一鶴從聲音中判斷張明敏應該有40多歲，其實張隻有26歲。因為判斷失誤，黃一鶴後來去機場接張明敏的時候都沒有接著。
對方回答，很簡單，你隻要了解一下，他有沒有給國民黨軍隊慰問演出過，如果慰問演出過，那肯定不能來了，鄧麗君就演出過，是肯定不能來的。
黃一鶴的心懸了起來。他打電話給新華社香港分社，讓其幫忙對張明敏進行政審。政審結果是：張是一個業餘歌手，是香港九龍做電子表的一個工人，沒有參加過相關慰問演出的活動。得知政審結果後，相關方麵放了心：“張明敏，可以來。”
把藝術看得比生命還重
盡管黃一鶴為1984年春晚定下的原則是“不喊一句政治口號，隻講魚水之情，兩岸一家親”，可直到元旦，張明敏等港台演員上春晚的最終報告還是沒有批下來。為了慶祝新年，整個劇組一起吃飯，黃一鶴也沒有心思去，一個人呆在房間。
在黃一鶴看來，如果以張明敏為代表的港台演員不能上，那1984年春晚的整個主題就沒有了，其他精心準備的《難忘今宵》、《回娘家》、《吃麵條》就白搭了。
“魂沒了，還有什麽用？”黃一鶴說。
正當黃一鶴為此苦惱時，房間裏的電話響了。黃一鶴拿起電話，不承想對方直呼其名，我是吳部長（時任廣播電視部部長吳冷西）秘書，部長的意思是港台演員不能用，晚會需要調整，如果能調整，你就馬上修改，如果不能修改，那就把黃一鶴撤了。
聽了這番話，黃一鶴感覺複雜：“部長的擔心也不是沒有道理，晚會實況直播，如果任何一個港台演員在台上說出‘中共’二字，那就是塌天之禍，哪怕是部長也得一擼到底。”
可他在電話裏直接告訴部長秘書：“請轉告部長，我的意見是什麽也來不及改，如果要撤我，我立即收拾鋪蓋離開劇組。”說完，沒等對方開口，他就摔了電話。
黃一鶴毫不諱言自己摔電話後也感到後怕。“每個人都為前途活著，我一個誌願軍戰士，到中央台，別人都很羨慕，為了這個事兒，就相當於被掃地出門了。”
老朋友楊勇趕來安慰黃一鶴，兩人聊了一宿。楊勇說，沒有什麽好怕的，我們做的哪一條和黨的路線相悖了？
可直到臘月二十七，黃一鶴的報告還是沒有批下來。台裏領導也沉不住氣了，問黃一鶴，上麵不批怎麽辦？黃一鶴說，我天天給張明敏他們做工作，我們大陸和你們香港不一樣，你說錯了，或許我就被發配到邊疆去了。張明敏則一再表態，我唱歌的，說不了幾句話，肯定不出事。
臘月二十七當天，黃一鶴和台領導準備做最後一次爭取。副台長洪民生從上午8點開始給廣播電視部副部長打電話，一直打到11點半。最後一次電話，談的時間比較長，黃一鶴看到洪民生的眉頭舒展開了。
洪民生是南方人，掛了電話，他一高興鄉音就出來了，衝著黃一鶴喊“王一鄂，可以播了！”黃一鶴說自己高興得“眼前都黑了”。
整整三十年後，79歲的黃一鶴如此解釋自己摔部長秘書電話的原因：“我也不是偉大，也有個人利益的糾結，我這個人把藝術視為生命，把藝術看得比生命還重。把晚會搞砸了，全國觀眾都罵我，那我搞得什麽勁兒？”
“當然不提倡摔電話。”黃一鶴笑了。
“民主風氣”
黃一鶴回憶說，頭兩年的春晚，節目幾乎沒有經過審查，“基本上整體看一遍就完了。”
1983年的春晚上，主持人劉曉慶在現場表達了對父母的思念之情。黃一鶴說，這並不在春晚的台本裏麵，但劉曉慶事先有這個申請，導演組批準了，至於說什麽全由劉曉慶一人掌握。
早期春晚的節目，除了涉及港澳台演員的，審查力度都很小，導演有很大的權力。1987年春晚導演鄧在軍回憶說，那時候春晚節目基本上由導演定，她定了的節目很少被斃，也不會像現在這樣反複修改。
黃一鶴將此歸結為春晚的影響力尚小：“春晚還沒有成型，沒有人會想到有那麽大的震撼力，當它成為一個主力部隊，影響共和國的聲譽形象了，那就要管了。”
黃一鶴拿馬季的相聲《宇宙牌香煙》舉例說，“像《宇宙牌香煙》，現在拿出來說，恐怕也有很多和國情不符的地方。而我們那個時候就可以，口徑不一樣。”
1990年春晚是黃一鶴執導的最後一屆春晚。彩排時，政治局常委李瑞環來審查節目，正好台灣演員淩峰剛表演完。淩峰摘了帽子，露出光頭，打趣說，我長得不英俊，大陸同胞之所以喜歡我，是因為我這張臉很中國，寫著五千年的滄桑。
這番話把李瑞環和在場領導逗得開懷大笑。可淩峰接下來的幾句話，卻讓包括黃一鶴在內的大多數人感到緊張。淩峰笑著向坐在前排的李瑞環說：瑞環兄，你別笑，你也比我漂亮不到哪去。
眾人一時怔住了。淩峰接著說，他（李瑞環）真的不好看，可他是個非常有水平的領導人，他的平民化令我欣賞。
李瑞環笑了，一旁的黃一鶴也笑了，在場的人都笑了。當年，淩峰以一首《小醜》登上春晚舞台，被大陸億萬觀眾記住。
“淩峰說了也就說了，”回憶起當時的情形，黃一鶴感慨說，“那帶著一種民主風氣。”
退休後
退休後，黃一鶴並沒有閑下來。迄今為止，黃一鶴獨立執導和參與策劃地方台春晚近千台。
2010年，黃一鶴應邀出任黑龍江衛視春晚總導演。首屆春晚導演的身份讓黃一鶴大受地方台歡迎，黃一鶴回憶說，大約從1985年左右，他就應邀去地方台執導春晚。
像執導央視春晚一樣，對於晚會主題的確立，黃一鶴依然十分重視。他看到了一個交通部統計的數據，說是當年中國有接近10億人奔波在路上，乘坐各種交通工具，就是要回家。
這觸動了黃一鶴：“如果你不讚美中國老百姓以家為核心的親情的感悟，老是空話連篇，說一些不著調的，他會不想聽。”
最終，黃一鶴將黑龍江2010年春晚的主題定為“回家過年”。也許是巧合，來年央視春晚的主題則定為了“回家過大年”，隻有一字之差。
馮鞏、薑昆、黃宏、郭冬臨等春晚明星大腕參加了黑龍江春晚的錄製。當時正是央視春晚審查最忙碌時，可竟然接近80%的一線語言類節目演員一起來到黑龍江，背後正是黃一鶴的影響力。
2011年，黃一鶴又受邀執導了寧夏春晚《我的家在寧夏》。在這台晚會上，黃一鶴將“親切”放在首位，他去除了念電報的環節，而是讓主持人念觀眾現場發來的短信。
在他看來，現在所有的春晚導演都在力爭創新，春晚也實現了很多突破。“技術上是求新的，舞台上可以飛來飛去，可這隻是物質上的，精神上的似乎沒有。你搞得越複雜，越富麗堂皇，百姓看了可能越不舒服，覺得你這樣花錢，毫無意義。他們很多委屈，很多酸甜苦辣，不能隻說甜的，苦的辣的都得說，要給人以對未來的希望。”
對於春晚導演所受約束越來越多的看法，黃一鶴不完全認同。“一方麵是約束多了，另外一方麵是敢於主張正義的人也少了。像當年，你開除我，我也這麽幹，現在沒有敢這麽幹的人了。”
說完，黃一鶴又補充了一句，“現在可能有顧慮，動也動不了。”
附文
走上邪路的領掌員
春晚第一個領掌員出現在1984年，是著名相聲演員趙炎。
趙炎是馬季的搭檔，可當年春晚，馬季說的是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晚會開始前，趙炎找到黃一鶴說，黃導，現在馬季老師一個人說單口相聲《宇宙牌香煙》，我除了相聲小段《春聯》，沒別的事兒啊，我幹嘛啊？黃一鶴心想，是啊，不能讓他單著啊，就說，你幫我辦一件事，你給我當拉拉隊隊長吧，帶領大家熱烈鼓掌。因此，趙炎成為了春晚上第一個“領掌員”。
那一年的春晚，有陳佩斯和朱時茂表演的著名小品《吃麵條》，也有馬季的《宇宙牌香煙》，還有薑昆和李文華的相聲《誇家鄉》，現場觀眾笑聲不斷。
當時，趙炎新買了一塊表，防水、防震、防磁，三防的手表，是一個稀罕玩意兒。黃一鶴和趙炎在一塊的時候，黃一鶴問，幾點了。趙炎抬手一看，竟然發現表不走了。原來是趙炎帶著大家鼓掌鼓得實在厲害，把表震壞了。黃一鶴當即承諾，晚會結束我一定賠給你。後來，黃一鶴一忙就給忘了。2011年，央視拍攝關於“春晚三十年”的紀錄片，聽說了這個故事，覺得很有價值，就把黃一鶴和趙炎請來，並替黃一鶴賠了趙炎一塊表。
雖然在他任上誕生了“領掌員”，但黃一鶴並不看好現在的領掌員，“（領掌員）後來走到邪路上去了，成了起哄了。”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