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湧
如今，雖然發達國家在大衰退中滿目蕭條，歐洲更陷入深重的債務危機，但主要的北歐國家，以及荷蘭、德國等享有類似福利製度的鄰近地區，則一枝獨秀。北歐模式有著深刻的文化和曆史淵源，當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國模式同樣不能照搬一樣。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不能總把美國看作市場經濟的唯一模式，也不能隻守著這麽一個單一的參照體係。北歐模式在當今世界經濟大衰退的關頭，能否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
福利國家，特別是北歐斯堪的納維亞國家，能否為未來中國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這個問題已被忽視了30多年。理由有兩個：第一，上世紀80年代中國改革起步時，首要使命是擺脫計劃經濟的大鍋飯、尋求通過市場機製激發人們創造財富的動力；第二，也正是在這個時刻，福利國家陷入深重的危機，西方正忙著給北歐的“保姆國家”唱挽歌。如今，市場經濟一方麵給中國帶來了前所未有的高增長，另一方麵也出現了貧富差距嚴重、社會保障闕失等問題。人們普遍承認：沒有理性的福利製度，中國的改革可能出軌。在這樣的曆史關頭，重新檢視福利國家，就顯得格外有教益。
均富、民主、幸福……一個都不能少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公布的2011～2012年環球競爭力排名，瑞士、新加坡、瑞典、芬蘭、美國、德國、荷蘭、丹麥位居前八位。五個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中，瑞典、芬蘭、丹麥占據前八位中的三席，另外兩個人口規模較小的挪威和冰島，也分別排在第16和30位，都屬於一流的高競爭力國家。而在前八位中，除美國外，絕大部分國家都有著和斯堪的納維亞相當接近的福利製度。再看2011年以美元計算的人均GDP，挪威9.7萬，丹麥和瑞典將近6萬，芬蘭4.9萬，美國4.8萬。所謂福利國家缺乏經濟效益之說，經不起事實的考驗。
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習慣性地認為，斯堪的納維亞屬於傳統的先進國家，幸運地躲過兩次世界大戰，其地理和曆史運氣甚至比歐洲和美國還好，財富積累一直沒有中斷，所以有資本揮霍一段時間，但最終這種福利製度還是揮霍不起的。這樣的看法，也嚴重違背了曆史常識。
在20世紀初，斯堪的納維亞地區不僅不富裕，而且是歐洲著名的貧困角落，更接近於當今的第三世界，隻有丹麥經曆了初期的工業化。一戰前夜的斯德哥爾摩，一般的住房是單間的出租房，全家六七口甚至十口人共居。這種單間，僅三分之二有廚房，但廚房的長凳晚上往往作為床位出租給日工……這不是貧民窟，而是當時主流社會的住房標準。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確實沒有直接卷入一戰，但英國的封鎖和德國海軍對海運不加區別的攻擊仍給這一地區帶來了嚴重損失。二戰中，丹麥、挪威都被德軍占領，芬蘭不僅和德軍作戰，而且和蘇聯進行了兩次戰爭，雖然免於被吞並，但不得不割地賠款，將近10萬芬蘭士兵戰死，使芬蘭成為二戰死亡率第三高的國家。相比之下，美國在一戰最後階段才介入“摘桃子”，幾乎毫發無損；二戰時美國本土未受到過實質性威脅。地理與曆史的運氣，幾乎都在美國這邊。
麵對這樣的曆史，所謂福利國家無法創造經濟效率之說就不攻自破了。事實上，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福利製度要解決的主要並不是“餅做大了後如何分”的問題，而是“如何把餅做大”的“發展”問題。在福利製度確立以前，這一地區不僅貧困，而且貧富分化程度驚人。1810～1910年間，瑞典的貧民人數增加了三倍。在20世紀初，瑞典1.5%富人的財富，相當於所有其他人口財富的總和。是福利國家的製度帶來了高增長，這種製度的基本哲學是：確立私有產權和市場經濟的原則以創造效率，同時通過民主製度對市場所創造的財富進行再分配，對最弱勢的階層進行扶助，創造一個平等、人人有尊嚴的社會，徹底消除貧困。
是什麽造就了福利國家製度
北歐福利國家的成立，有著深刻的文化根基，並經曆長期的演化。具體說，福利國家製度受著三大動機的驅使：
第一動機是利他主義。雖然福利國家也是建立在市場經濟的基礎上，其背後的哲學，則和自由放任的美式資本主義形成了鮮明對比。許多市場原教旨主義者會告訴你：人的本性是自私自利的，健康的市場經濟，是以這種自私自利的動機為基本假設，進而建立一種使對個人最大利益的追求能自動增進社會福益的製度。斯堪的納維亞人則會告訴你：人之所以為人，就在於對“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的現實有一種本能的厭惡；你不能說一句“市場競爭總是有勝有敗”就能為這樣的貧富分化建立正當性；幫助他人，也是一種基本人性。我們的製度應該弘揚這種基本人性。
這一對市場經濟的不同預設，有著深刻的宗教根源。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使許多人意識到了資本主義的精神動力，但也導致了對新教倫理過分簡單的解讀。以英美自由放任式的市場經濟為代表的盎格魯撒克遜傳統，和以斯堪的納維亞為代表的福利國家傳統，其實都是新教改革的果實，但發展路向極為不同。在盎格魯撒克遜的傳統中，“選民”的概念滲透社會和經濟生活的每個角落。成功者往往把成功視為自己是“上帝選民”的征兆，即“上帝降大任於斯人”，要他在社會中承擔更大的使命。這種信念，就把成功歸結於個人素質而非社會環境，進而要求個人充分享受成功的報償。這種個人主義精神，也解釋了19世紀末為什麽社會達爾文主義在美國突然風行：既然是“適者生存”，就要保證那些有優良品質的贏家能真正贏，把那些劣等的輸家都淘汰，這樣人類才能進化。當然，美國有著強大的慈善傳統，但美國精神強調的是個人慈善和社會慈善，而非國家慈善：既然成功的都是“上帝的選民”，其優異的品性自然會讓他們大發善心、回饋社會。
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新教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遠高於美國，但“上帝選民”式的個人主義和社會達爾文主義在這裏從未成為有影響的社會學說。斯堪的納維亞的宗教傳統更強調基督徒間的平等、友愛和互助：在這變幻莫測的世界中，人很難把握自己的命運。一場疾病、一次工傷，都可使人陷入赤貧。對此坐視不救的社會是邪惡的。換句話說，沒有邪惡的個人，隻有邪惡的社會。前者大多被後者所造就。慈善不僅僅是私德，也是社會和國家的價值。所以，斯堪的納維亞的傳統所要求的不僅僅是慈善的個人和社會，還有慈善的國家，政府必須為弱勢階層提供基本的福利保障。
第二動機是對經濟、社會安全的自我保障。存錢以備不時之需，就是這種本能的體現。但人所麵臨的許多風險是無法自保的，比如長期的疾病或住房被火災吞噬等大災難，單靠個人的積蓄很難應付。這就需要大家集中資源、分攤風險，市場上的保險應運而生。但私營的保險往往無法涵蓋每個人，比如私營的醫療保險總是希望承保健康的人。工業化早期工人之間的互助會，也總是願意吸納那些在經濟上比較穩定的熟練工人。結果，最需要保險的，往往最難拿到保險，更不用說遇到大危機時，即使這些挑肥揀瘦的私人保險機構也往往因入不敷出而破產。另外，即使個人具有為了未來而儲蓄這類自我防衛、自我保障的本能，人們也往往為了眼前的蠅頭小利而低估未來的風險。比如，在美國許多年輕人就不願意購買醫療保險，覺得自己生病的機會很小，犯不上花那個錢。如果沒有法律強製的話，許多人連汽車保險都不會買，以致撞了人無力補償對他人的傷害。所有這些，都需要公權力的介入。這種介入並不僅僅是國家提供福利，而是在必要時強製有能力的個人購買基本的保險。
對福利國家的一個根本性誤解，就是把福利當作免費午餐。其實許多福利不過是人們把積蓄集中在一起共同防衛未來危機的戰略。這方麵，歐洲中世紀的行會是現代福利製度的重要曆史根源。最初的行會往往是由從業者自願組成，基本目標是保障成員的經濟和社會安全。有實力的行會所提供的福利不僅涉及工傷、疾病、養老，甚至包括意外死亡後家屬子女的撫養和教育。16、17世紀阿姆斯特丹一個顯赫行會成員的寡婦，每月領到的錢可以大大超過一非熟練短工的收入。當工業革命摧毀了傳統的行會時，行會的社會保障功能就必須尋求新的製度依托。現代國家也正是在這個關鍵節點上介入，要麽以法規約束各種社會和經濟組織給其成員提供保障，要麽國家通過稅金直接提供福利。福利國家的本質，是把這種個人自保性的製度普遍化、理性化。
第三個動機，是社會共同體成員之間風雨同舟的“團結精神”。這種“團結”，表達的是一種歸屬感，一種與他人的認同，一種平等夥伴之間的互助和互益。歐洲中世紀的基督教兄弟會、共濟會等組織，就是建立在所有成員都是上帝的孩子這一平等的認同基礎之上的。行會也要求所有成員犧牲個人利益來捍衛整個行會的福祉。這其實很接近於《三國演義》、《水滸》等傳統小說中所弘揚的結拜式“哥們兒義氣”。許多中國人有個成見，以為西方的自由民主重個人而輕集體，其實，這種小團體的共濟精神，自中世紀以來就構成了西方民間社會的基石，無法僅僅用個人主義來解釋。現代工會運動和福利國家都弘揚了這種精神。丹麥現代福利製度的奠基人之一、1933年政府的社會福利部長K.K.Steincke曾這樣描述工人階級的“特殊倫理”：“團結的情感、犧牲的意願、為共同的經濟和政治目標效忠的決心。”北歐的社會民主黨人不過是把這種小社群中的團結推廣到整個民族國家。而斯堪的納維亞諸國在宗教、文化、種族等方麵的單一性，使得社會比較容易形成共識，“團結精神”從以小社群為單位過渡到以民族國家為單位也比較順利。二戰中，丹麥、挪威等國被納粹德國占領，這種同舟共濟的團結精神，在抵抗運動中得到進一步強化。
許多具有曆史意識的學者指出，8～11世紀維京人從斯堪的納維亞南下，沿著歐洲海岸一路劫掠，殺人不眨眼，這些結成小股團夥行動的“北歐海盜”曾讓整個基督教世界恐懼；當今的斯堪的納維亞，卻是諾貝爾獎的故鄉。在這裏生活的人們，正是維京人的後裔。他們如何能從中世紀那種凶猛猙獰的亡命徒，轉化為世界最為和平、對第三世界最為慷慨、連死刑也已絕跡的民族？論者指出，雖然維京人的殺氣早已無影無蹤，但維京人的傳統在北歐依然充滿了生機。這種傳統，體現在來源於小社群中的那種同舟共濟的平等精神。當時的維京人出戰，完全靠著輕型的獨木舟，即所謂維京戰船。這種吃水甚淺的船不僅可隨心所欲地出入各種港灣河流，而且在山窮水盡之處，所有乘員能輕而易舉地隨身攜帶戰船翻越陸地，到達另一個水域。這是他們令人感到防不勝防的奧秘。但是，這樣單薄的戰船遠洋征襲非常脆弱，於是船上的“海盜”形成了一個生死與共的小社會。大家不管能力高下，都絕對平等，絕對合作，集體高於個人。同時，這樣的小股群體的平等合作精神，又創造了驚人的高效率，使維京人麵對數倍於己的敵人幾乎無往而不勝。那種揮舞青龍偃月刀單槍匹馬逞能的關雲長式個人英雄，在維京社會並無地位。斯堪的納維亞社會至今仍相信平等，這不僅是機會的平等，也包括結果的平等。同時，他們更相信，這樣的平等，可以創造異常高的效率。
美國模式並非唯一的參照係
如今，雖然發達國家在大衰退中滿目蕭條，歐洲更陷入深重的債務危機，但主要的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以及荷蘭、德國等享有類似福利製度的鄰近地區，則一枝獨秀。人們往往忘記了，斯堪的納維亞國家不設最低工資製，保持著低關稅的自由貿易，把這麽小的人口規模不設防地鑲嵌於全球化的經濟競爭中，要是缺乏效率早就被淘汰了。如果拋開短期的經濟波動，以六七十年的長時段來評價不同製度模式得失的話，我們不得不承認：起點比美國低得多的斯堪的納維亞體製，顯示了更為優異的效率。這些小小的福利國家，就像當年在獨木舟中生死與共的勇士，以平等的集體主義精神，在全球化市場的驚濤駭浪中搏擊，並斬獲連連。
斯堪的納維亞模式有著深刻的文化和曆史淵源，當然不能照搬，就像美國模式同樣不能照搬一樣。但是，中國改革開放已經30多年，不能總把美國看作市場經濟的唯一模式，也不能隻守著這麽一個單一的參照體係。斯堪的納維亞模式在當今世界經濟大衰退的關頭，引起了我們深刻的思考：發展的核心，究竟是人的幸福和尊嚴，還是GDP的增長？是GDP增長給人們帶來幸福和尊嚴，還是幸福和尊嚴創造了更多的GD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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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廉潔之最的秘訣
新華網
在芬蘭政府官員和公務員濫用職權、以權謀私的現象極為少見。全國各地法院每年受理的行賄受賄案件不足１０起，而且幾乎沒有大案。芬蘭因此被公認為世界上最廉潔的國家。
在芬蘭，貪汙受賄、侵吞社會財富等行為如同偷盜搶劫一樣，被視為卑鄙肮髒的不義之舉。人們不願投機取巧、通過歪門邪道達到自己的目的，而是習慣於通過腳踏實地的勞動和艱苦的努力去創造和獲得財富。芬蘭最高檢察院總檢察長馬蒂·庫西邁基認為，公民的自律是防止腐敗最有效的手段。
專家認為，芬蘭腐敗案件少與公民普遍較高的道德水準以及民族的曆史傳統有著密切關係。長期以來，在北歐嚴酷自然環境中得以生存的芬蘭人形成了特有的民族性格：堅韌不拔、內向自律、善良寬容、誠信忠厚。人們在公共場所遺失的衣物幾乎不會被別人拿走，而且會被放在明顯之處等待失主自己來尋認。芬蘭人說話算數守信用，朋友之間相互信賴的程度相當高，在口頭上達成的君子協議如同正式簽訂的合同一樣有效，使許多事情動作起來既簡單又高效。
芬蘭公民的道德素質應歸功於良好的教育環境。兒童在初級學校就學習社會學課程，在高中則開始學習法律知識。這樣，青年人在步入社會之前就已具備基本的法律知識和遵紀守法的觀念。芬蘭有一套經過長期實踐而形成的嚴格的法律、法規。公務員法和刑事法明確規定，政府官員不得接受賄賂，絕對禁止公務員利用職權謀取任何好處，否則將以受賄罪被誅以罰款直至被判徒刑。向公務員和社會團體工作人員行賄者如獲得好處，根據情節輕重也將被處以罰款直至被判徒刑。所有行賄受賄的錢物無論數額大小，一經發現一律要上交國家。
芬蘭法律不僅禁止工商界人士在國內的經營活動中行賄和受賄，同時禁止其在國外通過行賄來促進產品出口。芬蘭公司在接待客戶時，通常隻向客人贈送價值不高的小紀念品，這樣既可避免客人涉嫌受賄，自己也不會因行賄而違法。芬蘭公司因此在某些腐敗成風的國家失掉了許多項目和機會。
透明和公開是芬蘭政府工作的一個重要原則。公共部門的一切都要公開，接受市民和媒體的監督。政府檔案館以及公共部門的所有檔案材料不僅對專家和研究人員開放，而且也對新聞界和公眾開放。公民在需要時可以通過這一途徑了解政府部門的有關情況，從而有效地防止政府部門產生腐敗現象。
社會的透明程度也很高，任何人都不能開匿名賬戶，稅收當局有權了解全國所有賬戶的情況。每個公民和團體的收入及財產?資產?每年都要在納稅表上加以公布，任何人都可以到稅務局詢問和查實某人或某團體的收入及財產情況。
芬蘭的違法案件少，各種行之有效的監督機製也起著重要作用。芬蘭對公職人員的監督主要體現在政府監督、新聞輿論監督和公眾監督３個方麵。
政府司法總監和議會督察員是芬蘭國家和政府機構中的最高監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學家擔任。其主要工作是依據憲法監督總統、內閣成員以及政府其他官員是否遵守法律，履行職責。
根據憲法規定，政府司法總監有權出席內閣會議，監督總統和政府所作出的決定是否合法，同時對政府各級官員進行監督，並有權隨時要求政府官員對自己的行為作出解釋。司法總監還接受和審理普通公民、團體對官員及公務員的舉報，對官員的不當行為提出警告，對嚴重違法的官員進行起訴。司法總監還可以根據輿論和媒體透露的有關情況立案調查。
新聞媒體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於芬蘭國家小，發生一點小事就很容易被新聞界抓住。如果政府官員有不體麵的事被媒體曝光，他就會威信掃地甚至被起訴。例如，２００２年５月芬蘭《晚報》披露，文化部長蘇維·林登利用職務之便批準向一家高爾夫公司提供１７萬歐元的政府讚助，而她和她的丈夫及其數位親屬都在該公司擁有股份。政府司法總監帕沃·尼庫拉聞訊立即責成有關部門進行調查。一周之內，林登便被迫辭職。
在芬蘭，官員的行為皆在公眾的監督之下，任何公民都有權自由地檢舉和揭發違法的政府官員。芬蘭政府為公民提供了各種機會，讓每一個人都可以對政府官員的工作進行監督。任何人發現政府官員有瀆職行為都可向警方告發或向其上司檢舉，甚至可以直接向法院起訴。另外，國家在采購物資和進行工程項目時盡可能公開招標，使行賄受賄的可能減小到最低限度。（夏於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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芬蘭要聞
芬蘭人咋就那麽“傻”？
2002-7-4
赴芬蘭接受短期培訓期間親曆的幾件平常小事讓我感受頗深。
■稅官兒從來不蹭飯
先是去看望一位朋友。朋友移居芬蘭已近十年，在一小城市裏開了家中餐館。我們正在樓上喝茶敘舊，一服務生上來，說下麵來了個稅務官員。我看牆上的掛鍾11點15分，心想，哪都有這號收稅的，這會兒來餐館，抽支煙喝口茶也就該蹭飯了。
朋友卻是轉眼便回來了，聊到近12點下樓。果不出我所料，一個穿製服的男人正在吃飯。後來我看見服務生站在那個稅務官員桌前，將寫好的就餐發票撕下，那個稅務官員在付錢買單。我便問朋友，說你咋敢收這幫稅務老爺的飯錢。朋友笑了，說他剛才例行公務時是稅務官員，這會兒他就餐，便是我餐館的顧客，一碼是一碼。我說，就不怕他找你的麻煩。
朋友說：在這兒隻要你按規矩做事，就不會有麻煩，七八年了，沒人來白吃過一頓飯。如果我不收他的飯錢，倒是我在找麻煩了。朋友介紹說，當地政府對餐館的稅收，唯一的憑據就是餐館給顧客開具就餐發票的底聯，你如果不給顧客開具發票，當然就可以少繳稅。朋友說他不會那樣做，他相信別家餐館也不會那樣做。
■超市購物自己稱
我初次到副食品超市購物，發現貨架隔不遠便擺有一台電子秤，也看明白了它的用途。顧客選購商品，隨手有包裝袋，商品裝好袋放在電子秤上，按一下商品代碼的按鍵，電子秤立即打印出一張小單，上麵有商品名稱、代碼、單價、重量和應付金額。自己封了袋口，將小單貼在袋上。我將商品擺上收銀台，看看收銀台上根本沒有秤，收銀小姐按袋上的小單快捷地敲打著鍵盤，電腦便打印出一頁購物清單，我付了錢，將商品一一裝進購物袋，離開超市。
第二天購物付完了錢，我終於問了小姐，說你們超市盤點時，有沒有發現商品丟失的事，有沒有顧客稱完了稱，拿到小票以後，再將商品往袋裏多裝點，譬如說糖果。收銀小姐搖著頭，一臉的惑然。
培訓行將結束時，我帶去的膠卷也用完了。商店裏1個膠卷35馬克，比國內貴一倍，便又轉了一家商店，看看價格都一樣。我終於發現了便宜膠卷，2個膠卷5馬克。先是懷疑看錯了，仔細看看沒錯。拿到收銀台問，回答說沒錯，收銀小姐便主動做了解釋，指了盒上日期給我看，說明降價的原因是這膠卷離所標注的日期隻剩20天了。後來我便注意了，超市裏的雞蛋，上架5天沒賣掉，價格就非常的便宜。其實雞蛋上是沒有標注出廠日期的，況且5天前後的雞蛋，其新鮮程度，消費者怕是難以辨別出來的吧。降價不降價，就隻能憑商家的誠信了。
這便讓我想起一件事來，在2000年5月間，我買回家的藥品上，竟赫然打有出廠日期2000年6月30日的字樣。什麽時候，在咱的商店裏購物，也能這樣地讓人踏實放心呢？
■公共物品沒人拿
朋友請我去聽音樂會。進了劇場先是一個暖融融的休息廳，周邊是長長的幾排衣帽架，人們進來後，將手袋、大衣、圍巾和帽子，一一掛在衣帽架上，然後輕輕鬆鬆進入大廳。朋友說隻要記住衣帽架的位置就行。入座後不到5分鍾，大幕徐徐拉開，我看看手表，不早不晚整7點。中間休息時，我便問朋友，一件大衣好幾千馬克，那些包也一定不是空包，掛這兒丟了咋辦。朋友笑笑說，丟了我也不知道該咋辦，我隻能說不會丟，可能從沒丟過。
下半場我依然惦記著我的大衣和圍巾。終場後，待我和朋友到了休息廳，人已走得將盡，我們的大衣圍巾安然如初。回去的路上我很是感動，不是為剛才的音樂，而是為人家習以為常我卻以為不平常的經曆。
我聽說過：公廁是一個城市文明的標誌。我所在的城市，街道和其它公共場所裏，都能看到醒目的WC的標誌。有收費的公廁，門上有投幣口，投了幣門就可以打開，更多的是不收費的公廁。
我曾想，投幣的公廁裏大概是幹淨，有衛生紙吧。我去的是不收費的公廁，進去沒有廁所的異味，再看看小便池和坐便池，說實話，比我家裏的幹淨。每一個座便隔間裏，門口的洗手台上，都擺放著潔白的衛生紙卷，洗手台上擺放著洗手液。
我不知道這樣一大瓶洗手液多少馬克，我隻記得一卷衛生紙在超市約10馬克。不論多少馬克，總是得花錢買吧，可這沒人看守的公廁裏，3卷5卷的衛生紙放著卻沒人拿回家。我想，收入高固然是一個主要的原因，可也有失業的人呀，為什麽就沒人拿呢？
我原想過，那裏的人咋就老實得不開竅，規矩得近乎傻帽兒呢？忽然間我便省悟了過來，由衷地為那裏的人們崇尚和恪守誠信而感動，人人都老老實實地待人，大家都規規矩矩地做事。正是這樣，那裏才有了這許多令人向往的美好。(王金龍)
沒有網吧的“網絡社會”
2002-6-24
出門招手上公交車，打開麵前的聯網電腦，上班的路上你已經把一天信息掌握；想對某個政府提案發表意見，進入政府門戶你的觀點會得到充分重視；下了班到路邊的“網絡圖書館”喝杯咖啡收發郵件，順便把這個月的話費結了；出國旅遊隨時可以通過手機短信和芬蘭外交部聯係；即使蒸著芬蘭浴也不耽誤瀏覽新聞。在國內被認為是未來的東西，在北歐的芬蘭，去年世界經濟論壇評選的“世界最具競爭力國家”已成為現實。500萬人口的芬蘭是成為網絡最發達的國家之一，這裏既有諾基亞這樣的通信巨頭，也有開發出和WINDOWS抗衡的LINUX的普通大學生。上周，本報記者應芬蘭外交部邀請進行了一周訪問，不斷加深的印象是“原來可以這樣來使用網絡”。在芬蘭，網絡更像是人們工作、學習、生活的工具，而不是聊天、遊戲的空間。
這裏沒有網吧
盡管芬蘭人非常喜愛上網，但我們在首都赫爾辛基卻見不到一個網吧，這裏，隻有網絡圖書館。
走進火車站旁邊的一個公眾圖書館，一個長得很像安徒生童話裏主人公的女管理員向我們介紹，她管理的這個“網絡圖書館”是完全免費開放的，每個人都可以來這裏上網，但必須使用自己的真實姓名，並將有自己真實信息的卡插入電腦中才能上網，“保證每個人對自己上網看的內容負責”。
記者看到，這裏沒有人上網來打遊戲，人們在查找資料、收發郵件、參加網上討論。
從網絡大巴到網絡芬蘭浴
幾乎每個家庭都有電腦的芬蘭，同樣有網絡普及的問題，TAMPERE市的官員帶著我們登上一輛漂亮的大巴，裏麵由十幾台電腦組成無線局域網，而且還有可以上網的無線手機、各種網卡、數碼相機，乘務員兼職做電腦教師，“這裏是整個歐洲第一輛網絡大巴，就是要讓歲數大的居民免費學習上網，過去一年裏已經有8000人在這個大巴上做乘客了”。
隨後，這個官員頗有些得意地把我們帶到他精心設計的芬蘭浴房間，“看有什麽不一樣？”他稱之為Internet芬蘭浴，裝有觸摸屏的房間裏人們一邊蒸著桑拿一邊網上衝浪。市民生活的各個領域都被列入ETAMPERE計劃裏了。
網絡隻是工具
赫爾辛基政府也有自己的門戶網站，每次政府如有什麽新的計劃或者項目，都要在這個網站上提前公布，由市民自由發表意見進行討論，最後匯總反映到相關部門。在外交部的網站上，所有芬蘭公民出國旅行時都可以通過短信的方式隨時獲得外交部的幫助，“比如美洲前一段的洪水，我們立刻通過短信確認自己的公民是否在附近”。在芬蘭環境研究所，成千的環保誌願者通過電子郵件等方式向研究所辦的環保網站發來各地信息，從而組成每天的環境警報，“哪兒出現汙染環境的事件我們立刻就會知道，並予以公布”。和國內相比，芬蘭網站的聊天室多數是由公共機構開辦的，他們被用來討論公共事業、環境保護等“正事”，而很少有泡在上麵瞎侃的。
推廣電子銀行的NORDEA銀行副總告訴我們，和到銀行排隊相比，芬蘭人更喜歡自己到取款機上交易，“這使得推廣電子銀行非常簡單”。全民學習係統
和中國的各種科研基金一樣，芬蘭也有一個芬蘭國家與開發基金，不同的是，這個基金不隻投資具體科技項目，它還要為整個社會的信息化提供各種發展模型，比如他們成立了一個項目組，專門研究如何通過網絡，使芬蘭人組成一個“全民學習係統”，首先發掘一批數字時代的先行者，這些人再帶動其他人，短期目標是提供公共、私人的在線服務，創造出每個市民都能參與的網絡學習社區，培養五分之一的人熟練運用網絡完成各種學習，“讓網絡成為傳遞知識的最快捷方式，”培訓課程經理安蓮說。而在這個初具雛形的網上學習社區裏，記者還看到關於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專題學習論壇。
芬蘭人在普及網絡的同時，也創造著一個個具有全球競爭力的公司，在隻有十萬人口的TAM?PERE，這個曾經培育了諾基亞的小城，現在的目標是通過城市信息化的進程，創造出20個新的一流公司，產值要超過2.5億歐元。同行的中國記者們采訪到最後，不約而同地得出一個結論，500萬人口、20所大學，全部免費教育，這樣的教育基礎是芬蘭網絡迅速普及和進入正軌的根源，而把網絡和社會融合在一起更使得網絡在芬蘭並不虛幻。(北京晚報)
在芬蘭的旅行
2002-6-11
——這次短暫而豐富的旅遊，實際上是我受到一對芬蘭夫婦的邀請。能有幸拜訪芬蘭家庭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同時，能和他們成為朋友也讓我十分自豪和感激。
在國外生活，如果能夠真誠的與外國人交往，拋開那些狹義的利弊思想，會有意想不到的收獲，也會讓人從心底感動和欣喜。否則，拿夠了學分賺夠了錢，得到的隻是精神苦悶和鉤心鬥角的疲憊。當然，我知道許多人不這麽想，那個我管不著，我隻知道自己的生活不能那麽愚蠢，要活得有激情、有樂趣。我的性格常常讓我不受身邊一些中國人的歡迎，但我卻能和外國朋友們相處得很好，我相信這是因為我和他們有著相同的生活觀念以及彼此以誠相待的結果。另外，從小養成的禮貌習慣也很受外國朋友的喜愛，隻可惜這一點卻讓很多中國人覺得我裝模作樣。不過，我懂得有得必有失的道理，也比較知足，所以我還是滿懷熱情的寫下這次意義重大（對我而言）的旅行的見聞感受，希望能與我的朋友們分享。
雖然我不喜歡寫作，文筆也很一般，但是為了永遠記住這次經曆，我還是很努力的寫了這些。其實這次旅程帶給我很多關於社會、文化和生活等方麵深刻的思考，但很遺憾，這些東西以我的筆力很難表達在一篇簡單的遊記當中，不過這些感受確實讓我受益匪淺。
5月3日
下午3點，我坐BUS從Vaasa（芬蘭西部的海邊城市）到Seinäjoki坐火車，大約7點，火車到達Jyväskylä(芬蘭中部)，我見到了前來接我的Koskinen夫婦（Kari and Maarit）。他們熱情的帶我在市中心逛了逛，很瑣碎的談了一些關於中國和芬蘭的話題。在一家咖啡店裏，我將早已備好的禮物送給他們，並答應為他們做一頓中餐。
隨後，他們開車帶我去了他們在Konnevesi的家，那是一棟非常古舊而可愛的房子（in the countryside），位於Konnevesi湖岸，四周有很多農場。這是芬蘭很典型的住家風格，有自己的小船、劃艇以及他們最愛的湖邊Sauna小屋，那真是個美麗舒適的地方。
晚餐後，Kari幫我升好壁爐，讓我睡在他母親的房間——老式的風琴，老式的打字機，老式的電視，老式的壁爐，所有的家具都同這棟房子一樣有100多年的曆史。在過去的15年裏，這房子一直無人居住，由於喜歡湖畔的寧靜舒適，Koskinen夫婦一年前從Jyväskylä搬來鄉下。他們正打算重新裝修這棟房子，讓它更加舒適，同時也可以延續它的生命。
5月4日
第二天，天氣晴朗，為了感受一下鄉村的景致，我決定和Maarit一同步行去小鎮。走了5公裏後，我們到達了鎮上Kari經營的一家小商店（Kulta Vesi）。
Kari是個攝影師，同時從事黃金飾品的手工藝製造。他的店裏有一個攝影棚，兼售相機和手工藝品。而Maarit在一所學校裏教Drama，同時也幫助經營丈夫的小店。他們非常友好、熱情，並對中國文化充滿好奇。在我們初次見麵的那個晚上，他們剛向一家收養機構遞出申請，希望能夠收養一個中國孩子。也正因為這樣，我們才有緣相識並成為朋友。
在Kari的小店裏，我還見到了他的母親，一位非常和藹健康的老人。她是個旅遊愛好者，曾到過世界各地，還很激動的向我提起她在北京的經曆，盡管她的英語和我的芬蘭語一樣支離破碎，但我還是能夠猜到她的意思，我總是會想起她說到北京烤鴨時難以抑製的神情，可愛得像個貪吃的孩子。
在短暫的停留和準備後，我們開始了前往芬蘭東部的行程。從芬蘭中部的Konnevesi到Kitee有3個小時的車程。途中，我們特意在Savonlinna停留，參觀了一座美麗的城堡，他們給我講解了城堡的曆史以及芬蘭人民在抵抗沙皇的統治時英勇戰鬥的事跡等等。
最後我們終於來到了Kitee——Maarit的母親和二哥住的地方，是芬蘭最東部的城市之一，與俄羅斯接壤，從他們的住所在向東走十五公裏就是俄羅斯的領域了。他們告訴我這一帶常常有一些俄羅斯人偷偷穿過邊界，以尋求在芬蘭謀生的機會。
我們同Maarit的母親、二哥一家共進晚餐，品嚐了一些芬蘭的傳統食物。Kari和Maarit非常喜歡小孩，能看得出他們對7歲的侄子和4歲的侄女的喜愛，兩個活蹦亂跳的孩子常常吸引了大家的注意，他們稚氣的語言的頑皮的動作也使羞澀的芬蘭人放鬆了許多。
Maarit的母親就住在離她二哥家幾十米遠的小山坡上，是一棟非常可愛的小木屋——當晚我們就睡在這裏，但令我驚奇的是，這種老式結構的房子沒有廁所和浴室，隻是在屋外十米左右有一個木製的‘茅房’。原來芬蘭鄉下很多老人的生活習慣還是和幾十年以前一樣，他們用自己的方式簡單而勤勞的生活著，這種樸質的心態和寧靜舒適的生活環境真是一種很自然、超脫的享受，有一點山間隱士的味道，甚是有趣。
5月5日
吃過早飯，一出門便看見Maarit的小侄子踢著足球蹦蹦跳跳的衝我們跑來，於是我們一起步走下小山坡，開車到不遠的墓地，陪同Maarit的母親幫她丈夫的墓碑清掃雜草。隨後，我們再次來到Maarit的二哥家。
我如約為他們做了一頓中餐，前前後後忙了兩個小時，4大盤菜和十幾張煎餅，看起來不錯。雖然不是什麽高水平的廚藝，但對於隻吃過中餐館裏‘洋中餐’的芬蘭人來說，還是相當有吸引力的。不是吹牛，每個人都吃得讚不絕口，而且大家都很努力的學用筷子，顯然，男性比女性掌握得更快更好，尤其是Kari——在我的耐心指導下用得非常熟練，還得意的給其他人當老師呢。最有趣的是‘煎餅的誘惑’——芬蘭人愛吃甜食，偶爾嚐嚐鹹味的雞蛋煎餅，他們也覺得新奇又美味。不過，他們的吃法卻是西式的——在煎餅上醮兩勺自製的草莓醬，卷起來，切成塊，然後一塊一塊的塞到嘴裏。最給我麵子的是Maarit的小侄女——她先吃了些米飯和菜，跑跑跳跳了幾圈又回來開始吃煎餅，一張吃了不夠，又要了第二張，嗬，還不夠！她哭著嚷著還要吃，這可把她媽媽急壞了，才4歲啊，怎麽可以吃那麽多，會撐壞的，於是媽媽堅決不同意。但她也毫不示弱，一邊使用眼淚戰術，一邊解釋著‘我隻吃了兩張，才兩張……’，可愛極了——看來下次我拜訪他們，又得再做一頓中餐給他們解饞了！
午餐結束，我們也得回程了，因為Kari要回家看10點的冰球賽。不過回程的計劃並不單一。
首先，我們抓緊時間趕到Joensuu——為了拜訪Maarit's eldest brother。他們剛剛搬進城區裏的一棟新公寓樓，這樣的住房就比較Modern了。熱情的主人招待我們參觀他們的新房，芬蘭人的老習慣還是改不了——桑拿房的裝修清新舒適，電烤爐整天都開著，可以隨時進去洗桑拿，洗衣房洗衣、烘衣也是樣樣齊全。雖然不能同鄉下的自然景色相比，但住起來也是相當的舒適方便。我們聊天、喝茶、吃點心，氣氛簡單自然。時間過得很快，但在Konnevesi之前，我們還有一個地方要去。
由於知道我對手工藝很有興趣，他們順道帶我參觀了Heinävesi的一座俄羅斯風格教堂。這裏是芬蘭唯一一塊沒有被任何國家占領過的土地，古老的氣息和建築風格，讓我看到了芬蘭古典一麵，與其他很多城市大不相同。每年都有許多教徒和遊客前來參觀，有些甚至住在這裏，享受幾天神仙般的日子——這也是我的願望。當我走進教堂時，立刻被四麵襲來的燭香感染，它營造出一種濃厚的宗教氛圍，讓人產生一種莫名的感動和敬畏。雖然我沒有任何宗教信仰，但我卻清楚的感受到宗教對人們意識和行為的深刻影響。在看完那些製作精美的宗教手工藝製品準備離開時，我對自己說，I'll come again。
2個多小時後，我們回到了Konnevesi的老房子裏。由於我決定第二天出發去赫爾辛基，所以這將是我同這對芬蘭夫婦在一起的最後一晚了。在交談中我們更加了解彼此的國家和文化，顯然時間是不夠用的，但我們也都很滿足。我為他們解答的疑問比他們從任何地方得到的都多，而他們也讓我擁有了在芬蘭的這7個月中最美好的幾天。這會給我多一些勇氣去麵對以後在芬蘭生活的每一個無限孤寂的漫漫長夜。這個晚上，我滿心感激的睡了個好覺。
5月6日
早上起來，我收拾好行禮，同他們一起吃過早餐後，最後一次到Kari的小店。Maarit一邊忙著照顧店裏的生意，一邊歡喜的讓我挑選一副耳環打算送我做紀念。另外，因為我把奶奶的字畫送了一幅給他們，所以Maarit也為我奶奶準備了一份小小的禮物，這讓我很意外也很高興。最後，我有些不舍的同Kari和他可愛的母親道別，由Maarit開車送我去Jyväskylä乘火車。
我們到達Jyväskylä後，先逛了幾家手工藝品商店，然後去了市中心附近的Kari的母親的房子，雖然是繁華地帶，但窗外的景色卻讓我震撼，綠色的草坪緩緩上升，形成弧線極美的小山坡。親眼置身在這以往隻有電影裏才能見到的畫麵中，我陶醉得想同它融為一體。
在火車站，我告別了Maarit，踏上了獨自闖蕩Helsinki的行程。(作者:xixi)
芬蘭人的健康狀況明顯改善
2002-6-11
芬蘭國民健康研究所３日公布的最新研究報告表明，與２０年前相比，芬蘭成年人的體能和健康狀況有了明顯的提高和改善，芬蘭人的精神健康狀況也有很大改觀。
據調查，在芬蘭成年人中，幾乎所有３０歲至５４歲的人都具備良好的工作能力，在工作中感到過度勞累者僅占２．５％。
報告顯示，近年來，芬蘭人的精神健康狀況有了很大的改觀。例如，由於加強對抑鬱症的治療，芬蘭全國的自殺人數在過去１０年裏減少了近四分之一。目前，在３０歲至６４歲的人群中，患有嚴重憂鬱症的人僅占５％。
值得注意的是，芬蘭婦女吸煙人數在不斷增加，男女酗酒現象加劇，過度肥胖人數有所增加，這些都是芬蘭人目前在健康方麵麵臨的最大威脅。（新華網2002年06月03日）
芬蘭無償獻血蔚然成風
2002-7-2
自願無償獻血在芬蘭蔚然成風，在全國520萬人中，每年20萬人參加義務獻血，堪稱世界楷模。
芬蘭公民為何能積極踴躍地參加義務獻血活動？芬蘭於韋斯屈萊大學最近進行的一次調查說，芬蘭公民積極自願獻血的主要動機是出於誠心誠意幫助他人的良好願望。有些人因自己或家人曾經接受過輸血，希望以自願獻血的形式作為報答。還有一些人在獻血後感到全身輕鬆、心情舒暢，因而定期獻血。據調查，這些獻血者的共同特點是：熱愛生活，愛好多，喜歡參加各種體育活動，並熱心於社會公益活動，生活內容豐富多彩。
在芬蘭，自願無償獻血不僅是一種高尚的人道主義行為，也是各醫院獲得高質量血液的最佳保障。數十年來，芬蘭全國各醫院每年所需要的30多萬袋血液和血漿均由芬蘭紅十字會血液中心通過自願無償獻血方式采集，完全可以保證醫院用血，不需要從國外進口血液產品。
據了解，芬蘭實行自願無償獻血已有50多年曆史。凡年滿18歲到65歲、身體健康、體重在50公斤以上的男女公民都可以參加義務獻血。在全國每年義務獻血的20萬人中，半數以上每年獻血一次，其餘的人一年內多次獻血。2001年，芬蘭紅十字會血液中心通過公民自願獻血采集血液達32萬袋(每袋450毫升)。在芬蘭，獻血者沒有任何報酬，每個獻血站僅向獻血者提供咖啡、果汁和點心。自願無償獻血在芬蘭許多家庭中已形成一種傳統。年輕的父母親獻血時，常常帶著年幼的孩子一起去，無言的身教使孩子們長大成人後也自覺地加入到義務獻血的行列中。
為鼓勵更多的公民自願無償獻血，保障芬蘭全國的血液供應，自1989年以來，芬蘭紅十字會每年7月都要在全國舉行“玫瑰周”獻血活動，並收到很好的效果。在“玫瑰周”期間，義務獻血的人數比平時增加一倍以上。為了對自願無償獻血者表示敬意，芬蘭園林協會特向芬蘭紅十字會獻血中心免費贈送大批玫瑰花，向“玫瑰周”期間獻血的公民每人獻上一支紅玫瑰。(新華網赫爾辛基7月2日)
芬蘭經濟呈現快速增長勢頭
2002-6-9
芬蘭財政部５月２８日發表的一份預測報告稱，芬蘭經濟開始出現快速增長勢頭，預計今年全年國民生產總值增長１.６％，明年的增幅可望達到３．３％。
受全球經濟萎縮的影響，去年芬蘭經濟增長速度急劇下滑，全年國民生產總值僅增長０．７％，遠遠低於２０００年５．６％的增長水平。
今年年初以來，隨著世界經濟狀況的逐漸好轉，芬蘭經濟開始出現良好增長勢頭。由於目前芬蘭經濟的增長主要依賴國內消費的增長，今年上半年經濟增長速度仍然較為平緩。據預計，隨著對外出口的增加，下半年的經濟增長速度將加快。
報告說，明年芬蘭的出口將大幅度增加，增幅預計可達７．２％，從而帶動國民經濟的快速增長。（完）
（新華網）
可可衣紗的快樂生活-幼兒園
2002-6-11
在國內的時候，兒子上學校的幼兒園，那是個全省優秀幼兒園。一天，兒子回來，滿嘴鮮血，上嘴唇裏麵的一根經被弄斷，我去幼兒園問情況，得到的回答是兒子玩時摔跤弄的。那時兒子才3歲，問他什麽，他講不清楚，不過可以肯定的說，絕對不是摔的。我們夫婦倆在漢無任何背景，我們能把幼兒園怎麽樣？以後我們還想不想讓兒子進這個幼兒園？我們能做的就是再三囑咐兒子學會保護自己，再者給兒子的老師陪笑臉，過年過節的孝敬點東西，希望老師對我們的兒子多關心點。
來芬蘭，兒子進了芬蘭語幼兒園。一年下來，兒子是長壯了，每天玩的開開心心。兒子愛畫畫，每天幼兒園的老師就給他準備上好的紙，隨他畫，想畫多少就畫多少。我們曾經找過老師，說兒子對畫畫這麽感興趣，要不給他找個老師教一教。兒子的班主任說：不用，小孩做事情都是憑興趣，說不定哪天他又喜歡上別的什麽了，等到一定年齡再來教。我們倆有意見，覺得幼兒園的老師不大關心兒子。
上個星期，我們對他的班主任說，我們發現兒子的芬蘭語好象長進不大，這對他明年進學校很不利。當時班主任就覺得很驚訝，說不可能，可可在幼兒園非常活躍，跟其他小朋友玩得很好啊。我們倆回來後商量，是不是芬蘭也象國內那樣，需要打點？
周末去接兒子，班主任不在，另外一個老師告訴我，兒子的班主任等了我們很久，見我們沒來，她給我們留了個條。我接過紙條，嗬嗬，寫得滿滿一張A4紙的紙條。我回家展開來看，
紙條上寫著：
親愛的可可的父母，我和其他幾位老師就你們所提起的問題交換了一下意見，我們認為可可的芬蘭語大有長進，他能說出完整的句子，而且沒有一點語法錯，比如：。。。，我們認為可可生活在兩種語言環境裏，做到這點實屬不易，另外，在幼兒園我們一直不讓可可說中文，堅持用芬蘭語對話，可可和其他小朋友一樣，能聽能說。可可在家不說芬蘭語可能是因為父母都說中文的緣故，如果你們對此有懷疑，可以隨時來幼兒園看看。可可是個健康可愛的男孩，他每天活動量很大，因此食量也大，我們發現可可喜歡吃麋鹿牌的奶酪，建議你們在家也給他多買點。下周一，幼兒園進行足球比賽，可可是主力，我們希望你們能把可可送到幼兒園來吃早飯，我們會準備賽前飲食。
我和老婆看完這張紙條，互相看了看，還說什麽呢？(摘自可可衣紗的日記 2002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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