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楊偉中：台灣官員財產公示是如何出台的

原標題：楊偉中：台灣官員財產公示是如何出台的

2009年6月2日，台北地方法院審理特偵組追加起訴陳水扁案。

今年11月4日，台灣“行政院”院會通過“法務部”《廉政署組織法》草案，國民黨當局希望將草案列為“立法院”優先審議法案，待“立法院”通過法案後能於明年正式成立台灣首個專責肅貪的機構—“廉政署”。

斬不斷、理還亂的利益鏈條

回顧馬英九在競選時所提的八項“廉政革新”政策，其中並不主張仿效香港或新加坡設立擁有調查權、起訴權的反貪機構，反而因司法製度不同、擔憂與其他機構疊床架屋等理由，認為“必須審慎而行”。馬當時主張先在“行政院”下成立“中央廉政委員會”，推動“幹淨政府運動”，“以二年為期，視其成效，再決定進一步改革的方向”。

讓國民黨領導核心最終決定成立廉政署的，是今年7月中一起堪稱“腐敗連環案”、震驚台灣社會的法官貪瀆事件。原來，政商關係複雜、曾任苗栗縣長、“立委”的國民黨政治人物何智輝涉及新竹科學園區銅鑼基地開發弊案，在一、二審先後被判19年與15年重刑。何於是以重金行賄法官，竟獲判無罪。此案中三名法官、一名檢察官涉嫌集體受賄，其中一人還涉嫌收受另一名被控貪汙的張姓法官之賄款，居中牽線，讓張某一度獲判無罪。這一連串案件暴露了“腐敗”並未遠離台灣政商圈，而過去台灣民間所控訴的司法界“有錢判生、無錢判死”的現象竟依然存在。

法官集體貪瀆案件的爆發，讓馬政府承受了極大的壓力，於是，馬英九在7月20日出麵舉行記者會，宣布要成立“法務部廉政署”，讓肅貪工作專責、專職化。此時，馬政府官員不再強調肅貪機構會“疊床架屋”，反而說“肅貪不怕網絡綿密”，不同的肅貪機構“共同分進合擊，等於交叉火網，其效果更好”。

在“法務部”目前的規劃中，未來新設立的廉政署負責“國家廉政政策規劃”及執行防貪、肅貪、反貪等四項工作。為了肅貪，廉政人員在進行貪瀆調查時，將賦予司法警察權。同時，廉政署將建立“駐署檢察官機製”，由各地檢察署派駐檢察官於廉政署，直接指揮廉政官及司法警察偵辦貪瀆案件。此外，模仿香港的類似製度，廉政署下設置由專家學者及社會公正人士組成之“廉政審查會”，提供諮詢意見並進行事後的監督審查，防堵權力的濫用。  

其實，台灣有權肅貪的機構甚多，除了司法體係外，“法務部”調查局的前身是當年惡名昭彰的“中統”，其兩大職責之一：“偵辦重大犯罪”就包含“貪汙、瀆職、賄選”等。而“法務部”政風司負責在公務體係內檢肅貪瀆、澄清吏治，“法務部”轄下全台灣的各級政風機構有1092個，政風人員2500多名。事實上，廉政署就是由政風司改組並強化職權而來。此外，孫中山“五權憲法”理念中的“監察院”，則是最高監察機關，透過行使彈劾、糾舉等權力來懲處貪瀆違法的公務員。新成立一個廉政署，究竟是在討好民意，還是真發揮作用，顯然有待時間檢驗。

腐敗，是為了私人利益而濫用公權與公共資源，要杜絕腐敗，不能隻訴諸道德籲求和嚴刑峻法，而是得探究財富與權力結合的各種樣態，從結構著手，斬斷利益 連結的鏈條。但是，對一般百姓來說，成立一個有權力的機構，通過幾部法律來對付貪汙，是一種習慣性的思維方式，對政黨和政客來說，也是簡明有力而能引起共 鳴的辦法。所以，“成立肅貪機構”和“製定陽光法案”一直是台灣民間反腐敗聲浪的兩大要求。

台灣反腐的曆史演變

國民黨政府來台之後，“貪汙腐敗”始終是台灣政治難根除的病灶。一方麵，在“黨禁”、“報禁”和限製人民集會結社的戒嚴體製下，權力缺乏製衡，政治運作全不透明，加上外來的國民黨為了鞏固在本土社會的統治基礎，將公共工程、基層金融、大眾運輸等經濟利益特許給各縣市的地方派係，以換取地方豪紳的支持，使得腐敗不斷蔓延。

到了1960年代，問題已相當嚴重。在當時聊備一格的“民意機構”裏，體製內開明派—“監察委員”陶百川大聲疾呼：“救官之邪，祇須嚴懲貪汙，不用小人”，而“救政之壞，祇須起用真才，廣開言路”。青年黨籍“監委”葉時修更曾放言“我們應下一總攻令，向貪汙及特權進軍”，主張要“消滅特權階級，割除社會不平”，“才能萬眾一心”。1963年，“立法院”修正《貪汙治罪條例》，規定貪汙案不得假釋，但對嚇阻貪汙也未產生明顯效果，1966年一年內就發生盜賣黃豆案等五大貪汙案，震驚全台。

從上世紀60到70年代，親國民黨的媒體評論不斷把“反共產”和“反貪汙”並舉，要求當局將之作為“義不容辭、責無旁貸的雙重戰鬥任務”，隻不過這些道德呼籲產生不了多大的作用。1974年，香港成立廉政公署，台灣輿論對此有所留意，陸續有學者（如餘英時）和政治人物開始主張成立反貪汙專門機構，並成為選舉時的政見。

1980年代是台灣政經發展的轉折期。首先，權力和資本的結合形態逐漸變化，過去掌控各關鍵產業上遊的國民黨，對私人資本有很大的製約操控力量，但隨著市場經濟發展，私人資本、地方派係逐漸壯大，權力與資本間的“主仆關係”慢慢有所調整。其次，麵對本土化、民主化的壓力，在以大陸選出民意代表為主體的“萬年國會”中，增設了越來越多台灣本地選出的“增額委員”。於是，財團和地方派係推出的政治人物大舉從地方進入“立法院”等機構，並且開始橫向連結，希望改變政府某些財經政策，給私人資本更大的活動空間，“利益團體”和“遊說公司”等新興事物也開始出現。這其中，總是無法避免賄賂和利益輸送，1985年就爆發了“動搖國本”的十信弊案，事涉大企業國泰集團、黨政高層和多位“立委”。

從80年代末到90年 代初的台灣政治轉型期，一方麵，民眾民主意識高漲，關心政治事務，各黨無不鉚足全力向選民示好，爭取選票；二方麵，選舉需要耗費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錢， 為了勝選，政黨和政治人物往往需要依靠財團派係的資助，甚至讓黑社會勢力介入政治；三方麵，財團企業主或是由其重要成員參選，或是支持代理人，占據了大批 各級民意機構的席次，而平民百姓、弱勢群體則被排斥在“民意殿堂”之外。

到了90年代中期，“經濟自由化”、“公營事業私有化”大行其道，過去由政府獨占的經濟領域如金融、石油、電信、電力、大眾運輸等，逐步特許給特定的大財團經營，許多公營事業也透過釋股、標售等方式讓渡給大型企業，大量政府職能開始“委外經營”，整個過程中黑幕重重、積弊叢生。“金權政治”成了台灣政治的毒瘤，官商之間的利益勾結、權錢交易盛行。事實上，扁家眾多弊案中的“二次金融改革”一案，就是在以政府權力推動金融資本整並，同時加速公營銀行私有化過程中出現的腐敗疑雲。

博弈中步履蹣跚的“陽光法案”

在金權政治和貪腐蔓延的過程中，台灣政治出現了極其有趣的現象：政黨和政治人物不斷打出反金權、反貪腐的口號，“成立肅貪機構”和“製定陽光法案”成了重要的競選訴求，但實際上，財團派係主導的“立法院”並不願意通過自縛手腳的法律，相關法案不是難產，就是在製定過程中被掏空，難以發揮實際作用。

所謂的“陽光法案”，就是希望透過法律製定，讓官員、民意代表及其家屬的財產攤在陽光下，使企業與政治的關係逐步透明化，官員民代的事業經營和利益團體的政策遊說受到法律規範。如此，雖然無法根本改變大企業的政治影響力過於龐大的情況，至少讓腐敗能夠減少，讓民眾有管道得以監督。

首先通過的陽光法案是《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早在1970年，為了端正稅務人員的政風，就規定稅務員及其配偶和同居受撫養的親屬要辦理財產申報，但“申報”不等於“公開”，相關申報資料都“密封存查”，“不得輕易啟封窺看”。

1989年4月，國民黨“立委”趙少康提出了《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草案，官方也開始起草法案，但始終沒能真正進行審議，除了“財產登記資料不完整”的技術性問題外，來自官員和“立委”的阻力更是不小。在法律尚未製定的情況下，部分“立委”與時任高雄市長的吳敦義、環保署長的趙少康率先公布財產。1992年，“立法院”全麵改選前夕，官方草案終於出台，其中規定除非申報者自願公開、司法與監察機關依法調閱，或申報者所屬上級機關首長認為有必要時，才予以公布，被輿論譏為“抽屜法案”：平常鎖在抽屜裏，偶而才拿出來見光。

1992年底，“立法院”改選，全由台灣本地選舉的委員組成，其中有大批具財團派係背景的“立委”，有人代表證券商，有人代表建築商等等。在社會反金權呼聲高漲的情況下，《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終於在1993年獲得通過，其中明確規定13種公職人員及其配偶和未成年子女要申報財產，相關資料要“供人查閱”（但申請查閱的條件甚為嚴苛），而正副“總統”、“五院”院長、副院長、政務官、“立委”、“國大代表”、“監委”、“省市議員”、縣市長的申報資料則“應定期刊登政府公報”，後來更規定要在網絡公開。

《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施行後，部分公職人員未被納入規範，申報的財產項目不夠多元，同時申報人仍有許多辦法可以脫產，而逾期申報和不實申報的罰則過輕，主管機關缺乏足夠能力可以對申報資料進行實質審核，都是法律在實施後所麵臨的問題。

其他幾部陽光法案的立法過程更為漫長曲折，2008年施行的《遊說法》從草案提出到立法，花了長達20年的時間，通過的法案更被認為問題百出，缺乏實效；2004年施行的《政治獻金法》則耗費了近13年的立法過程，而《公職人員利益衝突回避法》在2000年公布施行前，也曆經了6年多的醞釀期。

“陽光法案”在台灣已有了初步的架構，但民意高度支持的“成立專責肅貪機構”卻始終隻聞樓梯響，即使明年能正式成立，距離1991年91位“立委”聯署提案成立“反貪汙局”也有20年之久。

2000年4月19日，剛當選“總統”尚 未就職的陳水扁前往調查局聽取簡報，當場提出成立廉政署的構想。諷刺的是，陳水扁八年任期結束，廉政署依舊沒有成立，反倒是陳水扁一家弊案不斷爆發，而現 有肅貪機構調查局局長葉盛茂則因隱匿扁家洗錢的情報，鋃鐺入獄，而幾部陽光法案也根本無法製約陳水扁。在野黨和媒體的揭露，以及民間龐大的反貪腐運動，是 扁家弊案被追究的關鍵。這提醒我們，在“機構”與“法律”之外，媒體與公眾的監督更是反腐敗所不可或缺的力量。

(本文曾報表於《時代周報》)

(責任編輯：安曉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