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獲得新語絲征文一等獎 劉振墉
我獲得新語絲有獎征文一等獎，獎金是一千美元。我從來不買彩票，這次從天上掉下來的金元，讓我有一下子暴富的感覺。
方舟子主辦的網站《新語絲月刊》，每年都舉辦網文有獎征文，今年是普通網文，明年是科普網文，隔年輪流舉辦。獎金設置為：一等獎一名，獎金一千美元；二等獎兩名，獎金各五百美元；三等獎十名，獎金各二百美元。
我的“語文學曆”隻有初中畢業，以後再也沒有寫過正經文章。（當然，運動中寫交待，寫自傳，寫大批判不能算），直到退休後才練習寫寫。由於沒有經過正規訓練，寫錯別字，標點符號也常出現錯誤。所以這次獲獎，純屬偶然。許多朋友有很好的語文根底，更有可能獲獎。
新語絲是個有著理想主義色彩的網站，不帶功利，不媚俗，所以我才喜歡它。
我的獲獎網文題目是《抗日親曆雜記》，要看可以點擊：
http://xys7.dxiong.com/pages3/psi11.html。
現在我又補充了兩小節，將完整的文章貼在下麵。
抗戰親曆雜記 劉振墉
一、小腳逃難
十幾年前，母親以九十高齡病故。晚年我將她老人家接到城裏住，有好幾次，半夜裏聽到她從喉頭發出的“嗷！嗷！”聲，淒厲而恐怖，我隻好起來到隔壁房間去把她推醒。她總是告訴我說，夢見日本鬼子追來了，拚命逃呀，可小腳一拐一拐的，總是跑不快，真急煞了!
抗戰爆發不久，日寇就占領了靖江縣城。那天聽說日本鬼子下鄉掃蕩來了，母親和姑母帶著我和妹妹，跟著一小群人往北鄉拚命跑。才走了幾裏地，就發現前麵的橋已經坍塌了，一條小河擋住了去路。幸而水並不深，水麵也不寬，同行的人都涉水過了河，最後隻剩下我們四人。那年我大約是四、五歲，妹妹正在蹣跚學步。母親一雙三寸金蓮，在這樣帶淤泥的河水裏，站也站不穩，更別想涉水過河了。，也不知日本兵已經到了什麽地方，四顧無人，無助、無奈，心裏恐懼極了。
姑母是從城裏逃難回娘家來的，比我母親小六、七歲，是一雙“解放腳”。也就是幼時纏過一、兩年腳，在趾骨還沒有被裹斷時，就不再繼續纏裹，叫做“放腳”。這樣的腳還能保持原來的形態，但要比常人小幾號。那天在無可奈何的情況下，姑母先涉水過河，到前麵的村子裏找到一個熟識的農民，把我們背過河去的。
八年抗戰中一直提心吊膽的過日子，經曆過無數次的逃難，要算這次的印象最為深刻，一輩子也忘不了。
戰爭給予人們的精神創傷是終生的。戰爭就是恐怖，發動戰爭的人是最大的恐怖分子。隻有被侵略、被占領、被蹂躪者，才會真正感受到這種恐怖的切膚之痛。
二、日本兵的軍靴
日本侵略軍已經在本鎮常住下來，留守的人都很害怕，從早到晚關著門。有時三三兩兩的日本兵從街上走過，皮靴踩著街石發出的聲響，一下一下地敲擊人們的心。我心裏雖然害怕，每逢有日本兵走過，往往要從門縫裏向外看。隻要他在大門外，我在大門裏，還是有一定的安全感。
我那年五歲，一直跟祖母睡，家裏就我們兩個人。早晨還捂在被窩裏，突然聽到前麵咚的一聲，顯然是大門被踢開了，接著聽到日本兵的軍靴聲由遠而近。我家前麵是店麵房，大門上用的是尺多長的木質門栓，後進是堂屋，格子門後插一根二、三尺長的杉木條門杠，更經不住鬼子兵一腳，一會兒就進到我們的房間裏。我看到的是一個端著（不是背著）步槍的日本兵，見到隻有我們一老一少，跟本不去理睬，卻騰出手來找東西。我奶奶房裏有兩張大木櫥，和七八個可以裝糧食的壇子，都是祖上留下的財富，可惜裏麵空空如也，也許還有幾升大麥糝子。日本兵將大櫥打開看看，又將壇蓋打開看看，就退出房間，再到別的房間巡視一番後，隻聽到緩慢而清晰的皮靴聲，一聲一聲地遠去。
這次我們雖然沒有受到傷害，因為是第一次與日本兵近距離接觸，真怕得要死，我躲在祖母身後一動也不敢動，不由自主地對日本兵的軍靴多看了幾眼。因為沒有見識過皮鞋，所以很困惑，鞋子踏在石板上怎麽會這麽響？一腳就能把門踢開，那得多大的力氣？鞋子要有多硬腳才不疼？
三、“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抗日戰爭爆發前後，走過各地的大街小巷、城市或農村集鎮，總能看到“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條標語。當時全國人民氣憤填膺，同仇敵愾，抗日標語到處都是，奇怪的是，內容卻十分單調，絕大部分就是這八個字。
我那時雖然隻有五六歲，但已讀過幾個月的私塾，認得了幾百字。我對“打倒日本帝國主義”這條標語特別感興趣，一段時間正好失學，就成了十足的標語迷，天天都想寫這條標語，已將這八個字寫得很熟練了。大人們一再警告：“讓日本人看到不得了”，我心裏也非常害怕日本人，但還是熬不住要寫，偷偷摸摸地寫。我用樹枝在泥地上寫，寫完後再用腳踩掉；用石灰塊在牆上寫，寫好後再塗抹得看不清文字，每天都想寫，就這樣寫了無數遍。鄉下的紙張非常稀罕，我想盡辦法找到一兩指寬的紙條，或者牛眼睛大的紙片，用鉛筆寫上這八個字後，再團成一小塊，塞到牆縫裏或樹洞裏，也有壓在磚塊、石頭下，就這樣藏匿的標語至少也有百十條吧，直到重新上學注意力轉移為止。
當相同或類似的標語口號反複剌激時，小孩們出於天性，要學習，要模仿，要顯示自己的聰明能幹，於是也要寫標語口號。這種衝動還忍不住，時時刻刻想著做這件事，我命名它為兒童的“標語口號強迫症”，不知兒童心裏學家們看法如何？
四、禍從天降
人們常說善有善報，惡有惡報，可是，我的姑父實在是好人裏的好人，卻成了日寇炮火下的冤死鬼。
我姑父叫郭湘堯，家住江蘇省如皋縣江安區的葛家圩。在我模糊的記憶裏，他是位老夫子，向來不苟言笑，走路踱著方步。他信佛吃齋，執著地珍惜一切生命。假如有蚊子叮在胳膊上，他會輕輕地用嘴把蚊蟲吹走，不肯用手去拍死它。沒見他串過門、走過親戚，更別說進城了。他辦了一個私塾，教一、二十個孩子識字、背書、練毛筆字，教的當然都是論語、孟子之類的書。他一輩子就做著教書先生，過著與人無爭、與世無爭的日子。
我的姑母是一個舊式女子，三寸金蓮，她沒生過小孩，但老兩口卻是相敬如賓。等到過繼給他們的侄兒長大成人娶了媳婦後，就順理成章地讓繼子當家作主，老夫婦過著悠閑日子。
私塾就在村子裏，兩間舊平房。每天中午學生放學回家後，通常姑父一個人仍舊坐在教室裏看看書。那時候的慣例，塾師由學生家長輪飯，飯做好後，由學生請先生到家中就餐。夫子就算肚子餓極了，也不會不顧體麵過早地到學生家中坐等飯吃，那是有辱斯文的行為。一九三八年初夏的一天，正當姑父像往常一樣一個人在書房等吃午飯的時刻，一顆炮彈從天上掉下來，穿過屋頂，就落在老塾師的身旁爆炸，他老人家未來得及留下一聲歎息，隨即斷了氣。
葛家圩是一個浜江近水的村落，距長江堤岸約三、四公裏。當時正處於日本侵華戰爭的高潮，江麵上經常有日寇的艦艇在遊弋，但兩岸城鄉尚未被日軍占領，日本軍艦就常常向兩岸任意開炮，這也許是一種示威吧。湊巧的是，那顆炮彈正巧落在姑父的頭頂上，讓這個忠厚老實人，成了當地日寇侵華的第一個犧牲者。
六十多年來的風風雨雨 ，我姑父的墳堆該早己衝平了吧！又沒有留下一個字的文字記載，曾經發生在此地的血與火的人間慘劇，村莊上，大概已沒有幾個人知道了
五、厲害的日本人
我家住在農村小集鎮上，跑單幫的人很多，絕大多數人都是跑上海，所以能帶回許多新的消息。因為有“一.二八”、“八.一三”兩次戰爭在先，抗戰開始前後，關於日本和日本兵的傳聞，早已經在民間廣為流傳。我當時隻是個剛剛懂事的小兒，至今仍留有深刻的印象。現在記載幾條，也可從中看到當時大家多麽害怕日本人。
“日本兵訓練嚴格，講究絕對服從。長官下令隊伍齊步向前走，遇到樹叢水溝，還得挺著腰板前進，誰如果猶豫一下或亂了隊伍，就得被槍托打個半死；
“日本人的三八大蓋步槍又準確又牢靠，即使灌進了泥水，照樣能用；
“日本兵三天兩頭打靶，練得個個都是神槍手；
“日本兵的剌殺功夫世界第一，三個中國兵還拚不過一個日本兵；
“為什麽日本人個個身強力壯呢？因為他們生下來的時候就經過嚴格挑選。日本人的風俗習慣是，嬰兒出生後，要放在門外露天裏凍一夜，第二天開門一看，死了拉倒，誰叫他體質這麽差？隻有凍不死、餓不死的，才抱回來養大，所以個個身強力壯”。
這些傳聞，對中國的老百姓和軍隊影響都很大，恐懼和自卑的心理普遍存在。從一位鄰居長輩講的故事，就可以看出大家多麽害怕日本人。
駐在我們鎮上的三個日本兵，有一天下鄉搶掠，他們就像春天遠足一樣悠閑，不知不覺，走出去十幾裏，突然被一股抗日遊擊隊包圍住。日本兵各有一支三八步槍，幾十發子彈；遊擊隊用的是“中正式”（國軍的製式步槍）、“湖北條子”（漢陽兵工廠造），雖然性能上稍遜一些，但有一百多人呀！從實力對比上看，顯然占了絕對優勢。
但日本兵訓練有素，沉著冷靜，善於利用樹木、墳堆等地形地物，相互掩護，逐步後撤。遊擊隊是一群烏合之眾，隻是老遠地放空槍，誰也不敢往前靠。結果是，這三個日本兵毫發未損地回到了據點。
六、在日寇麵前，中國人都是溫順的羔羊
日本兵快要打來的時候，老百姓和當兵的都怕得要命，根本談不上什麽動員或備戰什麽的。縣政府、區公所、鄉公所、保長、甲長等，從來沒聽說這些機構和官員有過什麽作為。我當時已開始懂事，記得隻要有人喊：“日本人來啦”大家就拚命向鄉下逃。逃過幾次後，等日本兵真來時，小集鎮上的居民已所剩無幾了。駐軍（屬江蘇省保安第四旅）也唱抗日歌曲（如義勇軍進行曲），刷抗日標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等），等到日本兵真的來了，朝天開了幾百槍後，就再也見不到他們的影子了。據大人們說，那次隻是日本人的少數偵察兵路過，對於中國軍隊的胡亂開槍，理都不理，徑直走自己的路。
過了些時，才有一小股日軍常駐下來。日本兵通常是找一所堅固的住宅，略加改造，並不像後來的和平軍與國軍的大修炮樓大築碉堡。也的確不必要，他們在這裏就像住度假別墅一樣的安全、舒適。地方上有“維持會”供應他們的生活需要，老百姓又沒有絲毫的反抗。一個、兩個日本兵不但可以在鎮上任意閑逛，就是下去十裏八裏也猶如閑庭信步。我們那兒是人口密集地區，一二十個日本兵，就使周圍幾萬中國人嚇得要死，如遇到狼的羔羊，俯首貼耳。
難道沒有抗日遊擊隊嗎？有，很多，什麽“獨立團”、“挺進縱隊”、“大隊”、“總隊”，取的番號都大得很。我的外婆家相距二十多裏，是最落後、最偏辟、交通最不便的地方。我每次住外婆家，總能遇上招待什麽團長或司令的，因為他家是“肉頭地主”，沒有勢力，見到槍杆子就趕快招待。
日本兵在我們鎮上住一段時間就撤走，過些時又進駐。每次日寇撤走間隙，就有附近的“胡傳魁”們開進鎮上，第一件事就是向店鋪攤捐和設卡收稅。這次來的是李隊長，下次來的可能是張司令，頭頭常換，番號常換，看來他們經常在火拚、兼並。有一點是共同的，就是他們都不敢碰日本人，連騷擾都不敢，更不用說打死或打傷一個日本兵了。在新四軍到來之前，當地人已當穩了亡國奴，隻有恐懼，沒有抗爭。
可能以為，對這些“山大王”，當時的人們一定是十分痛恨吧，不，有時還盼著他們呢！有時候日本兵走了，附近又沒有成氣候的人物，於是小鎮上形成了權力真空。這時，敲牆挖洞、綁票、明火執仗掄劫等等經常發生，人們盼著來個強力的統治者。每當治安惡化，社會秩序紊亂時，黑社會就會應運而生，也是相同的道理。
直到新四軍東進到本地後，抗日運動才算真正開始了。
七、新四軍打下日寇據點
我的老家在靖江西來鎮北頭，出門二三十步，就有一條巷子，往西一條大路通向季家市和黃橋。
記得有一天夜裏，聽到街南頭有槍聲，稀稀落落的，街麵上也有人走路的聲音。猜得出外麵發生了什麽事情，采取的當然是最安全的對策，也就是照常關門睡覺。
早晨起來時，槍聲還沒有完全停止。我跟著哥哥出門一看，巷弄裏歇著成隊的士兵，將近有百十號人，有步槍和輕機槍，聽說他們是新四軍。我們這裏駐軍原來是省保安第四旅，（旅長是何克謙，人們稱之為何四旅）日寇入侵後，就跑得無影無蹤。今天是日本兵占領我們西來鎮後，頭一次看到的正規中國軍隊，不知他們有什麽區別，看人家下軍棋得知，軍要比旅大兩級。
不少老百姓來看熱鬧，小孩子特別多。每當南頭的槍聲一響，在場的民眾，大人和小孩顯得都很緊張，有些人趕快往牆邊上靠，當兵的卻若無其事，笑著告訴民眾，槍子兒遠著呢。日本人的據點在街最南頭，相隔約兩三裏地。一部分隊伍在打鬼子據點，這支隊伍大概是預備隊，休息的時候真是徹底的放鬆。
直到下午部隊即將撤走時才讓老百姓去看。鬼子的據點設在街南頭姓封的一戶民房裏，據說日本兵大概有二三十人，最終雖全部被消滅，新四軍卻要從夜裏打到天亮以後，我看到的新四軍有日寇的十倍，由此可看出日本兵的軍事素質和頑強抵抗的精神。
我趕著去看熱鬧時，新四軍正在撤離，先集中隊伍，大概因為打了勝仗，個個精神飽滿，隊伍整齊，我看著他們一隊隊地開拔走。留下兩點特別印象，一是不少人背上揹著雨傘，可那天天氣卻很好，心裏想不通，也許因為這支部隊是從多雨的江南過來的，帶雨傘成了習慣；二是還有少數士兵沒有槍，隻揹著大刀片，刀把上飄著紅布須，刀片很大，很寬，像農民鍘草用的鍘刀。
八、她們也是慰安婦
江蘇省如皋縣磨頭鎮的西邊半裏許，有個小居民點叫西河灣，位於一條大河的轉彎處。日寇入侵後，趕走了這裏的全部居民，拆毀民房後建起了有多個炮樓的據點，人們就喊它西河灣據點。
據點在我們鄧莊小學西南方約兩、三公裏，由於村莊和樹林稠密，在校門口看不見炮樓，但它時時刻刻都壓在我們的心頭上。日偽軍以奸淫燒殺搶掠，來要挾維持會送糧送草送給養，不過多數時候，據點裏隻駐有偽軍，喂飽了就太平得多。
從城裏下來了日本兵，其實每次也不過十幾二十來人，與常駐的上百人的偽軍相比算不了什麽，但周圍的幾萬老百姓，就是怕得要命。我那時雖然年幼，還是能反複聽到大人們在傳播：又有日本人下來啦！小心呀！等等。如果聽到有人說：維持會從如皋城裏包了幾個“姑娘”到西河灣啦！語調裏往往帶有寬慰的意味。至於這樣的包“姑娘”，前後經曆過幾年？人數和次數？日本兵是否滿足了獸欲就不再下鄉奸淫婦女及燒殺搶掠？由於我當時年紀太小，就弄不清楚了。
這些年輕女性，由於戰亂和貧窮，不得不出賣肉體，實在可憐。結果卻落入狼群，成了飼喂猛獸的餌食，而且是由自己的同胞，把她們送上魔鬼的祭壇。身為中國人，我感到特別的恥辱和氣憤。
中國的漢族人本來就比較懦弱，江浙地區的人更甚，民諺雲：“好鐵不打釘，好男不當兵”，可知當地的民風。百十個由地痞流氓組成的偽軍，偶爾來十幾個日本兵，周圍十幾裏，五、六萬或更多的老百姓，害怕得要命，沒有聽說有過任何的反抗，任由日偽軍燒殺掄掠，老百姓還是戰戰兢兢地交稅交糧。
所謂抗日運動，那是新四軍到來後才有的事。
九、包圍西河灣據點親曆記
大概是我讀小學四年級那年的事。
那天已經到了學校，還沒有上課，隻見校外的大路和小路上，走著一群群的農民，有老有少，大部分是男的，都扛著鋤頭、釘耙、扁擔等農具。還有人敲著鑼。敵偽軍據點在我們學校南邊約四、五裏路，隻聽得那邊人聲鼎沸，鑼鼓喧天，早將我們的心抓去了，老師隻好宣布停課。
西河灣據點是個神秘而又恐怖的地方，我從來沒敢走近過，今天跟著無數的大人們，大膽地一直走到據點邊上。據點是用竹籬笆圍起來的，裏麵有兩三個炮樓，看不到一個拿槍的，大概都躲在炮樓裏。邊角上另有兩間低矮的平房，有幾個夥夫在近旁淘米洗菜，看來那是他們的夥房。炮樓為園柱形，不過兩三層樓房高，側麵上留有槍眼（射擊孔）。看得出炮樓是舊磚頭砌的，怪不得鬼子偽軍到那兒修炮樓，都要拆毀一大批老百姓的住房。據點的四周非常空曠，民居、樹木甚至連墳堆都沒有，大概全被日偽軍推毀了吧。
那天到的人很多，幾千人甚至上萬人，豎著的鋤頭、扁擔像樹林，聲勢很大。據點裏有時打幾槍，槍聲一響就有人往外溜，但總能很快穩定下來。據說有鄉保長代表民眾向和平軍提條件，要他們不得下鄉擾民等等。偽區長出麵講話，他站在八仙桌上，我看得很清楚，因為我人小，從人縫隙間一直擠到靠近八仙桌。區長的個頭很高，講話時臉色煞白，講些什麽一點印象也沒有了。時間久了，我怕家裏人不放心，又聽到一陣槍聲，不少人向外湧，我也就回家了。
此後和平軍下鄉的次數明顯的少了，老百姓的日子也就安穩得多。
從這天起，我一直迷惑不解：抗日，抗日！怎麽今天連一個日本兵都沒有看到，全是和平軍，這怎麽還叫做抗日。許多年以後學了曆史我才明白，我們中華民族，雖然是產生民族英雄的民族，也是出產漢奸、敗類和賣國賊的民族，民族英雄隻是一個一個地出現，而民族敗類和賣國賊卻是一大批一大批地產生。
十、我為抗戰出過力
時間大概是1944年，區裏(江蘇如皋縣磨頭區)或者是鄉裏辦的基層抗日積極分子學習班，學員都是鄉村幹部和民兵骨幹，其中有幾個人我認得。學習班結束要考試，這可是件難上加難的事，難在學員們都不識字。
現在人們難以理解，全是二十歲左右的小夥子，怎麽能不識字呢？阿拉伯數字、中國數字、自己的名字、趙錢孫李等常用字，那怕沒上過學，三百、兩百漢字總認識吧！不！他們中也許有幾個人西瓜大的字能識得一籮框，大多數人卻都是睜眼瞎。多數人不但沒上過學，接觸紙張的機會就很少，接觸有字的紙張，機會更少，連接觸紙幣的機會都難得。從小到大，生活中隻有挑豬草、檢糞、擔水，勞動接著勞動。
瞎子走路可以帶根棍子，我們四年級的十幾個同學，就給他們當導盲棍。考試的時候，一個學員旁邊站著一個小學生。考題隻有是非題與選擇題，內容非常非常簡單。比如是非題：共產黨領導的軍隊是八路軍和新四軍，認為對則畫圈，認為錯就打叉。又如選擇題：德國法西斯正在節節敗退，1、在蘇聯；2、在美國；3、在英國，在正確答案後麵畫圈。當主考人讀到某題時，我們小學生就要用手指著這道題的位置，看著他們畫圈或打叉，千萬不要打錯位置。有人覺得鉛筆比鐮刀斧頭難使多了，總是拿不穩，就索興扶住他們的手去畫。我引導的這位姓韓，幾年後做了鄉長。
這個鄉有大幾千或上萬人口，就隻有這一所正規小學，還是初級小學。農村學校，年級越高學生人數越少，我們三四年級是複式教學，合在一個教室，四年級隻剩下了十幾個學生。因此，在這個鄉裏，我們這十幾個十歲或十一歲小孩，不但是在校生裏的最高學曆，就是在鄉裏，也能算得上有文化的人群了。
舊中國農村，文化是是這樣落後，你能想到嗎？
十一、遊擊教學
抗戰後期，日寇和汪偽軍，從蘇南調集了大批兵力、物資，將江蘇南通地區包圍得水泄不通，進行瘋狂的清鄉、掃蕩。這塊特殊地形，南有長江，東有黃海，西與北兩麵劄起了竹籬笆，在這個封閉的小範圍裏麵，拉網式的反複清剿，殘酷的燒殺掄掠,意欲將抗日力量斬盡殺絕。
我就讀的如皋縣鄧莊初級小學，距離竹籬笆封鎖線隻有四五十裏，不斷從老師和大人處，聽到那邊的血腥與慘烈的故事。而且聽說，南通是清鄉實驗區，稍後將移向我們這邊，所以大家都很緊張，也很擔憂。
學校雖然距敵偽據點隻有四、五裏路，但校長王德全和所有老師，都有強烈的愛國心。為了迎接即將到來的殘酷鬥爭，做了許多準備工作。於是，我們學校打算開展“遊擊教學”。
老師對我們說，日偽軍快要來清鄉掃蕩了，我們不能解散了事，要堅持學習，但在學校裏上課又不安全，就隻好開展活動教學，也就是遊擊教學。要我們每個人準備一張小板凳，每個村莊，每棵樹下，都可以當做我們的教室。
從某天起，遊擊教學的演練開始了。我們背著書包和小板凳，排著整齊的隊伍，走向鄰近的村莊。今天去東莊，明天去西莊，上課有時借用民房，有時就在大樹下或草垛旁。老百姓看到沒有人覺得奇怪，更無人反對，因為當時大敵當前，人人心中都充滿了恐懼和憤恨，為反清鄉做任何準備工作都是合理的。
我已經記不得，這樣的遊擊教學演練，堅持了幾天還是幾個星期。幸而日寇和汪偽，此時已經是秋後的螞蚱，在南通的清鄉，是最後的掙紮，失敗後也就無力再繼續，我們地區的抗日形勢也就一天比天好。
現在看來，讓十一、二歲左右的小孩們進行遊擊教學，是不現實的，是注定要失敗的。但請現在的人們，不要笑我們幼稚天真，當時無論是教師還是學生，都非常認真，非常嚴肅。難道這不是一種精神，一種同仇敵愾精神的體現嗎！
我對王德全校長和老師們的愛國熱忱和敬業精神，至今都深懷敬意，盡管王校長（文革前任南京博物院的院長）曾用壞板凳腿打過我五個手心，我一直以為冤屈。在那樣生活艱苦，環境險惡的條件下，堅持辦學，讓我們接受了民族教育，學到了文化，也學到了做中國人的道理，對他們的獻身精神，我終身難忘。
十二、最可恨的是漢奸
人人都知道“八年抗戰”，是指與日寇作戰有八年。但是，根據我的經驗,卻是抗日五年，抗漢奸和平軍三年。
抗戰剛開始的時候，占領地方、燒殺掄掠的是真正的日寇，可是到了後三年，日本兵已龜縮到縣城裏麵，城外的所有據點，通常見不到日本兵。看上去，偽軍人數要比日本兵多得多，在我們家鄉，早期每次日本兵來，也不過三、五十人，甚至更少，但後來偽軍來，總在百人以上。
偽軍的據點(以江蘇如皋縣磨頭區西河灣據點為例)，通常是用竹子編的籬笆圍成一圈，裏麵砌兩三個碉堡。園形碉堡有兩或三層，四周開了不少槍眼。當時還沒有水泥，隻有石灰與黃爛泥，也沒有石頭，更沒有鋼筋，隻是拆民房的舊磚頭砌成。現在看來，這種工事不堪一擊，但當時的新四軍，連黑色火藥都稀罕，對付這樣的據點，就是難啃的硬骨頭了。
除非大掃蕩，日本兵成月的都不下鄉，偽軍的據點就在村子旁邊，老百姓直接麵對的害人蟲就是汪偽軍，可以說，偽軍成了主要的鬥爭對象。對汪偽軍的仇恨不下於日本人，甚至超過了日本人，有時覺得漢奸比日寇還要壞。
我看到的和平軍，是些地痞流氓、癮君子、青紅幫、二流子等人組成，全是些“人渣”，最為淪陷區人們所不齒。又有漢奸文人宣揚漢奸理論：一曰“曲線救國”，二曰“大東亞共榮圈”。所謂“曲線救國”，是說日本人抗不得，抗日必亡國，隻有像他們先投降日本人，中國才不會亡。還有“大東亞共榮圈”，是日本人的口號，那時日本人的力量還不夠大，否則就要提“地球共榮圈”了。日本兵到中國來，是要與中國人共榮呢！
漢奸最可恨。拿槍杆子的漢奸可恨，拿筆杆子的漢奸同樣可恨。
十三、 表哥是漢奸
在抗戰初期，是行政權力真空期，更是土匪如麻、無法無天的時期。我的外婆家是地主，是農村的殷實戶，因此早己將財物藏匿起來，還在山牆上挖了洞，萬一大門被堵住了，就鑽洞逃出去。有一天半夜裏，突然來了一支隊伍，把他家洗劫一番。由於準備充分，劫匪既未搶到多少財富，也沒有抓到綁票的對象——我的表哥。突然他們發現了一個男孩，有綁匪高興地說：“抓到他的弟弟了。”
其實我表哥幾代單傳，被抓的隻是他的表弟，也就是我的哥哥。我哥哥那年十二歲，被土匪抓走帶到了石莊鎮（屬江蘇省如皋縣）。而且有消息說，這次搶劫的幕後主使者，不是外人，而是自己的至親，我們的姨表哥沙如龍。怪不得這些土匪長途奔襲，目標明確，情況清楚呢。
抗日戰爭開始的混亂時期，群雄並起，什麽團長、司令的每縣都有好多個。沙如龍先是用蘇皖挺進縱隊、江北遊擊大隊等名義拉隊伍，起初還象是抗日武裝，不久就公開投靠日寇，成了石莊鎮一帶的和平軍頭子。沙如龍的媽媽是我母親的堂姐，由於他們那一房後繼無人，由我舅舅兼祧，這樣，我的舅舅也就是他的舅舅，關係應該算是很近的，何況沙如龍本人幼年也常常住舅舅家。
我母親在家裏得到消息後立即趕到石莊鎮，直接找到沙如龍，拜托他不管落在什麽人手上，都要請他保出來。因為我家是市鎮貧民，破落戶，窮得一貧如洗，親戚中大家都知道，實在沒油水，幾天後也就放出來了。
有人分析說，沙如龍指使人搶劫舅舅家，是出於忌妒和報複，他外祖父母家的房屋田產被另一房繼承，可能心懷怨恨。其實這些敗類們，早已喪失人性，什麽壞事都做得出來。我還聽說過另外一件事，他同村某本家有錢，就派手下人將這家的女孩，也就是他的堂妹抓來扣在一口大缸裏，然後捉幾條蛇放在缸裏，把女孩嚇得要死，用這辦法逼本家長輩拿錢來贖人。
日本鬼子投降後，沙如龍搖身一變，擔任起國民政府屬下某區“自衛隊”的隊長。聽說在四八年前後病死，雖然作惡多端，卻得到了善終。俗話說天網恢恢，疏而不漏，其實未必盡然。
汪精衛的和平軍，其成員都是些地痞、二流子、吸毒者、幫會分子，全是名符其實的“人渣”，最為淪陷區人們所不齒。抗戰勝利，國民政府“複員”時，卻將這些社會渣滓搜羅到麾下，成為區、鄉政權的武裝骨幹，實在不明智，讓許多一直“盼中央、望中央”的老百姓，感到很失望。
十四、日軍燒毀了我的小學
這是一所農村小學，位於江蘇省如皋縣磨頭區的鄧莊，所以就稱做“鄧莊小學”。校舍分兩進共十間，有四個教室，都是磚瓦房，教室內有學生專用的課桌椅和黑板。校舍的地基要比平地高出一尺多，這在當地農村建築中是罕見的式樣。校門前是操場，有十幾棵梧桐樹，都長得有成人的腰一樣粗，兩三丈高，掉下來的葉子，我們拾來將葉梗對折後拉鉤，比誰的葉梗最堅韌。校後是一片園地，有樹木花草，印象最深的是兩棵枇杷樹，有一年結果累累，摘下來分給大家，我們每個學生都分到了幾顆，真甜！校園東南有一片大池塘，形如菜刀，民眾就叫它薄刀池，校園後是一條小河，環境堪稱理想。
天井不大，除中間一條前後通道外，兩側辟為東西花園，各栽了好幾棵觀賞品種的鬆樹和柏樹，樹不高，樹冠像蘑菇。印象最深的是它們能分泌出樹脂來，我們喜歡用手指頭沾著玩。鬆樹、柏樹的外麵圍著一圈冬青樹，再外麵就是屋沿牆腳，也栽著萬年青。因為天井的活動空間小，所以下課後我們都是在操場上玩。
像這樣的校舍和設備，在當時的農村中是難得見到的。我在那兒從二年級讀到四年級，留下了極好的印象。當時隻有一年級、二年級，和三、四年級合班，另有一個教室空著。我不得不到別處讀五年級，在我離開還不到半年，再回去看到的卻是一片瓦礫，已經被日寇完全燒毀了。一所鄉村小學校，肯定沒有軍事意義，日寇還去將其燒毀，除非是“傷心病狂”，還能有什麽可解釋。
上世紀初，為了救亡圖存，各地有識之士紛紛興辦學校，有些人不惜毀家辦學，其精神實在令人敬佩，如果有學者以此題材寫一本專著，不但有意義，也一定是令人感動的。據介紹，我這裏所述的鄧莊小學，也是由當地耆紳賈汝言、賈汝霖等人（均為晚清秀才）發起於1919年創辦，校舍的八畝地，係賈汝言捐贈。別誤以為他們是大財主，其實僅能算是較為富裕的農民。我在那兒上學時，這些老先生均己過世，看到他們的兒孫輩靠種著幾畝地，勉強果腹而己。
日本帝國主義在我國燒殺掄掠，血債累累，到現在不但沒有賠償，甚至連事實都不肯承認，每想及此，能不令人熱血沸騰，義憤填膺。
我一直以為，中國的抗日戰爭並沒有取得真正的勝利，民族恥辱更沒有得到完全的洗雪。這要怪中國人自己不爭氣，內鬥不已，民族敗類太多。
十五、反清鄉，拆房子
一九四三年夏天起起，以漢奸頭子李士群為首的一夥賣國賊，配合日寇，在江蘇南通地區（蘇中四分區）開展了殘酷的清鄉運動，到處紮竹籬笆（代替鐵絲網），以分割、阻隔人們的往來，編保甲、查戶口，燒殺掄掠，弄得通、啟（東）、海（門）地區一時腥風血雨，目的就是想將當地的抗日軍民斬盡殺絕。而且公開宣傳，南通地區清鄉結束後，下一期就要轉向西邊的如皋、靖江。
我的老家在如皋與靖江兩縣的交界處，原來築有偽軍據點，不久前撤走了，但相距七八裏路的斜橋、張黃都有日偽軍據點。雖然偽軍白天常常來掃蕩，但是民兵、婦救會、兒童團這些抗日群眾組織，卻搞得熱火朝天，反清鄉也就成了中心任務。
當時認為，敵人來清鄉時，一定會在本鎮設據點，根據經驗，偽軍總是先找一所結構完整，堅固的民房做落腳點，然後再修築炮樓。既要反清鄉，又不能將民房大拆大毀，於是，就要求每戶人家拆一間，讓四合廂缺一角。如果是三進的房子，就在後麵兩進各拆一間，沿街的店麵房則不拆。總之，是要破壞宅院結構的完整性。
要拆祖傳的房子，當然舍不得，人們心情都很沉重，但是大敵當前，在同仇敵愾的氣氛下，大家又都能忍痛並且平靜地接受這一決策。全鎮居民中，總有百多戶人家拆了房子。
我家的住房，，大約建於十八世紀中期，是低矮的磚瓦平房，前麵五間店麵房，後麵五間堂屋，外加一間廂房。拆去的是堂屋的最北一間，本來是櫥房，現在隻好將櫥房移到廂房裏。
一隊民兵，都是本地的年輕人，爬上屋頂，先揭下瓦片和旺板，再拆椽子，最後卸大梁。俗話說：“砌屋三石米，拆屋一頓飯”，不消一會兒功夫，屋頂就見天了。
南通地區清鄉後，汪偽政權已無力再在別處開展清鄉，直到日寇投降，也沒有再到本鎮上築據點。我家當時處於極端貧困狀態，抗日戰爭勝利後，也無力修複。直到八十年代，我將多年無人居住的老屋出售時，宅院還是缺了一隻角落。
十六、無聲的教誨
我家有一間套房，特別隱蔽安靜。裏麵有一張很大的書架，另外有幾隻舊皮箱，放的多數是木版書和碑帖，也夾雜著少量別的文字材料，這些都是祖父的遺物，祖父去世後二十多年，很少有人動過。小的時候，我常常關起門一個人在裏麵瞎翻，可惜大部分看不懂，但還是很有收獲。
我找到一張拓片，是一張橫幅，寬約尺許，有“還我河山”四個大字，自右向左橫寫，署名嶽飛。不知拓於何處，真的是嶽飛手跡，還是僅僅表示此話出自嶽飛？我己讀過小說《精忠說嶽》，對嶽飛可說是無限崇敬，所以經常臨摹這張帖。
有一迭行書的手抄件，字數很多，有七、八頁紙，抄的是曾紀澤給皇上的奏本。我大部分看不懂，但主要意思能明白，是關於俄國侵入新疆時有關伊犁問題的奏折。抄這樣長的一份文件是要費很大精力和耐心的，祖父這樣做，一定是出於對曾紀澤的崇拜，或者是對他的觀點極其讚同。
在箱子下發現了祖父的約十封家信，是他從關外寄給曾祖父的。我的祖父劉芬，在日俄戰爭期間，曾被中國紅十字會派遣，去遼寧等戰爭受害地區救濟難民。在家信中，對戰爭的災難後果和難民的悲慘狀況，有詳細的敘述。日、俄兩國要打仗，既不在日本打，也不在俄國打，卻偏偏要在中國土地上打，讓毫無瓜葛的中國人死的死，傷的傷，城市燒的燒，這世界上還有公理嗎？
最令我激動的是一張中國地圖。這是張用現代技術印製的地圖，著色，有十六開大小。它標定的四周邊界與現在相差很大，東南在琉球以東；西部和南部邊界也要往西往南很多；東北直達外興安嶺，包括海參威在內；西北直到貝加爾湖。我特別記住一個現在早已為人們忘記了的地理名字：“唐努烏梁海”，那是指新疆、蒙古往北一大片廣闊地區。我想，這就是大清王朝全盛時期的版圖吧！經過列強的蠶食鯨吞，中國剩下的一半土地，日本帝國主義還不肯放過。
盡管日寇和偽軍還常常從門前走過，軍靴在街石上踏出的聲響惹人心痛，我卻常常一個人在套房，沉浸在幻想的世界裏。
從兒時剛剛懂事，就遇上日寇入侵，整個兒童、少年時期，都過著忍饑挨餓，擔驚受怕的日子，就這樣，我這個十一、二歲的小男孩，在日本帝國主義的激勵下，在祖父無聲的教誨下，形成的是非觀，影響了我的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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