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化和中國社會經濟製度
FreeTrader目前以個人的最佳理解把文化(Culture)定義為：價值觀(Value System)、思維模式(Pattern of Thinking and Reasoning )及行為方式(Behavior Manner)三者的綜合。
依此定義，中華文化是什麽樣的文化？中華文化(Chinese Culture)有文明(Civilization)麽？
中國人的定義就是認同中華文化、或事實上施行中華文化的人；中國人和中國的症結問題是什麽？
“雪珥：權力資本主義——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闡述了中華文化和中國近代社會經濟製度的關係，Video (Transcript appendix followed as below):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cEmwu8FskQ
雪珥，澳洲職業華商，自稱“非職業曆史拾荒者”，專攻中國近代改革史。兼任中華能源基金委員會(CEFC)戰略分析師、文化部恭王府管理中心特聘研究員。著有《大東亞的沉沒》、《絕版甲午：從海外史料揭秘中日戰爭》、《國運1909》、《絕版恭親王》、《辛亥計劃外革命：1911年的民生與民聲》、《大國海盜：浪尖上的中華先鋒》等。
Appendix:
雪珥：權力資本主義——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
原題：中國企業經營環境的曆史與現實
11月22日，2011(第九屆)中國企業競爭力年會在北京萬達索菲特大飯店舉行，中國經營網對此次年會進行全程直播。太平紳士雪珥先生出席論壇並發言。
以下文字實錄：
雪珥：謝謝大家，非常榮幸這個話題回國已經講了三次，這是三個小時給商學院所設計的一個講座，今天要在20分鍾之內，隻能給大家提供一個節本，沒有敏感詞，請大家放心，特別新浪在發微博的時候請盡管用。
剛才上一節咱們有愛國者同誌給咱們展現一個美好前景，大家都變的很High，正如剛才的舞蹈，我是來衝破黑色氣球。
中國的企業家往往把自己打扮成權力受害者。當得到一些不公正待遇，或者什麽事做的不夠好的時候，他們總是指責公權力對他們怎麽樣，感覺環境不行、體製不行。我對中國從1860年以來的改革史進行10多年深入研究，出了一些書，在這與大家共同分享一下。
中國特色的、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最大特點是：資本不是權力的受害者，資本和權力是兩情相悅的，是權貴資本主義嗎，不是，應該是權力資本主義。為什麽？因為權貴資本主義還有一個貴字，在中國企業、中國資本、中國公司起步的清朝末年的時候，包括民國的時候，還沒有形成一個非常固化的既得利益集團，社會上所有人隻要膽子足夠大，力度足夠大，還是有機會進入資本主義既得利益階層。
所以，定義為權力資本主義。其最大特點，權力是第一生產力，也是第一生產要素。如果有經濟學家說別的一些東西，甚至小平同誌說科學技術是第一生產力，千萬別相信，因為還隱瞞了更重要的一個第一生產力。
與從小所受到的曆史教育不同的是，中國的資本主義和西方資本主義最大的區別在於，馬克思講資本，資本主義的發展，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生產關係必然產生的一些變化。在中國不是這樣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權力催生的，從誕生那一刻起，馬克思講從誕生一刻起資本主義都流著血和肮髒的東西，但是在中國資本從誕生的那一刻起從頭到尾都流淌著權力的血脈。在1860年代，第二次鴉片戰爭結束後，中國發現要實行改革開放，以28歲恭親王和26歲的慈禧為核心的中央領導集體，突然發現中國必須麵向世界實行改革開放。在這個過程當中，他們發現中國進步必須依靠實業、資本、商戰救國，在這樣一種為了救亡圖存的動機之下，資本得到權力的極大扶持。
所以，至少在資本起步的階段，公權力不是資本的敵人，而是資本的父母，至少是他的奶父母。因為救亡圖存的需要，資本的力量被放大了，特別是民間資本的力量被放大了。我們從西方曆史一看，到西方各國一看因為他們擁有資本才能才這麽強大，咱們就把這些力量完全放大，這是1923年《申報》在回顧中國實業發展60年曆程當中一段總結。這段總結當時令民國統治者非常不爽，就政府對待實業態度來說，清朝末年，從1902年到1911年這9年是晚清改革開放進入深水區改革，政治體製改革與經濟體製改革同時進行的9年，這是中國官方公權力對實業態度最好的，而民國之初的10年，是黑暗的10年。《申報》認為這是當局者有不賢不肖之分，與國體無關。當時很多人認為在共和政體下反而出現更多混蛋，在君主政體下倒是出現不少的好人。
在清末1860年代起步的清末改革當中，資本的誕生是在權力一步一步扶持之下，有曆史的必然。而不是像很多學者一直呼籲，要製止公權力，防止國進民退。從我讀史和從事經濟投資的實踐來看，中國的問題不是所有製成分多和少，什麽成分多什麽成分少的問題，而是全民腐敗。
在資本被權力催生第一階段，因為中國社會普遍缺乏信用交易平台，咱們原來那些民營企業家，或者說民間商人沒有足夠的網絡去獲得資金，從企業建立初期就沒有網絡去獲得融資，即便獲得融資之後相互之間並不信任。比如說，誰都不願意把資金投資給《中國經營報》，因為對它不了解。當時也碰到同樣問題，誰也不相信誰，誰也靠不住，怎麽辦呢？中國要發展，在這個時候隻有迫切需要公權力介入。
晚清很多企業發展，不管什麽體製，性質的企業，在起步的時候公權力確確實實在企業內部提供了一個信用交易平台。大家一看，各投資方、股東一看，有政府的人在裏頭，在縣長，市長，省委書記在裏頭，就覺得這個企業是靠譜的，一旦有了問題有人幫助解決處理。同時也提供了一個監督機製，因為有政府的介入，有政府公權力介入，中國企業在清代起步的時候有了一些基本監督，能夠防止企業過早，或者過度去做一些企業不該做的事情。在這情況下，公權力放大是滿足市場的需求，因為當時官員去辦企業不像現在官員非常熱衷，而是非常惶恐，會帶來很多麻煩。
第二，權力催生資本，當時剛起步中國資本非常薄弱，無論是國有資金，民營資金都非常弱小（特別是民營的資金），又要去做實業，公權力就成為一種資本。首先，用國有資金作為引導資金進來，很多行業，甚至直接所謂商辦企業，民營企業啟動資金都是由政府提供的。甚至政府國有資金占的比例遠遠超過一半以上，這是國有資金在起引導的作用。第二，用一定的專利權，比如說共同投資一個紡織企業，大清國中央政府說我授予你專利權，隻有你這一家在10年之內可以經營，用這樣一種政策，當政府手上沒有資源的時候，最大資源就是政策，作為一種資本投入到企業當中來。所有，當時起步的企業，不管什麽體製，尤其是民營企業都是在政策扶持之下起來的。
第三個當然也官爵上獎勵，為了救亡圖存，推動中國進步，當時鼓勵民間投資。特別到了甲午戰爭之後，在被日本打敗恥辱當中，看到民營資本應該更大，更快發展。在1898年，戊戌政變之後，1898年11月大清國推出《礦物鐵路章程》，具有劃時代的意義。該中央文件清晰地指出中國的投資有民間資金和國有資金，可合資，但歸根結底要依靠民間資金；而且旗幟鮮明地指出，隻要公權力過度介入就一定會對投資造成傷害，要想方設法規範公權力在所有投資中的作用和地位。慣常認為戊戌政變之後改革受到壓製，實際上並非如此。主流教科書上描述的戊戌變法和戊戌政變，是康有為篡改的，完全是虛假的。
在這權力資本化大清特色的資本主義中，權力資本化分兩階段、兩個版本。第一階段，“官督商辦”。這正被經濟學界和史學界的學者們批判。剛起步時，有很多政府作為公權力投放進來，國有資金在企業內部，國有資金所有者對自己的資產實行一定的監督，在產權上麵有一定的體現，這本無可厚非。而“官督商辦”造成的很多矛盾，有官的問題也有商的問題，更多則是企業內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的爭鬥，與公權力主動想去剝奪民間資本毫無關係。
在“官督商辦”過程當中，被學界廣泛批判的是政府從裏麵收取“報效”。比如，企業每年要給政府提供10萬兩，作為政府興辦學堂經費的讚助或捐款。在當時製度設計不完整的情況下，這種“報效”是另類稅收，也並沒有對企業造成致命損害，與“報效”對企業造成損害相比，企業管理者，尤其所謂民營企業當中民營老板的這些管理者，自身貪汙腐敗，對企業造成的傷害更甚幾倍、幾十倍。因為，官方公開收取的報效，公出公入，受到所有的人監督。當然中間潛藏了很多潛規則，是另外一回事。
權力資本化的第二個版本。
1901年，義和團引起八國聯軍進軍，以慈禧為首的中央權力集團在逃亡路上發布了一個改革力度詔書，叫做辛醜變法：繼續深化改革，完全摒棄從戊戌變法、戊戌政變一直到義和團等等對改革的誤區、懷疑，進行全麵改革。即，從1901年開始，中國的改革再也沒有人反對了，政治上已經不存在對改革反對的階層。所有人都高舉著改革旗幟，但對如何改革，看法不盡相同，這裏麵參雜所有人的利益，改革從此更為複雜。
此時，“官督商辦”發生最大變化：官督基本上消失，隻有商辦。但官方力量退出之後，民營資本還是沒有錢和管理能力（絕對不因頭上頂著董事長的光環就成為管理專家）。所以，政府繼續給政策，非常特殊的政策--“租股”。可能主要集中在大清國最大的投資項目--鐵路投資建設上，重災區是四川、河南、湖北、廣東。把鐵路建設全部交給民營資本，民營資本不夠，政府授予他們權力可以向全體人民征收股本金，等同於稅。但所有民眾在法律上都被成為了股東，這是人民當家作主非常好的實踐。但被證明是荒唐的實踐。
各地尤其在四川成立了租股局，比地方政府的權力還要大。拒絕繳納股本金的，將被上門強行征收，比計劃生育抓的還緊。在這麽一個大的政策賦予之下，各地所謂的民營企業，尤其是全國18家鐵路建設公司（當時最大的行業）都成了，打著民營企業旗號實際上又獲得了公權力極大支持的“二政府”：有政府權威，但沒有政府所應該承擔的公共責任；打著商業的旗號，但不需要向股民負責。這造成在當時晚清的大問題：國有企業至少還需要受到政府體製內紀檢部門控製，至少要受到政敵監督，但這些民營企業既不歸政府管，也不歸股東管，所以形成一個巨大的既得利益集團。而所謂的保路運動，就是在既得利益者推動之下為了保護他們的既得利益，而用人民的名義所發動的一場與政府之間的爭奪戰。
這種權力資本主義的核心特點是沒有契約精神，沒有法製精神。國有企業（“官督商辦”）非常腐敗，都通過各種各樣的渠道想方設法獲得最大的權力，所以幫派林立，腐敗現象遍及各種各樣的企業。
外資企業也出現嚴重腐敗現象。外資企業最大的腐敗是什麽呢？當時外資企業一個非常獨特的，具有中國特色的製度設計是外資企業進來之後，必須雇請買辦。不象現在的首代，買辦既是雇員，又是合作夥伴，在外企當中領取高額薪水，同時領取5到6倍於高額薪水的所謂辦公津貼。無論是進口還是出口，所有的買和賣，都必須由買辦去辦，比如，到福建收購茶葉，銷售鴉片和軍火。買辦從成交額額裏（而非利潤裏）提高1%最高到5%的傭金。當時就有外國人感歎，買辦掙的錢是洋行掙的錢2倍以上，經常洋行倒閉了，外企倒閉了，買辦卻發了大財。所以，在看這些曆史，通過海外史料在看的時候，感覺中國人民確實值得揚眉吐氣，在所說帝國主義對中國經濟侵奪過程當中，真正賺到大錢的不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替買辦打工。
民營企業出現更多問題，就是股東之間相互的坑害。梁啟超先生就曾經寫過很多文章，來闡述在當時全方位大力推行股份製企業。當時，在推進過程出現很多問題，集股為名實際上就是剝奪、占用股東們利益。當時報刊上有：“中國人有一句話：寧願一人養一隻雞，不能數人牽一頭牛。”典型地反映了中國人沒有辦法合在一起，隻要沒有血緣上監督，沒有家族層麵基本的信任基礎，就一定出問題，必然出問題。
在中國經濟近代史上出現各種各樣案例，由於時間關係不能展開，就介紹一下被大家廣泛推崇的胡雪岩。教授們，或者一些電視節目教你胡雪岩的智慧千萬別相信，因為你學不了，為什麽？胡雪岩的財富我查了各種野史，據說2千萬兩，十幾種野史大概估計2千萬兩。我認認真真通過正史進行推算，其最大一筆錢來自“西征借款”。“西征借款”是左宗棠為了收複新疆，引進外資而進行國防建設，一共6筆。胡雪岩每筆報給中央的利率都比外資銀行報給他的高一倍，當時曾紀澤（曾國藩兒子）在英國當公使，在日記當中記載，老外一雇員對他講，胡雪岩報的利率太可怕了。曾紀澤就很感慨，把胡抄家、判漢奸罪都不冤枉。當時，胡如日中天，在6次引進外資當中多報了288多萬兩，占家產14%。
同時，根據當時的商業慣例，他做成這筆買賣外資銀行必須付給他一筆傭金，這是台麵上的白色收入，一般是三分之一，這筆傭金應該也是在250萬兩左右，這兩筆相加之後，胡雪岩賺的錢比外資銀行的要多，在總收入當中占26%。在當代，除非能拿到高鐵項目，否則千萬別看胡雪岩，那是在浪費時間，因為，沒有一個良好項目做支撐，怎麽能賺這個錢？還是老老實實做本行吧。
至於所謂的慈善。什麽叫慈善？胡雪岩被說成大善人，特別在杭州推崇非常高。我查了史料，他大概捐了20多萬兩，按照大米購買率就相當於捐了如今人民幣4千萬。他當時從外資銀行借款多收，每年多報的錢按當時民間拆借利率每年收到的利息也超過他所捐款的總額。這樣的慈善叫慈善嗎？這是一個政治上的潤滑劑，是公關手段，這不是慈善，而是公關開支。
1895年，日本的一個著名間諜叫宗方小太郎。他打扮成一個漁人，在煙台偵查到北洋艦隊所有舉動。他受到了明治天皇的接見。甲午戰爭期間，他向明治天皇提交了三份領略報告（不涉及具體的軍事情報）。其中一篇，分析了中國的情況，中國的腐敗不隻是官場腐敗，中國腐敗是全民腐敗，中國每一個人都爛了，從根子裏爛了。他說中國的改革雖然被大家看好，中國將崛起世界東方成為世界一等大國；但觀察一個國家就如同觀察一個人一樣，你先看他的心肺，就發現中國已徹底腐爛；中國的問題，與中國的君主或共和沒有關係，中國跟製度沒有關係，是與全民貪腐的基因有關係。中國人說中國人是猶太人，但中國人在歐美發達國家沒有著名華商出現。因為在歐美法製健全的國家裏，水太清，中國人不擅長在清水裏遊泳，中國人隻能在東南亞這種渾水裏成為著名的華商。如果有不同的案例可以舉出來，但據我所知，根本就沒有！
在這樣一個權力資本主義情況之下，百年來中國企業家為什麽不能象西方那樣，成就一些著名的企業出來？我認為原因在於：1，大量精力消耗在權力勾兌上麵；2，大量精力消耗在相互扯皮上麵；3，投資者和管理者互相不信任；管理者隻要一有機會就一定做老鼠倉。造成辛亥革命的原因就是因為川漢鐵路的管理者將300萬兩公款挪到上海去炒股票，這300萬兩在上海1910年的股災中全軍覆沒，這是直接導致政權覆滅的一筆錢！
在今年雙十年之節之前，我寫了篇文章，很有幸全文未被刪改地被發表在《中國經營報》上。該文寫道，辛亥革命背後更多代表的是一種投機運動，這是澳洲著名華裔學者楊少凱提出來的。中國的近代，是一個國家機會主義盛行的時代。國家機會主義造成了全民的機會主義，使得整個中國社會成了“叢林時代”。中國的問題不是白貓黑貓的問題，而是白狼黑狼的問題。換上來的都是狼，還有飽狼和餓狼的區本。敲鑼打鼓迎上來可能是一個餓狼，還得喂一遍。中國的政治問題靠主義不能解決，經濟問題不是國與民的經濟成分問題，而是滲透在血液當中的所有的貪腐因素。全民的信用建設、契約精神和法製精神是最為根本需要去重建的。
以人性為中心，以利益和權衡為基本點，千萬別去相信有聖人出現。康有為為了保皇黨的利益，去刺殺一個中國政府到美國去招商引資的招商局局長時，那個招商局長的好朋友、也是康有為的好朋友丘逢甲（甲午戰爭時台灣的抗日英雄）寫了八個字：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康有為自稱聖人，不死，大的強盜是不會停止的。中國社會最需要的應該是放下包袱，千萬不要指望有任何聖人出現；去對付每一個混蛋。這就是西方政治倫理所講的，具有公權力的就一定是惡的，但是是必要的惡。為了對付必要的惡，需要做的很多東西不是意識形態層麵上的，而是技術形態層麵上的，不能再推倒重來，再來一回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