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這是作者“還是定風波” 寫的 ”永遠長不大的資本主義——對秦以後曆史的另類解讀“ 中的一篇]
如果秦漢之際的人懂得現代漢語的話，經濟類文章裏議論最多的應該是國有化和私有化。私有製度是早就有了的，但土地私有卻是沒多少年的事。秦在政治上廢封建設郡縣的同時，在經濟上也廢井田開阡陌，也就是說，把土地國有時代的大田割成零星小塊，分給個人，並且可以自由買賣，把那些整齊的灌溉係統也給拆得七零八碎。這對於一向喜歡古代勝過當代的儒來說，自然要搖頭歎息了。
今人一談起儒家要複古，就說在開曆史倒車，恢複奴隸製，其實儒家哪裏知道什麽叫奴隸製喲。儒家最理想的社會，是“丘未之逮也”的“大同”，這個大同不是山西那個大同，而是一個很美好很美好的社會，“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女有歸。貨惡其棄於地也，不必藏於已，力惡其不出於身也，不必為已，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簡直和馬克思筆下那個共產主義沒什麽區別。是的，儒家理想中的社會是公有製社會。
隻是大道之不行也久矣，所幸有鳥生魚湯，周公文王，搞了封建製度，雖然比不上大同，倒也能稱之為小康了，“今大道既隱，天下為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為己。大人世及以為禮，城郭溝池以為固。禮義以為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製度，以立田裏……是謂小康”。
封建製度的壞處是階級界限太過分明，社會流動板結化，貴族的兒子永遠是貴族，工匠的兒子永遠是工匠。在封建社會，投胎是第一生產力。但封建製度的好處也在此，因為所有的人都是在“體製”之內。局長的兒子永遠是局長，職工的兒子永遠是職工，對於“心比天高，身為下賤”的人來說固然不爽，但對於多數庸人們來說，倒也永遠不必擔心失業問題，總有那麽一份工作等著你。魯思•本尼迪克特在《菊與刀》裏說，“要想理解日本人，首先必須弄清他們的“各得其所”（或“各安其分”）這句話的含義。他們對秩序、等級製的信賴，與我們對自由平等的信仰有如南北兩極”。如果考慮到日本是被美國人的大炮強行轟出封建社會的，對這句話就不難理解了。剛剛脫離封建製度未久的日本人不僅自己信奉“各安其命，各得其所”，而且想把亞洲各國也納於那個以“萬世一係”的天皇為至尊的秩序體係，可為什麽其他國家就是不配合呢。真是白天不懂夜的黑。日本人固然無法理解在兩千多年前中國人喊出的“王候將相，寧有種乎”，而脫離封建製度幾百年的美國人或脫離封建製度兩千年的中國人，當然也無法理解日本人怎麽那麽安於等級製度並且信賴等級製度。
而相比之下，資本主義的好處是社會流動比較自由，父親種田，兒子照樣可以當白領，壞處則是永遠都會擔心失業問題。
當然，秦的滅亡並不是因為失業問題，秦的滅亡是為其國家主義政策買單。如果後世的國家對於拉動經濟有消費投資出口三駕馬車的話，秦隻有一駕馬車，就是投資。法家的理論本質上是一種國家主義理論，法家的“法治”其實是“刑治”，隻有刑法而無民法更無憲法，談何法治。封建社會裏等級嚴格，“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儒家說這樣不好，“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禮應該下到庶人，屁民也應該讓他們知道一點禮的，屁民和領導一樣，都應該有仁慈的心，有了仁慈的心，屁民就不再是屁民，而是人民。法家也說這樣不好，刑應該上到大夫，刑不上到大夫，王說的話就沒人聽了。所以法家的“王子犯法，與庶民同罪”，賞罰分明，不過是“軍法如山”的意思。
秦就靠著這種國家主義的理論和實踐整合出了一個軍國主義的超級大國，完成了統一，“齊之技擊”，“魏之勁卒”，“趙之精騎”，皆不若“秦之死士”。第三帝國的勇士們隻有兩件事值得做，一是戰鬥，二是生產，而大秦帝國的“死士”們也隻有兩件事值得做，一是耕，二是戰。法家是主張抑商的，商人，遊俠，方士，儒生，在他們看來都是在浪費糧食，那些吟唱“出其東門，有女如雲”的風花雪月，那些鼓吹“民貴君輕”的反動思想，也都是要燒掉的，老百姓不知道該怎麽做怎麽辦，“以吏為師”。所以國家主義理論好處在於能最大程度整合社會資源，壞處則是對創造力的全麵扼殺。秦的職業經理人幾乎都來自東方各國，秦的很多工程師如鄭國也來自東方各國，秦自己很少培養出什麽人才。秦火之後，中國的科技水平和文化發展水平實際上倒退了。
國家主義理論的另一個壞處是對一把手的要求非常高，執行力高是好事，但如果一把手路線錯了，執行力越高反而垮得越快。秦始皇當然是深知利害的，所以秦始皇是中國第一個勤政皇帝，秦始皇給自己的工作定量，每天的工作量是批閱一百二十斤公文，完不成定額不休息，我們的趙高趙公公深夜在宮裏走過，常常看見我們始皇的燈還亮著，趙高趙公公是心如火焚哪，所以趙高趙公公有一個最大的願望，就是有一天能替皇上分憂，給自己加加擔子，讓皇上玩去。
國家主義理論的第三個壞處是經濟主要依靠國家投資，秦統一六國之後，橫顧天下，再也沒有人是大秦的對手，經濟如何拉動，雞的屁如何提高，沒說的，大工程上馬，修長城，修阿房宮，建酈山陵墓，北擊匈奴，南並百越。那些整天“麵刺寡人之過”，對著齊王大呼“王來”的齊人，那些沒事在湘水邊唱唱情歌，跳跳交誼舞，聊聊鬼故事，再玩玩行為藝術的楚人，哪裏受得了這份罪，沒說的，反了。
後代還有一個隋煬帝，也喜歡搞大工程，修運河，征高麗，修四十多座宮殿。隋煬帝在洛陽舉辦萬國博覽會，為顯示中華地大物博，物產豐盛，令商人著華服，樹木纏綢緞，歌樓酒館對洋人一律免費，不但要熱情邀請入內，等洋人酒足飯飽了，還要對他們說“我們中國豐饒，這些酒食，都是不要錢的”，然而洋人也有明白的，反問官員“俺們外國雖無這樣富盛，卻都飽食暖衣，不像中國有沒衣穿的窮人”，指樹上的綢緞說，“這東西，舍與那些窮人穿穿也好，拴在這樹上何用？”
所以後世的儒家推銷那套儒家版剪羊毛理論時，總要拿秦始皇和隋煬帝當最佳案例，說些“不愛其民”，“二世而亡”的話。
國家資本主義的秦“二世而亡”了，自由主義市場經濟的“文景之治”即將到來，中間卻有個不得不提的“重農主義”。重商主義之後，在私有化的大潮前驚恐不安的人們，看著賤買貴賣投機倒把的商人大發橫財，安心工作麵朝黃土背朝天的農民反而吃苦受窮，多半會有些重農的想法，法國在十八世紀後期出現了以魁奈、杜爾哥為代表的重農思想，美國的傑弗遜總統、傑克遜總統都曾主張“以農立國”，不過在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下，終於曇花一現罷了。中國的重農思想始於先秦的農家，發揮於法家的“重農抑商”，到了漢初，那個經常因為不喜歡種地被老爹教訓的劉季，卻也接收了重農思想，“天下已定,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市井子孫亦不得仕宦為吏”，到了呂後才得以改變。不過中國的重農思想並沒有因此湮沒，它和陰陽家的陰陽學說，以及“朱子道，陸子禪”一起，都成了儒家大拚盤的一部分。
漢初選擇道家黃老學說也是有道理的，法家的名聲已經被秦搞臭，儒家的董仲舒還沒有出山，現在的儒家整天說什麽周禮呀封建呀，墨家整天和遊俠混在一起，總叫人不放心。再說道家和法家區別那麽大，法家既行不通，試試道家如何。
法家政治上是主張大政府的，儒家是主張和諧政府的，道家是主張小政府的，法家是強人政治，儒家是好人政治，道家則是甩手政治。做為政府，最高的境界是老百姓根本不知道有政府，就象傳說中堯的時候，有一位遠方客人看到華夏境內人民安居樂業，幾個老人在黃昏下一邊勞動一邊唱歌，客人很感慨地說，堯真是太偉大了，沒有堯哪有現在的幸福生活啊，老人回答“我吃的是我種的糧食，我用的是我鑿的井，跟堯有什麽關係？堯是誰？”。在道家看來，社會上的確有很多問題，但指望政府來解決這些問題，隻會帶來更多的問題，政府才是最大的問題，“法令滋章，而盜賊多有”。
甩手政治的道家在經濟上，自然是自由主義。文景時代是中國資產階級的黃金時代，那個時代量產了一批企業家，《三十個富商巨賈》附錄“中國曆代富商大賈名錄”中，前漢有三十二人，後漢隻有七人，前漢之前期則為十六人，什麽治鑄業的卓氏、鄭氏、孔氏，糧食業的任氏，畜牧業的橋姚，金融的無鹽氏，商業的刁閑、師史、田氏、栗氏、杜氏，什麽“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醯醬千瓨，漿千甔，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木千章，竹竿萬個，其軺車百乘，牛車千兩，木器髹者千枚，銅器千鈞，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馬蹄躈千，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鬥，糵麹鹽豉千荅，鮐鮆千斤，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貂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這麽多行業的會計利潤，都是高於百分之二十的，低於這個利潤，咱是不幹的，“佗雜業不中什二，則非吾財也”。
那個時代同樣形成了一定的區域經濟，如“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為天下饒”，“上穀至遼東，地踔遠，
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有魚鹽棗栗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江南卑濕，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
漢文帝把小政府的主張發揮到了極致，漢文帝是中國第一個節儉皇帝。他有一次想建一個露台，概預算呈上來，要百金，相當於十個中產階級的家產，就放棄了。漢文帝的後期，甚至免除了農業稅。現代人談起漢代，總是漢武大帝大漢天子什麽的，仿佛漢代最拿的出手的是劉徹劉野豬，卻不知在漢代，人們心裏最好的皇帝卻為漢文。“文”是第一個美諡，漢朝的人還比較實在，不象清朝，什麽“效天符運立中體正至文聖武智勇仁慈儉勤孝敏寬定成皇帝”，恨不得把漢語裏所有的褒義字都加上去。漢朝的人談起漢文都是豎起大拇指的，“劉恒那小子，剛剛的”。
但自由主義經濟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土地兼並，貧富差距拉大，晁錯在《論貴粟疏》中說，農民“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結果“勤苦如此，尚複被水旱之災”，“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而商賈呢，“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遊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粱肉；亡農夫之苦，有仟伯之得”，而且還“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千裏遊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以至於都不願意種田，而願意經商了，“農人所以流亡者也”。可見孟子說的“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也不都正確，上麵喜歡奢華，下麵當然比著炫富，上麵喜歡節儉，下麵卻不一定跟著受罪，宵衣旰食的崇禎和打補丁上朝的道光並沒有帶動起全國上下艱苦樸素廉潔自律的風氣，漢文帝當然也不能，還是孔子說的好啊，“吾未聞好德如好色者也”。何況漢文帝自己也有問題，自己固然節儉，卻賜了一座銅山給鄧通。
外麵也有問題，匈奴曾把漢高祖在白登圍了七天，靠陳平奇計才出去，後來竟然要求呂後去匈奴和親，呂後也隻能忍氣吞聲稱自己老了恐怕不合適。這些都是奇恥大辱，君子報仇十年不晚，漢得天下也有近百年了，該發發威了。這些內憂外患，都在催生著漢武帝時代的到來。
漢武帝“尊儒”是有道理的，道家的“小政府”肯定不符合他的性子，法家名聲臭了，最多能偷偷的用，而儒家可巧董仲舒橫空出世，完成了儒家的第一次修正，適應了大一統的新形勢，天人感應論為皇帝們提供了道統的支持，當然解釋權仍在儒家手裏，所以天災人禍，皇帝還是要下下罪已詔之類，“萬方多難，罪在朕躬”什麽的。在當時，隻有儒家，至少是儒家的一大支，支持他。
漢武帝在經濟上做的一件大事，就是鹽、鐵、酒的專賣，這是漢朝第一次“國進民退”。這個事件的意義，也許能與西方的“光榮革命”相比。封建製度瓦解之後，西方資本完成了對權力的收買，而中國，權力完成了對資本的收編。“廢黜百家，獨尊儒術”，那都是皮相，權貴資本或官僚資本實現了對國民經濟的全麵壟斷，那才是本質。
漢武帝時代“國進民退”的總設計師是桑弘羊，桑弘羊主持中央財政近四十年，“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是當時的說法，與後世王安石“民不加賦而國用足”相映成趣。但是政府本身並不生產財富，如何能不加稅的情況下增加財政呢，隻能是工商業的國有化，所謂“與民爭利”。“與民爭利”的後果在當時還不太明顯，至少漢武帝靠著這次國有化打敗了匈奴，大興了土木，而沒有落到秦始皇隋煬帝的境地。但這隻不過是將文景時代攢在民間的財富，“爭”到了朝廷的手裏而已，所以最後也“師旅之後，海內虛耗，戶口減半”。
漢武帝老時下了個罪已詔——漢武帝也是第一個下罪已詔的皇帝，“朕即位以來，所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雲雲，這個罪已詔為他死後那場著名的大辯論提供了契機。那場大辯論涉及經濟、政治、軍事、民生等各個方麵，而其核心則為“國進民退”的利弊，國有化好還是私有化好，這場辯論最後形成了那本有名的經濟學著作《鹽鐵論》。
其實在官僚政治加市場經濟下，國有化和私有化不過是一體的兩麵，國有化以國家的名義將民間的財富聚斂起來，私有化再以市場的名義將這些財富分配到官僚們的手裏並且合法化。而這個壟斷集團的地位也在一次次的國有化和私有化中日漸艱固，無可動搖。
現在有些人談企業喜歡說“規模效應”，卻不知規模遞增的同時，也有規模遞減，否則世上就隻有跨國大公司了。規模增加的同時，會節約一些經濟成本，但也常常會增加一些管理成本。更不消說壟斷帶來的問題，限製產量，提高價格，阻止技術進步。漢文時代的“小政府”變成了漢武時代的“大政府”，而且後代日趨擴大。管理學上常說，管理要“扁平化”，漢化隻有中央—郡—縣三級，清代卻有中央—省—道—府—州—縣的四到六級，而且縣裏還有“三班六房”的複雜結構。所以漢代，我們還能看到規模遞增帶來的好處，比如統一之後的貿易壁壘消失，有更多的力量擊匈奴，通西域，服西南夷，但到後代，卻讓越來越多的精力用於內部的虛耗。
當然，這些漢代人是看不到的。他們要做的，是解決新形勢下的問題。
儒家也不會真的放棄“大同”、”“小康”的夢想，公有製仍然是他們心裏最好的社會，其後不久，便有王莽的公有製試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