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高義（Ezra F. Vogel）筆下的六四事件
按：這是作者的著作＜鄧小平時代＞的一章。
第21章
天安門悲劇：1989年5月17日–6月4日
當鄧小平開始準備調動軍隊的方案和宣佈戒嚴令時，趙紫陽等一些自由派官員也在為避免暴力鎮壓作最後一次絕望的努力。5月16日會見戈巴卓夫之後，趙紫陽在晚上10點召開政治局常委緊急會議，再次表明了他的看法：除非黨撤銷「四二六社論」，不然不可能使問題得到和平解決。但這隻得到胡啟立的支持。在政治局之外，中央顧問委員會的一批自由派的退休幹部——包括李昌、李銳、於光遠和杜潤生——也聚在一起，為發表一份把學生邉有麃褳閻蹏?髁x的聲明作最後安排。第二天一早，已經沒有退路的趙紫陽給鄧小平辦公室打電話，希望私下麵見鄧小平，或許能說服鄧不動用軍隊。趙紫陽被告知可以下午來。但他去了之後才知道，他將不是與鄧小平單獨見麵，其他政治局常委也都會在場。鄧小平顯然不想接受他的意見。[21-1]
戒嚴令和趙紫陽離職：5月17–20日
在戈巴卓夫到達北京之前，鄧小平已經在考慮如果學生不撤離廣場的應急方案。4月25日，鄧小平決定發表警告學生的社論的當天，就下令解放軍進入戰備狀態。5月初就取消了一切軍人請假外出的許可。[21-2]後來，當戈巴卓夫訪問結束、外國媒體的最重要人員也都離開後，鄧小平準備採取行動。5月17日下午4點，鄧小平召集政治局常委（趙紫陽、李鵬、喬石、胡啟立和姚依林）和他在中央軍委的聯絡人楊尚昆，決定下一步的行動。與會者都可以表達自己的看法。趙紫陽解釋說，局勢很嚴峻，每天仍然有30萬到40萬人在示威。他認為除非撤銷嚴厲的「四二六社論」，學生們不會自願離開廣場。[21-3]
聽過其他人的意見後，鄧小平說，解決全國的問題，必須先從北京開始，因為首都的任何騷亂都會影響全國。他們必須立場堅定。例如匈牙利，國家領導人的讓步隻會導致更多要求。假如中國領導人也作出讓步，中國就完了。鄧小平又說，上海的江澤民採取強硬的自上而下的措施查封了不聽指示的《世界經濟導報》（這對平息那裏的學生示威很有幫助），成功恢復了秩序。鄧小平相信，現在需要的就是這樣的鐵腕措施。但是鄧小平認為，現在北京的警察已不足以恢復秩序，需要動用軍隊。軍隊的調動要快速果斷，在行動之前部署軍隊的計劃要暫時保密。[21-4]當會上有人表示擔心，外國人可能對動用武力作出負麵反應時，鄧小平回答說，行動要迅速，「西方人會忘記這件事的」。[21-5]
李鵬和姚依林馬上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意見，儘管胡啟立也表達了一些顧慮，但隻有趙紫陽明確反對。趙紫陽發言時，有人提醒他少數要服從多數。趙紫陽回答說，作為黨員他接受，但他仍要保留個人意見。[21-6]趙紫陽意識到，作為總書記，將要由他來宣佈實施戒嚴並監督它的執行。他擔心這種動用軍隊——即使是不帶武器的軍隊——的決定隻會給衝突火上澆油。
會議一結束，趙紫陽就請他的助手鮑彤為他準備一份辭職信。趙紫陽知道，他無法強迫自己執行戒嚴令，而這一決定意味著他政治生涯的結束，但是他也堅信自己的決定將使他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在與家人吃晚飯時，他告訴妻子梁伯琪和女兒王雁南他打算辭職，他的決定可能使全家人受連累。之後家人打電話告訴了趙紫陽在澳門和海南的兒子，他們都理解並接受父親的決定。[21-7]
當天晚上趙紫陽尷尬地主持了政治局常委會，在沒有鄧小平在場的情況下研究如何貫徹鄧小平實行戒嚴的決定。趙紫陽在會上宣佈，他不能執行戒嚴決定。他清楚自己的政治生涯已經結束，他說，告別的時候已經到了。
次日淩晨5點，趙紫陽來到天安門廣場表達了他對學生的關切。在負責監視他的李鵬的陪同下，趙紫陽拿著手提擴音器說：「我們來得太晚了⋯⋯你們說我們，批評我們，都是應該的。」全世界的人都在電視上看到了趙紫陽聲音顫抖、眼含淚水的情景。他說，他也年輕過，也參加過遊行，並不想後果會怎樣。但他勸說學生放棄絕食，愛惜身體，以便積極參加四化建設。[21-8]有些聽眾把趙紫陽的講話解釋為警告，表明他已不能再保護學生。這是趙紫陽的最後一次公開露麵。
5月17日被迫決裂之後，趙紫陽對計劃戒嚴的會議不再知情，他也拒絕向公眾宣佈實行戒嚴。5月19日趙紫陽致信鄧小平，再次試圖勸說他軟化「四二六社論」的立場，儘管此時他已經知道幾乎沒有成功的機會。他一直沒有收到回音。
當楊尚昆最先得知趙紫陽要遞交辭職信時，他勸趙紫陽將其收回，以免向公眾暴露領導層內部已經公開分裂——儘管對趙在廣場上出現很不滿的鄧小平覺得這種分裂已經顯而易見。趙紫陽拒絕主持宣佈戒嚴的會議，但他確實同意收回辭職信。儘管沒有辭職，但他以身體勞累為由，請了三天病假。[21-9]正是在這三天內實行了戒嚴。
5月28日趙紫陽又給鄧小平寫信，試圖就他對戈巴卓夫說的那些令鄧小平氣憤的話作出解釋。同一天他被軟禁在家中。他的助手鮑彤被捕並被送入關押高級囚犯的秦城監獄。雖然鄧小平又活了八年，但他從未回覆過趙紫陽的信，他們也再沒有見過麵。
從5月24日到26日，北京的黨中央把各省的黨委書記和省長以及港澳負責人叫到北京，向他們解釋了實施戒嚴的理由，以期得到支持。[21-10]而正式處理趙紫陽的程序是在6月4日以後才開始的。趙紫陽瞭解胡耀邦在1987年承認錯誤的後果，因此他拒絕認錯，他說，他沒有做錯任何事。在軟禁期間，他享有舒適的生活條件，但直到2005年去世，能去拜訪他的人一直被嚴格限製，他本人出門時也受到嚴密監控。[21-11]
5月17日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見麵後，戒嚴計劃迅速開始實施。第二天上午中央軍委召開擴大會議，楊尚昆宣佈了實行戒嚴的決定。當天下午中央軍委又召開工作會議，最終確定了實施戒嚴的細節：戈巴卓夫將在5月19日上午離開北京，當晚將有五萬軍人快速行動，於5月20日星期六早晨到達天安門廣場。[21-12]19日晚10點，李鵬在一個有大批高層黨政軍幹部參加的大會上講話，把調動軍隊的情況對他們作了說明。次日上午9時半李鵬宣佈戒嚴將從10點開始。[21-13]楊尚昆指示軍隊的指揮官說，士兵即使受到挑釁也不要開槍。大多數士兵甚至沒有攜帶武器。
戒嚴失敗：5月19–22日
鄧小平和軍隊領導人堅信軍隊很快就能到達目的地，不會發生任何意外，因此甚至沒有告知士兵假如遇到抵抗該怎麼辦，也沒有為他們提供路線圖，以便在道路被封堵時可以選擇其他路線。同時，學生們在5月19日下午獲悉咚蛙娙說奶箍恕⒖ㄜ嚭脫b甲車正在進入京郊。廣場上的學生預計軍隊將在黎明前到達，他們的心情既緊張又害怕。一些北京的學生回到了校園，但是有更多激進的學生，以及從外地來的學生（鐵道部的報告說，從5月16日下午6時到19日上午8時，共有56,000名學生乘坐火車抵達北京）仍堅持留在廣場上等待最壞的情況發生。[21-14]
不論廣場上的學生還是高層領導，都沒有預料到接下來的一幕：大批北京市民蜂擁走上街頭，徹底堵住了從東南西北各個方向進城的五萬名軍人，六條主要道路和其他幾條小路概莫能外。李鵬在5月20日的日記中簡單地寫道：「我們沒預料到會有大的抵抗。」他又記述道，各處的部隊全被擋住。有些軍人試圖通過地鐵進入天安門廣場，但地鐵入口也被封死。有些部隊想利用郊區的鐵路線，但市民躺在了鐵軌上。有一支2,000人的部隊從外地乘火車到達火車站，一下車就被團團圍住動彈不得。[21-15]當時還沒有行動電話，人們用普通電話聯絡熟人，而有對講機的人守候在主要的十字路口，看到軍隊到來便發出警報，使人們能夠一擁而上將他們堵住。人們組成摩托車隊及時傳遞軍隊進城的消息。有些官員指責趙紫陽的助手鮑彤向示威學生透露了部隊前進的路線和目的地。然而，即使鮑彤是個再傑出的組織者，他也無法通報或組織街頭上洶湧的人潮。
那天夜裏皓月當空，照亮了北京城。外國記者看到人群從四麵八方湧上街頭，人數有幾十萬之眾。據記者報道，整個城市都加入了示威，形成北京城裏史無前例的景觀。不僅學生得到普遍的同情，而且大多數人都反對戒嚴。[21-16]第二天淩晨4點半，被學生控製的天安門廣場上的大喇叭興高采烈地宣佈，各個方向的部隊都已被堵住，無法到達廣場。廣場上的示威者歡呼雀躍。
進城的士兵大多是農村青年，與城市大學生相比沒有受過多少教育，遠不如他們見多識廣，對自己遇到的事情毫無準備。外國記者報道說，他們中間有很多人顯得手足無措。他們被告知不要對辱駡作出回應，不能造成流血。他們遵守了命令。士兵幾乎都沒有攜帶武器。學生們很快就組織起來，同被堵住的卡車上的士兵交談，試圖讓他們相信學生們在從事正義的事業——他們要爭取更多的自由，結束腐敗。有印刷機可用的圍觀者很快印出了反對戒嚴的宣傳頁到處散發。有些士兵既不瞭解情況又準備不足，顯得有些同情學生們的訴求。[21-17]
李鵬在5月22日的日記中承認，軍隊在50個小時裏無法移動。他還說，鄧小平擔心有可能「軍心不穩」。對於鄧來說，這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有這麼多青年人反對他們，軍隊還能維持秩序嗎？士兵是否會受到學生的影響，失去遵守紀律的決心？有些士兵看上去又累又餓。[21-18]
5月22日星期一早上7點，部隊接到了撤退的命令。然而開始撤離時卻發生了混亂。有些市民認為軍隊隻是想換一條路線進入市中心，因此繼續阻止他們移動。不過到5月24日，部隊都已撤到市郊駐紮下來。戒嚴令並沒有被正式取消，但是隨著部隊的離去，示威群眾開始慶賀勝利。[21-19]自1949年以來，甚至在文革期間，在北京也從來沒有這麼多人自發地示威反對黨的領導。鄧小平現在麵對的是一場毛澤東有可能引以為傲的群眾邉櫻?綣?動的矛頭不是指向他自己的共產黨的話。
準備武力鎮壓：5月22日–6月3日
5月20日一過，鄧小平讓軍隊暫時撤退的同時，立刻指示楊尚昆準備坦克、裝甲弑?嚒⒖ㄜ嚭妥銐虻奈溲b部隊，以便克服一切抵抗。這時北京的最高領導人已十分擔心軍隊和高層在麵對市民反抗時能否保持堅定的立場。5月20日，八位在實施戒嚴時未被徵求意見的退休將軍交給鄧小平一份反對使用武力的聲明。鄧小平和楊尚昆派了兩名最高層的軍事領導人逐一拜訪這些將軍，向他們解釋實施戒嚴的原因。[21-20]
在此後幾天，李鵬努力爭取全國高層幹部的支持。在5月20日以後幾天的李鵬日記中，滿是與全國各地領導人進行電話交談的紀錄。他在電話中解釋發生的事情，希望能得到他們的贊成，並記下他們對北京領導層的決定表示擁護的聲明。[21-21]據李鵬的紀錄，到5月21日時已有22位省級領導表示支持戒嚴。鄧小平則一直忙於和其他高級領導人協商，以確保得到他們的支持。陳雲在這場危機中也支持鄧小平，他說，堅定立場絕不後退，這一點很重要。[21-22]鄧小平也會見了李先念、彭真等老幹部，以確保上層不發生分裂。
5月中旬萬裏正在北美訪問。由於擔心他可能支持趙紫陽，中央領導人通知他不要直接回北京，而是先去上海。5月26日淩晨3點萬裏到達上海機場，迎接他的是江澤民和丁關根。丁是政治局候補委員，他向萬裏通報了形勢。第二天丁關根根據北京的指示，向萬裏作了更全麵的彙報。江澤民交給了萬裏一些北京準備好的文件，解釋為何要讓趙紫陽下台。[21-23]雖然萬裏在北美時說過一些贊成民主的話，但是回到上海後，這位一貫忠盞鬧泄顫h員表示支持鄧小平的政策。[21-24]然後他才獲準回到北京。
籌備新的領導班子
甚至5月20日實行戒嚴之前，鄧小平已經忙於考慮新的領導班子，準備在恢復秩序後立刻向社會公佈。在宣佈免去趙紫陽職務之前，鄧小平先花時間重申了1987年召開的十三大的決定，因為他要向群眾表明趙紫陽所執行的政策仍會繼續：不但要繼續開放市場，而且要進一步擴大。外國公司正在進行的項目，甚至引起很大爭議的海南洋浦項目（由日本商社熊穀組牽頭），都要繼續。他另外還宣佈，將要花大力氣解決官場腐敗問題。[21-25]
為了重新贏得民眾支持，鄧小平需要與天安門鎮壓無關的新領導人，並在軍隊佔領天安門後向社會公佈。實行戒嚴的前一天即5月19日，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就已選定江澤民做總書記，他們打算在四中全會後立刻宣佈對他的任命。[21-26]鄧小平表揚了江澤民的果斷行動：他以巧妙的方式關閉了《世界經濟導報》而沒有引起過激反應。江澤民從1983年到1985年當過電子工業部部長，曾在1985年向鄧小平彙報工作。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冬季去上海度假時，江澤民作為市委書記接待他們，所以他們對江都很瞭解。他已經作為較年輕的政治局委員工作了三年，因此熟悉中央的事務。此外，他立場堅定，致力於改革，瞭解科技，有處理外交事務的經驗，這些都是鄧小平認為領導國家所需的重要品質。
鄧小平、陳雲和李先念還在考慮新的政治局常委成員。天津市委書記李瑞環也是一位能幹的改革派領導人，他將進入政治局常委分管宣傳，取代與趙紫陽走得太近的胡啟立。宋平既有經驗，人緣也好，善於處理困難的組織問題，根據陳雲的建議將進入政治局。李鵬已經證明自己能夠堅定貫徹鄧小平的意願，將繼續擔任總理，姚依林仍擔任副總理。新的任命將立即宣佈，並在下一次中央全會上正式確認。[21-27]趙紫陽將離開政治局。鄧小平沒有指責趙紫陽鬧派性，但是他說，趙紫陽和胡耀邦一樣，都隻與一個小圈子的人共事。[21-28]
決定了新的領導班子後，鄧小平與政治局常委兩個留任的人——李鵬和姚依林——見了麵。如果說他們對把總書記這一最高職位讓給別人感到不滿，這也屬於人之常情，因此鄧小平耐心地向他們解釋說，為了維持國家的秩序，需要新的麵孔。他還鼓勵他們採取切實措施打擊腐敗，向群眾表明黨的領導人在嚴肅對待這個問題。鄧小平說，江澤民等新領導人上台後的頭幾個月，需要採取一些大力的行動來證明他們致力於改革的決心。鄧小平認為江澤民不應該帶著他在上海的班子來任職，相反，他要求大家團結在江澤民周圍，形成一個堅強的領導集體。[21-29]新的領導班子一到位，鄧小平就會宣佈他徹底退休的打算。即使沒有任何頭銜，鄧仍具備一定的影響力；但江不同，他缺少革命領袖的個人威望，需要授予正式頭銜以提供領導國家的權威。
江澤民並不知曉這些有關他的未來角色的高層討論。5月31日李鵬打電話通知江澤民立刻飛到北京，但沒有解釋理由。江澤民抵京後，李鵬對他說鄧小平要見他。第二天鄧小平便通知他已被正式指定為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北京私下拜見了另外兩位元老陳雲和李先念，並立刻開始為自己的新工作作準備。
江澤民的背景使他有足夠的資格成為下一代領導人的人選。他生於1926年，經考試入讀揚州中學和上海交通大學，後者是中國當時最好的工程類高校之一，這說明他有很高的智力。他在上學期間學過一些英語和俄語，作為交流生在蘇聯生活過兩年。他還學過一點羅馬尼亞語。江澤民13歲那年父親去世，他的叔叔——一個中共的革命烈士——成了他養父，這一變化使江澤民本人有了革命背景。他於1949年之前加入中共地下黨。1980年後在穀牧手下擔任外國投資領導小組的書記，獲得了改革開放方麵的經驗。他又在長春第一汽車製造廠（中國最大的工廠之一）當了六年黨委書記，在重工業領域有了堅實的基礎。他於1985年擔任上海市長，次年成為市委書記，1987年成為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共最高領導層在選拔接班人時偏愛出身中共革命者的家庭、特別是烈士家庭的人，因為他們在緊要關頭能夠靠得住，絕對忠實於黨。鄧小平需要完全忠偵陡母飦K理解改革的人，而江澤民正是這樣的人。鄧所需要的人也必須能果斷嫻熟地處理危機，江澤民則在處理學生示威和查封《世界經濟導報》時表現出了這種素質。鄧小平所尋找的人還必須能與各種人搞好關係，而江澤民在上海和北京都證明了他能夠同其他幹部和睦相處。在開朗的外表背後，江澤民其實是個聰明成熟的政治人才。雖然他沒有在北京黨的權力結構內部工作過，但他利用在政治局的三年熟悉了黨的領導人和中央事務，並被公認為能有效處理政治問題的人才。[21-30]
強硬派學生的堅持：5月20日–6月2日
5月20日軍隊在北京實行戒嚴失敗後，有越來越多的人蜂擁回到了廣場，群眾的支持和對實行戒嚴的憤怒使他們士氣高昂。雖然有些學生因疲倦或害怕回到了校園，但不斷湧入的外省學生填補了他們的位置。
5月29日晚，麵對著天安門上毛澤東的畫像，豎起了一尊巨大的仿照美國自由女神製作的「民主女神」石膏像。學生們還舉行了一個簡短的儀式，引起了國內外的廣泛關注。[21-31]這個塑像是由中央美術學院的學生在三天內倉促完成，分拆後用腳踏三輪車叩綇V場的。本來打算作為中國民主事業的永久紀念物，但在6月4日清場後被搗毀。
同時，邉擁倪M程也開始發生變化。據鐵路官員估計，在這段時間有大約40萬學生乘火車到達或離開北京，但到5月30日離京的人要多於到達的人。[21-32]很多示威者擔心受到懲罰，希望通過談判軟化當局立場。到5月底時，學生領袖就像他們所反對的宣傳部一樣，開始限製記者接觸普通示威者，以便對群眾所能得到的消息進行控製。但是消息很難控製，因為學生本身就不團結；那些脫穎而出的學生領袖作為大膽的演說家可以做到一呼百應，卻不是能夠製定長遠的統一計劃的戰略家。學生們無法就行動達成一致。為了取得最低限度的團結，仍留在廣場的學生接受了如下誓言：「我願用我全部的生命和忠眨?乃辣Ｐl天安門，保衛首都北京，保衛共和國。」[21-33]
鎮壓：6月3–4日
沒有證據表明鄧小平在決定向天安門派出武裝部隊時有任何遲疑。6月3日淩晨2點50分，他命令遲浩田「採取一切手段」恢復秩序。當時在北京的西方學者、很有眼光的墨寧（Melanie Manion）解釋了鄧小平的理由：「即使為了控製騷亂而在6月3日清空街道，也極有可能無法結束抗議邉�⋯⋯抗議者隻會暫時撤退，然後又會積累起更大的力量⋯⋯6月4日動用武力，確實立刻一勞永逸地結束了這場邉印！�[21-34]據鄧小平的家人說，不管鄧小平受到多少批評，他從未懷疑自己作出的決定是正確的。[21-35]很多觀察者看到五月底廣場上的人越來越少，認為不使用暴力清空廣場也是
可能的。但鄧小平不僅擔心廣場上的學生，而且擔心國家權威的普遍弱化，他斷定為了恢復政府的權威，必須採取強硬行動。[21-36]
此時距蘇聯瓦解還有兩年，但是鄧小平在1989年就堅信，蘇聯和東歐領導人沒有為維護黨和國家的權力作出足夠的努力。在波蘭，1989年4月4日的圓桌會議使團結工會取得了政治控製權，將總統一職改為由選舉方式產生，隨後便是共產黨的解散。巧合的是，波蘭定於6月4日舉行大選，而中國軍隊則在這一天佔領天安門廣場。曾在蘇聯留學的江澤民後來讚揚鄧小平行動果斷，使中國沒有像蘇聯那樣分崩離析。[21-37]
總數大約15萬人的部隊已經在京郊集結待命。[21-38]他們大多數是乘火車來的，但也有一些士兵是在6月1日乘十架飛機從更遙遠的成都和廣州抵達北京。為了預防需要更多的軍隊，廣州機場從5月31日開始有六天沒有售票。軍隊來自七大軍區中的五個，不過所有軍區司令員都表示贊成動用軍隊控製廣場，因此並不存在某軍區事後反對鎮壓學生的風險。無論結果好壞，他們都在一條船上。
在鎮壓過程中，軍隊的致約覟榱瞬皇溝纜繁環舛攏?繚�5月26日就派出小隊士兵滲透到北京市內。保密是關鍵。有些部隊乘坐的是沒有標記的卡車，武器也被藏了起來。有些部隊為避免受到注意，穿著便裝步行或騎自行車三五成群地進城。有些士兵守在交通要道附近，戴著墨鏡，穿得像是地痞流氓。還有些人被允許穿著軍裝，但扮成外出進行常規跑步訓練的樣子。[21-39]幾天內，他們不斷以小規模分頭進城，但在6月2日即星期五，進城士兵的數量增加了。尤其是一大批士兵逐漸集結到了天安門廣場以西約四英哩的軍事博物館，這裏將成為部隊和裝備的重要集結地之一。很多受過特別良好訓練的部隊也開始通過地下通道到達天安門廣場旁邊的人民大會堂內，他們將以訓練有素的方式幫助天安門清場。還有一些穿便裝的士兵被佈置在全市一些重要地點，負責提供有關道路封鎖狀況和示威者動態的情報。
5月19日軍隊第一次試圖實施戒嚴時是在夜間行動，他們錯誤地以為人們都在睡覺，沒有想到北京市民會借著月光湧上街頭。軍隊領導人第二次採取行動時選擇了6月3日夜間，按陰曆這應該是最黑的一個夜晚。這個日子還有一個好處，因為6月4日是星期日，如果秩序能在這一天得以恢復，那麼混亂就基本上被控製在週末而不是平常的工作日。
鄧小平在6月3日承認，即使天安門廣場和整個北京的秩序大體得到恢復，也需要幾個月甚至數年時間才能改變人們的想法。他並不著急，並且覺得沒有必要譴責那些參加絕食、示威或請願的人。他命令軍隊隻把違法者和試圖顛覆國家的人作為目標。他告訴他們，鎮壓的理由是，為了繼續改革開放，實現國家的現代化，中國需要和平穩定的環境。
在解釋動用軍隊的理由時，鄧小平承認需要進行政治改革，但是他也要堅持四項基本原則：堅持社會主義道路，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堅持黨的領導，堅持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他說，如果讓示威和貼大字報的現象繼續下去，就沒有精力把事情做好。他說，黨的領導人要解釋恢復秩序的決定，說服各級幹部，讓他們相信對抗議者採取行動是正確的。[21-40]
在6月3日之前的幾天裏，學生開始覺察到軍隊調動的一些跡象，但是他們不清楚已經有多少士兵滲透進市中心。此外，大多數學生無法想像他們的抗議會導致開槍。在6月3日之前，學生有幾次投票表決是否繼續佔領廣場。大多數人都投票贊成留下，因為主張離開的人已經用腳投了票。但是在6月4日前的幾天裏，一些學生領袖害怕受到懲罰，試圖與政府談判。他們說，離開廣場的條件是保證他們不受懲罰，並且學生組織得到正式承認。[21-41]但他們沒有獲得這樣的保證。
6月2日夜裏，街頭傳出了一些部隊正在開進北京的傳言。示威者及其支持者到處傳話，結果，軍隊試圖進城時有很多部隊車輛遭到堵截、推翻甚至燒毀。同時，政府官員則要求繼續推進。6月3日下午喬石召開緊急會議研究清場的最後方案。楊尚昆把方案交給了鄧小平，立刻得到批準。[21-42]領導人在6月2日估計會遇到示威者一定程度的抵抗，但是他們低估了對抗的強度。據陳希同說，人們「圍困並毆打解放軍。⋯⋯還有暴徒搶奪槍支彈藥和其他軍用物資。中央機關和一些重要部門遭到衝擊」。抵抗的規模和決心讓李鵬十分焦躁，他第一次使用了「反革命暴亂」的說法，這意味著要像對待敵人那樣對付抵抗者。他說：「我們必須堅定不移地去鎮壓首都這場反革命暴亂。我們對付這一小撮暴亂分子不可手軟。授權解放軍戒嚴部隊、武警、公安必要時哂萌魏畏椒ㄈ?Ω蹲钃線@項任務的人。」[21-43]
6月3日各集團軍司令也在北京軍區司令部開會，研究了進攻計劃的細節：將用機動車把士兵分三批呱M北京，每一批部隊都從東西南北四個方向同時行動。第一批將在下午5點到6點半之間從三環和四環出發，第二批在7點到8點之間出發，第三批在9點到10點半之間出發。早到的卡車上有些並不會配備武器，但前三批軍隊之後將有兩批武裝軍人趕到：一批將在10點半出發，另一批午夜後出發。[21-44]士兵要在黎明前清空廣場。
行動按計劃進行。6月3日下午6點半，廣播和電視發佈了緊急通告，為了保護生命安全，工人要堅守崗位，市民要留在家裏。中央電視台不停地播放這條通告，廣場上的大喇叭也同樣廣播。[21-45]但是通告沒有具體說明部隊就要進城。由於政府已多次發出其他警告，很多人並沒有足夠重視「保護你們的生命」這句話。
6月2日和3日，抗議的學生採用了他們自5月19日以來學會的策略。儘管有對講機的人很少，但他們很好地利用了摩托車來傳遞部隊移動的消息。數百名稱為「飛虎隊」的騎摩托車者向各個地點傳送消息，告知部隊的動向，使人們能夠及時設置路障。當路障迫使領頭的卡車停下來時，人們便一擁而上，割破輪胎或放氣，使卡車無法繼續前進。然後人們又割斷線路或拆卸零件，開始嘲弄車上的士兵，並朝他們扔磚頭石塊，有時候還攻擊坐在卡車後麵的士兵。路障在一些地方很有效，不但擋住了第一批卡車，而且使後來出發的卡車也無法繞過前麵不能動彈的車隊。[21-46]
最激烈的抵抗和暴力發生在6月3日夜晚到4日淩晨天安門以西四英哩的大街上，這裏離木樨地不遠，附近的高層住宅樓居住著很多退休的高幹。38軍的部隊在晚上9點半到達木樨地時，看到數千名市民聚集在這裏阻止他們前進。公車被拖到木樨地的路中央，擋住了裝甲車前行。解放軍先是放催淚瓦斯和橡膠子彈，但沒有多大效果，人們大膽地向部隊投擲石塊和雜物回應。有個軍官用擴音器命令人群散開，也沒有奏效。由於38軍軍長徐勤先以身體抱恙為由拒絕帶兵，這支從西麵開過來的軍隊就像在中國內戰中向解放軍投盞膰?頇h軍隊一樣，承受著需要證明自己忠盞奶厥鈮毫Α４蠹s10點半前後，木樨地附近的部隊開始朝空中鳴槍，投擲眩暈手榴彈，但並未造成死亡。
夜裏11點時，仍然無法前進的部隊開始直接向人群射擊，使用的是每分鐘能發射90發子彈的AK-47自動步槍。有人中彈時其他人就會將傷者搬離危險區，把他們抬上救護車或放在自行車和三輪車上，迅速送往最近的復興醫院。解放軍的卡車和裝甲車也開始全速前進，壓過任何敢於擋路的人。[21-47]即使開始使用真槍實彈、以致命武器對付同胞，部隊仍然用了大約四個小時，才走完從木樨地到天安門大約四英哩的路程。[21-48]
在天安門廣場，雖然半夜之前到達的部隊人數有限，但一些警察和便衣早在幾小時前就已經來到這裏。晚8點，燈光照亮了廣場和東長安街，到晚9點時這條大街上已幾乎空無一人。裝甲車和坦克開始載著部隊進入廣場。在數英哩之外，當軍隊從東邊向廣場開進時，一些步槍子彈擊中外國攝像師和記者們所在大樓的窗戶——軍隊這是在警告他們不要靠近視窗，因為那裏可以拍攝到廣場附近的屠殺畫麵。一些穿便衣的軍官擋住外國人，告訴他們離開大街以免受傷，並警告他們不要拍攝軍事行動的照片。很多拍攝者的照相機和膠捲被沒收。[21-49]
在部隊開始進入廣場之前，廣場上仍有大約10萬名示威者。6月4日即星期日淩晨1點，軍人們開始從不同方向到達廣場。在廣場四周、長安街和人民大會堂前，士兵開始朝著向他們謾罵、扔磚頭並拒絕離開的平民開槍。抗議者沒有想到士兵會用真槍實彈對付他們，當一些被打死或打傷的抗議者被抬走時，剩下的人才變得恐慌。
到淩晨兩點時廣場上隻剩下幾千人。學生領袖柴玲宣佈，想走的就走，想留的就留。臺灣流行歌手侯德健和劉曉波等幾位著名知識分子早在6月2日就來到天安門廣場，當時他們都認為這可能是學生佔領廣場的最後幾天。[21-50]侯德健用麥克風警告仍然留在廣場上的人說，武裝部隊正在向廣場推進。他說，現在聽他講話的人已經證明了自己是不怕死的，但是血已經流得夠多了，留在這裏的人應該和平撤離，不要留下任何可以被當作武器的東西。
當部隊步步逼近時，侯德健和另外三個人於3點40分左右與戒嚴部隊見麵，協商和平撤離天安門廣場。經過簡短的談判之後，解放軍軍官表示同意。淩晨4點廣場燈光關閉。侯德健返回後不久就通過話筒宣佈了他們達成的協議，讓留在廣場的學生馬上離開。大約3,000人跟隨著侯德健匆匆離開了廣場。4點半軍隊和軍車向前推進，留下來的學生往西南方撤退。早上5點20分時大約隻剩下200名無畏的示威者。他們被部隊強行趕走時，是黎明之前，5點40分，正如清場命令所要求的那樣，廣場上沒有剩下一個示威者。[21-51]
據一些目擊者說，廣場上有人中彈，但政府發言人否認淩晨4點半到5點半之間廣場上有任何人中彈，這是含蓄地承認了此前和此後可能有人遭到射殺。[21-52]政府也不否認廣場附近的長安街上有人遇害。很多人想弄清楚那天晚上的死亡人數，但各種估計數目出入極大。中國官方在6月4日幾天後的報告中說死了200多人，包括20名軍人和23名學生，大約2,000人受傷。[21-53]李鵬在7月2日對布蘭特・斯考克羅夫特說死了310人，其中包括一些解放軍戰士和36名學生。[21-54]遇害人之一的母親丁子霖後來試圖搜集當晚所有遇害人的姓名，截至2008年為止她總共搜集到近200個姓名。據38軍政委李誌遠的報告，除了死傷的士兵外，有65輛卡車和47輛裝甲弑?嚤粴В?磧�485輛軍車受損。[21-55]認真研究過這一事件的外國觀察家所作出的最可靠估計是，遇害的示威者大約在300人到2,600人之間，有數千人受傷。最初一些外國的報道說有上萬人死亡，但後來都承認這是嚴重的誇大。當時在北京的加拿大學者卜正民（Timothy Brook）根據外國武官的估計以及來自北京所有11所大醫院的數據報告說，這些醫院中至少有478人死
亡，920人受傷。[21-56]有些人相信死亡人數可能高於這些醫院紀錄的數位，因為一些家庭擔心傷者或家人受到長期政治迫害，或私下治療，或通過非常規渠道處理了死者的屍體。[21-57]
解放軍和警察在清場之後，花了幾天時間清掃示威期間遍地垃圾的廣場並搗毀了民主女神像。雖然與當地市民發生了少量扭打，但那晚的流血鎮壓之後，北京和天安門廣場很快就恢復了令人不安的平靜。
示威的學生領袖受到追捕：有些人被短期拘留，還有一些人被投入監獄。甚至一些著名知識分子，譬如在廣場上勸說學生撤離的戴晴，也遭到逮捕和監禁。鄧小平親自決定將趙紫陽的秘書鮑彤判刑七年，但他服刑期滿後仍然處在嚴密的監控之下。趙紫陽的另外一些部下也被監禁，一些示威者在20多年後仍未獲釋。通過「地下通道」提供的藏身處以及勇敢的友人的幫助，包括柴玲和吾爾開希在內的一些學生領袖，以及像嚴家其和陳一諮那樣的知識分子領袖，設法成功逃往國外。而王丹被監禁幾年後獲釋，他流亡到西方，在那裏繼續自己的學業。
溫室中的一代和被推遲的希望
參加1989年示威的學生以及較年長的知識分子，像中國歷史上的文人一樣，對國家的命邞延幸環N很深的責任感。然而，這些學生是溫室中長大的一代，沒有多少校園之外的經驗。與1940年代後期的學生不同，他們沒有用多年時間建立奪權組織；也不同於1980年代初的學生，他們沒有經歷過政治邉雍臀母鐧聶Y爭，也沒有經受過上山下鄉的鍛煉。他們是這一代人中最有才華的學生，但卻隻接受過考試的訓練，而缺少人生歷練。他們是在中國最好的中學和大學裏備受愛護的教育改革的受益者。
此外，這些學生成長的這段歷史時期，並沒有為獨立的政治活動者提供空間，讓他們形成組織並檢驗自己的思想。示威者不是政治組織的成員，隻是一群人中的一分子，領導者不斷變化，參與者鬆散結合。在邉又忻摲f而出的人，不是因為他們展現了傑出的判斷力和戰略規劃能力，而是因為他們的即興辯才和敢作敢為。留在廣場上的人始終抱著一種幻想，以為國家領導人會承認他們的愛國熱情和高尚情操，與他們對話，認同他們對國家的關心是正當的，並解決他們所提出的問題。[21-58]
這些溫室中長大的一代學生就像孫中山所描述的1920年代的中國一樣：一盤散沙。趙紫陽的對手指責趙煽動學生，使他們把矛頭對準鄧小平；趙紫陽的擁護者則反過來指責對方激怒了學生，使趙紫陽陷入尷尬的境地。趙紫陽的支持者和對手或許都想引導示威學生，但事實上他們都無法做到。學生們踏著自己的鼓點前進。甚至學生自己的領袖也隻能鼓動他們，卻不能控製他們。
「六四」之後，學生及其家人為死傷者而悲痛，也為失去了中國在不久的將來變得更開放、更文明的希望而悲痛。當學生領袖們思考「六四」之後該往何處去時，他們彼此承認自己挑戰國家領導人，期待他們放棄權力的做法太幼稚。這一代和後來的學生們，都從這次可悲的經驗中汲取了教訓：跟國家領導人直接對抗很可能引起暴力反應，付出不必要的代價。
因此，與蘇聯和東歐的抗議學生不同，中國的學生在「六四」之後不再跟共產黨對著幹了。很多學生逐漸相信，隻有通過緩慢地建立基礎，通過改善更多人的經濟生活，通過加深人們對公共事務的理解，逐漸形成對民主和自由的經驗，才能取得進步。甚至很多不是黨員的學生也承認，領導人當時麵臨著國家失控的危險，隻有共產黨才能維持促進經濟發展所不可缺少的穩定。很多人相信，儘管有腐敗和自私的幹部，但在共產黨的領導下所實施的改革開放政策——以及它所帶來的人民生活的改善——要比其他可能的選擇更可取。他們希望，接下來幾十年的穩定和經濟發展，能為自由社會形成一個更牢固的基礎。同時，絕大多數學生邉踴鈷S分子都放棄了集體行動，專注於追求個人前程。
很多知識分子、甚至一些黨的高級幹部也認為，向無辜的人們開槍的決定是不可饒恕的，黨遲早要為這場邉臃?浮?嵐茉跊Q定動武中起積極作用的人仍然在世的時候，「六四」還很難平反，但政府的立場已經有所軟化。在鎮壓後的20年裏，很多坐牢的人都被釋放，官方對這一事件的說法也逐漸變得溫和：先是稱為「反革命暴亂」，然後改為「暴亂」，後來又成了「政治動亂」，最終變成「八九風波」。
天安門意象的力量
1989年6月4日的殘酷鎮壓，讓我們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瞠目結舌。天安門廣場的悲劇在西方掀起的抗議聲浪，遠大於亞洲過去那些規模相近的悲劇。[21-59]例如，1947年2月28日，已經接管臺灣的國民黨為了消滅任何有可能抵抗的地方領袖，由國民黨將軍陳儀殺害了上千名當地的重要人士。這一事件幾十年來一直使「本省人」和「外省人」之間心懷怨恨，但在臺灣之外並沒有引起多大注意。南韓總統全鬥煥在1980年為消滅光州的反抗勢力也進行過血腥鎮壓，屠殺的人數遠遠多於1989年的天安門，但西方電視台並沒有報道光州事件，國際社會對南韓領導人的譴責也無法與天安門悲劇後中國領導人受到的譴責相比。
美國學者趙文詞（Richard Madsen）對這些事件進行分析比較後，提出了一個問題：西方民眾為何對天安門悲劇作出如此強烈的情緒反應？他給出的回答是：這既與電視將該事件戲劇性地同步展示於觀眾眼前有關，也與學生認同西方理想有關。簡言之，趙文詞認為，北京的鎮壓觸動了人們的神經，因為它被解讀成對美國神話——即經濟的、思想的和政治的自由終將勝利——的攻擊。很多外國人以此把鄧小平視為自由的敵人，因為他鎮壓了捍衛他們信念的英勇的學生。[21-60]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儘管被野蠻行徑所傷害的人數遠遠多於「六四」事件， 但當時能去中國採訪的外國媒體的數量無法與後來相比。弔詭的是，鄧小平使中國向外國媒體開放，卻使外國記者得以把他在天安門廣場的鎮壓行動向全世界報道。
在1989年春天之前，外國記者在中國的活動和與中國人的接觸都受到極大限製。幹部們迫於不允許洩露「國家機密」的壓力，很少與媒體對話，即使對話時也心存戒備。直到1989年4月以前，如果記者要會見想發佈消息的異見人士，隻能秘密見麵，以免給這些人帶來麻煩。
因此，對於試圖一窺幕後真相的外國記者來說，北京之春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千載難逢的機會。確實，對於大多數駐京的外國記者來說，報道1989年4月15日到6月之間的學生示威，是他們職業生涯中最興奮的時刻。在這段時間裏，他們在不利的環境中以達到體力極限的強度工作，捕捉著學生對自由民主的渴望，並在本國的電視和平麵媒體上報道這幕激動人心的大戲。
同時，和記者們熱衷於報道學生一樣，學生們也熱切希望自己的觀點讓更多的人知道。北京市民對學生毫不掩飾的大力支持，使記者和學生都難以想像政府會向自己的人民開槍。很多記者事後自我批評說，他們像自己所報道的學生一樣沉浸在興奮之中，以至於看不到潛在的危險，未能讓西方觀眾對後果有所準備。
到5月底時，西方的電視觀眾和報紙讀者已經完全認同為民主而戰的學生，因此他們把血腥的結局視為鎮壓「我們的」學生，學生的立場就是「我們的」立場。民主女神像尤其讓美國人感到親切，因為它顯然是對自由女神像所代表的一切的渴望。在西方觀眾看來，無畏的青年示威者是被冷酷的獨裁者射殺的。記者看到自己剛剛結識的學生被打擊和槍殺，無不感到義憤填膺，以至於情不自禁地誇大了恐怖。有人報道被殺害的示威者多達5,000人甚至10,000人。6月4日之後，有關中國已處在內戰邊緣的說法，仍然頻頻出現在西方媒體上，甚至直到6月9日鄧小平會見各大軍區領導人時仍是如此。但對於客觀的觀察者來說，局勢此時顯然已經穩定下來。[21-61]
在極力控製事態的中國領導人看來，外國媒體成為了推波助瀾的「黑手」， 因為中國的酒店職員、靠近香港的南部城市的居民以及海外華人，都能夠收聽收看到這些節目。確實，很多中國人都熱切收聽美國之音、英國廣播公司和美國有線電視（CNN）的報道。中國的專業記者羨慕那些能夠自由報道他們所見所聞的西方記者，並在自己寫報道時試圖擴大自由的尺度。
天安門事件之後，那些相信美國出於國家利益需要與中國政府合作的商人、學者和美國政府官員，很容易就會被指責為跟北京的「邪惡獨裁者」沆瀣一氣。在冷戰就要結束之際，很多敢言的美國自由派主張:我們的政策應當反映我們的價值觀，我們不應當縱容獨裁者，而是應當站在民主和人權一邊。表達西方人對這些理想的信念，還有比譴責天安門鎮壓的責任人更好的方式嗎？因此，鄧小平在「六四」後所麵對的敵意，不但來自義憤填膺的中國年輕人和市民，而且來自與示威者秉持同樣價值觀的西方官員。
假如？
這場造成如此嚴重的人道災難並被全世界所見證的巨大悲劇，使所有關心人類福祉的人都會提出一個問題：這場大災難是否可以避免？尋找悲劇直接原因的人將其歸咎於鄧小平採用一切必要手段清空廣場的決定。批評鄧小平的人
說，假如他在1989年4月26日沒有以如此強硬的態度對付「動亂」，假如他更願意聽聽學生的意見，或者，假如他能夠用盡一切非暴力手段，那麼天安門清場就不會發生如此嚴重的暴力，造成生命的喪失。批評趙紫陽的人認為，假如他對學生少一些鼓勵，以更果斷的方式對待他們，假如他不那麼關心自己的「開明領導人」形象，最後的悲劇也許能夠避免。批評李鵬的人稱，假如他沒有如此頑固地拒絕與學生對話並體諒他們的關切，如此急迫地譴責他們，如此斷然地推出「四二六社論」並給學生貼上「動亂」分子的標籤，如此僵化地輕蔑學生且缺乏起碼的同情心，那麼悲劇可能就不會發生。批評陳希同和李錫銘的人則說，假如他們向鄧小平等老幹部彙報時沒有誇大事態的嚴重性和外國勢力捲入的程度，鄧小平等老幹部也許不會覺得必須作出如此強硬的反應。
批評學生領袖的人說，假如他們不那麼虛榮，不那麼自視過高，對他們造成的危險不那麼無知，悲劇可能不會發生。還有人認為，假如學生和北京市民在5月20日沒有阻擋試圖以和平方式恢復秩序的部隊，政府也許能夠避免在兩周之後開槍。批評西方人的中國人認為，假如沒有西方人對學生的抗議煽風點火，沒有外國「黑手」試圖顛覆中共和社會主義製度，示威活動絕對不會失去控製。
尋找深層原因的人將矛頭指向鄧小平和趙紫陽在1988年放任通貨膨脹加劇和放鬆對消費品價格控製的決定，這個決定使群眾感到憤怒和焦慮。還有人批評高層官員濫用權力和特權，恐嚇群眾，毫無必要地嚴密監控個人生活，讓自己的親友大發不義之財。有些保守派譴責市場改革走得太快，從而助長貪婪，導致了官場腐敗。還有人相信，鄧小平沒有使國家更快地走向民主，在1986年沒有支持胡耀邦，才是那場衝突的最終原因。鄧小平確實認為，處於最高層的幹部有責任作出決定，儘管要傾聽建設性意見，但最終必須做他們認為對國家長遠利益有幫助的事。有些人說，假如鄧小平進行更多的選舉試驗，削弱集權主義領導體製的禁錮，引入法治，懲治貪官，國家也許能夠進步得更快，從而避免來自學生的挑戰。
還有一些幹部讚賞鄧小平處理天安門示威的方式。他們認為，當1989年5月底天安門廣場的形勢開始失控時，鄧小平採取的強硬措施是中國人民得以維護國家團結的唯一選擇。很多幹部認為，在鄧小平無法用不向人群開槍的戒嚴令恢復秩序之後，他已經別無選擇，隻能以他最終所採用的方式來維護國家的統一。當很多中國人把鄧小平對北京學生騷亂作出的反應與戈巴卓夫和東歐領導人對付本國動亂的做法加以對比時，他們認為，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今天的情況要好得多。他們堅信，中國仍然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假如領導人讓知識分子享有他們所追求的自由，中國不可能維持統一。他們也承認1989年悲劇的嚴重性，但是他們相信，假如鄧小平在1989年6月未能終止持續兩個月的混亂，中國有可能發生更大的悲劇。
作為學者，我們和其他關心人類生命和自由的人一樣，都很想找出這場悲劇的明確原因，然而事實是我們誰也無法斷定，假如採取另一種做法會發生什麼。畢竟，這一事件才過去20年，對鄧小平的決策所造成的長期影響蓋棺定論是不可能的。假如中國人民在未來歲月裏獲得了更多的自由，這條通向自由的路是否要比前蘇聯的道路少一些曲折？1989年春天的事件是不是一個重要因素？我們必須承認，我們不知道答案。
但我們確實知道的是，在天安門事件後的20年裏，中國人享受著社會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快速增長，甚至是奇跡般的增長。小規模的抗議不計其數，領導層為發生更大抗議的可能危險而緊繃著神經，但是中國在「六四」之後的20年裏避免了大規模的騷亂。今天，億萬中國人的生活要比他們在1989年時舒適得多。與中國歷史上任何時期相比，他們都得到了更多的國際信息和觀念。教育水平和人均壽命也在繼續迅速提高。由於諸如此類的原因，中國人對民族成就的自豪感遠超上個世紀。
我們也知道，中國人對更多的個人自由和更能代表他們的政府仍然懷著深切的渴望。官場腐敗引起的民怨自1989年以來有增無減。很多中國人擔心，沒有更加獨立的媒體和司法製度，很難在控製腐敗上取得進步。很多中國領導人顯然認為，鄧小平把經濟的快速增長與老百姓支持的增強聯繫在一起是正確的，但他們也擔心一個終極的「假如」：假如在增長的步伐放緩之前，他們無法在解決這些問題上取得進展，那將會發生什麼？
請閱讀更多我的博客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