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暉：土改為何搞得那麽血腥？要讓農民沒有退路
為什麽要搞得那麽血腥？農民也許不會為了幾畝地“拋頭顱灑熱血”，但如果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可以得到好處，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那當然他們就會容易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
文史大講堂·第13講
主題：從俄國到中國——“土地革命”的理論與實踐
時間：2012年3月14日 19：00
地點：北京大學
我們說中國革命是“土地革命戰爭”，但土地問題是中國革命最關鍵的因素嗎？國共兩黨分野是土地改革者和反土地改革者的分野嗎？內戰期間國民黨失人心，共產黨得人心是因為分了土地嗎？這場內戰以共產黨勝利告終，這與土改之間是什麽關係？
國共雙方都不太重視“土地問題”
國共兩黨的土地政策顯然有非常大的差異，共產黨的土改政策要比國民黨激進得多。但如果依土地問題分析當時中國各支力量的話，國民黨絕不是最保守的。國民黨當然是反對暴力土改，但是它的意識形態中還是有所謂“平均地權”的內容。盡管很多人指出，因為國民黨基層有很多既得利益者，因此貫徹這個意識形態有很多阻力，但是不管怎麽說，國民黨的理論中有這個意識形態。當時認為連和平土改都不必要的保守勢力是第三方，所謂的第三方，就是在國民黨和共產黨之外的勢力，比如民盟。民盟主要是兩部分人：一部分是自由主義者，一部分是傳統文化本位派。資本主義經濟學強調維護產權，自由主義者對於國家沒收土地這種做法肯定反對；傳統文化本位派就更不用說了，本來就認為傳統鄉村非常美好、和諧，有德高望重鄉紳，按照儒家的倫理把這個鄉村治理得井井有條。而鄉紳用共產黨的話叫做土豪劣紳，而土豪劣紳這個詞在國民黨的語匯中也同樣在使用。所以在土地問題上，共產黨最激進，國民黨次之，第三方最保守。
從1943年到1947年，國共兩黨為了解決他們的糾紛，進行了非常複雜的談判，他們談了許多問題，核心問題就兩個，“一個是政權，一個是軍隊”，無非是共產黨可以有多少軍隊，共產黨可以占幾把交椅。政治民主化、軍隊國家化，當時國共兩黨都認同，區別在於共產黨認為先搞政治民主化再搞軍隊國家化，就是國民黨要先放棄一黨專政我才能考慮我的軍隊怎麽處理的問題；而國民黨的理論是先搞軍隊國家化再搞政治民主化，共產黨要先把軍隊交出來，然後我才開始搞民主選舉。雙方就在這個問題上爭得不亦樂乎。除此之外還爭了很多問題，甚至國共兩黨之間花了很長時間探討怎麽治理黃河。1943年到1947年國共談判的文件有幾百萬字之多，一個字都沒有談土地問題。
中共土改學的不是馬克思經典
中國的“土改”是學習列寧經驗，而非馬克思主義。1861年，俄國搞了一次私有化。這次私有化是典型的權貴私有化。用國家權力將農村公社最好的一部分土地割出來交給了權貴。用今天的眼光看，就是搞了一次MBO（管理者收購）。當然，1861年的改革從方向上講是進步的，是要走市場經濟的道路，給農民自由、把土地解脫出來。但是過程很不公平，這當然就會遺留嚴重的社會問題。
經典馬克思主義假設資本主義會消滅小農，待資本主義發達起來以後，小農變成農業資本家和農業工人，在這種基礎上搞社會主義革命。馬克思主義者認為在俄國這樣一個專製的國家搞土地國有化就是恢複“亞細亞生產方式”，是非常反動的行為。普列漢諾夫曾經講：“如果按照民粹派的做法搞人民專製，然後由國家把土地控製起來，這樣就會造成一種反動的政治畸形現象，猶如古代中華帝國和秘魯帝國。”經典馬克思主義理論非常強調“一定要經過一個資本主義的階段，”因此，俄國馬克思主義者呼籲資本主義熱烈的程度甚至比資本主義還要高。
1907年的斯托雷平改革更是所謂的“警察式私有化”，就是把1861年以後剩下來這一部分農村公社也解體掉，這就引起了農民強烈不滿。這種不滿被馬克思主義者看到，就此馬克思主義者就展開了一場討論：如何看待農民的不滿。農民反對斯托雷平私有化，從本質上看是“開倒車”，逆曆史潮流而動。馬克思的理論是“農村公社應該解體”。但是農民的反對是有道理的，因為這個解體方式是剝奪農民。作為馬克思主義者到底怎麽看這個問題？列寧便看準了農民的情緒是可以利用的，因此他主張擺脫教條“跟民粹派搶潮頭”。
俄國土改不是布爾什維克的功勞
1917年，布爾什維克並不控製農村，當時的布爾什維克主要是城市黨，甚至不是一個工人黨，而是一個士兵黨。也就是說，布爾什維克在農村沒有多少力量。革命在農村是一個自發的過程。現在的材料顯示：“87%的土地分配是在布爾什維克執政前由農民自發完成，所謂農民自發就是基本上是由農村公社來搞的。”布爾什維克在農村建立政權時，土地已經分完了。農民不懂什麽地主、貧農的階級劃分，更沒有搞你死我活，隻是把土地拿回來就是了。通過這樣一場土改，俄國形成了傳統農村公社的一統天下的局麵。講得簡單點，俄國農村很大程度上回到了斯托雷平改革以前的狀態，絕大部分土地是屬於農村公社所有，但是這個過程並沒有發生什麽一個階級和另一個階級的鬥爭。
直到1927年，俄國農村還有95%的土地屬於農村公社，私有土地很少，農民集體主義非常發達，這種農民的集體主義和布爾什維克國家對農民的要求對立，布爾什維克要搞的不是集體主義，而是國家主義，就是國家把農村控製起來，農村中的糧食可以隨意調走，他要做到的是這一點，他為此就要搞集體農莊。1929年的集體化搞得非常血腥，俄國農民對集體化的抵抗是非常之慘烈的，有人稱之為“斯大林的農民戰爭”，俄國把一百多萬富農給流放了。有人說這是極左，從今天看起來也不能簡單那麽講，當時之所以搞得那麽慘烈，的確和農民的反抗很強烈有關係。為了摧毀這種傳統集體主義，要建立官方集體主義，其中一個辦法就是在農村展開階級鬥爭。在俄國階級鬥爭不是土改時搞的，而是集體化的時候搞的。
1929年的農村革命，實際就是一次在農村中展開階級鬥爭，瓦解鄉村傳統認同，清除民間組織資源，建立高度科層化官方控製體係。這套農村改造模式在俄國不是和土改同時進行，而是和集體化同時進行。但是在中國就不是這樣了。中國地主絕大多數是2000年私有製下形成的老百姓，隻不過是比較富。普通農村和平民地主之間本來怨恨並不大。這與俄國的情況不一樣。當時俄國這個過程中產生的階級鬥爭輿論已經上升為一種意識形態傳到了中國，然後由中國去發動中國的農民對農民進行流血鬥爭，從而形成了現代中國的革命史。
國民黨為“抗戰”把農民得罪光了
對於農民來說，他們不喜歡國民黨，同情共產黨，是抗戰期間非常突出的現象。在抗戰之前，農民在國共之間的傾向性並不是非常明顯，這也是土地革命沒有成功很重要的原因。但是抗戰期間國民黨和農民的矛盾的確變得很壞，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國民黨在抗戰期間橫征暴斂急劇增加。抗戰期間國民黨財政狀況有了很大變化，抗戰以前國民黨的財政基本上是靠東南沿海通商城市，那個時候田賦屬於地方財政，中央財政是不拿的，但是抗戰就不一樣了，東南沿海國民黨原來一些財政基礎都沒有了，國民黨把它的全部負擔移到農村。而且為了解決戰時財政問題，抗戰剛一開始就實行所謂“田賦收入歸中央”，而且為了田賦增收，開始擴張鄉村組織，搞了很多基層幹部。那時候國民黨的基層幹部都有一個特點，就是和共產黨搞的農民運動一樣，搞“痞子運動”，搞一些很橫的人管農村，可以想像這些農村幹部做了什麽事，主要就是要錢、要糧、要命。當時鄉村中有頭有臉的人也沒有多少人願意幹這種事，因此國民黨基層幹部跟農民關係的確很壞。
曾經有人統計了民國時期三千多起農民騷亂，絕大部分跟地主地租沒有多大關係，都是跟國家的行為有關係，都是跟基層幹部的腐敗、敲詐勒索、貪汙公款有關，一直到土改的時候還是這樣。我們黨發動“土改”讓農民訴苦，看農民訴苦的材料就會發現，絕大部分訴苦訴的並不是周扒皮收了我的地租，基本上訴的都是官府的苦，講得簡單一點就是所謂的政治壓迫，所謂政治壓迫就是國家的橫征暴斂，而地主經濟剝削這種訴苦案件是很少的。這裏有一個問題，如果打仗會增加農民負擔，共產黨也要打仗，而且共產黨打仗負擔也是來自於農民，為什麽農民同情共產黨而反對國民黨？農民對共產黨最初的好印象就是因為共產黨比國民黨清廉，統治成本要低。
就全國而言，內戰期間共產黨統治區農民負擔平均比國民黨統治區更重，因為共產黨統治區畢竟比較小，而且窮的地方比較多，國統區地麵比較大，還包括江南那些富裕的地方。但是，中國國家財政統一調配能力是很差的，很難從一個地方征收資源用於另外一個地方，而當時國共內戰主要涉及地區，比如華北、山東、蘇北、陝西、山西，國共兩黨農村基礎都差不多，大家都就地征糧，老百姓還是歡迎共產黨，原因是國民黨比較腐敗，統治成本比共產黨要高。
暴力土改叫農民納“投名狀”
通過打仗來奪取天下，僅僅講民心向背很重要嗎？我們經常講一句話，“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句話講講可以，真的要落實在什麽條件下才真正的是“得人心者得天下”呢？隻有民主選舉。比如我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好，選舉時我就會投共產黨一票。但如果是國共兩黨打仗，即使我認為共產黨比國民黨好，我願不願意為共產黨“拋頭顱灑熱血”就是另外一個問題。戰勝者一方與其說要贏得民心，不如說要盡量動員資源。戰爭勝負歸根到底是動員力，不取決於哪一方得到的好感更多，而是取決於哪一方能夠為你玩命的人更多。我願意投你一票，未見得願為你“拋頭顱灑熱血”，這是非常簡單的道理。雖然老百姓同情共產黨，厭惡國民黨，這一點不需要土改就可以做到，但是如果要做到高強度的動員，這個同情是不夠的。為了動員資源，就必須要“土改”，這時候的土改含義就不是平分土地了。
有人做過統計，整個土改運動中70%的流血是發生在1947年前後的老區土改，而老區土改基本上沒有平分土地功能的。什麽叫老區？所謂老區就是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已經統治了很長時間的地方。抗戰時期共產黨沒有搞土改，但是仍然搞的是減租減息，公平負擔。總而言之，還是要把地主基本上剝奪了，隻不過不搞暴力階級鬥爭。到了1946、1947年的時候，土地已經是非常之分散，老區是沒有什麽土地可分的，但是恰恰是老區土改，幾乎是村村流血，沒有哪個村是不死人的。
很多材料顯示，晉綏邊區土改流血比較厲害，說那裏是康生主持的，所以極左。康生現在被認為是一個壞人，因此他搞的土改就比較好說。可是我們要知道，晉綏邊區絕不是最左的，絕不是流血最多的。晉冀魯豫地區土改也是村村死人。說晉綏邊區的土改是康生搞的，毛主席不知道，這怎麽能服人呢？晉綏邊區跟陝甘寧邊區隻有一河之隔，晉綏邊區的兩個人就是毛主席派出去的，一個是毛主席的大秘書，一個是毛主席的兒子毛岸英。
當時，《人民日報》在土改動員時曾經登有一個案例，說的是輝縣二區南平樂村。這個地方已經搞過好幾輪了，都認為搞得差不多了，但是還不夠，有幾家地主沒有鬥。最有意思的是說：“如經地（經營地主）張自如，人三口種地產量二一石，每人平均七石，比全村平均數多百分之五。”就認為這是非常嚴重的問題。經地丁國平，人九口，地五十一畝四，其實經地丁國平人均收入連平均都達不到，因為通過張自如的例子可以算出平均值，“但是他家的生活不錯，因為他有一個兒子是小學教師，兒子當教員，每月有一筆工資，兒媳婦戴著首飾，穿戴幹幹淨淨，整整齊齊”，這就認為是非常嚴重的問題。不斷地查、不斷地鬥，一定要鬥死人。每個村都建立了各項數字統計表，統計顯示了群眾打死人的數量和鬥爭果實分配表。鬥爭果實中土地是很少的。如河南這個土改點，全村兩千多畝土地中隻有161畝是勝利果實，也就是說有7.2%的土地被重新分配，可就在這個113戶的小村莊就有七個人被群眾打死。吳村6000多畝土地，隻有500多畝是鬥爭果實，但是這個村被打死20個人，其中地主14個，還有5個是特務，1個是惡霸，在這個鬥爭當中有18%的人逃亡了。
老區土改出現的逃亡是非常嚴重的，國共雙方都有統計數字，我在台灣看過國民黨方麵的統計數字，數字差不多，大約是20%。這場土改運動的結果是鬥死了2%的人，鬥跑了20%的人，這20%的人逃到國民黨那裏，大家想想會造成什麽樣後果？這些人就是我們經常談到的“還鄉團”。在國民黨稱他們為匪區難民，怎麽對待他們是非常頭疼的事。國民黨有人主張是武裝這批人，支持他們打回去，他們可以成為國軍的群眾基礎，可以提供各種情報等等。後來經過討論，這個計劃被否決了。國民黨覺得如果這樣做就得罪了80%的人，反而很糟糕。後來的結果證明國民黨很失策，不支持這20%的人，你就完全沒有任何社會基礎。但是如果支持這20%的人，你就和80%的人站在對立麵。國民黨最後沒有組織他們還鄉，讓他們自謀出路，結果這些人很多都是在國民黨統治區流離失所，其中有相當一部分人也變成了國民黨的反對勢力。
為什麽要搞得那麽血腥？農民也許不會為了幾畝地“拋頭顱灑熱血”，但如果共產黨的勝利他們可以得到好處，共產黨的失敗他們就會有生命危險，那當然他們就會容易被高度地動員起來。因此，一定要搞流血土改。流血土改搞到什麽地步呢？一個4075人的村子，鬥爭中打死了25人，其中隻有兩個人是地主，四個人是富農，其中有10個叫做惡霸中農，有9個叫惡霸貧農，全村被鬥爭的戶達到332戶，被鬥爭1201人，鬥爭中的積極分子862人，其中真積極分子271人。在打死5條人命後，這些半積極、假積極的人都交了投名狀，最後不得不變得真積極起來了。要讓大家拋頭顱灑熱血一個很重要的條件就是讓你沒有退路，有了投名狀就不怕發動不起來了。1947年4月，劉少奇到晉察冀中央分局講到，“要以複查為中心，動員黨政軍民的力量搞個徹底，所謂搞徹底就是要死一些人，搞徹底了，負擔重些，農民也甘心，擴兵也容易。”再三複查的意義並不在於再找一點土地，而是再流點血，一定要形成一種你死我活的氛圍，隻有這樣高強度動員才可以實現。
在土改中分的是誰的土地呢？一部分是地主土地，還有另外一個部分就是分掉農村中的族廟公產，把傳統農村中作為傳統認同象征的社區公有土地徹底消滅，實現百分之百的土地私有化。這樣土改以後的中國農村就變成百分之百的小農私有製。
1929年，俄國的布爾什維克在農村公社的基礎上搞集體農莊遇到了極大的阻力，要流血成河，付出慘重代價才把農民趕進集體農莊。但是在中國這樣“一小二私”，完全沒有集體主義的背景下，卻很容易從“一小二私”變成了“一大二公”。俄國1929年集體化的時候爆發了很多農民暴亂，僅僅伏爾加河中下遊地區就有70萬人，蘇聯出動了大量正規軍，出動了飛機、坦克，還出現了紅軍嘩變。但是，中國在集體化過程當中卻要平靜得多，為什麽會是這樣？因為土改中的你死我活，一個方麵提供了高強度動員機製，把組織資源高度的一元化；另一方麵，把傳統的鄉村認同一掃而空，使得鄉村社會徹底喪失了自主治理能力，以至於到了1960年出現餓死幾千萬人還基本維持平靜。
秦暉，原標題為《暴力土改的實質是逼農民納“投名狀”》。《文史參考》2012年第8期（4月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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