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訊）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不久前向中共中央通報“反腐敗鬥爭工作的新動向”，稱去年11月中旬以來，中國45個大中城市出現一股拋售豪宅、別墅潮，12月以來拋售情況繼續擴大，更改物業業主情況數以百倍上升，狀況空前，且部分業主為國家公職人員和國有企業高層。
接近中紀委的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證實了上述消息。
報道引述了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監察部的統計，指這股拋售潮中出現若幹極不正常情況：拋售住宅業主中60%持匿名、假名或以公司掛名；業主物業大多數空置或出租給親屬、朋友，沒有租住合約；業主物業出售都要求以現金交易，不經金融機構；業主物業出手都委托律師全權處理，業務在交易過程中不露麵。經核查當年原始記錄、賬戶資金往來、住宅地點等，出售物業的業主有一部分屬於國家公職人員、國有企業高級管理層。
而《經濟觀察報》獲取的部分通報顯示，全國有11個地市拋售最嚴重，分別為南京、上海、杭州、天津、沈陽、廈門、南京、福州、濟南、廣州、深圳、成都，其中官員拋售豪宅最厲害的是廣州和上海，分別為4880套和4755套，福州和濟南以1240套和1210套居末位。而別墅則以杭州412棟居首，天津112棟墊底。
去年714公職人員外逃
此外，中紀委的通報還列出北京、天津、江蘇、山東、上海、浙江、廣東、福建、湖北九個省市黨政、國家機關、部門高中級公職人員及家屬提取外幣的情況。其中最高為廣東17.92億元（人民幣，下同，約3.54億新元），最低為3.7億元。
消息人士並透露，僅去年中秋節和“十一”期間出境的公職人員，就有1100人沒有按時返回中國，其中714人確定外逃。
《經濟觀察報》說，中紀委受詢時拒絕就此置評。
此前已有媒體報道過中國各大城市去年底突然同時出現房產拋售潮，有關報道並把該現象和中共新領導層上台後反腐勢頭強勁，不斷有官員因為在網上被揭發為“房叔”、“房嬸”而受調查聯係起來。
住建部擬擴大個人住房信息聯網引起官員恐慌
《經濟觀察報》則指出，更引起官員恐慌的，其實是去年底住建部傳出消息，經國務院同意，即將下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城市個人住房信息係統建設管理的通知》，今年除了繼續推進城鎮個人住房信息係統建設，也開始考慮逐步擴大個人住房信息聯網的覆蓋範圍，最終將聯網覆蓋到約500個地級城市。
住建部推進40個城市個人住房信息係統建立已有數年，該係統的設立初衷是聯網後住建部可以對各城市的房地產交易、個人住房產權信息變更等進行實時監控，係統實時更新數據，同時在市場出現異動的情況下能夠為製定和出台相應的宏觀調控政策提供依據。
然而，住建部至今仍未公布40座聯網城市名單。進展緩慢，除了數據錄入工作繁雜之外，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為在此期間遭遇了各地的無形阻力，各地地方政府官員頻頻問住建部：“這個係統到底是用來幹什麽的？”以至住建部部長薑偉新一度向各地長官保證：“隻有市委書記、市長和住建部門負責人都同意，同時輸入，才能把某一個人的住房信息調出來。”
聯網城市的不斷擴大無疑給各地官員造成了一定的恐慌情緒，致使各地拋售房產的現象持續出現。北京市紀檢監察學會人士相信，住建係統全國聯網後，將進一步推動官員財產公示的步伐。
哈佛教授馬 若德：中共新領導無法深入反腐
中共新任總書記習近平上台後掀起的反腐浪潮引發海內外媒體關注，但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國研究中心教授馬 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認為，新領導班子無法深入反腐，推動大規模政改的希望也不大。
馬 若德說，既得利益集團在中共的腐敗體製內已經根深蒂固，習近平不希望因冒險改革而觸發巨變，導致政權顛覆，“讓自己成為中國曆史上的戈 爾巴喬夫”。因此，中共內部改革的可能性很小，恐怕要靠大規模突發事件從外部觸發改革。
中國三次重大過渡都以國 難為契機
馬 若德上周四（17日）在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發表公開演講，以“過渡時期的中國”（China in Transition）為題，回顧了中國從清朝末年至今的三次重大過渡：第一次是從封建帝製轉向民主共和，第二次是從民國初期走向中共建國，第三次則是從毛澤東時代邁進鄧小平時代。
而這三次過渡，又都以國 難（national trauma）為契機而開啟，例如甲午戰爭慘敗、日軍侵華及國共內戰、以及十年文革浩劫。馬 若德從曆史推斷，當下的第四次過渡，即從經濟現代化向政治現代化的過渡，恐怕也要經曆類似的過程。
前不久沸沸揚揚的《南 方周末》新年獻詞事件，就一度被解讀為爭取媒體自由的改革契機。但馬若德認為，《南 周》事件的平淡收場，正說明盡管中國有大批心向改革的專業人士，但目前仍無法形成氣候，因為強大的中共政權不會輕易交出言論掌控權。
馬 若德說：“中國的記者、律師、大學教授……這些接受了良好教育的專業群體，希望受到外國同行的尊敬，但這在現今體製下是辦不到的，所以他們才要改革，要抗議。但中共也知道，放鬆對媒體的管控，等於放鬆對國家的控製。如果要延續政權，那某些事情就絕對不允許發生。”
當局受網絡時代衝擊
盡管中共仍然對媒體保持高度控製，但當局的力量也同樣受到網絡時代的衝擊。馬 若德指出，在網絡輿論的壓力下，中共被迫要對某些社會事件作出回應。如果將來有影響力更大、範圍更廣的腐敗醜聞或是民生事件發生，倒是可能成為改革的觸發點。
他說：“如果死於三聚氰胺毒奶粉的不隻是六個孩子，如果‘我爸是李剛’的事件一再發生……當這些事情的影響夠廣，對社會破壞性夠大，全中國的人們就會有所反應，那也將是社會改變國家之時。”
中共遭受內 部挑戰
另一方麵，中共也遭受來自內部的嚴峻挑戰，貪汙腐敗的泛濫和意識形態的欠缺，正讓這一看似強大的政治體製變得脆弱。
馬 若德指出，從上到下滲透全黨的腐敗問題，使中共不再像毛澤東建國初期那樣具有權威性和合法性；而鄧小平在文革後隻專注於經濟改革，也讓中共喪失了可以將人民和黨團結在一起的意識形態，“許多人從外麵接受新思想的同時，也開始和執政黨唱反調，這正是六四事件和法 輪功事件發生的原因”。
馬 若德說，習近平上任後，又重申了鄧小平創立的“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但從中共黨員到普通老百姓，實際上並不理解，也不信奉這一“主義”。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在新加坡“我常常告訴我的學生，要看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就去新加坡；要看中國特色的資本主義，就去香港；要看中國特色的民主體係，就去台灣。”馬 若德的調侃引得滿座哄堂，但他隨即嚴正指出，目前唯一可以將執政黨和民眾聯係在一起的，就是民族主義這條“危險的路線”，當前東海和南中國海的緊張局勢，就是走民族主義路線的後果。
在 馬若德看來，習近平不會在民族主義道路上走得太遠，但要如何重塑執政黨的合法性和權威性，則是他要麵對的重大挑戰：“否則，中國要從經濟現代化過渡到政治現代化，可能和史上曆次重大過渡一樣，必須經曆一次重大創傷。”
中國缺乏對曆史反思可能再發生暴力革命
身為中國文革研究專家的馬若德認為，毛澤東式的文革不會在中國重演，但缺乏對曆史的反思，卻有可能導致暴力革命再度發生。
馬若德上周五（18日）接受本報訪問時指出，不少人曾擔心若中共前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上台，將再現文革風氣；但他認為薄熙來隻是個想借毛澤東上位的機會主義者，並不會真的發動文革。
馬若德說：“據我所知，曆史上沒有哪個大國領導會像毛澤東一樣發動社會去攻擊自己的政黨。中共已經從文革中得到深刻教訓，未來領導人不會再重蹈毛的覆轍。”
盡管毛澤東式文革不會重演，但中共至今不允許公開研究探討文革，也讓人民無法從曆史中學習，去年反日示威中的打砸搶行為就是後果之一。馬 若德預測，如果中共未來犯下引起全社會公憤的腐敗事件，一場暴力革命恐怕不可避免。
馬 若德說：“文革時的暴力行徑是在毛澤東‘炮打司令部’、‘造反有理’的鼓勵下產生，如今需要有一個輔助機製，讓人們可以承認當時犯下的錯誤，並對此進行反思。”
但他也指出，中共領導人目前已經有足夠多問題要應對，重提曆史問題隻會為自身徒增更多風險。
曾給胡錦濤寫信建議三件事
他透露，胡錦濤上台時，自己曾寫公開信建議對方做三件事：將達賴喇嘛請回中國、重新評價六四事件，以及公開懲治某個腐敗高官或其家屬，從而獲得海內外的尊敬和支持。
“他（胡錦濤）做了任何一件事嗎？答案很簡單：沒有哪個最高領導人願意冒這個險。”馬 若德表示，自己不會再給習近平寫公開信。他也預計，文革、六四等曆史事件，或許真要等到中共垮台後才能被公開討論。
去年年底，馬 若德的三卷著作《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中譯本在香港正式發行。其實，早在上世紀80年代，前兩卷就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於大陸出版，但後來受六四事件影響，第三卷遲遲沒有麵世。
被問及這套叢書何時會在大陸正式出版時，馬 若德幽默地說，應該要等到中國可以公開討論文革之時：“但那時中國人自己記錄文革的書都會多不勝數，沒有人會看我這個外國人寫的書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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