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毒不除,國難不己,中國曆史上的任何一個王朝，為什麽隻要一旦陷入到“尊孔反孔”的這個周期律中，必然也就要陷入到興衰更替時間極短的另一個周期律中。這其中的原因，就是由於儒家學說的本質才造成的。
孔子盡管被儒家傳人尊為是鼻祖，是儒家學說的開創者，又被後世的許多人美譽為是平民教育的首創者，但是儒家學說的源頭與核心內容卻是周公所製定的《周禮》，而《周禮》的本身就是一部完整的維護王朝統治的綱常製度。所以，不管孔子為其增添了“成仁”，孟子為其增添了“取義”，還是後世那些名儒、耆宿為之增添了多少諸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的內容，然而儒家學說都始終沒有跳出為統治階級效命的範疇，其根本的性質仍然是一種依附於皇權加官權的文化，所宣揚的仍然是一種極端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
任何依附於皇權加官權的文化的根本出路，隻能是全心全意地為皇權加官權服務。在階級社會裏，文化為皇權加官權服務的根本途徑，就隻能是愚昧和麻醉被統治者，通過對被統治者進行思想麻醉和精神控製以及性格上的弱化，以達到接受、甚至是順從地接受統治者的統治的目的。
儒家禮法治理下的社會，法律形同虛設，司法依附行政，平靜的外表下隱藏著巨大的腐朽和無序，動亂一觸即發，可萬曆十五年，一切都顯得盛世安詳，絲毫意識不到三十年後即將發生的一切。開朝的篳路藍縷勵精圖治總是不可避免地走向陳腐沒落積重難返，如何避開這個被詛咒的曆史怪圈？隻在於我們是否有嚐試的信念。隻在於今天的我們是否還有嚐試的勇氣。
孫中山在挽救民族危亡的過程中發現了一個非常特殊的現象，有著悠久的曆史和令人稱羨的傳統文化的中華民族卻是一盤散沙。而也正是由於一盤散沙，才導致中華民族屢屢地挨打，才導致中華民族屢屢地出現民族的生存危機。然而孫中山盡管發現了中華民族是一盤散沙的這種現象，但是卻沒有找到造成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的根本原因。造成中華民族成為一盤散沙的根本原因，就是儒家學說所極力宣揚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就是由於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的盛行，才不僅造成了中國人隻顧追求個人物質利益的最大化而使民族成為了一盤散沙，而且更造成了許多中國人因為沒有真正的精神信仰並產生了強烈地投機心理而貪生怕死、特別是極易為物質利益所引誘而選擇當漢奸。
從表麵上看，中華民族的挨打是因為漢奸，亡國是因為漢奸，而深沉的原因則是由於儒家學說的毒害才造成的。而一個民族一旦選擇了儒家學說的實用主義加機會主義的人生哲學，就必然會因此而喪失正義與正氣，就必然會產生強烈地投機心理而造成民族性格的弱化，就必然會導致整個民族成為一盤散沙。
在我國的曆史上，民族的性格一旦弱化之後，接下來的必然就是挨打，必然就是王朝的興衰更替。許多原本非常強悍的北方遊牧民族入主中原之後，隻要接受了儒家學說，就必定又要挨那些繼續留在塞外草原上的遊牧民族的打。金滅遼，蒙古滅金，滿洲則更是將蒙古、中原、西域、西藏一齊攬入了囊中，我國曆史的發展規律就是如此。
如果說日本人在南京大屠殺中，六個星期裏就屠殺了三十多萬中國人而很少遇到抵抗，其中還有武器裝備方麵的因素的話，那麽在“揚州十日”中，揚州人十天之內就被手持大刀長矛弓箭的滿清軍隊屠殺了八十多萬，那就則純屬是性格上的原因了。性格越是弱化的人，投機的心理也就越發地強烈。投機的心理越是強烈，乞求的表現也就越發地突出。
許多中國人一貫乞求佛祖保佑、乞求觀音菩薩慈悲、乞求貴人相助、乞求強盜發善心的習慣，就是由於民族性格弱化後才形成的。在中華民族的曆史上，因為乞求強盜發善心而造成的民族災難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