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卷 三、西安事變的轉折
西安事變，是中共黨員們，包括周恩來直接出麵長期包圍和影響張學良、楊虎城，是中共長期在政治上影響東北將士的結果，雖然沒有參與具體地策劃扣留蔣介石的行動。蔣介石被張學良軟禁以後，延安一片喊殺之聲，毛澤東、朱德、賀龍等都主張立即進行“人民公審”，殺掉蔣介石。但是，蘇聯認為隻有中國的抗日戰爭才能夠拖住日本，減輕日本對蘇聯東部的威脅；隻有蔣介石才能領導中國和日本對抗，張學良不足以代替。經過權衡，為了蘇聯東部的安全，斯大林命令釋放蔣介石，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張學良被實際的鼓動者，被“同舟共濟”的盟友出賣。
在張學良、楊虎城扣留蔣介石以後，中共應該如何辦？這樣的大政方略隻能夠聽命於莫斯科。斯大林的回電大大出乎中共中央領導人的意料之外。張國燾回憶道：“幸好莫斯科的回電於13日的晚間到達了。這是一張半打字紙的長電，內容分為三段：第一段，肯定西安事變是日本陰謀一手製造的，並說明張學良左右和他的部隊裏，暗藏著一些日本間諜，利用張學良的野心，甚至利用抗日的口號，製造中國的混亂，我們若聽任其發展下去，中國將出現長期內戰，抗日力量，因之完全喪失，日本便可坐漁其利。蘇聯決不會為這種陰謀所利用，更不會給予任何支援；相反的，現已表示反對態度。第二段指出中國目前所急需的，是一個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因此，最重要的是團結與合作，而不是分裂與內戰；並說明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介石如能回心轉意，倒是領導抗戰的唯一人物。第三段指示中共應爭取和平解決西安事變，利用這一時機與蔣介石作友善的商談，促其讚成抗日，並在有利的和平解決的基礎上，自動將蔣釋放。一年以後，1937年12月，王明從莫斯科回到延安時，曾對我們說明上述電報的來曆。他說西安事變後，英美各國駐莫斯科大使，曾詢問蘇聯外交部，蘇聯政府對此事的態度。蘇外交部答以這是日本的陰謀，蘇聯既未預聞，也不讚成。接著斯大林草擬這個給中共的電報，並向王明解釋，其大意是張學良分量不夠，怎能做全國抗日的領袖，中共也一時沒有領導抗戰的能力。蔣介石雖是一個可惡的敵人，但他是中國唯一有希望抗日的領袖，在抗日中他也許可以成為我們的合作者。”張國燾還說：“周恩來於14日與張密談，徑行表示蘇聯大致不會援助西安，張學良最初的反應甚為憤慨，他似覺得為共方所賣，以往共方老是吹噓蘇聯可以援助，現在他已成騎虎，中共竟臨陣抽腿，不兌現了。”
西安事變的主角之一的楊虎城在事變發生以後，因為蘇聯和中共的和平解決的意圖最初沒有告訴他，他已經在解決過程中退居為次要角色；好衝動的張學良本來就沒有政治家的素質和修養，他因為不同政治意見而扣留最高統帥的做法，在任何國家中已經嚴重違法；可是違法之後，鼓動他的中共，突然又提出和平解決，把他實際上出賣，使得他立即成為一個犯罪的人。張學良在此狀況之下，已經不可能成為進一步做出決策的中樞人物。這個人物無論從那一方麵來說，都隻能夠是中共的周恩來。紅軍的十五位將領在西安事變以後第三天致國民黨、國民政府的電報中的一開頭就是：“西安事變，傳蔣氏被幽，事出意外。”這是立即向國民政府表明這事件發生與自己無關，出賣張、楊，也是中共中央欲取得解決此事的更多的主動權。（注1）（按：以下大量引用的文件，凡是出於“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和《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輯兩書者，將不再【注釋】標明）
《周恩來選集》中有《西安事變的三個電報》，是周在談判過程中發給中共中央的。第一個電報是在1936年12月23日發送，主要是中共與宋子文談判時提出的六項條件，大意是：停止內戰，改組南京政府，釋放政治犯，聯合紅軍抗日，共產黨公開活動，召開全國的救國會議，與同情抗日的國家合作；。第二個電報是12月25日周報告談判的五項結果，這一天，蔣介石被張學良釋放。第三個電報是12月29日周向中共中央報告“關於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的局勢和我們的方針”，周的第一句話就是“西安事變之和平解決，意味著中國的政治生活走入一個新的階段的開端”（注2）蘇聯和中共是事變中唯一的得利者。
由於西安事變按照蘇聯的意圖的和平解決，再經過實際上的主導者周恩來與國民黨的領導人的一係列談判，在日本軍隊加緊侵略的背景下，使得力量弱小的中共獲得了存在發展的大好機會，從1927年8月1日中共在南昌開始建立自己的武裝起，其基本宗旨就是推翻國民政府，失敗連連，已經到了被完全消滅的前夕；西安事變以後，紅軍僅僅是番號改變，其基本宗旨一點也沒有變更，卻迅速壯大。在江西就成立的蘇維埃共和國，在西安事變以後，表麵取消了蘇維埃名義，卻在抗戰中“合法”地以“抗日根據地”的名義，星羅棋布地建立於大江南北，從而為中共成功地奪取全國政權奠定了有力的基礎。這是西安事變在曆史上的轉折意義。
現在中共中央公布了有關西安事變以後的若幹電報，這些曆史文件將向我們展示中共如何利用西安事變以後的形勢，在高喊抗日的時候，牢牢地抓住軍隊，使其黨的軍隊和國中之國合法化，再圖謀進一步的發展。這發號司令者是毛澤東，執行者是周恩來。周在與國民政府的談判代表交涉時，巧妙地堅持了“無產階級的領導權”。
毛澤東等中共中央領導人在西安事變以後，國共開始進行和平談判的前夕，究竟是怎麽盤算的？張國燾回憶道：“七七事變以前，南京政府大體上沒有幹預延安的事；抗戰爆發後，大概南京政府也想知道一些延安的內情，陝西省政府委任了一個延安縣長，逕來延安就職，國民黨的陝西省黨部，也派人到延安設立縣黨部。南京政府曾累次催促中共軍隊從速改編，開赴山西前線，並準備派聯絡參謀到延安來。這些事曾引起毛澤東等的極大反感，認為是滲透搗亂行為，不利於中共。毛澤東、張聞天等開始誇大其詞的說：‘蔣介石對外雖然抗戰，但對內依然是像以往那樣反動。’因此他們斷言，國民黨抗戰不會有好結果，不是在戰爭中一敗塗地，便會中途妥協。他們開始揚言中共所領導的軍隊，不會受國民黨政府的平等待遇；如果聽任國民黨的將領們的指揮，那末，紅軍可能會被送到前線去充當日軍炮火的犧牲品。如果中共所領導的軍事力量被犧牲了，國民黨便會乘勢壓迫喪失軍事本錢的中共。這些想法，就是毛澤東和張聞天等，後來在洛川會議所提出的中共抗日政策的出發點。”張國燾還說道：“當時毛澤東聚精會神處理紅軍的改編工作。七月下旬，南京與延安間，往返電商有關這件改編工作的實際處理辦法。南京方麵所注意的是迅速完成改編工作，以便中共軍隊能開赴前線抗日。毛澤東所注意的顯然不是迅速開赴前線，而是如何保護他唯一的本錢，使紅軍不致在改編中受到損失，更企圖運用這套本錢以備將來奪取天下。”（注3）
毛澤東的這套打算，通過周恩來與國民政府談判，即張國燾所謂的“買空賣空”（中共隻有三萬作戰軍隊）手段，來達到抗戰中發展壯大的目的。中共中央現在公布的文件，顯示了中共堅持的是什麽條件；當堅持不住的時候，又如何完全同意國民政府的條件，然後在實際的抗戰中，如何一條一條地撕毀。
在西安事變發生後剛剛兩天，中共中央書記處致電北方局的負責人劉少奇，要他發動民眾，支持張學良提出的八項要求。平津學生為先導的所謂“民眾要求”的背後，實際是中共為了一黨之利的運作。
1937年元月，國民政府停止剿共，撤銷了設在西安的“西北剿匪司令部”，另外成立軍事委員會委員長西北行營。周恩來立即在西安提出收編中共軍隊事宜，蔣介石則指示行營主任顧祝同，先每月供給二、三十萬元的經費，其它事情另作商量。這時侯，國民政府開始豢養一個改變形式推翻它的軍隊。
獲得合法地位的中共中央，在1937年2月9日，由毛澤東、張聞天致電周恩來，提出與南京談判的主要原則，這些原則成為中共利用這極為有利的形勢進一步全麵地獲得利益：“（一）關於和寧方交涉之政治立場，請參閱致三中全會電。（二）軍事方麵同意提出初編為十二個師、四個軍，林、賀、劉、徐為軍長，組織一路軍，設正副總司令（如廣東），朱正彭副…（三）餉項如對方允即改號，即照中央軍待遇領受；如對方仍欲緩改，則每月接濟至少八十至一百萬。（四）如有國防委員會之組織，紅軍應派代表參加，如暫時無此種組織，紅軍亦即需要駐京代表參與國防準備。（五）黨的問題求得不逮捕、不破壞組織即可，紅軍中組織領導不變。”這電報中提出的根本問題是最後一條，即中共合法化以後，仍然是中共對於紅軍得絕對領導。第二天，毛、張再致電周：“我們參加者：（一）軍事機關如軍委會、總司令部、國防會議等。（二）政治集會如各派各黨之代表參加會議、國民大會等。（三）抗日時參加政府。”這指令是要才三萬軍隊的中共以抗戰的名義得到更多權力。
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中國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出了要求五點：“（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障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的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在獲得執政黨保證以後，中共願意實行四點：“（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力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之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中共中央所願意實行的四點，是非常迷惑人的。第一和第四條的所謂停止武裝暴動和沒收地主土地的蘇維埃化的舉動，隻是一項政策，這政策雖然停止了，可以隨時恢複；第二條的軍隊改名僅僅是形式上的，製度並沒有任何改變；很有趣的是第三條，共產黨要求實行民主。從這時候起到1949年中共成功奪取政權，毛澤東～中共幾乎不停地以民主為口號來將國民政府的軍。其實，西方國家的任何反對黨都沒有統率軍隊，軍隊屬於國家。中共恰恰是在抗日的國家軍隊以外，單獨掌握著軍隊，卻竟然以民主的名義，要求更多的權力。後來的“解放區”內的知識份子王實味稍稍有一點不同意見，就被斧頭砍死，即有名的“野百合花事件”。掌握著軍隊，隨時準備以暴力奪取權力的中國共產黨談論民主是很滑稽的事情。
2月12日在西安的談判開始，國民政府代表為顧祝同、賀寒衷、張衝，中共方麵代表為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毛澤東致電周恩來的電報中規定了中共的談判原則，包括陝甘的防地、經費的問題，但毛澤東指示周恩來，給國民黨的三中全會提出的各點，不可再退讓。實際上，在西安事變發生以前，中共紅軍隻占據著延安以東七十公裏處的保安等四個極為貧窮的小縣，但事變發生以後幾天，在12月20日立即占據包括延安在內的十八個縣城，那時候事變雙方的軍隊都無暇顧及。核心問題是紅軍問題。中共提出紅軍保留三個師，大約四萬五千人；國民政府代表的方案規定人數為三個師，三萬人，紅軍必須聽從國民政府的一切命令，國民政府並且向紅軍派遣各級軍政人員。中共代表斷然拒絕，談判中斷，周於2月16日返回延安。顯然雙方的焦點仍然在軍隊，中共絲毫不願意讓步。
談判雖然中斷，但是紅軍從此開始接受國民政府的物資接濟，延安也派出代表正式駐西安。以後無論如何談判，其中心仍然是中共及其軍隊的“獨立性”問題，蔣介石對中共非常清楚，在談判之前四天，蔣介石指令顧祝同：“最要注意之一點，不在形式之統一，而在精神實質之統一；一國之中，決不能有性質與精神不同之軍隊。簡言之，要其共同實行三民主義，不作赤化宣傳工作。若在此點同意，則其它當易商量。如彼（周恩來）與兄（顧祝同）麵談，可以此言切實直告。蓋以總理與越飛宣言之共同聲明（1923年）中，越飛已承認中國不能施行共產主義，而讚成三民主義也。”蔣介石的原則是中共要放棄共產主義而實行三民主義，特別是同一個國家的軍隊內部不能有不同的政治信仰。但是中國共產黨同意了又會如何？蔣介石舉出的越飛雖然做了保證，但是他的繼任者鮑羅廷恰恰在斯大林的直接指揮下，大搞共產主義；抗戰中的毛澤東～中共聲稱要為三民主義奮鬥，而具體做法完全兩樣。曆史血淋淋的經驗是：共產黨的任何保證都不能夠相信。因為毛澤東從來就認為談判和戰爭一樣都是取得勝利的手段，
即後來指出的“談談打打，打打談談”，使重視談判的國民政府上了大當。國民黨在什麽問題上相信了共產黨，就會在什麽問題上頭破血流。
國民政府針對中共提出的條件，在2月21日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根絕赤禍案”，強調國中不可有國，不可有兩軍，肯定三民主義，批判階級鬥爭理論。在回顧了中共十幾年以來造成的極為慘痛的教訓以後，提出了最低限度的解決辦法：“第一：一國之軍隊，必須統一編製，統一號令，方能收指臂之效，斷無一國家可許主義絕不相容之軍隊同時並存者，故須徹底取消其所謂‘紅軍’，以及其它假借名義之武力。
“第二：政權統一，為國家統一的必要條件，世界任何國家斷不許一國之內，有兩種政權之存在者，故須徹底取消所謂‘蘇維埃政府’及其它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
“第三：赤化宣傳與救國救民為職之三民主義絕對不能相容，即與吾國人民生命與社會安全亦相違背，故須根本停止其赤化宣傳。
“第四：階級鬥爭以一階級之利益為本位，其方法將整個社會分成種種對立之階級，而使之相殺相仇，故必出於奪取民眾與武裝暴動之手段，而社會因以不寧，民居為之蕩析，故須根本停止其階級鬥爭。”
這四條意見，是根據任何一個國家的常理，是根據中共成立以來依附於蘇聯而造成的血的曆史。
隨之由周恩來與顧祝同等繼續開始談判，焦點繼續是軍隊問題。蔣介石曾經密電顧：“西安事變前，本隻允編三千人，後擬加為五千人，但五千人之數，尚未與之明言也。今則時移情遷，彼既有誠意與好意之表示，中央準編其四團製師之兩師，照中央編製，八團兵力當在一萬五千人。以上之數，不能再多，即以此為標準，與之切商。”西安事變中周恩來不主張殺掉蔣介石，那時候蔣介石當然不可能知道那是蘇聯斯大林根據自己利益權衡的結果，這對蔣介石而言，就包含了“情”，這造成了中共合法並且與之談判的局麵，這就是蔣介石所謂的“時移情遷”，允許中共軍隊的人數已經由五千人增加到一萬五千人。
但是中共的要求已經遠遠超過這點。3月1日毛澤東、張聞天關於談判的方針致電周恩來等“（一）紅軍編五萬人，軍餉照國軍待遇，臨時費五十萬，以此為最後讓步限度，但力爭超過此數。
（二）二七、二八、二九、三十各軍（按：均為四方麵軍的軍隊）及地方部隊不在五萬人之內，均改保安隊及民團，在特區行政經費內開支。”根據張聞天、博古、毛澤東3月5日致周恩來的電報，那時候，中共的黨員人數：“總數估計約十萬，蘇區，白區各半”，即五萬人。但是中共所提出的蘇區武裝部隊總人數，是五萬加上地方部隊，再加上四方麵軍的四個軍，這數目大大超過黨員人數。
在周恩來3月8日報告中共中央，說談判可能會有結果的時候，3月12日，中央書記處立即指令周，實際上向國民政府提高要價，其要點如下：“甲、賀顧所改各點，太不成話，其企圖在於使我黨放棄獨立性，而變成資產階級政黨之附屬品。關於此點，我們必須堅持自己立場，絕對不能遷就。在整個談判中，必須堅持無產階級政黨之政治立場。乙、……三個國防師組成某路軍領導不變，副佐不派，學校必須辦完本期，政工人員不變，每師人數一萬五千餘，編製表自定，服從國防調動，西路軍立即停戰。……己、總的和平局麵已定，政治上采取進攻的姿勢，隻會有利於問題的解決，不會使談判根本破裂。”中共非常清楚，在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以後，大政方針已經定下，國共之間不可能再公開武裝衝突，因此提出的條件盡可能地有利於中共，即“政治上采取進攻的姿勢”，反正談判“不會根本破裂”，打不起來。這哪裏是為了抗戰？所以這談判沒有任何結果，在西安的談判在3月16日結束，周恩來返回延安。
而這時候，中共的內部文件中，卻一再強調其“獨立性”，這時獨立於全國抗戰之外，就是為下一步打江山做準備。1937年4月1日，毛澤東致電彭雪楓最為清楚說道：“與南京談判，在紅軍、蘇區方麵，以保證我們的絕對領導權為原則，在兩黨關係方麵，以保證我黨獨立性為原則。這些方麵絕對不能讓步，對方已大體承認。”4月4日中央書記處致電劉少奇，在丙項說：“當然在聯蔣過程中，黨必須為爭取領導權而鬥爭，但這隻是在黨內講，隻能在正確運用策略與艱苦的實際工作中去取得。”中共的確做到了。
而國民政府的條件在中共的堅持下，作為麵對日本強大軍隊的執政黨，不得不一再退讓：關於人數，由最初的三千人，加到五千人，再到一萬五千人，最後同意四萬五千人；派到紅軍中任副職的監督人數，則完全放棄。例如蔣介石最初致顧祝同的密電中說：“其各師之參謀長與師各級副職，自副師長乃至副排長人員，皆應由中央派充也。”賀寒衷在3月11日提出的談判方案中，第三條中規定：“（2）各級副佐人員，由中央改編後逐漸派遣。（3）政治工作，由中央召集原有政工人員加以訓練，與新派人員一同回部隊工作。”因為中共的拒絕（其實毛澤東那時候並不敢斷然拒絕，張聞天、毛澤東在2月12日致周恩來的電報中指令道：“政訓聯絡員設法拒絕，至少拖延之。”），在談判中周恩來寸步不讓，國民政府代表節節讓步。周恩來還繞過談判人員，直接與蔣介石談判。
周恩來在西安談判沒有進展時，回到延安，在3月24日至月底，在杭州與蔣介石會談，紅軍突然被允許增加至四萬五千人，這時在杭州的成果；4月2日，周返回延安匯報。
4月5日，中共中央將會談經過和策略向共產國際報告，中共商定對付國民政府的辦法中，核心的軍隊問題是：“我們堅持在不妨礙蘇區實行民主製度及共產黨在紅軍中的獨立領導的原則之下，進行一切談判，故對行政區的問題擬接受紅軍改編以四萬五千為定數，地方部隊另編一萬人。”根據中共中央文件，原第四方麵軍的部隊都作為地方部隊，中共這時得到的實際人數，已經增加為五萬五千人，而且絕對地獨立。其中透露出中共的條件之一是“關於副佐及政訓人員不能派遣”。蔣介石對周恩來的談話大意有六條，第五條中蔣介石說：“軍隊人數不同我們爭，總的司令部可以設，他決不來破壞我們的部隊。”國民政府在人數和派遣人員進行政訓以監督軍隊的措施，完全失敗，這支隻是變更了名號的紅軍，得到國民政府全麵的糧餉和軍備的接濟。
在5月23日，周再次在洛陽會見蔣介石，約定到廬山談判。6月初，周恩來到廬山與蔣介石會談。周恩來離開廬山，於6月16日返回延安以後，次日給第三國際發出的電報，可以證實這次會談中的問題。這匯報電文的（甲）部份，是匯報蔣介石的關於“兩黨合作部份”，集中在所謂共同參加所謂“國民革命同盟會”上麵。這種共同組織，是1920年代約束中共的所謂國際聯絡部的翻版，毫無價值可言；“目前有關部份”證實蔣介石已經同意了中共正規軍隊的數目在四萬五千。最後周恩來匯報“尤其是指揮與人事問題，與蔣爭論很久不能解決，……蔣仍堅主設政訓處指揮”。蔣介石雖然同意四萬五千的人數，但是堅持的是指揮與人事的根本問題，不然這吃國民政府飯的軍隊會無法控製的，而中共在這根本點上也寸步不讓。雖然最後沒有達成協議，可是擁有軍隊的中共已經合法化了，並且接受著國民政府的供給，中共一拖，國民政府及軍事委員會在指揮與人事問題上，仍然保持了共產黨的絕對控製。這局麵是西安事變給中共帶來的。
民國二十六年七月七日七七事變
1937年，日軍在蘆溝橋發動“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麵爆發。1937年9月22日中共中央發表“共赴國難宣言”，由周恩來執筆（現在收入《周恩來選集》），主動提出看來近乎於投降的四項條件，這是一篇好像一心一意為中華民族奮鬥的極為動人的文件：
“親愛的同胞們：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僅以極大的熱忱，向我全國父老兄弟姐妹宣言，當此國難極端嚴重，民族生命存亡絕續之時，我們為著挽救祖國的危亡，在和平統一團結禦侮的基礎上，已經獲得國民黨的諒解，而決心共赴國難了，這對於我們中華民族的前途，有著怎樣重大的意義啊！因為大家知道在民族生命危急萬狀的現在，隻有我們民族內部的團結，才能戰勝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現在民族團結的基礎已經定下；我們民族獨立自由解放的前提，亦已創設了；中共中央特為我們民族的光明燦爛的前途慶賀。……因此中共中央特再向全國宣告：（一）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今日中國之必須，本黨願為其徹底的實現而奮鬥。（二）取消一切推翻中國國民黨政權的暴動政策及赤化運動，停止以暴力沒收地主土地的政策。（三）取銷現在的蘇維埃政府，實行民權政治以期全國政權之統一。（四）取消紅軍名義及番號，改編為國民革命軍，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之統轄，並待命出動，擔任抗戰前線之職責。親愛的同胞們，本黨這種光明磊落大公無私與委曲求全的態度，早已向全國同胞在言論行動上明白表示出來，並且早已獲得中國國民黨的精神團結，鞏固全國的和平統一，執行神聖的民族革命戰爭，我們準備把這些諾言中在形式上尚未實行的部份，如蘇區取消，紅軍改編等，立即實行，以便用統一團結的力量，抵抗外敵的侵略。寇深矣，禍急矣，同胞們起來，讓全國四萬萬同胞，更親密些團結起來罷。我們偉大的悠久的民族，是不可戰勝的，起來為鞏固民族的團結，為推翻日本帝國主義的壓迫而奮鬥，勝利是屬於我們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勝利萬歲！獨立自由幸福的新中國萬歲！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民國二十六年九月二十二日。”
其中的第一條，等於取消了中國共產黨的奮鬥目標，不為共產主義而奮鬥；第二條是取消蘇維埃化運動；第三條是取消國中之國；第四條是取消紅軍的獨立性質。其實這些都是中共的政策問題，可以隨時改變的。比如第一條，中共黨員的入黨宣誓就是要為共產主義在中國的實現而奮鬥，不然就不可能是中共黨員，這一點就從來沒有變化；至於蘇維埃運動，今天不搞，留到以後時機成熟再搞；第四條隻是欺騙全國普通百姓，因為這個軍隊屬於中國共產黨，而不是中華民國。而且經過好幾次談判中共都不容許國民政府派員到其中。很清楚，在中共合法化以後，堅持保留獨立領導的軍隊，就是為以後奪取政權，推翻國民政府之用。
可是日本人已經打過來了，國民政府已經沒有任何選擇的餘地，維持一個表麵的合作，總比公開內戰好，西安事變所帶來的局麵隻能夠如此，隻有首先打擊侵略中國的日本軍隊。蔣介石為此發表的談話：“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其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今日中國隻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惟望其真誠一致，實現其宣言所舉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1938年10月中共擴大的六屆六中全會致電蔣介石，保持了紅軍絕對獨立，但是與以往不同的是，獲得了公開活動和發展，而又得到國民政府的接濟。中共再次公開表現出為了全民族的抗戰而精誠擁護蔣介石的誠意，全文如下：“蔣委員長介石先生暨中國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諸先生勳鑒：先生於國家危急之際，堅決領導全國軍民進行持久抗戰，並獲得了全民族的團結統一，給了日寇以巨大打擊，增強了最終戰勝敵人複興民族之基礎。敝黨擴大的六中全會僅以至誠向我英明領袖致崇高的敬意！中共擴大的六中全會於會中得聆先生告全國國民書，對於漢口、廣州撤退後之抗戰形勢及我國堅持抗戰取得最後勝利之方針，昭示無遺，給了悲觀妥協論者以嚴重打擊，增強了全國人民抗戰勝利的信心。敝黨同人完全同意並表示熱烈之擁護。中共中央一本過去主張，願以至誠擁護我民族領袖，擁護三民主義；並在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的政治基礎上，責成全體共產黨員，本互助互讓、同生死、共患難之精神和互敬互商之工作辦法，親密兩黨間的關係，鞏固兩黨的長期合作，團結全民族，以爭取抗戰最後勝利和三民主義的民主共和國之實現。”中共得到了供給，得到了合法存在，在指揮和人事問題上又保證了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於是對外宣傳說盡了擁護政府和蔣委員長的好話。
與中共中央的公開文件相對照的是其秘密文件，該文件完全保留紅軍進行暴力革命的一切組織特點，以便在換上了抗日的軍裝以後，在實質上繼續進行推翻國民政府的武裝鬥爭。現在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在中共發表“共赴國難宣言”以前的1937年6月或7月，中共中央作出了《紅軍中黨及政治機關在新階段的組織的決定》，為“民族統一戰線”的新時期的到來，關於改編以後的紅軍中，黨的工作和組織係統與指揮員的關係，各級政治機關的組織辦法，有詳細的規定。在1937年8月1日，中共對黨和軍隊的政治工作，做了極為周密的安排，發出了幾個非常重要的文件：《總政治部關於新階段的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分十個部份，要點如下：（一）……保證黨在紅軍中的絕對領導，依靠於黨的領導的加強，保持紅軍的光榮傳統與提高部隊的戰鬥力。……（二）在新的環境中千百倍加重了共產黨對紅軍的領導責任。應該健全與加強紅軍中黨的組織及其作用，黨的組織，應該成為部隊生活決定的骨幹，成為一切政治工作的支持與依靠，而政治機關亦始終保持其為黨的工作機關的特點。……（四）選擇幹部的標準，應從政治條件和工作能力兩方麵出發，而以政治條件為更重要。……（九）保證紅軍在思想上的一致，比任何一個時期還更重要……”。“槍杆子裏麵出政權”，對於中共來說，是絕對的真理。這裏保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的指示，並不因為抗戰爆發而有絲毫的改變；要保持這點，就必須如（二）所說，要從組織上加強，如（四）所說，選擇幹部以政治為第一標準，如（九）所說，加強思想工作。這項政治工作的決定，表明“共赴國難宣言”中的所謂“為三民主義而奮鬥”等四點，全部都是欺騙全國人民和國民政府的謊言，但是處於那一心一意對外的廣大中國人，誰也沒有料到中共的另外一麵。
蘆溝橋事變和“八一三”上海抗戰開始以後，國民政府已經不可能再和中共無休無止就未達成的軍隊方麵進行任何新的談判；中共所堅持的軍隊的獨立指揮和領導問題，也就成為國民政府顧及不了的既成事實，中共成為了最大的贏家。以上中國共產黨的無懈可擊的冠冕堂皇的公開談話和聲明，正好掩護其全麵奪取政權的準備工作。關於西安事變的影響，“抗日禦侮”一書在幾十年後總結道：“西安事變為中國國民革命一大轉折點。按民國25年冬，國軍已對陝北中共殘部完成包圍之勢，若無西安事變，即可肅清。事變之後，政府鑒於國難日益嚴重，西北局勢動蕩不安，考慮容納中共，一致對外。於是中共於民國26年2月15日致電中國國民黨第五屆三中全會，提出四項保證……。從此國民政府改變了‘安內攘外’政策，中共獲得長期滋漫機會，成為戰後擴大叛亂的根源。”（注4）
西安事變帶來的中國近代曆史的大轉折，在日本軍隊隆隆炮聲之中，在中共宣傳上極力呐喊全民抗日的時候，迅速地展開了。
【注釋】：
1、中共中央黨史資料會編：《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北京，1989年。
2、周恩來著：《周恩來選集》上卷第70-75頁，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1980年。
3、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三冊第1290-1292頁。
4、蔣緯國總編著：《抗日禦侮》第一卷第74頁，黎明文化事業公司印行，台北，中華民國六十七年（1978年）初版。
第二卷 四、洛川會議
因為西安事變，垂亡的中共，意外獲得了生機。於是，誌在奪取天下的中國共產黨領導集團，立即製訂周密的策略，開始了擴張勢力和建立根據地的工作。而麵對強大的日本軍隊旋風般地進攻，擔負國家存亡重責而又節節敗退的國民政府，幾乎沒有能力來顧及這背上的“芒刺”之痛，原來蔣介石一致堅持的對於紅軍的監督問題，在“七七事變”以後，也顧不得了，實際上經過周恩來的拖延，一一按照中共的主張行事。
洛川會議，就是中共以“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帶來的有利條件，製訂擴張勢力的基本戰略和策略的會議。
首先是隨意篡改“為三民主義的實現而奮鬥”這一點。“七七”抗戰爆發，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在1937年7月15日“為國共合作宣言”的第一條就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本黨願為其徹底實現而奮鬥。”（注1）這放棄共產主義而舉起三民主義的決心，很能夠贏得人心。查稍早4月5日中共中央給共產國際關於策略方針的報告，第一條就是“擁護三民主義及國民黨在中國的領導地位”，但這僅僅是一種策略的運用，與公開宣言的“願為三民主義奮鬥”的提法不一樣；對於中共在公開的宣言中所舉諸項，蔣介石在1937年9月16日的談話中讚揚道：“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於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暗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隻能有一個努力方向。……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鹹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以下凡是引自《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集和“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形成”兩書者皆不另外加【注釋】）全中國如果能夠照中共的保證，統一於三民主義之下，當然是國家民族之福。
但是毛澤東在1937年發表的文章中，卻另外加以解釋。題目為“國共兩黨統一戰線成立後中國革命迫切任務”的文章，未收入中共官方發行的《毛澤東選集》的任何一卷。毛澤東說：“說道三民主義的實行，共產黨還在十年前兩黨第一次統一戰線時，就已經經過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而共同決定，並且在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經過每一個忠實的共產黨人及每一個忠實的國民黨人之手，在全國實行過了，不幸一九二七年統一戰線破裂，產生了十年來停止實行三民主義的局麵。然而在共產黨一方麵。十年來所實行的一切政策，根本上都符合於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與三大政策的革命精神的。共產黨沒有一天不在反對帝國主義，這就是徹底的民族主義，人民代表會議的精神不是別的，就是徹底的民權主義，土地革命更無疑是徹底的民生主義。”毛澤東甚至說：“現在的問題，不是共產黨信不信仰，實不實行三民主義，反而是國民黨信不信仰實不實行三民主義的問題。”（注2）所謂“三大政策”不見於孫中山先生的所有演講和著作之中，也不見於孫中山先生活著時的所有的中國國民黨、中國共產黨和廣州政府的所有文件之中，此名詞最早出現於中共基本掌握權力的武漢國民政府時期。孫中山先生的民族主義是尋求繼承中華文化的精髓，中華民族在世界上獨立生存和發展，而中共卻依附於蘇聯，為了蘇聯帝國主義的需要，破壞北伐，破壞國民革命，這是破壞民族主義；孫中山先生吸取西方民主製度的精華，結合中國政治製度的長處而創造性的提出民權主義，還提出了創造性的五權憲法，這與中共從列寧的建黨思想中學到的專製集權主義完全相反；孫中山先生認為從理想境界說，民生主義與共產主義有若幹共同之處，但是認為實現的方法根本不同。孫中山指出人類曆史是在合作中取得成就，而不是搞階級鬥爭，更不是搞打家劫舍的土地革命，他對馬克思的曆史唯物主義進行了深刻的批判。毛澤東標榜中共從來執行的是“三民主義”，今後自然就要繼續執行下去了。這篇南轅北轍的講話預示著抗日前途中的隱憂。
西安事變剛發生一個星期時，中共中央立即就組織發展做出指令，第一句話是：“在目前極有利於我們發展工作的形勢下”，說明中共從七七事變得利的情形在“恢複區域獨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七點是：“普遍恢複興建黨的組織，在邊區應建立秘密黨的組織，在老區除公開的外，還應有秘密組織，慎重地審查過去的老黨員，並吸收在過去鬥爭中表現堅定的份子入黨。特別在基幹的武裝力量中應保證黨的絕對領導。”在“撤退區域內地方工作”部份的第十一點是：“普遍建立共產黨的半公開與秘密的組織，加強政權機關中及各種抗日武裝抗日群眾團體中黨的領導作用；”中共的組織仍然隻是公開一部分，而在明處的國民黨的組織一切都公開。在“紅軍在友軍區域的地方工作”部份的第三條是：“在友軍指揮下的舊政權采取尊重聯絡的態度，不得采取直接摧毀的辦法應在發動群眾的基礎上逐漸改組舊政府，在加強抗日救國會的作用的過程中，使之逐漸成為該區域的實際政權機關。”這是不聲不響的準備奪權。第十一條是：“不論在地方上，武裝部隊中，到處應該建立黨的秘密組織，教育黨員如何使公開工作與秘密工作聯係起來，注意挑選可靠的有能力的優秀份子入黨。”那時候，蔣介石還被拘留在西安，一切是未知數之，可是中共在公開高喊抗日的同時，已經在做奪取政權的長遠的準備工作了。
中共的統戰工作真是一環扣一環，在1937年1月3日，蔣介石才剛剛脫離西安險境一個星期，中共中央發出了“中央關於統一戰線區域內黨的工作的基本原則”的長篇詳細指令。一開始就指出了“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與達到社會主義的終極目的”，而不是孫中山先生的三民主義為指導的製度。對與國民黨的所謂“合作”，第三條規定：“蘇維埃紅軍在統一戰線開始的過程中，在必要時，可以改番號，接受統一指揮，但在實際上仍應完全保持自己的獨立性，使之在統一戰線中起模範作用，並成為共產黨在全國活動的中心可靠力量之一。紅軍應該在統一戰線展開過程中，使之擴大與鞏固。”在一切公開的宣言中，都是如何為了抗日救國取消番號，在內部文件中卻隻是利用抗日而一切不變。第十一條是：“共產黨在任何環境下，應保持自己的政治麵目與組織上的獨立性。不放棄用共產主義教育來教育群眾，動員群眾與組織群眾的獨立工作。共產黨堅決為統一戰線的綱領而鬥爭，決不同其他黨派混同，或融化在其他一般組織中去。共產黨在統一戰線中，應實現自己是唯一組織者與領導者的任務。”第十二條是：“共產黨的秘密組織，目前仍應是秘密的。共產黨員都應在抗日救國團體與組織中公開活動，在裏麵起核心作用。應指定一定共產黨員，完全以共產黨名義公開活動。他們應該受當地領導機關的指示。”這些內部的規定所暴露的，是中共從成立以來，就按照共產國際的命令所製定的，沒有絲毫地改變的基本目標，這就是要奪取中國的國家領導權，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與中共致電中國國民黨三中全會的公開保證，完全兩樣。而且隨著民族危機的加劇，中共的加強一黨而損害國家的措施更具體和係統了。下麵的中共中央文件，可以進一步證明。
中共中央在1937年4月15日，發表“告全黨同誌書”，向黨內解釋“民族統一戰線”的真相，這是地地道道的真心話：“今後的任務，是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利，實現對日抗戰；解放中華民族，是中國無產階級及其政黨的責任，並且在民族解放運動中力爭自己政治領導的責任；本黨給國民黨的四項保證，不能解釋為所謂‘共產黨的投降’，而是一種讓步。為取得民族解放，需要各黨各派的讓步與妥協是本黨兩年來的主張。讓步與妥協，決不是等於取消和降低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與批評的自由。是為了要使本黨取得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千百倍的去擴大黨的影響與組織力量；不承認過去蘇維埃政權而奮鬥的努力是白費或錯誤；……要把馬列主義的原則具體化，作為行動的指南。中華民族的最後解放，依靠我們中國共產黨。”這個內部文件說明：中共的“四項保證”，是為了“千百倍的去擴大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以便“領導”“中華民族的最後解放”，所以過去“為蘇維埃政權而鬥爭”仍然是正確的，當然就應該繼續，但是改變形式下去。以下的文件，更清楚地證明了中共的真正打算。
1937年6月6日，由長期管黨務的書記張聞天，在自治區黨代表會議上，以“自治區目前的中心任務”為題作長篇報告，透露出中共利用抗戰機會，而篡奪國家權力的陰謀。關於統一戰線，他強調階級鬥爭：“民族統一戰線隻是改變了階級鬥爭的形式（如武裝鬥爭，沒收土地鬥爭等），但並不取消階級鬥爭。而且為了使統一戰線有雄厚的群眾力量，發動組織與領導工農小資產階級日常的經濟政治鬥爭，威逼剝削者統治者的讓步以滿足他們最迫切的需要，是完全必要的。藉口統一戰線而取消階級鬥爭，那隻是過去陳獨秀機會主義的複活；”關於與國民黨的關係，他主張故伎重演，用分化瓦解。秘密打入國民黨和軍隊內部，去改造和重建：“國民黨現在還是一個腐敗的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團，但是其中願意救國的代表民族資產階級的中派力量現在已經開始占有優勢，左派的力量還是很薄弱，照現在的樣子，他不能擔負起堅決抗日救國的任務。我們的目的是改組國民黨。這必須使左派的革命份子大批的加入進去，造成國民黨內部有力的左派。我們在國民黨內部的方針是團結左派，推動聯合中派，分化右派，排除右派中的親日派，……在國民黨不願共產黨加入的條件下，共產黨員可以秘密加入，完全以左傾國民黨員的麵目出現。”張聞天特別指示要打入軍隊內部：“應該動員最可靠的同誌及左傾群眾到正規軍隊，地方武裝及軍事學校中，並爭取其中的領導位置。應利用民團保甲壯丁隊後備隊等各種名義實行武裝民眾。保障軍隊及各種武裝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應是目前第一等任務。”張聞天的總書記職位雖然因為黨內鬥爭撤銷了，這是仍然主管黨務，名字常常排在毛澤東的前麵，張國燾形容是“毛張聯盟”。張聞天的報告透露出：第一、國民黨的本質仍然是在共產主義意識形態中最壞的“軍閥官僚地主資本家代表的政治集團”，當然應該在打倒之列，“不能負擔起堅決抗日救國的任務”，當然隻有按照蘇共中央指令行動的中共才能領導；第二、從聯俄容共時代開始，中共始終把國民黨分為三派，並且成功地加以分化而建立了蘇共～中共控製的武漢半赤色政權，從西安事變開始的中共關於國民黨的各種文件中，立即繼續把國民黨分為三派，打算繼續分化利用之；第三、直接打入國民黨的內部。不僅僅如此，張還指出：“應該立即動員最可靠的同誌及左傾群眾到正規軍隊，地方武裝及軍事學校中，並爭取其中的領導位置。應利用民團保甲壯丁隊後備隊等各種名義實行武裝民眾。保障軍隊及各種武裝力量在革命份子手中，應是我黨目前第一等任務。”張做報告的時候，周恩來正在廬山直接向中國軍隊的最高統帥蔣介石做出信誓旦旦的保證。蔣介石雖然了解中共的曆史和本質，繼續提出共產黨的軍隊雖然可以保持四萬五千人，但是提出毛澤東、朱德等軍隊領導人出洋的要求（按：被周拒絕）。任何一個稍微對民族有一點責任的正派人物，絕對想象不到，中共中央在這時第一的任務是打入國民政府的軍隊並且加以控製，奪取政權的規定是那樣周密。這時離抗戰正式爆發的“七七事變”隻有一個月。
現在發表的中共中央文件顯示，“七七事變”爆發以後，中國共產黨完全變成了“兩個”：一個中共是極為愛國，為日本侵略中國義憤填膺，強烈要求立即開赴前線，全心全意接受國民政府領導；一個中共是隻顧及一黨的私利，乘民族危亡保存和發展壯大勢力。
先看第一種形象：“七七事變”第二天，“中國共產黨為日軍進攻蘆溝橋通電”，呼喊“平津危急！華北危急！中華民族危急！”最後的口號也激動人心：“……不讓日本帝國主義占領中國寸土！為保衛國土流最後一滴血！……國共兩黨親密合作抵抗日寇新的進攻！驅逐日寇出中國！”七月八日，“紅軍將領為日寇進攻華北致蔣委員長電”，表示“紅軍將士，鹹願在委員長領導之下，為國效命，與敵周旋，以達保土衛國之目的，迫切陳辭，不甚屏營待命。”同一天，毛澤東、朱德、彭德懷、賀龍、林彪、劉伯承、徐向前聯合致電前線的宋哲元，表示“願為後盾”的決心；七月九日“人民抗日紅軍要求改編為國民革命軍並請授命為抗日前軀的通電”，希望“與日寇決一死戰”；七月二十三日，“中國共產黨為日本帝國主義進攻華北第二次宣言”，提出八條應該做的事情中，每條開始都用“立刻”，“立即”的字眼，以顯示急切抗戰的心情。
與此同時，中共表現出相反的第二種現象：張聞天、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一日致電周恩來、博古、林伯渠，作出《關於紅軍作戰原則的指示》：“依當前敵我的情況，我們認為須堅持下列兩原則：（甲）在整個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的遊擊戰爭，而不是陣地戰，也不是集中作戰，因此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隻有如此，才能發揮紅軍特長，給日寇以相當打擊。（乙）依上述原則，在開始階段，紅軍以出三分之一的兵力為適宜，兵力過大，不能發揮遊擊戰，而易受敵人集中打擊，其餘兵力依戰爭發展，逐漸使用之。”以上引人注目的是“獨立自主的分散作戰”，就不是受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統一指揮，堂堂四萬五千人的隊伍“不能在戰役戰術上受束縛”，在對日本的你死我活的戰爭中不接受指揮，意味著什麽？其次，隻以三分之一的兵力上前線，正是後來新聞界所揭露的“七分發展，三分抵抗”，實際上連三分之一也不到。
同一天，中共中央還發出了其他的重要指令：在《中央關於南方各遊擊區域工作的指示》中，第（三）的第一句話是：“武裝問題。在保存與鞏固革命武裝，保障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則下”，提出了六點意見：在第（六）的開始是“關於黨的組織與工作。（一）普遍建立黨的秘密組織。無論是蘇區、遊擊區，黨的組織必須全部變為秘密的組織。”
在八月一日還發出了《總政治部關於部隊政治工作的決定》，主張“健全政治工作製度，共產黨的絕對領導機動靈活與英勇的戰鬥作風”；還發出了《中央組織部關於改編後黨及政治機關組織的決定》。根據國共雙方的協定，中共在軍隊中取消政治委員製度，可是這決定顯示，軍隊的政治工作反而加強了。第一部份是“黨的組織”：“（一）師以上及獨立行動之部隊，組織軍政委員會。軍政委員會是黨的秘密組織，它指導全部的軍事和政治及黨的工作，並向上級軍政委員會或中央負責，由該部隊之首長及其副者和政治部主任等組織之（其餘二人由上級指定）。其名單和書記均由上級軍政委員會及中央指定批準。軍政委員會的組織不向下級宣布。……”有了超越任何人權力的秘密的軍政委員會，黨對軍隊的控製就更嚴格；並且文件對軍隊的各級政治機關都有明確的規定，以便保證中共對軍隊的絕對領導。第二部份是“政治機關”，規定了師級以下各級政治機關的詳細職能。
與此相對應的是，在八月十二日，發出了《中央關於抗戰中地方工作的原則指示》，一共十五條，第六是：“共產黨員應該以抗日積極份子的麵目參加到政府與軍隊中去，並取得其中的領導位置。”對於中國共產黨的種種意圖，不用再評論。
在八月十八日《中央關於同國民黨談判的十項條件給朱德周恩來葉劍英的指示》（按：周、葉在八月九日到達南京，並且出席了國民政府在八月十四日召開了最高國防會議及黨政聯席會議），一共十條談判原則，其中唯一打了著重號的是第四條，表示這時原則中最重要的一條：“在總的戰略方針下，執行獨立自主的遊擊戰爭，發揮紅軍的特長。”這原則是中共提出參加抗戰以來的“一以貫之”的。
華北抗戰已經於“七七”開始，緊接著國軍主力在第三戰區司令長官陳誠指揮之下，有六個集團軍，七十多萬人參加了上海“八一三”抗戰中國軍隊傷亡十八萬人以上；日軍參戰達二十二萬人，也傷亡了五萬多人。
這樣，公開的和秘密的麵貌不同的中國共產黨。在一九三七年八月二十二日至二十五日在洛川縣馮家村召開了中央擴大會議，這次會議決議和基本精神也分為兩種，第一種是公開的，給全國民眾和國民政府看的；另一種是秘密的，從後來的各種回憶錄中可以找出。先看一看第一種麵目。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中有洛川會議在八月二十五日通過的正式決議《中央關於目前形勢與黨的任務的決定》，一共八條。前四條是談形勢，後四條是談任務。第五條主張“全民抗戰”，第六條批評國民政府：“企圖把抗戰看成隻是政府的事，處處懼怕與限製人民參戰運動、阻礙政府軍隊與人民結合起來，不給人民以抗日救國的民主權利，不去徹底改革政治機構，使政府成為全民族的國防政府。這種抗戰可能取得局部勝利，然不能取得最後勝利。相反的，這種抗戰存在著嚴重失敗的可能，”當中國共產黨談論民主的時候，一定是想取得權力的獨占。
按照蘇聯共黨的教導，中共從成立起就始終在發動所謂的“群眾”，即以各種利誘取得許多人的支持，而根本打亂了中國曆來的一切社會秩序和破壞一切文化傳統。早在一九二○年代中期，中國國民黨實行聯俄容共政策，彭湃、毛澤東等發動廣東、湖南、湖北、江西的農民，把農村搞的天翻地覆，實際以蘇維埃式的共產主義代替三民主義。沒有這樣的群眾運動，共產黨就沒有存在發展的餘地。如今在全民抗戰剛剛開始的時候，中共又批評國民政府，即在民族存亡的空前危機中，企圖再次故技重施，爭取人心。中共中央對執政黨的批評，顯示了所謂“第二次國共合作”剛剛開始的時候，已經潛藏著危機。
同一天發出的有名的“中國共產黨抗日救國十大綱領”，由毛澤東起草。這十個部份的十個標題是：（一）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二）全國軍事總動員。（三）全國人民總動員。（四）改革政治機構。（五）抗日外交政策。（六）戰時的財政經濟政策。（七）改良人民生活。（八）抗日的教育政策。（九）肅清漢奸賣國賊親日派，鞏固後方。（十）抗日的民族團結。這個文件是公開做宣傳用的。
第二種麵目，是以出賣民族來換取共產黨的私利，這類文件難以公開發表，隻能在有關回憶錄的字裏行間去尋找。
由曾經擔任中宣部長的鄧力群主編、當代中國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賀龍傳》中，這樣記載洛川會議：‘這次會議討論並決定了八路軍出師抗日在政治上、軍事上麵臨的一係列方針政策問題。毛澤東在會上作了國共兩黨關係問題和軍事問題的報告。報告指出，要堅持統一戰線，鞏固擴大統一戰線，同時要堅持共產黨在政治上、組織上的獨立性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無產階級領導權；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鉗製與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持和擴大紅軍，爭取共產黨對民族革命戰爭的領導權；我軍必須實行軍事戰略的轉變，即由國內革命戰爭的正規戰向抗日戰爭的遊擊戰轉變。會議確定了全麵的全民族抗戰路線、持久戰的戰略總方針以及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的戰略方針，通過了《關於目前形勢和黨的任務獨決定》和著名的《抗日救國十大綱領》。’注一即在統一戰線中堅持“獨立性”和“無產階級領導權”；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創造根據地”和“擴大紅軍”；在推翻國民政府的土地革命戰爭中，是拚命的運動戰，如今抗日，要求轉變為保存實力的遊擊戰。上述（洛川）會議基本精神的透露，在同一會議的“論十大關係”等公開文件中根本沒有。
另外兩位中共元帥的直接回憶也與《賀龍傳》的記載一致。因為奪取政權成功的中共軍隊領導人，在幾十年以後提起這次會議的時候，已經是表示功勞的機會，所以都很坦白。
中共十大元帥之一的聶榮臻是會議的參加者，他的回憶錄說，洛川會議的原件記錄仍然保存於中共檔案錧，鄧拓曾經去查閱過。聶說：“毛澤東同誌在發言中說……我們必須展開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準備堅持持久戰。毛澤東同誌還說，要充分發動群眾，廣泛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不斷壯大我們的力量。那時候，毛澤東同誌已經想到了更長遠的目標，打敗了日本帝國主義以後，我們要建立新民主主義的新中國。隻有爭取群眾，擴大武裝力量，才能取得抗日戰爭的勝利，並為革命的深入發展奠定堅實的基礎。”（注2）聶隻提到了林彪反對，沒有提到周恩來反對。若不是林彪後來叛逃未遂，決不會透露這一小點消息。他說毛澤東那時考慮的，的確是為了抗戰勝利以後，“革命的深入發展奠定堅實基礎”和建立“新中國”的問題。毛的確把民族的利益放到黨的利益後麵，處處為了奪取政權，對於中共來說，這是功勞；對於民族來說，是罪過。
曾任國防部長的另一位元帥徐向前的回憶錄，也記載了他參加會議的印象，他說：“毛澤東同誌的發言，給我黨印象最深刻。他強調在國共合作抗戰的新形勢下，我黨一方麵要團結國民黨、中央軍和地方實力派，積極推動他們擁蔣抗日，另一方麵，要提高警惕，堅持統一戰線中的獨立自主原則……。因為沒有獨立自主，就會失去對紅軍的領導權、指揮權，前途可想而知；不是著重於山地，紅軍便沒有可靠的依托和周旋餘地，充分發揮自己的戰術特長，發展壯大自己；……這些基本思想，表現出毛澤東的遠大戰略眼光及把握革命航向的非凡能力。”（注3）作為中共政權的巨大受益階層，當然應當讚揚毛貪圖一黨私利的行為，是“非凡戰略眼光”和“非凡能力”。
與會的張國燾回憶，洛川會議上正式確定了中共在抗戰中奪取政權的具體策略。他記載了會議的兩個發言：“中共中央總書記張聞天首先在會議上提出抗戰爆發以後中共基本任務的報告。他說明以往中共的方針是推動國民黨抗戰，現在抗戰已經成為事實，就應該從根本上考慮中共在抗戰中的任務，他認為國民黨的抗戰，隻是片麵的和軍事的。國民黨獨本質仍屬反動，它包辦南京政權，抗戰更會增進蔣介石的軍事獨裁，反對民主化，不敢發動民眾反而多方壓抑，也並未放棄消滅中共的野心等。而且蔣介石可能隨時與日本妥協，掉轉槍頭，對付中共。因此，國民黨不是為了真正的全民抗戰，而是為了維持反動政權的單純軍事性抗戰。
由此，他認為中共的基本任務，既有與日本侵略勢力作戰，又要反對反動的南京統治。他引述列寧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采取使沙皇失敗的政策為根據，認為中共在抗戰中的基本策略，應該一箭雙雕，使日本和蔣介石和一切反動勢力相繼失敗，最後勝利歸於勞苦工農大眾和中共。”
張國燾記載了毛澤東的發言：“他警告會眾不要為愛國主義所迷惑，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知道日本的飛機大炮所能給予我們的為害，將遠過於蔣介石以前所給予我們的為害。他主張八路軍應當堅持遊擊戰爭，避開與日軍的正麵衝突，避實就虛，繞道日軍的後方去打遊擊，主要任務是擴充八路軍的勢力，並在敵人後方建立中共所領導的抗日遊擊根據地。毛澤東接著強調中共和八路軍應該絕對的維持獨立自主。他說明八路軍此後應完全遵照中共中央軍委會的指示行事，南京國民黨軍事委員會和各戰區司令長官對八路軍有任何命令，都應先報告延安，聽侯處斷。凡是不利於八路軍的任何命令，概應用各種藉口，予以推托。紅軍雖改稱八路軍，但其內部體係，一任舊貫，不得有任何變更；尤其要嚴防國民黨滲透到紅軍中來。中共發展起來的抗日遊擊根據地的一切，都須根據延安的指示處理，自成體係，在國民黨區域內的中共組織，除少數人員可以露麵外，仍須保持地下組織的特性，展開對國民黨的政治批評。尤其要反對漢奸和妥協活動，以期達到爭取民眾的目的。”（注4）張國燾的記載符合中共一係列內部有關文件精神，也與《賀龍傳》和兩位元帥回憶中所透露的精神完全一致。
這主意出自毛澤東的最權威的證明，是朱德在1945年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軍事報告“論解放區戰場”中：“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軍在毛澤東同誌天才的戰略方針指導下，進入華北敵後。……”（注5）洛川會議是在八月下旬。
過去沒有這些史料，中華民國的史學家就隻有從事實中推測，僅有的根據是中共下層叛逃者的敘述，即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八路軍第一一五師楊成武任團長的獨立團赴山西參加對日作戰，將出發時，毛澤東做了一次有名的指示：“中日之戰，是本黨發展的絕好機會，我們決定的政策是百分之七十是發展自己，百分之二十為妥協，百分之十對日作戰。”（注6）雖然數字不一定準確，但是基本精神也與中共領袖們的回憶一致。這指示由一位騎兵連的黨支部書記李法卿，在逃離八路軍後公布於世，被廣為引用。
在今天，對於取得政權的中共來說，洛川會議已經不是什麽秘密，而是毛澤東的“正確”的戰略策略的表現。所以，最近大陸出版的書中，已經公開談到洛川會議的基本精神：“根據敵強我弱的形勢和紅軍的特點，中共中央在會上確定了紅軍應執行的戰略方針。毛澤東指出紅軍的基本任務，是堅持獨立自主的遊擊戰，並在有利條件下進行運動戰，創立敵後抗日根據地，鉗製與消滅敵人，配合友軍作戰，保存與擴大紅軍。會議確定紅軍在敵人後方放手發動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使遊擊戰爭擔負起配合正麵戰場，開辟敵後戰場，建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戰略任務。”（注7）
日本人根據若幹中國國民黨的檔案寫的“蔣總統密聞錄”中，這樣描寫洛川會議：
‘周恩來與朱德認為：“應該接受政府軍事委員會的薪餉補給，在共同抗日的前提下，照政府軍的編製和製度加以改編；並應有限度地接受軍事委員會派遣的參謀人員。”
而毛澤東和任弼時則主張：“名稱雖然改變為第八路軍，但一切組織仍維持紅軍原有製度；並拒絕軍事委員會派人前來，以保障共產黨對八路軍的絕對領導權。”
爭論的結果，作了一個妥協的決定──形式上照政府軍製度，但紅軍政治部組織與職權仍舊維持原狀，執行對軍隊的監督指導。至於軍事委員會派來的參謀，可使常駐延安，擔任聯絡，但不接受其進入部隊。這就是說政府的經費可以接受，而不能接受管理。’（注8）
以上根據不同年代和地點，以及不同政治背景的關於洛川會議的基本精神的引述，幾乎完全一致。
既然毛澤東和張聞天所主持的中央工作會議決定了大政方針會議以後立即加以貫徹。如今公布的中共中央文件，清楚地記載了中共中央的一係列命令。當然，仍然存在著對外公開的和內部秘密獨兩個中共，這裏主要讓原始文件顯示秘密的中共的作為。
其實就在洛川會議開幕的八月二十二日，軍事委員會蔣委員長正式任命朱德、彭德懷為國民革命軍正副總指揮；在八月二十五日的洛川會議的最後一天，八路軍總指揮朱德和副總指揮彭德懷發出就職通電。一開頭的幾句話就相當激動人心：“日寇進攻，民族危急，敝軍請纓殺敵，義無反顧！茲幸國共兩黨重趨團結，堅決抗戰，眾誌成城。”這通電不僅僅發給國民政府主席、蔣委員長、馮玉祥、閻錫山副委員長、各國院部長，還發給全國將近三十個軍隊的高級長官。這為了全民族的激昂慷慨的愛國熱忱，與幾十年以後才揭露出來的洛川會議的秘密精神，是多麽地不一樣！中國善良的廣大民眾所能夠經常聽到、讀到的，是中共的這些激昂慷慨的宣傳品，他們很難想象既然都是中國人，在民族最危急的時候，怎麽會如此兩麵三刀？
日本人侵略中國，特別是西安事變的發生，好比童話中的在玻璃瓶子中的巨人被釋放出來了。一旦如此，再也沒有任何力量或方法，在民族存亡的時刻，把這巨人吸收回玻璃瓶子中去。
洛川會議閉幕以後十幾天，毛澤東命令彭德懷與周恩來一道去南京的機會，向國民政府解釋“獨立自主地遊擊戰爭”的原則，一共五項：第一項是堅持“依照情況使用兵力的自由”，不然就“含有惡意即企圖迫使紅軍打硬仗”；第二項是“紅軍有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組織義勇軍之自由，地方政權與鄰近友軍不得幹涉”；“（三）南京隻作戰略規定，紅軍有執行此戰略之一切自由”；“（四）堅持依傍山地與不打硬仗的原則”。有了這三項“自由”和一個“原則”，還存在什麽兩黨的“精誠合作”，還存在什麽“統一軍隊”於抗戰！在大敵當前的時候，怎麽在“統一”的軍隊中，可以有使用兵力、不打硬仗的自由？強大的日本軍隊步步前進，都不打硬仗，誰來正麵抵抗？都依傍山地，平原的戰爭就不要打嗎？這原則的核心有兩點：一在保留了紅軍的勢力；二在“發動群眾創造根據地”，即變相地組織昔日的蘇維埃政權而取得窮人的擁護，而且這樣做任何人不得幹涉，即獲得了建立蘇維埃式的國中之國的自由。這文件顯示激昂慷慨的一切陳詞都是假話，中共從成立以來就盡力奪取國家政權的行動，在抗戰爆發的時候，決定變本加厲地進行。
由於日寇的進攻，山西告急，閻錫山希望八路軍的一一五師參加作戰，被斷然而巧妙地拒絕。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九月十六日指示林彪，並且轉告朱德、任弼時、賀龍、關向應、聶榮臻、彭雪楓，即將這指令發送到八路軍的所有高級將領，指令道：“我軍應堅持既定方針用遊擊戰配合友軍，此方針在京與蔣如何決定，周彭又在晉與閻當麵決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這既定方針就是剛剛閉幕的洛川會議的方針，而不管日本軍隊已經逼近太原，山西的軍民如何動員起來抗日，蔣介石和閻錫山如何決定，“基本不應動搖此方針”，就是完全不顧山西抗戰的現實需要，任其自由行事。這是中共中央文件顯示的對於洛川會議方針的貫徹。
過了幾天，九月二十一日，毛澤東致彭德懷，發出《關於獨立自主地遊擊戰原則的指示》：基本精神是坐山觀虎鬥，而且要乘此“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創立國中之國。毛澤東解釋什麽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爭（不是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力部隊處於敵之側翼，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則不能並舉，然而，隻能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製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可言的。目前情況與過去國內戰爭根本不同，不能回想過去的味道，還要在目前這樣做。”過去的戰爭是與國民政府軍隊作戰，是為了蘇維埃政權或為了紅軍的生存而戰鬥，當然要不惜犧牲；如今呢？為了民族，為了所有的中國人，毛澤東就指令，首要的任務不是抵抗敵人，而是到敵人的側翼（按：正麵抵抗日寇的是國民政府的軍隊），是創造根據地。而且提出如果以打仗為主，就不能發動群眾，而發動群眾，是為了創造根據地──變相的蘇維埃政權。這就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的八路軍，在抗戰中的基本方針。
過了四天，華北形勢進一步危急，八路軍完全不理會國民政府的命令已經不可能，於是毛澤東在九月二十五日發出《關於華北我軍作戰的戰略指示》，對象是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周恩來，七點之中有兩點令人注意：一點是要日寇的主力尚未“集中於其主要攻擊點”攻擊國民政府軍隊主力以前，紅軍不要暴露目標，而要“養精蓄銳”，但是在向蔣介石和閻錫山解釋的時候，“暫不說紅軍單獨行動，隻要求派兵協助”，顯然是保存了勢力，又說好話；另外一點是：“如出擊敵後，須采取沒收大地主政策，廣泛發動群眾，紅軍便不孤立。”這裏繼續采取過去蘇維埃政權部份政策，是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以便中共獲得農民的特殊好感和擁護，這完全是破壞全民族的抗戰，為了中共一黨的私利需要而實行的階級鬥爭的政策。按照這一精神，朱德、彭德懷、任弼時在同一天訓令八路軍各軍的首長，要他們“立即動員群眾，組織群眾，廣泛開展遊擊戰爭”；要在敵占區內，“提出取消一切苛捐雜稅、田賦、厘金，實行減租減息，沒收漢奸和日帝財產，分給抗日人民”等一係列取悅百姓的政策，為其建立根據地打下基礎。
同一天毛澤東致周恩來、劉少奇、楊尚昆等，發出《關於整個華北工作應以遊擊戰爭為唯一方向的指示》。
接受國民政府整編的時候，為了全國統一抗戰，中共正式同意取消軍隊中的政治機關和政治委員製度，根據現在發表的中共中央文件，中共完全破壞不遵守：一、在一九三七年十月十五日中央軍委決定成立總政治部，以任弼時為主任；二、在一九三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張聞天、毛澤東正式發出的指令中，就恢複了軍隊中的政治委員製度：“朱德、彭德懷、任弼時、鄧小平告周：關於恢複政治委員及政治機關原有製度，我們完全同意，請即速令執行……。”（注9）前後取消政治委員製度的時間隻有三個月，而且內部秘密成立軍委會；三、好幾個中共中央文件中都指令，對於國民政府派到八路軍、新四軍檢查中共保證的執行情況的人員，一定不能讓他們與軍隊有任何實質接觸。耍陰謀方麵，很少有政治力量比得過中國共產黨。
洛川會議的重要性在於，中國共產黨在八年抗戰中戰略和策略方針，一直按照這次會議的內部決議執行；這決議和執行，保證了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軍事力量不斷加強，國中之國不斷擴大，這卻是以犧牲抗戰中的全民族的利益為代價的；這樣的戰略和策略，為中共在勝利以後奪取全中國的政權創造了條件。
孫中山先生演講三民主義的民生主義部份的時候，曾經批評馬克思的共產主義理論，認為把人類曆史當做階級鬥爭史是根本錯誤的，認為人類社會的進步不是靠鬥爭，而是合作，階級鬥爭是人類社會的病態，馬克思本末倒置。因此在北伐前後不同的理論基礎並且由於蘇聯的直接指揮，使得兩個政黨分道揚鑣。如今抗戰爆發，日本侵略者想要滅亡全中國，是要中華民族當亡國奴，而不是要消滅中華民族中某一個階級。所以按照常理說，這時候中國的一切政治力量的聯合，就應該為了全體中華民族，一切政黨的利益就隻能夠在全體民族之中。而洛川的基本精神，就是把中國共產黨一黨的利益，置於全民族利益之上。以此指引的行動，就是以損害全體民族的利益，而獲得一黨的私利。負責黨務的劉少奇的名著“論共產黨員修養”，也將中國傳統的道德修養換成黨員忠於黨的個人修養，要求每一個共產黨員講黨性，以此衡量黨員的覺悟高低。共產黨員個人從來沒有過對於民族性的要求。相反，中共從來對於民族文化是否定的。毛澤東說過非常有名的指令：“一些階級勝利了，一些階級消滅了，這就是曆史，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所以在理論上，洛川會議的基本精神是與共產黨的理論相通的，中共這樣做──把黨的利益置於民族利益之上，一貫如此。
另外，日本是一個資源極為貧乏的國家，而且自一九○五年的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在遠東的第一號敵人一直是俄國，是蘇聯。所以日本在國家的戰略利益上，隻想在獲得中國的利益以後，好對付蘇聯和它的利益爭奪；蘇聯在東方的頭號敵人也同樣是日本。因此日本的政治家們並不想擴大在華的戰爭以損害對蘇聯的戰爭準備，好幾次就企圖結束戰爭，主要因為狂熱的軍國主義份子不顧日本總的戰略需要而一再挑釁，使得戰爭越發不可收拾。並且日本可以調用的師團隻有三十個，分配到中國的師團，最多隻能有十一個。因此日本希望速戰速決，以免陷入戰爭的泥淖不能自拔。
日本的速戰速決，就要求軍隊以優良的武器裝備和訓練有素的軍人迅速摧毀中國軍隊的主力，迫使中國政府屈服投降。因此如果不從正麵戰場阻擋日軍，日本真的就會“三個月滅亡中國”，一切就不堪設想。隻有正麵阻擋日軍，付出巨大的犧牲，才可以粉碎日本的速戰速決戰略，而變成持久戰。但是洛川會議決定紅軍必須避開一切正麵戰場的戰鬥，就是完全逃避民族的責任，逃避中共中央和紅軍將領一再向國民政府和全體中國人的保證；而在宣傳上，則拚命高喊抗日，欺騙民眾，謀取政治利益，中共對真實曆史的係統地、長期地歪曲和篡改，至今並沒有結束。
按照洛川會議的規定，在民族危亡加劇的時候，中共的紅軍帽子變成了八路軍帽子，吃著中國老百姓供給的糧餉，扛著國民政府提供的槍炮彈藥，用訓練有素的幹部和軍隊，展開錄奪取一黨私利的戰略策略行動。以毛澤東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在黨內的講話，來作為中共戰略和策略的概括：“共產黨人決不拋棄其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理想，他們將經過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的階段而達到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階段。……今天的聯合資產階級抗日派，正是走向社會主義的必經橋梁。”（注10）也就是說，在抗日期間聯合“資產階級”國民黨，正是為了在抗日勝利以後再消滅之，抗日時期是實現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的橋梁。毛澤東這一過河拆橋的策略還運用在抗戰勝利以後的推翻國民政府的所謂“解放戰爭”時期，那時候聯合了有些不滿意現實的所謂資產階級民主黨派，一齊來推翻中華民國國民政府，但是在一九四九年奪取政權成功以後，再打倒這些“資產階級”政黨，那些不肯聽話的人士，大多數被打倒以後冠之以“資產階級右派份子”的帽子，成為階下囚。
把明天將要消滅的“資產階級敵人”騙到身邊，以“親密朋友”待之，借其力量消滅今天的敵人，並且不斷蓄積自己的力量，以便到了明天再消滅之。這就是中共統一戰線的實質。
【注釋】：
一、總參謀部《賀龍傳》編寫小組編寫：《賀龍傳》第二一四頁，當代中國出版社，北京，一九九三年。
二、聶榮臻著《聶榮臻回憶錄》第三四二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三、徐向前著：《曆史的回憶》第五七一～五七二頁，解放軍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四年。
四、張國燾著《我的回憶》第一二九五～一二九七頁。
五、朱德著：《朱德選集》第一七二頁，人民出版社出版，北京，一九八三年。
六、轉引自《對日抗戰期間中共統戰策略之研究》，梅良眉著，裕台企業公司印刷，中華民國六十一年，台北。
七、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編著：《中華民族抗日戰爭史》第一六八頁，中共黨史出版社，北京，一九八八年。王秀鑫、郭德宏主編。
八、古屋奎二著《蔣總統秘錄》第十一冊第一一四頁，中央日報譯印，台北，中華民國六十六年。
九、《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十一集，第三六八頁、三七七頁。
十、毛澤東著：《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二五九～二七七頁，人民出版社，北京，一九六二年。
(中共壯大之謎（4）（作者謝幼田，明鏡出版社出版） 全文完博訊www.peacehall.com)
（2011/07/19 發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