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矛盾中國60年係列--反右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修訂)
來源: 東方明月- 於 2013-02-08
在中國，有的人很有權力，有人很有財富，有的人很有知識，有的人很有名氣，可他們普遍都沒有一樣東西--道德良知。從徹底腐敗的官場，假貨充斥的商場，到抄襲為常的學府。道德崩潰已經是中國社會的艾滋病。
毛鄧兩朝短短60多年，一個社會腐敗至此，反右運動就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的確，當年許多“右派” 要求民主，他們的許多觀點不容於共產黨的獨裁是必然的。但更多的人卻是莫名其妙被劃成右派的。從此言論自由成為了禁忌，說假話,、整人成為了知識分子的自我保護的必修課。道德敗壞從官場傳染到知識界，最後擴散到整個社會。
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裏，真話是犯罪懸崖邊的奢侈品。而在假話的世界裏，道德敗壞是進步人生路的必需品。反右讓人們對說真話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恐懼，更別提言論自由。這就是為什麽我說反右讓中華民族墮落，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
當時，毛澤東的一句話，95%的同誌是好的，結果變成了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隻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為了完成任務，不講邏輯，沒有標準。說話的是右派，不說話的也是右派；擁護運動的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的是右派，反正領導說你是你就是右派... 。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把五十五萬名“右派”，以及受牽連的幾百萬知識分子變成了階級敵人，迫害20多年。1979浙大平反右派大會上，一位右派在一片感謝黨感謝政府的歌功頌德聲中說道，“平反右派對國家是一件大事，對我，無所謂了”。一聲無所謂，全場登時一片抽泣，大會為此中斷。是啊，稀裏糊塗的，青春沒了，知識忘了，健康毀了，家庭散了，剩下孤寡光棍，有所謂嗎?
下麵就是部分莫名其妙變成右派的例子，在經曆了這樣的醜惡後，還能有多少人能保持他們的善良?
北大一個大二學生，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一句話沒說，大字報也沒貼過一張，結果劃為右派。罪名是用沉默來對抗運動。
交大金相專業另一位學生被劃為右派的一條罪行是反蘇，緣於有人揭發他“看蘇聯電影時打瞌睡。
一位供銷社的員工，領導給定的罪名是“不愛看革命電影”。因為農村好不容易看場電影，他沒去參加，回家照顧老婆孩子了，變成右派被勞改。
北京大學57屆學生閆桂勳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派運動中，被當時的班級打成右派。在未經過校黨委批準的情況下，閆桂勳被發配到黑龍江勞動改造。1979年，北大給右派平反，但閆桂勳根本沒有在右派名單上，因此他的冤情拖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公正解決。
光明日報女記者徐穎在整風鳴放階段，報社布置她的工作是報道了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的鳴放意見。一聲“反右”令下，這些鳴放者紛紛中箭落馬，她也成了“幫助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凶”。
李君某某，老革命。轉業到縣文化局工作。幫助黨整風時，他不但沒提什麽意見，反而對報紙上出現的某些對黨不滿的言論還憤憤然。反右開始後，上級布置任務，要文化局評一個右派，可是評來評去，總評不出來。但是，上麵定的指標卻是死的，非完成不可。他那當局長的本家叔叔隻好對他說：“德仔（他的小名），你什麽工作都帶頭，是個老先進，這次評右派，你也帶個頭吧，要不，向上匯報時我臉上不好看。”，他就成了右派。
黃君某某，基本群眾，某縣電影公司的售票員。反右開始後，隻有九個人的電影公司也分到了一個右派名額，但公司評來評去，總評不出結果來。有人提出用抓鬮的辦法，誰抓到誰就是右派。公司領導雖然覺得這過於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別無妙法，隻好抓鬮了。於是倒黴的黃某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產黨員，某中學地理教師。反右開始時，他所在的學校分到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個幫助黨整風時提了兩條很尖銳的意見，尤其是跟校長的關係很不好，就內定是右派了。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著落，隻好召集全校教師開會討論。討論來討論去，整整一個上午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地理教師早飯多喝了點麵湯，膀胱脹得難受，便想上廁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進步，業務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說什麽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頭上，因此就放心大膽地上廁所方便去了。誰知他剛一走，一個老師靈機一動，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師也立即同聲附和，舉手讚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來時，已經當成了右派。事後，他逢人就說，他這右派，是一泡尿帶來的。
來源: 東方明月- 於 2013-02-08
在中國，有的人很有權力，有人很有財富，有的人很有知識，有的人很有名氣，可他們普遍都沒有一樣東西--道德良知。從徹底腐敗的官場，假貨充斥的商場，到抄襲為常的學府。道德崩潰已經是中國社會的艾滋病。
毛鄧兩朝短短60多年，一個社會腐敗至此，反右運動就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的確，當年許多“右派” 要求民主，他們的許多觀點不容於共產黨的獨裁是必然的。但更多的人卻是莫名其妙被劃成右派的。從此言論自由成為了禁忌，說假話,、整人成為了知識分子的自我保護的必修課。道德敗壞從官場傳染到知識界，最後擴散到整個社會。
在沒有言論自由的國度裏，真話是犯罪懸崖邊的奢侈品。而在假話的世界裏，道德敗壞是進步人生路的必需品。反右讓人們對說真話產生了發自內心的恐懼，更別提言論自由。這就是為什麽我說反右讓中華民族墮落，是中國道德淪喪的開始。
當時，毛澤東的一句話，95%的同誌是好的，結果變成了指定右派分子的百分比。“一個單位應有5%的人定位右派分子，甚至在隻有很少幾個知識分子的單位和沒有人鳴放的單位，這個指標也得完成。” 。為了完成任務，不講邏輯，沒有標準。說話的是右派，不說話的也是右派；擁護運動的是右派，不擁護運動也的是右派，反正領導說你是你就是右派... 。各種莫須有的罪名把五十五萬名“右派”，以及受牽連的幾百萬知識分子變成了階級敵人，迫害20多年。1979浙大平反右派大會上，一位右派在一片感謝黨感謝政府的歌功頌德聲中說道，“平反右派對國家是一件大事，對我，無所謂了”。一聲無所謂，全場登時一片抽泣，大會為此中斷。是啊，稀裏糊塗的，青春沒了，知識忘了，健康毀了，家庭散了，剩下孤寡光棍，有所謂嗎?
下麵就是部分莫名其妙變成右派的例子，在經曆了這樣的醜惡後，還能有多少人能保持他們的善良?
北大一個大二學生，沉默寡言，性格孤僻。他一句話沒說，大字報也沒貼過一張，結果劃為右派。罪名是用沉默來對抗運動。
交大金相專業另一位學生被劃為右派的一條罪行是反蘇，緣於有人揭發他“看蘇聯電影時打瞌睡。
一位供銷社的員工，領導給定的罪名是“不愛看革命電影”。因為農村好不容易看場電影，他沒去參加，回家照顧老婆孩子了，變成右派被勞改。
北京大學57屆學生閆桂勳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反右派運動中，被當時的班級打成右派。在未經過校黨委批準的情況下，閆桂勳被發配到黑龍江勞動改造。1979年，北大給右派平反，但閆桂勳根本沒有在右派名單上，因此他的冤情拖到現在也沒有得到公正解決。
光明日報女記者徐穎在整風鳴放階段，報社布置她的工作是報道了民主黨派和高等院校的鳴放意見。一聲“反右”令下，這些鳴放者紛紛中箭落馬，她也成了“幫助這些右派分子散布反黨反社會主義毒素的幫凶”。
李君某某，老革命。轉業到縣文化局工作。幫助黨整風時，他不但沒提什麽意見，反而對報紙上出現的某些對黨不滿的言論還憤憤然。反右開始後，上級布置任務，要文化局評一個右派，可是評來評去，總評不出來。但是，上麵定的指標卻是死的，非完成不可。他那當局長的本家叔叔隻好對他說：“德仔（他的小名），你什麽工作都帶頭，是個老先進，這次評右派，你也帶個頭吧，要不，向上匯報時我臉上不好看。”，他就成了右派。
黃君某某，基本群眾，某縣電影公司的售票員。反右開始後，隻有九個人的電影公司也分到了一個右派名額，但公司評來評去，總評不出結果來。有人提出用抓鬮的辦法，誰抓到誰就是右派。公司領導雖然覺得這過於荒唐，但除此之外，也別無妙法，隻好抓鬮了。於是倒黴的黃某就成了右派。
周君某某，共產黨員，某中學地理教師。反右開始時，他所在的學校分到兩個右派名額。其中一個幫助黨整風時提了兩條很尖銳的意見，尤其是跟校長的關係很不好，就內定是右派了。但還有一個名額沒有著落，隻好召集全校教師開會討論。討論來討論去，整整一個上午也討論不出個所以然來。這地理教師早飯多喝了點麵湯，膀胱脹得難受，便想上廁所方便方便。他想，反正自己政治上進步，業務精通，在同行中又有一定威信，說什麽這右派的帽子也戴不到自己頭上，因此就放心大膽地上廁所方便去了。誰知他剛一走，一個老師靈機一動，提了他的名，其他老師也立即同聲附和，舉手讚成。等他一泡尿撒完回來時，已經當成了右派。事後，他逢人就說，他這右派，是一泡尿帶來的。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