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死路與出路

致胡錦濤主席的建議信：中國的死路與出路 胡星鬥 一、中國的死路：傳統治國方式是死路一條，中國至今沒有走上治國正道。古代賢哲老子說：“以正治國”——治國要走正道，這是古人都懂的道理，可是在當代中國，治國卻一直沒有走上正道，一些地方政府甚至使用歪門邪道的手段治理地方。 1、未將公平與正義作為執政的基石，而錯將維持暫時穩定、維護現有秩序與利益作為頭等大事，由此而導致社會矛盾的日益激化。羅爾斯說：“正義是社會製度的首要價值”，而在當代中國恰恰相反，公平與正義被一些官員視如敝屣，穩定與既得權力、既得利益成為“首要價值”，為此，一些地方政府不擇手段，以謊言、暴力、陷害、勞教，動用黑惡勢力，關進黑監獄、精神病院，抓捕記者、舉報人，打擊不同意見者等手段“保一方平安”， 使得維穩與維權形成尖銳的對立，維穩的財政開支驚人。據《社會科學報》（2010.5.27）報道，2009年全國內保費用5140億元，已經接近軍費開支；2009年中央公共安全支出增幅高達47.5%。與此相對應的，必然是民權的困境、官德的墮落、公德的沉淪、政府公信力的喪失，同時不可避免的是，龐大的維穩經費和行政成本嚴重地擠壓了民生。公平與正義已亡，這是中國最令人痛心和擔憂的，也是政府治理最為失敗的地方。 2、目前中國的“三進三退”是曆史的反動。所謂“三進三退” 是指：國進民退、官進民退（官權進、民權退）、人治進、法治退。 盡管官方否認存在著國進民退，但4萬億救市資金和2009年近10萬億信貸絕大多數給了國企，十大行業振興計劃其實是在幫助國有企業做大做強，鋼鐵、石化、有色金屬、信息、汽車、船舶、航空、裝備製造、煤炭、煙草、鹽業等行業完全或絕大部分是國有的天下，國有資產從1999年的9萬億元增加為2009年的43萬億元……種種事實都說明國進民退不是統計部門虛構一下國企、民企產值數據所能證偽的。 國進民退將嚴重地阻礙中國現代化的實現，越來越多的中國國有企業進入了世界500強，與其他國家清一色的私人企業（私有股份製企業）榜上有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將成為中國走上現代化歧途的象征。國進民退也將嚴重地破壞市場經濟秩序，形成官僚市場經濟、權力市場經濟，這樣的畸形市場經濟催生了特權利益集團，導致了經濟低效率、腐敗和分配不公，必然遭到民眾的怨恨。 與國進民退相伴相生的是官進民退——官權進、民權退；官治（所謂的人治）進、法治退。凡是國有強大的地方，必然是破壞法治甚至無法無天的地方；目前中國的法治倒退令胡溫政府的形象在國內外嚴重受損。 3、“三個一體化”是對人類現代文明的嘲弄。目前，中國的體製是“三個一體化”：行政、立法、監督、司法一體化；官商一體化；黨政一體化。譬如不久前開車撞死人的私企老板同時是縣委委員、縣人大常委，難怪他有恃無恐；紫金礦業的股東許多是縣委縣政府及各局的官員……這樣的體製不腐敗、不專橫、不胡作非為、不激起民怨，可能嗎？即使將全國所有的官員都叫到北京培訓100遍，也是無濟於事的。 如果最高決策者隻知以傳統方式治國，不敢進行哪怕是穩健的政治體製改革、權力結構改革，那麽可以預見未來的中國將會越來越潰敗，道德會越來越沉淪，社會將越來越不穩定。 二、中國的出路：憲政與公平是未來中國的兩麵旗幟，關鍵是進行權力結構改革。 在未來的中國，“憲政”與“公平”是兩大旗幟。誰高舉了這兩大旗幟，誰就能贏得中國，就能引領中國的現代化，就能有政治家個人的成功和國家的真正複興；誰丟棄了這兩大旗幟，誰就是在把中國引向沉淪和災難，即使經濟上獲得了短暫的成功，政治家個人取得了短暫的榮耀，但他最終也會被曆史所唾棄。 “憲政”與“公平”的結合是憲政社會主義。 憲政就是“限政”，即限製政府，建立“有限政府”，實現公權力的分立與製衡，保護公民的權利；憲政也即憲法政治，保障憲法的最高權威性，建立違憲審查製度。社會主義或稱新社會主義是指公平正義、平等共富、體現人文關懷、保護弱勢群體的理念和製度。所謂憲政社會主義就是憲法至上、保障公民權利、建立有限政府和有效政府、弘揚人文關懷、保護弱勢群體，秉持民主、法治、人道、公平價值觀的基本社會製度。 隻有憲政，才能抑製特權、壟斷和腐敗，才能打破人治、官家主義和王朝循環，才能實現中國的長治久安；隻有憲政，才有公平正義，才有社會主義。沒有憲政而鼓吹打土豪分田地、鎮壓或批鬥地富資本家老幹部的毛式平等和傳統社會主義，是沒有出路的。傳統社會主義就是封建社會主義或曰專製社會主義。 同樣，隻有新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穩定中國；隻有憲政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08憲章盡管萃取了西方憲政民主的精華，但由於沒有與中國文化結合，也沒有與中國現實結合，所以它也不是一套完整的適合中國國情的具有可操作性的政治主張。 憲政社會主義既以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為師，同時也反對全盤西化的自由主義和封建社會主義，它是不斷創新的社會主義。 憲政社會主義主張： 實行“四民主義”——“民有”（人民擁有主權、選舉權、監督權、出版權等）、“民授”（高層由人民授權、人民普選產生人大代表、人大代表選舉產生領導人）、“民治”（基層人民自治）、“民享”（人民分享發展成果），超越和包容三民主義，促進兩岸統一；未來中國應當將“四民主義”作為國家的指導思想和精神支柱； 維護憲法的絕對尊嚴，在全國人大成立違憲審查委員會，設立憲法法院，廢除違憲的法律、製度、文件、指示；同時，維護執政黨、中央政府在憲政之內、憲法之下的權威性、有效性； 實現權力的分立與製衡，從財政上組織上人事上保證人大、政協、法院、檢察院、反貪局、監察、紀檢、信訪、審計、工會、媒體的獨立性，破除行政、立法、監督、司法一體化的反科學體製； 實行全民民主、代議民主與可控民主、協商民主（鼓勵政治協商，公推公選）的結合，提倡室內民主（通過電視、禮堂、教室等發表競選演說）、法治民主（而不是“文革”式的無法無天的民主），反對街頭政治； 以廢除勞教製度作為實行憲政、建設法治國家的突破口。同時加快改革違憲的二元戶籍製度，給出廢止的時間表；廢除信訪體製，設立隸屬於人大、有利於監督的申訴製度，促進信訪案件的司法化解決； 以人大代表選舉作為權力結構改革的突破口，人大代表一旦當選、履職，應暫停原來的職業，但保留公職，發放人大代表薪酬，實現人大代表的專職化、非官化。這樣做，能夠保證人大代表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了解民情、傳達民意、做好調研、監督等工作； 以陽光財政作為陽光行政、陽光政治的突破口，凡是使用財政資金的部門和單位必須在網絡上曬財政預算和開支；同時，落實人大的財政監督職能和納稅人的權利，鼓勵公民就浪費財政資金、“三公”消費進行公益訴訟； 以陽光財產作為廉政、反腐敗的突破口，出台《陽光財產法》、《反腐敗法》，規定凡是公職人員其財產必須每年申報、公開，接受人民群眾的監督； 以媒體獨立、新聞自由作為保障民權的突破口。凡是新聞自由的國家，冤案都會通過新聞報道而得以良好的解決，所以都沒有上訪的問題。隻有讓人民群眾獲得話語權、問責權、罷免權（落實公民的問責權、罷免權比選舉權更有意義、更容易操作），才能從根本上解決信訪、殺童、襲警等問題。禁止地方政府利用納稅人的稅款辦報辦廣播辦電視台為自己歌功頌德； 以落實金融權作為保障弱勢群體權益、改善民生的突破口，為此，必須廢止國務院1998年7月第247號令《非法金融機構和非法金融業務活動取締辦法》，打破金融壟斷，大力發展民營銀行、鄉村銀行、小額貸款公司，允許定向吸儲、土地和宅基地抵押，解決老百姓創業、新農村建設的融資困境； 以廢除特權作為重塑政府、贏回民心的突破口。廢除官員的特權型養老、醫療和福利待遇。除退休的國家主席、人大委員長、總理等少數人之外，取消公務員退休離休後的秘書、廚師、保姆、警衛員、司機、勤務、公務員、專車、住房及醫療方麵的特別待遇；取消幹部病房、高幹病房、幹部療養所、領導度假別墅、部級待遇、特供等公款福利特權；製定社會保障法，確立公平、統一的社會保障原則和社會保障體製，讓官員、公務員、事業單位人員、一般城市職工、無固定工作者、農民、農民工擁有同一張社會安全網； 以破除國企壟斷、官商結合、實現全民持股、社會分紅作為促進社會公平、縮小貧富差距的突破口。目前國企利潤僅10%、央企利潤僅4%上繳，而且上繳利潤的絕大部分又返還到國有企業之中了，在2009年國企的上萬億利潤中僅10億元進入了財政。以後，必須以壯士斷腕的決心破除既得利益集團，加強國有資本經營預算。同時，從融資、減稅等方麵扶持民營企業，打破行業準入的“玻璃門”。 以賦予農民土地所有權或完整的土地產權作為新農村建設和農民致富的突破口。土地是農民最主要的財富，隻有土地資本化，農民才能富裕；農村集體土地應當享有開發建設權，不需要被征收成為“國有土地”， 地方政府從中掙足了，才能開發建設；小產權房應當逐漸合法化。可以借鑒台灣“土地增值歸公”的經驗，農民的土地可以轉為非農用途； 以公益訴訟立法、保護舉報人立法作為公民問責、公民監督的突破口，任何公民隻要有證據，就可代表全體受害人起訴揮霍公款、破壞環境、股市舞弊等行為。以企業社會責任運動作為緩解資本與勞動矛盾、化解仇富心態的突破口，以社會進步運動或社會正義運動、平等權利運動作為緩解官民矛盾、城鄉矛盾，突破戶籍改革困境，解決弱勢群體問題、農民工問題的突破口。改革工會體製，由工人選舉產生或罷免工會領導人，促使工會能夠代表工人群體；出台罷工法，製止非法罷工，保護合法罷工，保障勞動者和資方雙方的權益；禁止地方政府非理性地彈壓一切罷工，避免勞資矛盾轉變成官民矛盾；取締對農民的種種歧視，在金融、財政、土地、就業、失業、教育、醫療、社會保障等方麵保障弱勢群體的權益；消除貧困、救濟窮人、解決食品安全、環境衛生、貧困人口教育等問題、紓解民生困境；改變慈善行為的官方壟斷，由社會舉辦慈善公益事業；開展“扒糞運動”，揭露社會黑暗與弊端、抑製權貴經濟；充分發揮媒體“第四權”的監督作用，鼓勵批評性和揭露時弊的報道，以媒體自由和新聞民主遏止既得利益集團；製訂《勞工權利法》、《平等權利法》，締造中國的勞工權利、平等權利新時代； 中國的真正崛起取決於教育的崛起。中國應當實行教育立國、教育第一、科教優先的戰略。教育第一戰略的突破口是將教育指標（教育投入、城鄉教育差距、義務教育完成率、研發支出、農民工培訓等）列為各級官員政績考核的第一指標。大幅度壓縮行政成本，增加教育投入，力爭在五年之內將公共教育經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目前的百分之三點多提高到發達國家的百分之六，大幅度提高教師特別是貧困地區、農村地區、偏遠地區教師的工資待遇；遏止城鄉教育差距的擴大，據報道，80後的大學生數，城市是農村5.5倍。以後如果城鄉教育差距繼續擴大，總理應當辭職。 公平與正義是立國之基。通過憲政社會主義的實踐，公平與正義必將得以伸張，“三進三退”、“三個一體化”必將受到遏製，隻有這時，我們才可以說中國找到了治國良方、走上了治國正道，也隻有這時，中國的民富國強、長治久安才能得以實現，中國人的尊嚴才能得到保障。 2010-8-7 （“胡星鬥中國問題學、弱勢群體經濟學”網站：http://www.huxingdou.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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