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謹防大地震後中日交惡
當地時間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本州東海岸附近海域發生了裏氏9級的大地震。震中位於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10公裏，地震引發了海嘯及傷亡。日本共同社13日淩晨發布的消息稱，死亡或失蹤人數將超過1800人。
當天，正在出席全國“兩會”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立即致電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問，表示中方願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幫助。同日，中國外長楊潔篪也致電日本外相鬆本剛明表示了慰問。第二天，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專程去日本外務省表達了慰問。
3月13日淩晨5點，經曆過汶川、玉樹、海地、巴基斯坦等多次國內外地震救援的中國國際救援隊一行15人，搭乘民航包機飛赴日本地震災區參與救援。與此同時，國內由誌願者參與組成的救援隊隊員們也正在積極準備，隨時奔赴日本災區充實救援力量。
3月13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因此評論說，“在中日關係因撞船事件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此次地震對彌合雙方關係裂痕也是個不錯的機遇。”
但我的觀點正好相反：這次大地震可能導致中日關係交惡。
翻翻日本的現代史，每逢大地震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都必然交惡。
1923年關東大地震，1931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開始以武力征服中國。中國隨後奮起開展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
1995年阪神大地震，1995年和1996年中日圍繞諸多敏感問題出現了全麵摩擦，兩國緊張關係持續了近5年。
1923年關東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11時50多分，時近正午，日本關東地區的大多數人家都在準備午飯。突然，地下傳來一陣可怕的轟鳴聲，緊接著大地劇烈地抖動起來，刹那間房倒屋塌，許多人來不及反應就被砸死在屋子內。燒飯的爐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著火……
關東大地震造成死亡99331人，下落不明43476人，受傷103733人；房屋毀壞128266間，嚴重受損126233間，燒毀447128間，東京燒失麵積約38.3平方公裏，85％的房屋毀於一旦，橫濱燒失麵積約9.5平方公裏，96％的房屋被夷為平地。地震引發海嘯，最大浪高超過12米，海嘯卷走、衝毀的房屋868所，直接財產損失300億美元。
大地震後，“朝鮮人放火”，“朝鮮人要暴動”，“大地震還要來”等謠言引起人為恐慌，警察和軍隊一些人趁機消除異已，軍隊、警察和市民自發組織的自警團殺害了約6000名朝鮮人，還有數百名中國人也被殺害。
關東大地震是在戰後經濟危機當中日本經濟處於蕭條徘徊的情況下發生的。工廠、機關和民房倒塌或者燒毀，金融機構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於癱瘓，新財閥鈴木商店破產和政府的台灣銀行倒閉，整個日本銀行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亂。
在日本經濟處於蕭條之際，爆發於美國而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機的深淵。1920～1921年的戰後經濟危機使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9％，而這次危機使其下降了30％以上。這次危機首先從商品和股票的價格暴跌開始。1930年的批發物價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與1929年相比則下跌30％以上。
經濟危機還沉重打擊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1929年的外貿總額為43.6億日元，1930年降至30.1億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億日元。進口額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額下降47％。受物價暴跌和外貿萎縮的影響，工業生產急劇下滑。1929年工業生產總值為77億多日元，1930年降至59億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為51億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產企業達823家，減資的有310家，1931年3月，陷於破產和停業狀態的銀行達58家。
為了擺脫地震與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災難，濱口雄幸、若櫬禮次郎、犬養毅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係列策略和措施：
1929年7月成立的濱口雄幸內閣推行兩大政策，即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協調外交”政策和井上準之助藏相提出的“緊縮財政”政策。井上財政政策的目的在於盡早實現落後於西方各國的黃金解禁，即恢複金本位製，使日本經濟回到國際經濟的正常軌道上來。
井上入閣之後，立即著手黃金解禁的準備，其準備工作之一是為維護因投機而急劇暴跌的外匯行情補充外匯儲備。政府命令橫濱的正金銀行購買出口票據，再由政府和日本銀行將票據秘密地認購下來，至1929年末，外匯儲備恢複到2.5億日元。第二項準備工作是為防止黃金外流，設置了對日貸款和由日本銀行處理民間存款的硬性規定。準備工作就緒之後，1929年11月21日，發布了日本將於1930年1月11日起實行解除黃金出口禁令的命令。開始井上財政政策的基本構想是：如果日本的物價在國際上比較高的情況得到糾正，日本就會開辟通往“真正繁榮”的道路，他認為黃金解禁將使外匯行情趨於正常，通貨收縮將會使物價下降。然而，大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的物價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價並未得到多大糾正，他也沒有料到在世界範圍內正在出現金本位製重新瓦解的趨勢，黃金解禁和緊縮財政帶來的經濟蕭條，再加上突如其來的大危機，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緊縮財政進一步抑製了社會需求，“產業合理化”政策使失業隊伍進一步擴大，黃金解禁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進一步下滑。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丁商業者、工人、及廣大工薪階層遭受沉重打擊，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來就差、建立在落後經濟結構上的農村經濟和農民。“農村的窮困”，作為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凸顯出來。
1931年4月，在濱口首相及內閣遭到恐怖襲擊後，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禮次郎內閣。這屆內閣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推行所謂的“產業合理化”政策。推行這一政策的目的在於提高日本企業的素質，尤其是用排出國內過分競爭的辦法來加強國際競爭能力。同時，還依靠政府行為，在企業界大力推廣組建卡特爾，並為加強其活動製定了“重要產業統製法”，對中小企業組成的卡特爾也製定了“工業組合法”，根據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間相結合的大型企業合並。在大危機時期推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也有明顯的負麵影響，通過推行這一政策，企業裁員增加，工人工資降低，勞動強度提高，進一步激化了勞資矛盾，被指責為“日本式的產業合理化”。據日本官方統計，至1932年，失業和半失業者高達300萬人，廣大工人階級掙紮在死亡線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英國再次放棄金本位製，使幣原外交和井上財政政策宣告破產，第二屆若櫬內閣也自動垮台。繼而成立了犬養毅內閣，啟用高橋是清為藏相。高橋在就任當天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終止井上財政政策，斷然廢止金本位製，再次禁止黃金出口，連同後來實行的停止兌換黃金措施一起，使日本進入了所謂的“管理通貨製度”時代。宣布禁止黃金出口後，國內物價持續上升，日元對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這種對內保持壟斷性高物價、對外采用日元貶值的辦法擴大出口的政策，在國際貿易中叫做“傾銷”。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額從1931年的11.5億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億日元。日本這種傾銷政策的實質，是依靠加重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來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這必然要激化國內外矛盾。在世界各國的反對聲中，日本的出口貿易從1935年起出現呆滯。另一方麵，高橋在中國東北戰火蔓延、國內經濟形勢日益嚴峻、“五•一五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不得已發行赤字公債，以彌補膨脹的財政開支和龐大的財政預算。
高橋是清後來被美國學者稱讚為走在羅斯福新政前麵的凱恩斯財政金融政策的先驅。他以低匯率為武器增加出口，使經濟景氣在其任藏相時期得到了恢複，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也無可否認高橋的財政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觀上對日本經濟走上軍事通貨膨脹道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後來在1934年岡田啟介內閣初期，高橋曾推薦藤井真信為藏相，試圖抑製包括軍費在內的預算膨脹，怎奈自己的財政政策養虎遺患、自釀苦果，成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犧牲品。代表日本大危機時期兩條截然不同財政路線的井上準之助（1932年2月被殺）和高橋是清兩位藏相，均犧牲於右翼的恐怖活動。
1931年8月3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在給陸軍大臣的信中說：“本莊繁熟察帝國存在及充實一等國地位，勢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國（蘇聯）五年計劃未成，支那統一未達以前之機，確實占領我30年經營之滿蒙，並達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亞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與我朝鮮及內地打成一片……”日本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歸根到底，除非積極地奪取並擴大國外市場，並同時通過對外發動戰爭來緩和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之外，是不能徹底地消除經濟危機的。
中國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之後，主張廢除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宣布廢除業已期滿的中日通商條約，中國的抵製日貨運動也使日本的對中貿易遭受沉重打擊。張學良易幟後加強了抗日和與國民黨政府的聯係，並加速了旨在包圍“滿鐵”的鐵路網建設。嚴禁向日本人出賣土地，實際上是否認了土地商租權。而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對外投資的70％是在“滿洲”，這裏是煤、鐵重工業原料和日本農用肥料豆餅的供應地，同時也是日本紡織品的巨大出口市場。在軍事上，中國的東北既是對抗北方蘇聯的據點，也是幹預中國民族革命並進一步向南擴張的基地。日本對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取得的對於“關東州”的租借權、滿鐵經營權、滿鐵附屬地區行政權、軍隊駐紮權、滿鐵並行線路禁止權、鐵路借款權、礦山開采權、土地商租權等向來視為禁臠，不容染指。
滿鐵公司是日本“滿蒙特殊利益”的龍頭，它對中國的投資占日本對中國投資總額的40％，占日本對中國東北投資總額的63％。然而，中國方麵正在籌建一條與滿鐵並行、聯結葫蘆島的鐵路線，這將對滿鐵的利益構成直接威脅。恰在此時，世界經濟危機波及到“滿洲”。大豆、豆油和豆餅這3種“滿洲”特產是與國際市場有密且聯係的國際商品，遭受經濟危機打擊的德國油脂業減少了對大豆和豆油的進口，日本由於農村的貧困化也減少了對豆餅的需求，3種產品價格暴跌使東北農村陷於貧困，同時也就意味著堵塞了日本紡織品的銷路。另外，銀價的暴跌使中國鐵路由於用白銀結算運費而處於有利地位，因此使滿鐵的運營收入源源不斷地流人運費越來越低的中國鐵路。更有甚者，如果葫蘆島港建成，大豆和煤炭的運輸對滿鐵更加不利，旅順、大連也將出現蕭條，轉嫁國內經濟、政治危機，擴大海外市場的美夢就會破滅，“九•一八事變”正是在日本各界這種危機感的迫使下發生的。
1931年9月18日，駐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炮擊中國東北軍的北大營並向沈陽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9日，日軍侵占沈陽，幾天之內又占領長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所副研究員張經緯在《對20世紀3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危機的再認識》一文中說：“日本國土的狹小和資源的貧乏與壟斷資本主義日益膨脹的市場需求嚴重失衡，決定了日本較其它國家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更強。這種嚴重依賴海外貿易的經濟結構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當重要的貿易夥伴發生經濟危機時，不可避免地要傳導到日本國內；二是當利益攸關的海外市場發生危機時，日本會鋌而走險，訴諸武力以保護在海外的既得利益。”
日本的工業化是自上而下的傳播型的。政府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特征從明治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無論是景氣還是蕭條，都可以看到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強大作用。在關東大地震後的經濟危機時期，這一特征表現得尤為明顯。政府調控的力度大、幹預的範圍廣，比如金本位製的恢複和放棄、財政政策的緊縮和放寬、對外戰略的陰柔和陽剛等都與內閣的換屆有直接聯係，經濟狀況也隨著政府政策的轉換出現明顯的波動。
張經緯認為，關東大地震後，通過侵略中國轉嫁國內的經濟、政治危機，是日本政界、財界、軍界葚至包括被輿論誤導的國民間的共識。他說，我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看成是軍部或右翼少數人操縱的偶發事件，而是要把它看成是日本自明治以來奉行對外擴張戰略的一個必然結果。無論是日本政府的協調外交還是露骨的擴張，本質上都是要依靠武力在最大限度上捍衛日本的“國家利益”。
1995年阪神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清晨5點46分，在神戶東南的兵庫縣淡路島發生了7.2級地震。阪神大地震波及日本14個府縣，造成5250人死亡，26804人受傷，107610棟建築物遭破壞。地震發生後，31萬人無家可歸，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超過1000億美元。這是日本自1923年關東大地震以來人員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
地震發生在日本第二大經濟圈——關西經濟圈。關西經濟圈的產值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17%，震中神戶市地處日本第三大工業區和交通樞紐地帶——阪神工業區。阪神工業區有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和第六大城市神戶，製造業產值占全國的13%，工廠數占全國的15%，鋼鐵產量占全國的24%，紡織業占全國的20%，機械製造業占全國的19%，電器產值占全國的10%。阪神工業區還生產汽車零部件、化學製品，造紙、造船業發達。地震後該地區停水斷電，交通癱瘓，神戶市中小企業房倒屋塌，大企業設備損壞嚴重，被迫停產。這可能影響有關產品的市場供求關係，引起某些產品價格上漲。這些對連續3年不景氣的日本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另外，阪神工業區約500家金融機構停業，人壽保險公司將提供戰後以來最高額的保險金。
震災對日本經濟造成的損失不僅限於阪神工業區，還波及鄰近工業地帶和日本的對外貿易。依靠該地區生產汽車零件的豐田、馬自達公司被迫停產。日本運輸大動脈——新幹線高速鐵路神戶一帶嚴重受損，3個月後才能通車。從名古屋至神戶的高速公路貨運量占全國的14%，因震後路橋多處坍塌，1年才能修複通車。大阪至神戶的高速公路損壞更甚。神戶港是日本最大的港口，僅次於荷蘭的鹿特丹港，居世界第二位，集裝箱吞吐量居世界第一，大阪港也是日本七大港之一。這兩大港外貿運輸量分別占日本的30%和20%，主要出口鋼鐵、機械、紡織品，進口農產品、棉花、鐵礦及煤炭等。地震使神戶港90%的泊位癱瘓，半年後才能運轉。
抗震救災是日本舉國頭等大事，日本政界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暫時熄火，動蕩的日本政局暫呈平穩狀態。三黨聯合政府提出首先救人、全力抗震等措施。村山首相親自掛帥成立了“地震對策本部”，並專門任命了“地震對策大臣”，將抗震救災列為首要任務。此前提出脫離社會黨的前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等人宣布收回成命，掛出“政治免戰牌”，表示“抗震優先”。在野的新進黨原擬在國會對村山政權發起政治攻勢，但因國會要通過抗震預算而不便糾纏。新進黨幹事長小澤一郎雖指責政府領導抗震不力，但新進黨未必願在此時搞亂政局，失去民心，或由自己去收拾爛攤子。同時，新進黨、日本共產黨也都成立了“地震對策本部”。全國上下集中精力抗震救災將使村山內閣相對穩定一個時期。
中國總理李鵬於地震當天致電村山首相，對日本災區人民表示慰問；中國紅十字會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表達了12億中國人民對日本災區人民的同情之心。
但1995年和1996年，中日圍繞諸多敏感問題出現了全麵摩擦。這些摩擦不是出現在中國1989年出現政治風波的時候，而是出現在日本大地震後。
1989年，中國發生了“六•四”風波。之後，西方國家先後發動對華製裁。日本在對華製裁的態度和力度上都有所保留，宇野首相曾就對華製裁問題在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說中認為：“應該知道日中關係與美中關係是完全不同的……采取製裁措施是對鄰國的失禮。”從1990年開始，日本率先采取措施緩和對華製裁，並逐漸恢複兩國高層往來和對華ODA項目。
但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就不同了。
1995年，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企圖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言行更加囂張。6月，日本眾議院通過一個名為《以曆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的決議》，表麵看來是在反省戰爭，事實上卻在大玩文字遊戲，為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辯護。同年8月，自民黨曆史研究委員會更是出版題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書籍，對日本的侵略曆史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翻案。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作為現職首相竟然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這些言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遭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抗議和駁斥。
1995年，圍繞對華無償援助（ODA），一部分日本輿論借口中國進行核試驗開始對中國提各種政治要求，要求變中日“友好關係”模式為“普通關係”模式的主張逐漸得勢，反對向中國提供ODA資金的呼聲日漸增大。日本單方麵改變慣例的做法，不但遭到我國的反對，還直接引發了新的政治摩擦。
1996年，日本右翼團體屢次登上釣魚島建造燈塔和立碑，日本政府則采取了縱容態度。1997年5月，日本新近黨一名國會議員竟夥同4人登上釣魚島尋釁滋事。
1996年4月17日，日美共同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開始對雙邊安全同盟重新定義。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協商會議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導方針》，日美安全合作“由原來美國保衛日本、日本借基地給美國的‘單向’防衛體製逐漸向日美‘雙向’軍事合作體製轉型”，並開始把亞太地區納入日美共同防衛範圍內，用“周邊地區”和“周邊態勢”這種模糊而廣泛的概念加以解釋。針對台灣地區是否包含在其“周邊地區”，日美兩國始終閃爍其詞，這無疑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疑慮和關注。
1997年2月，日本總理府公布了一項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對中國“不感親切”的人占52%，首次超過“感到親切”的人。也正是在這種輿論的鼓舞下，以中國為“前提”和把中國的台灣省包括在內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得以在日本順利通過。更嚴重的是，通過大肆宣揚這種論調，日本還將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警惕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引向中國。
中日關係惡化持續了幾年，直至90年代末才出現好轉。
1995年和1996年中日圍繞諸多敏感問題出現的全麵摩擦，一頭連著阪神大地震，一頭連著日本的經濟危機。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內閣府作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震後消費低迷，以及日元升值等因素，使得當年經濟景氣陷入停滯狀態。
二戰後日本經濟振興的曆史，是一部製造業迅猛發展的曆史。在代表20世紀文明的利器——汽車、家電等方麵，日本的產量均達到了世界第一，鬆下、豐田、索尼等世界聞名的大企業相繼湧現，奠定了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日本製造業開始步入下滑軌道，國際競爭力開始走向衰退。
吉林大學國際經濟係田中景、池元吉在《日本製造業國際競爭力衰退的原因和前景》一文中總結如下：
1．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工業產品的產量均呈下降之勢。
自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日本十大代表性工業產品的產量均呈下降之勢。粗鋼產量在1980年達到高峰之後開始轉為下降；彩電、微波爐產量自80年代中期以後轉為下降；汽車（包括轎車）、洗衣機、空調機、攝像機等自90年代初以來轉為下降；電冰箱、半導體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主機等自1998年開始下降。其中，1998年的彩色電視機產量僅為1985年的33%，微波爐產量僅為1986年的35%，空調機產量僅為1991年的68.7%，汽車產量僅為1990年的74.5%。
2．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工業產品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均相對下降。
（1）造船業。日本1985年新造船舶（100總噸以上）為817艘、進水量為95.03萬總噸，占整個世界的比重達52.3%；1997年新造船舶536艘，占整個世界的份額下降到40.1%，而韓國由1975年的1.2%猛升為1985年的14.4%，到1997年又猛升為32.8%。目前日本的鋼船產量僅為1973年高峰值的1.3。
（2）鋼鐵產業。日本在1980年粗鋼產量達1.1億噸，超過美國成為僅次於原蘇聯的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此後開始出現下滑，在1億噸左右徘徊。蘇聯解體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大國，但是到1996年，中國粗鋼產量超過日本，1998年美國粗鋼產量又重新高於日本，日本位居世界第三。
（3）半導體產業。1971年，位居世界半導體企業銷售額前十名的美國占據了前五位和第八、十位，日本電氣公司（NEC）、日立製作所和三菱電機分別處於第六、七、九位；1981年，美國占據第一、二、六、七、十位，日本的NEC、日立製作所、東芝、鬆下電子工業公司分別處於第三、四、五、八位，歐洲的菲利浦位居第九位。日本於198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產國。90年代以來，日美在世界半導體市場所占份額發生了逆轉，1998年，美國英特爾公司的銷售額高達226.75億美元，遠遠超出日本NEC的82.71億美元。另外，從電子計算機的通用存儲器（DRAM）占世界市場份額來看，日本企業所占世界市場份額長期超過80%，日本也因此被稱為“DRAM王國”。但是近年來這一絕對優勢被韓國企業奪走。韓國的三星電子、現代電子和LG半導體3家企業占據了DRAM近31%的份額，日本的NEC、日立製作所和東芝占據了27%的份額。
（4）汽車產業。日本汽車產量自1980年開始超過美國，成為“汽車王國”。但是從1994年至今，日本的世界汽車霸主的寶座又重新被美國奪回。
日本自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來，經濟持續近10年處於低迷和衰退，主導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嚴重下滑。目前，日本在高技術產業領域已遠遠落在美國後麵，加工組裝產業領域的優勢地位也被中國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取代。日本通產省工業技術院於1996年12月總結的對東亞產業技術動向的調查結果表明，在21世紀初期，日本在半導體、鋼鐵方麵將被韓國超過，在電子科技方麵將被中國台灣地區超過，在電子機器組裝方麵將被中國大陸超過，在研究開發方麵將被新加坡超過，日本將完全喪失它在生產、加工技術領域的優勢。
今次大地震後會怎樣？
今次大地震發生那一刻，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國會議事堂裏接受在野黨的輪番轟炸。因為他與已辭職的外相前原誠司一樣，也接受了外國人的政治獻金，違反了《政治資金規正法》。
突然襲來的大地震使這場正天天上演的政治鬥爭戛然而止。菅直人立即開始發揮久違的首相權限。地震下午2時56分發生，首相官邸4分鍾後就成立了救災對策本部，並發出相關部門各司其職的指令，要求迅速、全力抗災。11日當天，防衛省已經動員8000自衛隊員及海上自衛隊所有艦艇投入救災。12日一早，菅直人乘陸上自衛隊的直升機趕赴位於福島縣大熊町的“福島第一核電站”進行視察。該核電站因冷卻裝置的故障而處於核能泄漏的邊緣狀態，當時周圍半徑10公裏的居民已經被撤離避難。菅直人沒有穿防護服就直接進入核電站，聽取“東京電力”負責人的情況說明。隨後，菅直人又乘機抵達仙台市的陸上自衛隊霞目駐地，然後在空中視察了宮城縣沿岸的重災區。返回首相官邸後，菅直人馬上召開會議。針對目前已派遣兩萬名自衛隊員投入救災，他強調：“要進行全國總動員，派遣5萬名自衛隊員展開救災……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廳要盡最大合力，救出幸存者和受困民眾。”
地震發生後，執政黨和在野黨當晚舉行黨首會談，就有必要編製包括災害對策在內的2011年度補充預算一事達成了共識。朝野各政黨此前圍繞2011年度預算案及其相關法案展開過長時間激烈的攻防戰，第二天立即暫時進入政治休戰狀態。
發生大地震的東北地區和關東地區是日本的工業集中地帶。震區和地震波及的東海岸集中了大量鋼鐵業、石化業、製造業、核電工業等日本重點產業和支柱行業。
COSMO石油公司位於千葉縣市原市的一處煉油廠是該公司最大的煉油廠，日處理原油能力達22萬桶。這次因天然氣儲氣罐發生火災和爆炸而被迫停業。
JX日礦日石能源公司位於宮城縣仙台市的天然氣罐起火，位於茨城縣和神奈川縣的兩處煉油廠也因地震停止作業。
豐田集團旗下負責車體製造的Central汽車公司的宮城工廠和關東汽車工業的岩手工廠，以及豐田旗下豐田紡織在岩手縣和宮城縣的3家工廠，被迫中斷停業。
本田汽車位於災區的汽車零部件工廠也因為嚴重受損，無法生產，導致本田公司位於埼玉縣和靜岡縣等地的5家整車工廠因為零部件供應不上，宣布從3月14日起停產，鈴鹿製作所部分生產線中斷。
繼豐田汽車公司和本田汽車公司宣布在宮城縣和福島縣的工廠停產後，東芝公司3月12日也宣布，因為廠房損失嚴重，目前無法實施生產，位於岩手縣北上市的生產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半導體工廠無限期停產。
日產汽車福島縣工廠、栃木工廠、橫濱工廠等在東北和關東地區的5家工廠被迫停業，其中福島縣工廠和栃木工廠分別發生火災。這5家工廠涵蓋發動機生產、車輛組裝、車用電池等多個部門。
日本佳能公司在茨城縣宇都宮市的工廠，因為機械設備倒塌，導致十餘名員工受傷，因此宣布停工。
索尼公司位於宮城縣的一處工廠因海嘯遭淹，上千名員工隻能在建築物上端避難。索尼旗下的宮城縣登米市2家工廠，多賀市工廠、白石市工廠、福島縣郡山市工廠、福島縣本宮工廠等6家工廠被迫停業。
鬆下電器的北海道帶廣市工廠、栃木縣真岡是工廠、三重縣津市工廠被迫停業。
村田製作所的宮城縣2家工廠、栃木縣小山市工廠被迫停業。
日本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的新日本製鐵公司位於岩手縣釜石市的鋼鐵廠已經停止生產，目前正在對鍋爐設備的損壞狀況進行檢查。
住友金屬工業位於茨城縣的鹿島鋼鐵廠的高爐受損，高爐已經在地震後熄火停止生產，恢複生產需要一段時間。住友橡膠工業集團位於福島縣白河市的輪胎工廠停業。
日本造紙下屬的宮城縣石卷市工廠、岩沼市工廠、福島縣工廠等3家工廠停業。
三菱化學位於茨城縣神棲市的鹿島事業所被迫停業。
三井化學、丸善石油公司等日本大企業的多處工廠因遭災或停電等因素都被迫停工。據當地媒體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12日中午，在地震波及地區，至少有21家日本大型企業的數十家工廠進入停工狀態。由於許多工廠受到地震和海嘯的實質損害，有些甚至出現人員傷亡，預計重新開工需要一段時間，將給這些公司的整體生產經營計劃帶來不利影響。
日本經濟自去年秋天以來處於停滯狀態，而大地震迫使很多企業停止生產，這將直接影響經營業績，導致企業效益下降，影響職工收入。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就業和收入環境的惡化，將導致消費意願降低，反過來也影響企業的銷售和利潤。
從上述對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分析看，很明顯，從時間看，日本的經濟衰退期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在這期間，由日本一手孵大的中國家電業，近10年已有“亂棍打死老師傅”的架勢，基本上將日本逐出了世界範圍的中低檔家電市場；機床是第二是家電產業，情況類似。近年來，中國蓬勃發展的汽車產業，又大有家電產業井噴之勢。中日經濟競爭——尤其是製造業競爭已呈白日化。
去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日本人很不爽。這次大地震雖是天災，與中國無關，但肯定會增添日本民眾仇視中國的情緒。
日本人會不會從心裏仇視轉化為過激行動？
日本輿論會不會火上澆油？
日本政府會不會借勢上位轉嫁政治危機，造成中日對抗？
中日兩國的政治家有沒有高超的智慧、能不能把握好機遇控製兩國關係朝和平方向發展？
我們拭目以待。
http://bbs.tianya.cn/post-worldlook-326440-1.shtml
謹防大地震後中日交惡
當地時間3月11日14時46分，日本本州東海岸附近海域發生了裏氏9級的大地震。震中位於宮城縣以東太平洋海域，震源深度10公裏，地震引發了海嘯及傷亡。日本共同社13日淩晨發布的消息稱，死亡或失蹤人數將超過1800人。
當天，正在出席全國“兩會”的中國國務院總理溫家寶，立即致電日本首相菅直人，代表中國政府向日本政府和人民致以深切慰問，表示中方願向日方提供必要的幫助。同日，中國外長楊潔篪也致電日本外相鬆本剛明表示了慰問。第二天，中國駐日大使程永華專程去日本外務省表達了慰問。
3月13日淩晨5點，經曆過汶川、玉樹、海地、巴基斯坦等多次國內外地震救援的中國國際救援隊一行15人，搭乘民航包機飛赴日本地震災區參與救援。與此同時，國內由誌願者參與組成的救援隊隊員們也正在積極準備，隨時奔赴日本災區充實救援力量。
3月13日出版的《中國青年報》因此評論說，“在中日關係因撞船事件急轉直下的情況下，此次地震對彌合雙方關係裂痕也是個不錯的機遇。”
但我的觀點正好相反：這次大地震可能導致中日關係交惡。
翻翻日本的現代史，每逢大地震後，中國與日本的關係都必然交惡。
1923年關東大地震，1931年日本製造“九•一八”事變，開始以武力征服中國。中國隨後奮起開展了全民族的抗日戰爭；
1995年阪神大地震，1995年和1996年中日圍繞諸多敏感問題出現了全麵摩擦，兩國緊張關係持續了近5年。
1923年關東大地震
1923年9月1日11時50多分，時近正午，日本關東地區的大多數人家都在準備午飯。突然，地下傳來一陣可怕的轟鳴聲，緊接著大地劇烈地抖動起來，刹那間房倒屋塌，許多人來不及反應就被砸死在屋子內。燒飯的爐火翻倒，引起木造房屋著火……
關東大地震造成死亡99331人，下落不明43476人，受傷103733人；房屋毀壞128266間，嚴重受損126233間，燒毀447128間，東京燒失麵積約38.3平方公裏，85％的房屋毀於一旦，橫濱燒失麵積約9.5平方公裏，96％的房屋被夷為平地。地震引發海嘯，最大浪高超過12米，海嘯卷走、衝毀的房屋868所，直接財產損失300億美元。
大地震後，“朝鮮人放火”，“朝鮮人要暴動”，“大地震還要來”等謠言引起人為恐慌，警察和軍隊一些人趁機消除異已，軍隊、警察和市民自發組織的自警團殺害了約6000名朝鮮人，還有數百名中國人也被殺害。
關東大地震是在戰後經濟危機當中日本經濟處於蕭條徘徊的情況下發生的。工廠、機關和民房倒塌或者燒毀，金融機構及股票和商品交易陷於癱瘓，新財閥鈴木商店破產和政府的台灣銀行倒閉，整個日本銀行界也陷入前所未有的大混亂。
在日本經濟處於蕭條之際，爆發於美國而席卷資本主義世界的經濟危機波及到日本，把日本推向了危機的深淵。1920～1921年的戰後經濟危機使工業總產值下降了19.9％，而這次危機使其下降了30％以上。這次危機首先從商品和股票的價格暴跌開始。1930年的批發物價比1929年下跌18％，1931年與1929年相比則下跌30％以上。
經濟危機還沉重打擊了日本的進出口貿易。1929年的外貿總額為43.6億日元，1930年降至30.1億日元，1931年又降至23.8億日元。進口額1931年比1929年下降44％，出口額下降47％。受物價暴跌和外貿萎縮的影響，工業生產急劇下滑。1929年工業生產總值為77億多日元，1930年降至59億多日元，下降23％，1931年再降為51億多日元，比1929年下降32.9％。1930年破產企業達823家，減資的有310家，1931年3月，陷於破產和停業狀態的銀行達58家。
為了擺脫地震與世界經濟危機帶來的災難，濱口雄幸、若櫬禮次郎、犬養毅等日本政府采取了一係列策略和措施：
1929年7月成立的濱口雄幸內閣推行兩大政策，即幣原喜重郎外相提出的“協調外交”政策和井上準之助藏相提出的“緊縮財政”政策。井上財政政策的目的在於盡早實現落後於西方各國的黃金解禁，即恢複金本位製，使日本經濟回到國際經濟的正常軌道上來。
井上入閣之後，立即著手黃金解禁的準備，其準備工作之一是為維護因投機而急劇暴跌的外匯行情補充外匯儲備。政府命令橫濱的正金銀行購買出口票據，再由政府和日本銀行將票據秘密地認購下來，至1929年末，外匯儲備恢複到2.5億日元。第二項準備工作是為防止黃金外流，設置了對日貸款和由日本銀行處理民間存款的硬性規定。準備工作就緒之後，1929年11月21日，發布了日本將於1930年1月11日起實行解除黃金出口禁令的命令。開始井上財政政策的基本構想是：如果日本的物價在國際上比較高的情況得到糾正，日本就會開辟通往“真正繁榮”的道路，他認為黃金解禁將使外匯行情趨於正常，通貨收縮將會使物價下降。然而，大危機爆發之後，世界的物價普遍下降，日本的高物價並未得到多大糾正，他也沒有料到在世界範圍內正在出現金本位製重新瓦解的趨勢，黃金解禁和緊縮財政帶來的經濟蕭條，再加上突如其來的大危機，使日本經濟雪上加霜。緊縮財政進一步抑製了社會需求，“產業合理化”政策使失業隊伍進一步擴大，黃金解禁後匯率上升帶來的物價下降，使危機時期已經出現暴跌的物價進一步下滑。在這種情況下，中小丁商業者、工人、及廣大工薪階層遭受沉重打擊，而且殃及到抵抗力本來就差、建立在落後經濟結構上的農村經濟和農民。“農村的窮困”，作為嚴重的經濟、社會和政治問題凸顯出來。
1931年4月，在濱口首相及內閣遭到恐怖襲擊後，成立了第二次若櫬禮次郎內閣。這屆內閣的首要任務是繼續推行所謂的“產業合理化”政策。推行這一政策的目的在於提高日本企業的素質，尤其是用排出國內過分競爭的辦法來加強國際競爭能力。同時，還依靠政府行為，在企業界大力推廣組建卡特爾，並為加強其活動製定了“重要產業統製法”，對中小企業組成的卡特爾也製定了“工業組合法”，根據扶持托拉斯的政策，推行了政府和民間相結合的大型企業合並。在大危機時期推行的產業合理化政策也有明顯的負麵影響，通過推行這一政策，企業裁員增加，工人工資降低，勞動強度提高，進一步激化了勞資矛盾，被指責為“日本式的產業合理化”。據日本官方統計，至1932年，失業和半失業者高達300萬人，廣大工人階級掙紮在死亡線上。
1931年“九•一八事變”的發生和英國再次放棄金本位製，使幣原外交和井上財政政策宣告破產，第二屆若櫬內閣也自動垮台。繼而成立了犬養毅內閣，啟用高橋是清為藏相。高橋在就任當天就來了一個180度的大轉彎，終止井上財政政策，斷然廢止金本位製，再次禁止黃金出口，連同後來實行的停止兌換黃金措施一起，使日本進入了所謂的“管理通貨製度”時代。宣布禁止黃金出口後，國內物價持續上升，日元對美元的比值大幅度下降，日本這種對內保持壟斷性高物價、對外采用日元貶值的辦法擴大出口的政策，在國際貿易中叫做“傾銷”。這一政策使日本商品出口額從1931年的11.5億日元，增加到1934年的21.75億日元。日本這種傾銷政策的實質，是依靠加重對本國勞動人民的剝削來增強在國際貿易中的競爭力，這必然要激化國內外矛盾。在世界各國的反對聲中，日本的出口貿易從1935年起出現呆滯。另一方麵，高橋在中國東北戰火蔓延、國內經濟形勢日益嚴峻、“五•一五事件”發生的情況下，不得已發行赤字公債，以彌補膨脹的財政開支和龐大的財政預算。
高橋是清後來被美國學者稱讚為走在羅斯福新政前麵的凱恩斯財政金融政策的先驅。他以低匯率為武器增加出口，使經濟景氣在其任藏相時期得到了恢複，這是不爭的事實。然而，也無可否認高橋的財政政策不管其初衷如何，客觀上對日本經濟走上軍事通貨膨脹道路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後來在1934年岡田啟介內閣初期，高橋曾推薦藤井真信為藏相，試圖抑製包括軍費在內的預算膨脹，怎奈自己的財政政策養虎遺患、自釀苦果，成為1936年“二•二六事件”的犧牲品。代表日本大危機時期兩條截然不同財政路線的井上準之助（1932年2月被殺）和高橋是清兩位藏相，均犧牲於右翼的恐怖活動。
1931年8月3日，關東軍司令本莊繁在給陸軍大臣的信中說：“本莊繁熟察帝國存在及充實一等國地位，勢非乘此世界金融凋落，露國（蘇聯）五年計劃未成，支那統一未達以前之機，確實占領我30年經營之滿蒙，並達大正八年（1920年）出兵西伯利亞各地之目的，使以上各地與我朝鮮及內地打成一片……”日本的壟斷資產階級認為，歸根到底，除非積極地奪取並擴大國外市場，並同時通過對外發動戰爭來緩和國內日益激化的階級矛盾之外，是不能徹底地消除經濟危機的。
中國國民革命軍進入北京之後，主張廢除治外法權和不平等條約，宣布廢除業已期滿的中日通商條約，中國的抵製日貨運動也使日本的對中貿易遭受沉重打擊。張學良易幟後加強了抗日和與國民黨政府的聯係，並加速了旨在包圍“滿鐵”的鐵路網建設。嚴禁向日本人出賣土地，實際上是否認了土地商租權。而對於當時的日本來說，對外投資的70％是在“滿洲”，這裏是煤、鐵重工業原料和日本農用肥料豆餅的供應地，同時也是日本紡織品的巨大出口市場。在軍事上，中國的東北既是對抗北方蘇聯的據點，也是幹預中國民族革命並進一步向南擴張的基地。日本對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所取得的對於“關東州”的租借權、滿鐵經營權、滿鐵附屬地區行政權、軍隊駐紮權、滿鐵並行線路禁止權、鐵路借款權、礦山開采權、土地商租權等向來視為禁臠，不容染指。
滿鐵公司是日本“滿蒙特殊利益”的龍頭，它對中國的投資占日本對中國投資總額的40％，占日本對中國東北投資總額的63％。然而，中國方麵正在籌建一條與滿鐵並行、聯結葫蘆島的鐵路線，這將對滿鐵的利益構成直接威脅。恰在此時，世界經濟危機波及到“滿洲”。大豆、豆油和豆餅這3種“滿洲”特產是與國際市場有密且聯係的國際商品，遭受經濟危機打擊的德國油脂業減少了對大豆和豆油的進口，日本由於農村的貧困化也減少了對豆餅的需求，3種產品價格暴跌使東北農村陷於貧困，同時也就意味著堵塞了日本紡織品的銷路。另外，銀價的暴跌使中國鐵路由於用白銀結算運費而處於有利地位，因此使滿鐵的運營收入源源不斷地流人運費越來越低的中國鐵路。更有甚者，如果葫蘆島港建成，大豆和煤炭的運輸對滿鐵更加不利，旅順、大連也將出現蕭條，轉嫁國內經濟、政治危機，擴大海外市場的美夢就會破滅，“九•一八事變”正是在日本各界這種危機感的迫使下發生的。
1931年9月18日，駐中國東北的日本關東軍炮擊中國東北軍的北大營並向沈陽進攻，製造了震驚中外的“九•一八”事變。19日，日軍侵占沈陽，幾天之內又占領長春、吉林等地。1932年2月，東北全境淪陷。“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帝國主義企圖以武力征服中國的開端。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曆史所副研究員張經緯在《對20世紀30年代初期日本經濟危機的再認識》一文中說：“日本國土的狹小和資源的貧乏與壟斷資本主義日益膨脹的市場需求嚴重失衡，決定了日本較其它國家對國際貿易的依賴程度更強。這種嚴重依賴海外貿易的經濟結構會導致兩個結果：一是當重要的貿易夥伴發生經濟危機時，不可避免地要傳導到日本國內；二是當利益攸關的海外市場發生危機時，日本會鋌而走險，訴諸武力以保護在海外的既得利益。”
日本的工業化是自上而下的傳播型的。政府在推動工業化過程中扮演著重要角色。這一特征從明治時期一直延續下來，無論是景氣還是蕭條，都可以看到政府這隻“看得見的手”的強大作用。在關東大地震後的經濟危機時期，這一特征表現得尤為明顯。政府調控的力度大、幹預的範圍廣，比如金本位製的恢複和放棄、財政政策的緊縮和放寬、對外戰略的陰柔和陽剛等都與內閣的換屆有直接聯係，經濟狀況也隨著政府政策的轉換出現明顯的波動。
張經緯認為，關東大地震後，通過侵略中國轉嫁國內的經濟、政治危機，是日本政界、財界、軍界葚至包括被輿論誤導的國民間的共識。他說，我們不能把“九•一八事變”看成是軍部或右翼少數人操縱的偶發事件，而是要把它看成是日本自明治以來奉行對外擴張戰略的一個必然結果。無論是日本政府的協調外交還是露骨的擴張，本質上都是要依靠武力在最大限度上捍衛日本的“國家利益”。
1995年阪神大地震
1995年1月17日，清晨5點46分，在神戶東南的兵庫縣淡路島發生了7.2級地震。阪神大地震波及日本14個府縣，造成5250人死亡，26804人受傷，107610棟建築物遭破壞。地震發生後，31萬人無家可歸，造成的經濟損失總計超過1000億美元。這是日本自1923年關東大地震以來人員傷亡最慘重的一次地震。
地震發生在日本第二大經濟圈——關西經濟圈。關西經濟圈的產值占日本國內生產總值的17%，震中神戶市地處日本第三大工業區和交通樞紐地帶——阪神工業區。阪神工業區有日本第二大城市大阪和第六大城市神戶，製造業產值占全國的13%，工廠數占全國的15%，鋼鐵產量占全國的24%，紡織業占全國的20%，機械製造業占全國的19%，電器產值占全國的10%。阪神工業區還生產汽車零部件、化學製品，造紙、造船業發達。地震後該地區停水斷電，交通癱瘓，神戶市中小企業房倒屋塌，大企業設備損壞嚴重，被迫停產。這可能影響有關產品的市場供求關係，引起某些產品價格上漲。這些對連續3年不景氣的日本經濟無疑是雪上加霜。另外，阪神工業區約500家金融機構停業，人壽保險公司將提供戰後以來最高額的保險金。
震災對日本經濟造成的損失不僅限於阪神工業區，還波及鄰近工業地帶和日本的對外貿易。依靠該地區生產汽車零件的豐田、馬自達公司被迫停產。日本運輸大動脈——新幹線高速鐵路神戶一帶嚴重受損，3個月後才能通車。從名古屋至神戶的高速公路貨運量占全國的14%，因震後路橋多處坍塌，1年才能修複通車。大阪至神戶的高速公路損壞更甚。神戶港是日本最大的港口，僅次於荷蘭的鹿特丹港，居世界第二位，集裝箱吞吐量居世界第一，大阪港也是日本七大港之一。這兩大港外貿運輸量分別占日本的30%和20%，主要出口鋼鐵、機械、紡織品，進口農產品、棉花、鐵礦及煤炭等。地震使神戶港90%的泊位癱瘓，半年後才能運轉。
抗震救災是日本舉國頭等大事，日本政界人與人之間的權力鬥爭暫時熄火，動蕩的日本政局暫呈平穩狀態。三黨聯合政府提出首先救人、全力抗震等措施。村山首相親自掛帥成立了“地震對策本部”，並專門任命了“地震對策大臣”，將抗震救災列為首要任務。此前提出脫離社會黨的前社會黨委員長山花貞夫等人宣布收回成命，掛出“政治免戰牌”，表示“抗震優先”。在野的新進黨原擬在國會對村山政權發起政治攻勢，但因國會要通過抗震預算而不便糾纏。新進黨幹事長小澤一郎雖指責政府領導抗震不力，但新進黨未必願在此時搞亂政局，失去民心，或由自己去收拾爛攤子。同時，新進黨、日本共產黨也都成立了“地震對策本部”。全國上下集中精力抗震救災將使村山內閣相對穩定一個時期。
中國總理李鵬於地震當天致電村山首相，對日本災區人民表示慰問；中國紅十字會也提供了力所能及的支援，表達了12億中國人民對日本災區人民的同情之心。
但1995年和1996年，中日圍繞諸多敏感問題出現了全麵摩擦。這些摩擦不是出現在中國1989年出現政治風波的時候，而是出現在日本大地震後。
1989年，中國發生了“六•四”風波。之後，西方國家先後發動對華製裁。日本在對華製裁的態度和力度上都有所保留，宇野首相曾就對華製裁問題在參眾兩院發表的演說中認為：“應該知道日中關係與美中關係是完全不同的……采取製裁措施是對鄰國的失禮。”從1990年開始，日本率先采取措施緩和對華製裁，並逐漸恢複兩國高層往來和對華ODA項目。
但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就不同了。
1995年，日本國內美化侵略戰爭、企圖為侵略戰爭翻案的言行更加囂張。6月，日本眾議院通過一個名為《以曆史為教訓重申和平決心的決議》，表麵看來是在反省戰爭，事實上卻在大玩文字遊戲，為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辯護。同年8月，自民黨曆史研究委員會更是出版題為《大東亞戰爭的總結》的書籍，對日本的侵略曆史進行了全麵、係統的翻案。1996年7月29日，日本首相橋本龍太郎作為現職首相竟然公然參拜靖國神社，這些言行極大地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遭到中國政府和人民的強烈抗議和駁斥。
1995年，圍繞對華無償援助（ODA），一部分日本輿論借口中國進行核試驗開始對中國提各種政治要求，要求變中日“友好關係”模式為“普通關係”模式的主張逐漸得勢，反對向中國提供ODA資金的呼聲日漸增大。日本單方麵改變慣例的做法，不但遭到我國的反對，還直接引發了新的政治摩擦。
1996年，日本右翼團體屢次登上釣魚島建造燈塔和立碑，日本政府則采取了縱容態度。1997年5月，日本新近黨一名國會議員竟夥同4人登上釣魚島尋釁滋事。
1996年4月17日，日美共同發表《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開始對雙邊安全同盟重新定義。1997年9月23日，日美安全協商會議發表了新的《日美防衛合作指導方針》，日美安全合作“由原來美國保衛日本、日本借基地給美國的‘單向’防衛體製逐漸向日美‘雙向’軍事合作體製轉型”，並開始把亞太地區納入日美共同防衛範圍內，用“周邊地區”和“周邊態勢”這種模糊而廣泛的概念加以解釋。針對台灣地區是否包含在其“周邊地區”，日美兩國始終閃爍其詞，這無疑引起中國政府的高度疑慮和關注。
1997年2月，日本總理府公布了一項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對中國“不感親切”的人占52%，首次超過“感到親切”的人。也正是在這種輿論的鼓舞下，以中國為“前提”和把中國的台灣省包括在內的《日美安全保障聯合宣言》和新《日美防衛合作指針》相關法案得以在日本順利通過。更嚴重的是，通過大肆宣揚這種論調，日本還將亞洲其他國家、尤其是東南亞國家警惕的目光從自己身上引向中國。
中日關係惡化持續了幾年，直至90年代末才出現好轉。
1995年和1996年中日圍繞諸多敏感問題出現的全麵摩擦，一頭連著阪神大地震，一頭連著日本的經濟危機。1995年阪神大地震後，日本內閣府作了一項調查，結果顯示，震後消費低迷，以及日元升值等因素，使得當年經濟景氣陷入停滯狀態。
二戰後日本經濟振興的曆史，是一部製造業迅猛發展的曆史。在代表20世紀文明的利器——汽車、家電等方麵，日本的產量均達到了世界第一，鬆下、豐田、索尼等世界聞名的大企業相繼湧現，奠定了日本經濟大國的地位。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日本製造業開始步入下滑軌道，國際競爭力開始走向衰退。
吉林大學國際經濟係田中景、池元吉在《日本製造業國際競爭力衰退的原因和前景》一文中總結如下：
1．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工業產品的產量均呈下降之勢。
自20世紀80年代後半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日本十大代表性工業產品的產量均呈下降之勢。粗鋼產量在1980年達到高峰之後開始轉為下降；彩電、微波爐產量自80年代中期以後轉為下降；汽車（包括轎車）、洗衣機、空調機、攝像機等自90年代初以來轉為下降；電冰箱、半導體集成電路、電子計算機主機等自1998年開始下降。其中，1998年的彩色電視機產量僅為1985年的33%，微波爐產量僅為1986年的35%，空調機產量僅為1991年的68.7%，汽車產量僅為1990年的74.5%。
2．從國際比較來看，日本具有代表性的工業產品占世界市場的份額均相對下降。
（1）造船業。日本1985年新造船舶（100總噸以上）為817艘、進水量為95.03萬總噸，占整個世界的比重達52.3%；1997年新造船舶536艘，占整個世界的份額下降到40.1%，而韓國由1975年的1.2%猛升為1985年的14.4%，到1997年又猛升為32.8%。目前日本的鋼船產量僅為1973年高峰值的1.3。
（2）鋼鐵產業。日本在1980年粗鋼產量達1.1億噸，超過美國成為僅次於原蘇聯的世界第二大鋼鐵生產國。此後開始出現下滑，在1億噸左右徘徊。蘇聯解體後，日本成為世界第一鋼鐵生產大國，但是到1996年，中國粗鋼產量超過日本，1998年美國粗鋼產量又重新高於日本，日本位居世界第三。
（3）半導體產業。1971年，位居世界半導體企業銷售額前十名的美國占據了前五位和第八、十位，日本電氣公司（NEC）、日立製作所和三菱電機分別處於第六、七、九位；1981年，美國占據第一、二、六、七、十位，日本的NEC、日立製作所、東芝、鬆下電子工業公司分別處於第三、四、五、八位，歐洲的菲利浦位居第九位。日本於1985年超過美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半導體集成電路生產國。90年代以來，日美在世界半導體市場所占份額發生了逆轉，1998年，美國英特爾公司的銷售額高達226.75億美元，遠遠超出日本NEC的82.71億美元。另外，從電子計算機的通用存儲器（DRAM）占世界市場份額來看，日本企業所占世界市場份額長期超過80%，日本也因此被稱為“DRAM王國”。但是近年來這一絕對優勢被韓國企業奪走。韓國的三星電子、現代電子和LG半導體3家企業占據了DRAM近31%的份額，日本的NEC、日立製作所和東芝占據了27%的份額。
（4）汽車產業。日本汽車產量自1980年開始超過美國，成為“汽車王國”。但是從1994年至今，日本的世界汽車霸主的寶座又重新被美國奪回。
日本自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滅以來，經濟持續近10年處於低迷和衰退，主導產業國際競爭力的嚴重下滑。目前，日本在高技術產業領域已遠遠落在美國後麵，加工組裝產業領域的優勢地位也被中國等亞洲一些國家和地區取代。日本通產省工業技術院於1996年12月總結的對東亞產業技術動向的調查結果表明，在21世紀初期，日本在半導體、鋼鐵方麵將被韓國超過，在電子科技方麵將被中國台灣地區超過，在電子機器組裝方麵將被中國大陸超過，在研究開發方麵將被新加坡超過，日本將完全喪失它在生產、加工技術領域的優勢。
今次大地震後會怎樣？
今次大地震發生那一刻，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在國會議事堂裏接受在野黨的輪番轟炸。因為他與已辭職的外相前原誠司一樣，也接受了外國人的政治獻金，違反了《政治資金規正法》。
突然襲來的大地震使這場正天天上演的政治鬥爭戛然而止。菅直人立即開始發揮久違的首相權限。地震下午2時56分發生，首相官邸4分鍾後就成立了救災對策本部，並發出相關部門各司其職的指令，要求迅速、全力抗災。11日當天，防衛省已經動員8000自衛隊員及海上自衛隊所有艦艇投入救災。12日一早，菅直人乘陸上自衛隊的直升機趕赴位於福島縣大熊町的“福島第一核電站”進行視察。該核電站因冷卻裝置的故障而處於核能泄漏的邊緣狀態，當時周圍半徑10公裏的居民已經被撤離避難。菅直人沒有穿防護服就直接進入核電站，聽取“東京電力”負責人的情況說明。隨後，菅直人又乘機抵達仙台市的陸上自衛隊霞目駐地，然後在空中視察了宮城縣沿岸的重災區。返回首相官邸後，菅直人馬上召開會議。針對目前已派遣兩萬名自衛隊員投入救災，他強調：“要進行全國總動員，派遣5萬名自衛隊員展開救災……警察、消防、海上保安廳要盡最大合力，救出幸存者和受困民眾。”
地震發生後，執政黨和在野黨當晚舉行黨首會談，就有必要編製包括災害對策在內的2011年度補充預算一事達成了共識。朝野各政黨此前圍繞2011年度預算案及其相關法案展開過長時間激烈的攻防戰，第二天立即暫時進入政治休戰狀態。
發生大地震的東北地區和關東地區是日本的工業集中地帶。震區和地震波及的東海岸集中了大量鋼鐵業、石化業、製造業、核電工業等日本重點產業和支柱行業。
COSMO石油公司位於千葉縣市原市的一處煉油廠是該公司最大的煉油廠，日處理原油能力達22萬桶。這次因天然氣儲氣罐發生火災和爆炸而被迫停業。
JX日礦日石能源公司位於宮城縣仙台市的天然氣罐起火，位於茨城縣和神奈川縣的兩處煉油廠也因地震停止作業。
豐田集團旗下負責車體製造的Central汽車公司的宮城工廠和關東汽車工業的岩手工廠，以及豐田旗下豐田紡織在岩手縣和宮城縣的3家工廠，被迫中斷停業。
本田汽車位於災區的汽車零部件工廠也因為嚴重受損，無法生產，導致本田公司位於埼玉縣和靜岡縣等地的5家整車工廠因為零部件供應不上，宣布從3月14日起停產，鈴鹿製作所部分生產線中斷。
繼豐田汽車公司和本田汽車公司宣布在宮城縣和福島縣的工廠停產後，東芝公司3月12日也宣布，因為廠房損失嚴重，目前無法實施生產，位於岩手縣北上市的生產大規模集成電路的半導體工廠無限期停產。
日產汽車福島縣工廠、栃木工廠、橫濱工廠等在東北和關東地區的5家工廠被迫停業，其中福島縣工廠和栃木工廠分別發生火災。這5家工廠涵蓋發動機生產、車輛組裝、車用電池等多個部門。
日本佳能公司在茨城縣宇都宮市的工廠，因為機械設備倒塌，導致十餘名員工受傷，因此宣布停工。
索尼公司位於宮城縣的一處工廠因海嘯遭淹，上千名員工隻能在建築物上端避難。索尼旗下的宮城縣登米市2家工廠，多賀市工廠、白石市工廠、福島縣郡山市工廠、福島縣本宮工廠等6家工廠被迫停業。
鬆下電器的北海道帶廣市工廠、栃木縣真岡是工廠、三重縣津市工廠被迫停業。
村田製作所的宮城縣2家工廠、栃木縣小山市工廠被迫停業。
日本最大的鋼鐵企業之一的新日本製鐵公司位於岩手縣釜石市的鋼鐵廠已經停止生產，目前正在對鍋爐設備的損壞狀況進行檢查。
住友金屬工業位於茨城縣的鹿島鋼鐵廠的高爐受損，高爐已經在地震後熄火停止生產，恢複生產需要一段時間。住友橡膠工業集團位於福島縣白河市的輪胎工廠停業。
日本造紙下屬的宮城縣石卷市工廠、岩沼市工廠、福島縣工廠等3家工廠停業。
三菱化學位於茨城縣神棲市的鹿島事業所被迫停業。
三井化學、丸善石油公司等日本大企業的多處工廠因遭災或停電等因素都被迫停工。據當地媒體不完全統計，截至3月12日中午，在地震波及地區，至少有21家日本大型企業的數十家工廠進入停工狀態。由於許多工廠受到地震和海嘯的實質損害，有些甚至出現人員傷亡，預計重新開工需要一段時間，將給這些公司的整體生產經營計劃帶來不利影響。
日本經濟自去年秋天以來處於停滯狀態，而大地震迫使很多企業停止生產，這將直接影響經營業績，導致企業效益下降，影響職工收入。從消費者的角度看，就業和收入環境的惡化，將導致消費意願降低，反過來也影響企業的銷售和利潤。
從上述對20世紀90年代日本經濟的分析看，很明顯，從時間看，日本的經濟衰退期正是中國的改革開放時期，是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在這期間，由日本一手孵大的中國家電業，近10年已有“亂棍打死老師傅”的架勢，基本上將日本逐出了世界範圍的中低檔家電市場；機床是第二是家電產業，情況類似。近年來，中國蓬勃發展的汽車產業，又大有家電產業井噴之勢。中日經濟競爭——尤其是製造業競爭已呈白日化。
去年，中國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令日本人很不爽。這次大地震雖是天災，與中國無關，但肯定會增添日本民眾仇視中國的情緒。
日本人會不會從心裏仇視轉化為過激行動？
日本輿論會不會火上澆油？
日本政府會不會借勢上位轉嫁政治危機，造成中日對抗？
中日兩國的政治家有沒有高超的智慧、能不能把握好機遇控製兩國關係朝和平方向發展？
我們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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