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虎”讖言：從蔣經國到習近平
顏昌海
在人們行將對中國大陸的政改、反腐等感到絕望之時，習近平總書記
1月22日的一番講話又激活了無數人的希望。這番講話的要點是：“要加強對權力運行的製約和監督，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反腐敗“要堅持‘老虎’、‘蒼蠅’一起打，既堅決查處領導幹部違紀違法案件，又切實解決發生在群眾身邊的不正之風和腐敗問題”。
先說這“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典故。從幾年前開始，網上就流傳一段美國小布什總統的演講，其中最有名的一句就是“把權力關進籠子裏”，在網上查不到相應的英文，也找不到出處，算是大陸人將“托古改製”的傳統發展為“托洋改製”，希望借美國總統布什之口表達人們對限製權力的民主政治之向往。
由於共產主義文化對領袖有一個不近人情的要求，即領袖必須同時具有政治家、理論家、思想家三種功能，因此每屆新領導人上任後，必須發明點什麽“理論”，至少得提出一些說法，不如此，領袖似乎就有缺陷、不夠完美。因此，習近平上任之後，成體係的“理論”雖然還未出台，但各種說法已有不少。這次將網上流傳的“小布什語錄”增加了三字，變成“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一語甫出，海內外群情激蕩。
但“籠子”之說也讓人產生疑問：難道此前大陸官方治國毫無章法，不設置任何製度？這肯定不對。紀委、監察部、檢察院、反貪局、預防腐敗局這類機構可謂疊床架屋，一直處於擴張狀態；軍隊、公安還各有內部係統，比全世界哪個國家都多。根據國務院新聞辦公室2010年12月發表的《中國大陸的反腐敗與廉政建設》，中國大陸的反腐敗可謂萬事俱備，從領導層的決心到法律法規製度體係；從權力製約與監督體係，到製度創新防治腐敗，要啥有啥，堪稱世界最完備的。僅舉一例，改革30餘年以來，僅有關禁止領導人配偶及家屬經商、以權謀私的專門規章，中紀委至少下發過20來個文件。不僅如此，中國大陸還於2006年發起成立“國際反貪局聯合會”，經常出席國際反貪會議，向與會各國介紹中國大陸“成功的反腐經驗”。那為什麽中國大陸的貪汙腐敗越來越嚴重，在世界腐敗排行榜中的地位卻越來越靠前？例如在國際透明組織發表的《2012年清廉印象指數》報告中，共有176個被評比的國家和地區，中國大陸大陸得39分，排在第80位，比2011年的第75位有所下滑。
說白了，原因很清楚，中國大陸那“製度籠子”的編織材料是紙繩，籠子的鑰匙在官方自個兒手中。那籠子的柵欄隨時可以彎曲得更開闊，讓所有腐敗行為能夠通過柵欄肆行無阻；有時不讓其變成坦途，讓官員及其家屬自由通向全世界所有的國家，成就了中國大陸幾百萬裸官。所以，如果還是同體監督，即自己監督自己，那就是沿襲舊製，往紙籠子上再加上幾道紙繩，讓它看起來密實一點兒。這“籠子”不要說關“老虎”，就算是狐狸、黃鼠狼之類也關不住，道理顯而易見：“再鋒利的刀也砍不到刀背上，再高明的外科大夫也不能給自己動手術”。
一向用心揣摩高層意圖的《環球時報》，立即於次日淩晨在官方網站上發表社評——《編織緊扣中國大陸實際的“製度籠子”》，一方麵盛讚“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顯示了中國大陸社會對於限製權力有著高度的共識；另一方麵又聲稱，“中國不可能編出一個同西方一模一樣的‘製度籠子’，如果這樣編，中國就會變成南亞或東南亞那些國家的翻版，既未必能治住腐敗，還會把國家推向巨大的不確定性中”。
編籠子是個大工程，如果在現有製度下編籠子，實際上就隻能采取“治亂邦用重典”這類方法，懲治一批貪官。這次習近平親至中紀委，所有現任常委全部出席，在講話中表示“要以踏石留印、抓鐵有痕的勁頭”反腐，等於否定了“潤物無聲”那種春風化雨的反腐。大陸官方在香港的喉舌《文匯報》還托專家之口表明“中央將打兩大老虎：金融腐敗和省部級貪官”，果如是，原來在國務院主抓金融工作的王歧山應該輕車熟路，抓出幾隻“大老虎”來。
在世界很多國家，權力已經生活在籠裏很久，是服務民眾的工具。習近平稱“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其反響程度遠遠超過習在講話中曾經引用過的毛澤東詩詞。熱議的原因是所有國人都會憧憬中國大陸有一個“權力在籠子裏”的未來，因為國人們已經被肆虐的權力傷害得太久太久。但遺憾的是，當今中國大陸的權力，恰恰是無法在籠裏生存的權力。這個權力是誕生於一個空想預言上，為了達成一個德國人關於共產主義社會的空想，黨員們用到了想得到的所有暴力招數，不擇手段，不遺餘力。任何人性、人命，任何常識、倫理在實現共產主義的道路上，都是微不足道。這個權力生於謊言，存於謊言，生於暴力，存於暴力，若籠子裏沒有謊言，籠子裏無法施展暴力，這個權力就會水土不服，就會失去了它所需要的氧氣，它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那麽中國大陸就沒有實現“把權力關進製度的籠子裏”那一天嗎？一定會有，但彼時的權力將絕不會是此時的權力。此時的權力當然也明白這個道理，就象是想延續自己生命的活的生物，它知道自己過不了籠子裏的生活，所以它會使用一切手段去反撲，去自救。
當權力缺乏製約而麵臨製度性的腐敗時，個人的雄心壯誌無法力挽狂瀾。習近平在講話中提出的“老虎蒼蠅一起打”，對於熟悉中國大陸近現代曆史的人來說，“打老虎”的比喻並不陌生。許多媒體也敏感地回想起，上一次著名的“打老虎”運動恰恰是大陸官方的手下敗將國民黨發動的。更確切地說，是“太子”蔣經國在上海發動的轟轟烈烈、卻中途夭折的70天反貪腐運動。
內戰進入第三年後，國民黨在正麵戰場上已經明顯出現頹勢，在後方，官僚資本主義主導的經濟仍然沉屙難治。戰爭導致巨額赤字、物價飛漲，投機商趁機牟利推波助瀾。為抑製通貨膨脹，1948年8月，國民政府發行金圓券，實行幣製改革和限價政策。可以說在經濟戰線上，黨國存亡在此一舉。而在上海、廣州和天津三大管製區中，作為江浙財閥的大本營，上海可謂是這場改革的重中之重。因此蔣介石特意向蔣經國委以重任，以副督導員之職，行使實際主導權力。在日記中，蔣介石承認，雖然有遭人忌恨甚至斷送前程的風險，但作為根正苗紅的“太子”，蔣經國是“可以承擔此一任務的唯一人選”。
蔣經國到達上海後，就以雷厲風行的作風開始推行改革。為了安撫人心，爭取中小企業主和廣大群眾的支持，他提出“隻打老虎、不拍蒼蠅”。他沒有食言，的確以鐵腕打掉了幾隻“老虎”，從今天的標準來衡量，級別也不可謂不高：財政部機要秘書陶啟明借內幕消息，提前拋售股票牟利，被蔣經國處決；上海灘青幫大亨杜月笙之子杜維屏“囤貨炒股”，被蔣經國判處六個月徒刑。此外更有大批上海商界、軍警人士，甚至中央政府高官被他抓進牢房。
然而，在“揚子公司”一案上，蔣經國遭遇了滑鐵盧。揚子公司的老板，正是孔祥熙的長子、“第一夫人”宋美齡的外甥孔令侃。當孔令侃以魚死網破的姿態向宋美齡求援後，蔣經國的鐵腕政策遇到了真正的阻力。最終在蔣介石介入後，揚子公司案不了了之，這讓上海商界及民眾看到，以“太子”一己之力，也無法撼動真正的“大老虎”。10月，蔣經國的辦公室發表聲明，向上海市民道歉，承認這場70多天的“打虎運動”，最終以失敗告終。
後人往往懷疑蔣氏父子的反貪誠意，但從蔣經國的日記中看，他的確是抱著一顆事業心投入這場改革的，他曾表白自己“一無所求，亦一無所有。所謂一無所求，就是既不想升官，又不想發財。同時在我的內心中，確確實實除了想為國家做一點事情以外，絕對沒有任何私欲。”學者曹聚仁觀察蔣經國打虎失敗後，“幾乎天天喝酒，喝得大醉，以至於狂哭狂笑”，也不像作偽。而國民黨敗退台灣後，蔣經國在執政後期開放黨禁報禁，這更清楚地體現出，他的確是有曆史擔當的政治人物。
然而，這種悲劇性的個人品行，反而更顯出整個局麵的無奈。當權力缺乏製約而麵臨製度性的腐敗時，個人的雄心壯誌無法力挽狂瀾。當年國共內戰的勝利者，今天重提“打虎”，不無諷刺意味。但無論如何，這場六十五年前的“打虎”運動至少可以為今天提供一些借鑒。
首先，今天的觀察者往往傾向於認為，中共黨內紀檢權力掌握在“太子黨”手中，反腐的阻力相應要小，開刀的時候，不必擔心“篡權奪天下”的謗議。然而蔣經國“打虎”的失敗經驗表明，他不僅是“太子黨”，他甚至就是“太子”本人。但即便以這種身份，麵對整個黨機器，他也無力回天。官僚階層普遍腐敗潰散的局麵，不是靠卡裏斯瑪領袖能夠挽回的。
其次，蔣經國誌向高遠，他痛斥富人的財富和洋房“建立在人民的骨骸上”，其所念茲在茲的，不僅僅是打幾隻老虎交差，而是要以此為契機來救黨，逆轉貧富分化趨勢，重構經濟、社會和政治基礎。甚至可以說，和大多數國民黨員相比，蔣經國更像是一個共產黨員。然而在沉屙遍地的局麵中，他的重手猛藥一旦遭遇抵抗，反而更快導致整個肌體一命嗚呼。
再次，蔣經國的“新政”不乏魄力，甚至從某種意義上說，讓人聯想起薄熙來在重慶的手段。他曾經在上海體育場演講，呼喊口號“打倒奸商、投機客”、“搞革命”、“掃除腐敗勢力”。他雷厲風行地殺、關、管一批貪官，不惜以運動手法超越法定程序。英文《華北日報》曾注意到，當時幾周的經曆，“讓老百姓覺得現況有了更張，產生相當大的希望。”這次蔣氏“唱紅打黑”，比今天還要光明正大得多，卻同樣曇花一現。大的希望化作更大的失望。
1948年的國民黨，正在人心的臨界點上，打虎失敗，連回光返照的機會都沒有了；今天的執政者，恐怕也同樣麵臨類似局麵，雖然當局者迷，激進者認為臨界點早就過了，穩健者認為國事還大有可為，無論如何，這次打虎和當年打虎一樣，都具有標誌性的意義。一旦“人心散了”，必然將導致“隊伍不好帶了”。
今天的習近平打虎，無論從個人魄力還是權威資源來看類似於蔣經國，更何況“老虎蒼蠅一起打”的藍圖比蔣當年更加雄心勃勃。然而，在習近平發表“製度籠子論”後，日本《朝日新聞》官方微博曾發布一張手寫漢字圖片——“左青籠”；這個意味深長的謎麵，被網友點破謎底為“右（又）白唬”。因之，這一波新的“習氏打虎”是否會被65年前的讖言言中，需要時間觀察，但官方權威流失、信心匱乏的現狀，已無疑讓人不容樂觀。
網傳小布什在他的一次演講中不僅說“人類千萬年的曆史，最為珍貴的不是令人炫目的科技，不是浩瀚的大師們的經典著作，而是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服，實現了把他們關在籠子裏的夢想。我現在就是站在籠子裏向你們講話”，他還在演講中大聲將自己的總結奉獻給世界：“這個籠子四周插著五根柵欄，那就是選票，言論自由、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和三權分立。”之所以這樣說，是因為在美國人的觀念裏，政府是一個十分危險的怪物，因為他太過強大，以至於強大到民眾難於駕馭。它掌控著至高無上的國家機器，它可以輕而易舉的動用軍隊、法庭、警察等等暴力機關，來消除不利於國家利益的事和人。一旦哪個小人物觸犯了政府認定的國家利益，他便要遭到滅頂之災的危險，因為小人物是絕對的弱勢群體，他根本就不是和整個強大國家機器對抗的手。所以，除了把權利擁有者關進籠子裏外，至今為止，人類還沒有想出別的辦法來約束他們。如果把統治者比作獅子，那麽被統治者就隻是各顧各的綿羊，所以隨時會成為獅虎的犧牲品。
一個文明國家，其發達昌盛與否，表麵上取決於經濟的發展，實際上取決於對權力者的馴化。無數實踐證明：人民若想幸福，最重要的就是馴服統治者，把他們關進籠子裏。1799年有兩個人死了。一個是中國大陸的乾隆皇帝，一個是美國的華盛頓。這兩個人在曆史上都挺有名氣。美國華盛頓，通過立憲製和代議製，實現了對統治者的馴化，把權力關進籠子，從而成為了世界偉人。中國大陸的乾隆皇帝花費60年，在中國大陸實行了保甲製，禁止百姓自由遷移，將民眾關進了籠子裏。而在近代中國大陸，並非沒有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的先例。香港人靠法製和媒體監督政府，而台灣人則是把公權力管住了，讓公務員變成了服務員，人民成了大爺，讓公權力成了孫子。所以台灣的龍應台說：不要去盼什麽英明之主，而要去爭一個可將權力關進籠子的製度。不要跪什麽青天官員，而要去爭一個可監督問責官員的製度。不要歌頌什麽偉大領袖，而要去爭一個可選舉彈劾權者的製度。不要說什麽擁護感謝，而要去爭一個可言論遷徙自由的製度。不要等什麽英雄勇士，我們每一個人都是推牆的力量！
把權力關進籠子裏需要幾步？①把籠子門打開。②把權力放進去。③把籠子門關上。但權力會乖乖進去嗎？當權力擁有者意識到他不會永遠擁有權力，自己及家人也隨時會被強權傷害時，他就會正在籠子門口猶豫！
現在，“把權力關進籠子裏”，看來逐漸已被官方廣為接受。問題的關鍵，在於同體監督還是異體監督。同體監督，即自己監督自己，那就是沿襲舊製，往紙籠子上再加上幾道紙繩，讓它看起來密實一點兒。這“籠子”不要說關“老虎”，就算是狐狸、黃鼠狼之類也關不住。
如果是異體監督，那就得將籠子的鑰匙交出來，即：將選舉權、新聞自由、出版自由、結社集會自由等各項政治權利還給人民，執政權必須通過民選由本國納稅人授予，再通過民選產生的監督機構（如議會）來監督權力的行使。
總之，不解決涉及公民權利及政治製度的根本問題，理論說得再多也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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