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教訓：“全盤西化”釀人間悲劇
一個國家的命運就在於關鍵的幾步不能走錯，南斯拉夫就是一個典型例子。南斯拉夫在鐵托時代結束後迅速迎來民主化浪潮，在接受西方政治話語後，各共和國推出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這直接導致南斯拉夫的分裂。而西方為了自己的利益，支持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獲得獨立。其後，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導致了20多萬人喪生、無數人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
6個共和國各自為政
1986年7月，我以英文譯員的身份隨總理訪問南斯拉夫。當時南斯拉夫的人均住房麵積已達18平方米，平均每8人就有一輛轎車，市場看上去很繁榮。但繁榮的背後已經隱藏了危機，如通貨膨脹、政治權力過分下放等。當時的南斯拉夫中央政府幾乎隻剩下了外交和國防的權限。鐵托1980年5月4日去世後，南斯拉夫聯邦政府實行了國家元首集體輪流的做法，結果無法形成堅強有力的領導核心，6個共和國各自為政。
南斯拉夫解體首先由經濟危機引發，持續的通貨膨脹，最高時曾達到2400%，人民生活水平急劇下降，各種罷工事件不斷。
在西方推動的“民主化”浪潮衝擊下，南斯拉夫整個知識界完全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而這種話語的核心是一個天真的夢：隻要采用了西方的政治製度，南斯拉夫麵臨的所有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一種激進的革命氣氛迅速形成，南共聯盟的地方黨部也先後接受了西方的政治話語，紛紛推出了一個比一個更為激進的政治改革方案。斯洛文尼亞共盟於1989年3月首先提出了“結束一黨製，實行多黨製”，之後整個政治局勢演變得一發而不可收拾，聯邦政府和南共聯盟的中央機構被完全架空。實際上，這不是一黨製與多黨製孰優孰劣的問題，而是在南斯拉夫特定的國情下，推動西方希望的政治變革一定會導致國家的解體和戰爭，但一般民眾，甚至多數知識分子，當時都沒有看到這一點。
“內戰”全麵爆發
1990年7月，南聯邦通過了《政治結社法》，正式實行多黨製，一個人口隻比上海多一些的南斯拉夫一下子出現了200多個政黨，而贏得最多選票的都是高舉民粹主義大旗的政黨，他們的口號是“斯洛皮尼亞屬於斯洛文尼亞人”、“克羅地亞屬於克羅地亞人”、“科索沃屬於科索沃人”，口號越激烈、越極端，越能贏得選票。1991年，從斯洛文尼亞開始，一個接一個的共和共宣布獨立，脫離聯邦，南斯拉夫“內戰”隨即全麵爆發。
第一個承認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獨立的是德國。盡管多數歐共體成員還有疑慮，他們的疑慮不是因為他們讚成維持南斯拉夫的統一，而是認為從歐盟有關法律文件來看，宣布獨立的克羅地亞在人權問題上，還沒有能力保障當地少數民族(塞族)的權利，造成了20多萬塞族人遷徙塞爾維亞的難民潮。但德國以歐盟應統一對外為由，遊說歐共體成員承認這兩個國家的獨立。
當斯洛文尼亞和克羅地亞在德國和西方的支持下獲得獨立後，南斯拉夫境內的戰爭就像多米諾骨牌，一場接一場發生，最終導致了20多萬人喪生，無數人致殘，數百萬人流離失所，創下了二次世界大戰後歐洲最大的人間悲劇。
20年後，我又踏上了舊地重遊的征途。我入住的飯店的老板，一說起20年前的事，就說：“我知道，那是我父親時候的事。”他從裏屋拿出了三本厚厚的貴賓簽名冊，幫我找到了當年美國總統老布什和鐵托的簽字。指著鐵托的筆跡，他感歎：“老頭子來這裏吃過好幾次飯，他是我們最懷念的人。老頭子死了以後，我們的國家就每況愈下。”他說：“從整個20世紀70年代到80年代初，那是我們最好的日子。”他不無遺憾地說：“鐵托是政治家。一人一票選不出鐵托，卻選出了米洛舍維奇，最後國家都垮在這些政客的手裏了。”
我的一位克羅地亞朋友說，在前南斯拉夫所有的共和國，包括最早獨立的斯洛文尼亞，聲望最高的政治家依然是鐵托。我問：“你們懷念鐵托，主要懷念他什麽?”他說：“懷念那個時候的和平和懶散，懷念那個時候的免費醫療、免費教育、帶薪休假。鐵托那個時候，除了上街遊行會有麻煩，其他你什麽都可以做。”他夫人補充說：“還有鐵托的個人魅力，現在的領導人無人可比，他是一個非常有自尊和個性的共產黨領袖，他抽雪茄，住別墅，戴瑞士名表。”
在科索沃首府普利什蒂納，我和科索沃電視台的總經理一起散步到市中心，看到了穆斯林的清真寺、東正教和天主教的教堂，他說，你看，不同宗教完全可以和平相處。不遠處還有一個紀念碑，由三根高高的柱子組成。他告訴我：“這是紀念鐵托生前最後一次訪問科索沃而矗立的，象征了阿族、塞族和其他民族的團結，當時，科索沃省是南斯拉夫不同民族、不同宗教和睦相處的模範省。”我認識不少塞族人，也認識不少阿族人，這兩個民族都有一個共同特點，待人熱情洋溢，和他們交朋友很容易。如果有個能夠主持公道的好政府，這兩個民族完全可以和睦相處，但是在民粹主義政客的煽動下，一個民族和睦相處的模範之省很快就變成了民族仇恨與廝殺之地。
與塞爾維亞人討論這個問題，他們都強調外部勢力的幹預導致了危機。塞爾維亞一位學者對我說：“科索沃當時的所謂的‘解放軍’，殺害了很多塞族人，在1998年以前，美國自己還把這個組織列為恐怖主義組織，但為了肢解南斯拉夫，美國改變了政策，向這個組織提供大量物質支持和人員培訓。國際政治中有多少正義?一切都是赤裸裸的利益。”說這話時，他的語氣很肯定。現在科索沃在西方一些主要國家的支持下已經正式宣布了獨立，但塞爾維亞、俄羅斯和世界上多數國家尚不承認，這也意味著這場南斯拉夫分裂引發的危機還遠遠沒有結束。
前南內戰親曆者披露殘酷“圍城生活”
據美國《求生技巧》雜誌報道，在慘烈的前南內戰中，無數平民死於城市圍困戰。近期，一位名叫謝爾科的波斯尼亞人回憶了他在城市圍困戰中的經曆。謝爾科和家人於1992年在一座被敵軍包圍的小城內過了一年近乎原始社會的生活：沒電、沒水、沒燃料、沒有任何商品、沒有衛生用品、沒有醫療、沒有政府機構或警察。“那時黃金、鑽石和銀行卡如同廢品，一名婦女可以為了獲得一聽肉罐頭任人擺布數小時。”以下是《求生技巧》雜誌編輯薩羅夫對謝爾科進行的專訪。
薩羅夫(下簡稱薩)：請簡單描述一下當時的情況。
謝爾科(下簡稱謝)：好的，這幾乎是20年前的事了，但對我來說這就像發生在昨天，我記得那期間所有的事。從1992年至1995年，波斯尼亞就是一座人間地獄。我所居住的城市原本有5至6萬居民。內戰爆發後，我們的城市就被敵人包圍了，我們出不去。整整一年時間裏(1992年至1993年)我和家人沒有電、燃料、自來水以及其他物資。城市裏也沒有任何有組織的法律機構或政府機構。
雖然城裏沒有軍隊或警察，但有一些平民自發組成自衛小組。實際上，任何有槍的人都在為了他的居所和家庭而奮戰。被圍困前，很多市民包括我已經事先做了準備，有些人有手槍，個別人有AK-47步槍，但多數市民家裏的食物隻夠吃幾天。
被圍困兩個月後，城市裏的秩序就消失了：警察一個不剩，醫院裏幾乎沒有醫生護士，匪徒們開始為非作歹。我們一家是幸運的，那時我有一個大家庭(男女老少加起來共有15名家庭成員)，我們住在一棟大房子裏，手裏有6支手槍、3支AK-47步槍，所以我們中的大部分人都活下來了。我記得美國空軍那時每10天會空投一次食品，救助被圍市民。雖然我要感謝美國空軍，但他們空投的食物實在太少了。另外有些家庭在自家小花園內種植蔬菜，可大部分家庭都沒有條件這麽做。
3個月後，關於有人餓死或凍死的流言開始在市內傳播開來。那時我們已經沒有燃料了，於是我們從被遺棄的房屋上拆下木門窗用於點燃取暖，我家裏所有的家具也這樣燒掉了。還有許多人病死(大部分是因為飲用了不幹淨的水，包括我家裏的兩個人就是這麽死的)。我們隻能喝雨水，我自己吃過鴿子，也吃過老鼠。總之，什麽能吃就吃什麽。
薩：那時候美元有用嗎?
謝：任何貨幣在當時都是廢紙一張，連黃金或鑽石也沒用。但幸存者之間還是有交易發生的，黑市也是存在的，比如為了一罐牛肉玉米罐頭，一名婦女會任人擺布幾小時(這聽上去很令人悲哀，但這是事實)。我還記得，大部分這樣做的婦女都是絕望的母親，她們這麽做是為了孩子，母親是偉大的。
當時真正有價值的是蠟燭、火柴、抗生素、電池、武器彈藥，當然還有食物，我們為了這些，會像動物一般爭鬥。在那種情況下，許多事都改變了，大部分人變成了野獸(當然是惡獸)。在城裏，“數量決定力量”。如果你單槍匹馬在一所房子裏生活，不論你的武器裝備有多好，你也逃脫不了最終被一群人殺掉的命運。
薩：你在城市內如何安全地行走?
謝：當時整座城市和我們的街區都麵目全非了。我住的街區(由15-20棟房子組成)組織了巡邏隊(每天晚上由5名武裝男子組成)嚴防歹徒或敵人。我隻在一條街上與其他人進行物物交換，這條街距離我家大約5英裏，也就是8公裏。這條街上有人組織進行交換，但去那裏非常危險，隻有晚上才能去(白天這就是一條狙擊手之路)。而且，你在那裏被搶劫的概率比交換到東西的概率還高。所以我在那裏隻交易過兩次。請相信，我是實在沒別的辦法了才去那裏的。
另外，城裏幾乎沒有車輛，因為大部分街道塞滿了廢棄車輛、損壞的房屋碎片，而且汽油非常寶貴。如果我需要到別的地方去，幾乎總是夜間行動，並且從不單獨行動，但也不會很多人一起去(大概2-3人而已)，出去時永遠帶著武器，迅速行動，並且永遠走在陰影裏，走在廢墟中，極少暴露在街道上。
事實上，我從不去郊區或植被茂密的農場。郊區隻有敵人的軍隊，我們是被敵軍包圍著的。即使在城裏，你也不知道誰是你的敵人。
薩：遭圍困期間，你有什麽能倚靠的特殊技能?
謝：掌握特殊技能的人在被圍城市內活下去的可能性更大。比如我在戰前就是一名有執照的男護士，救護知識能讓我獲取一些物資--一些受傷、生病的人會用食物換取我對他們的照料或治療。如果你擅長修理東西，哪怕是鞋，活下去的可能性也會大大提高。我的一個鄰居就懂得如何配製燈油(用於點燃油燈)，這在當時是極為重要的物資，所以他在圍城期間幾乎沒怎麽挨過餓。不過他從未當麵向我展示他是如何配製燈油的，我推測他的原料源於少量的柴油和他家後院內種植的樹，或許他懂得如何提取樹木的分泌物。
薩：遭圍困時有人幫助你嗎?
謝：親人們就是我最值得信賴和倚靠的後盾。我和家人們住在一起，幾個叔叔甚至祖母都會幫我。此外，同一街區內還住著幾個朋友，有時我們也會互相幫忙，但對我幫助最大的無疑是親人。我們對家族以外的人員永遠保持警惕，哪怕是我的朋友，我也同樣會防著他。
薩：城裏那些死了的人怎麽處理?
謝：據我所知，絕大多數遇難者最後都被埋葬了，而不是火化。有些死者被埋在自家後院的小花園裏，也有很多遇難者被埋葬在城市的公園裏。
薩：那時鹽很珍貴?
謝：是的，但酒、咖啡和香煙同樣珍貴。我家的地窖裏就儲藏了不少酒，被圍困期間，我和家人常用酒來換取食物。那些戰前儲存有酒、咖啡、香煙、電池或蠟燭等物資的家庭，都可以用這些物資換取食物。
薩：請更詳細地講述一下當時你是如何做飯的，你不怕周圍有人聞到香味後來搶食物嗎?
謝：當時城裏煤氣和電力供應早已被切斷，所以我沒法用煤氣灶或電爐做飯。於是我用物資換回一個老舊的、能燒木材的小爐子。平時我就在自家後院裏用這個舊爐子做飯，後院是用磚牆封閉起來的，外圍還有許多樹木，所以外麵的人根本看不見院內的情況。
我最主要的食物是一種加了當地香草的煎餅，這種食物製作起來不需要加很多油，而且易燒熟，不會消耗很多木材。當然，我也會竭盡所能去交換其他食物，如吃起來更香的大米和海產品等。不過，我確實遭遇過糧食短缺的危機，這時我就被迫去打獵，如打野鴿子，但這很少發生。正如我之前所說的那樣，隻要有一技之長以及足夠多的槍、彈藥等物資，並且能有人數足夠多的親人團結在一起，就能渡過大部分難關。
至於你所說的飯菜的香氣，請你自己想象一下：當時整座城市斷電、斷水，排汙係統早已停止運作，廢墟內遍布已開始腐爛、來不及埋葬的死屍，街道上各種垃圾堆積如山，當時整座城市都彌漫著惡臭，能把人熏暈，因此難民通常無法通過氣味來判斷哪裏有食物。當時的情況可不是拍電影，整座城市已淪為一座醜陋、肮髒和發臭的人間地獄。
薩：城內獲取武器難不難?你一般用什麽交換武器和彈藥?
謝：內戰爆發後，城內不少家庭就開始藏槍支和彈藥，我就同時擁有一把格洛克以及一把“金牛座”手槍。所以在遭圍困後，城內槍械和彈藥數量是不少的。不過陷入圍困初期，很少有人願意把自己的槍或彈藥交換出去，因為那時全城一片混亂，人人自危，大家都想用槍來保命。後來隨著食品等物資日益短缺，槍或彈藥充足的人才開始用它們來交換其他物資。我曾用一塊汽車蓄電池從一個人手上換得一把步槍，這個家夥需要電力驅動通訊設備。
薩：那些中彈或受傷的人能得到醫療救護嗎?
謝：大部分傷者受的傷都是槍傷，如果得到及時搶救，他們的存活率在30%左右，但不幸的是，.城裏的醫院早就停止運作，所以大部分傷者最後都死去了。哪怕有一個人在城內被割傷或劃傷，一旦傷口感染，那他也很可能死去。而那些留在城內的少量專業醫護人員則利用自己的技能獲取食品。那時藥物極其珍貴，我當時就有幾瓶抗生素，但我隻肯給家人使用。
其實很多遇難者是幼兒，他們抵抗力弱，連嚴重腹瀉也可能奪走他們的小生命。還有很多成年人染上了嚴重的皮膚病，很多亂吃東西的人也死去了。由於極度缺藥，很多人病了就亂吃“草藥”(多是從當地公園裏采摘的野草)，運氣好的人活了下來，而那些運氣不好的人則一命嗚呼。
薩：很抱歉，接下來我想問一個很隱私的問題，但我真的很好奇：你和家人還清洗身體嗎?
謝：沒關係。保持一定程度的衛生很重要，比如說我和家人會把糞便用鐵鏟埋進土裏。此外我們還會搜集雨水，我們會用經過加熱的雨水洗澡。我們也會去附近的小河挑水，但我們很少這麽做，因為那裏太危險。另外我可以坦白地說：我和家人幾乎不用廁紙(因為早就用光了)，即使有，我也不會用，而是用它們換取其他物資。
薩：假設3個月過後，你如今居住的城市也將陷入重圍，在這3個月內你會準備些什麽?
謝：我會盡可能多地囤積食物、武器彈藥、燃料和藥品等，然後加固自己的住宅。當然我會選擇和一大群家庭成員居住在一起，每個人平均至少配4支不同類型的槍械，平均每個人至少要有2000發子彈。不過如果真有3個月可以準備，那我寧可選擇出城或逃亡至海外!
薩：感謝你回答我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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