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將是中國文藝複興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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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將是中國文藝複興的年代”

作者： 南方周末特約撰稿 梁建強

最後更新：2012-10-15 08:57:45 來源：南方周末

饒宗頤認為，國學是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他憂心，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之下，許多知識分子過多地向外追逐馳騖，甚至不惜放棄本位文化。

踱步方桌前，滿頭銀發的饒宗頤揮毫潑墨，行雲流水間，四個蒼勁而又飄逸的大字“播芳六合”寫就。

“六合即為天地、世界。”饒宗頤收筆，位於杭州西湖畔的西泠印社柏堂中掌聲雷動。

創立於1904年的西泠印社，是海內外研究金石篆刻曆史最悠久、影響最大的專業學術團體，有著“天下第一名社”的美譽。吳昌碩、馬衡、張宗祥、沙孟海、趙樸初、啟功等文藝翹楚先後擔任社長。百餘年間，西泠印社名家輩出。

已邁入望百之年、與季羨林並稱“北季南饒”的饒宗頤，2011年歲末被推舉為第七任社長。2012年炎夏，他踏訪孤山社址，興之所至，欣然握筆題字。

那寄寓了厚重期許的四個字，亦是著作等身的他潛心治學曆程的真實寫照。

“無家可歸”

14歲那年，剛升入中學的饒宗頤迎來了學業生涯的轉捩點——退學。因為，學校教育已不能滿足他對於知識的渴求。這是一個頗需勇氣的決定，彼時，他才完成潮州城南小學的學業不久。

出身於廣東潮州一個儒商之家的他，自幼便開始誦讀經史、文賦、詩詞。名字饒宗頤，源於父親希望他能師法宋五子之首周敦頤。家中“天嘯樓”藏書數萬冊，天資聰穎的少年饒宗頤徜徉其間，盡享閱讀之樂趣。

兩位伯父嗜好收藏，存有眾多碑帖、拓本及畫作，更為他習書作畫創設了有利條件。學有所得的他盡顯少年老成，在與書界名流書信往來時絲毫不顯稚氣，許多人並不知曉，通信交流之人竟不足20歲。

少年時期的廣泛涉獵，為他奠定了堅實的學養基礎。1932年，父親因病溘然長逝。饒宗頤開始續編其尚未完成的《潮州藝文誌》。發表之後，《潮州藝文誌》填補了潮州藝文領域係統的著作實錄的空白，成為研究潮州曆代文獻的裏程碑式著作。

自此，潮學研究與饒宗頤結下不解之緣。

“假如不從地區做起，就沒有辦法寫成比較可靠而且可以傳之永久的全國性曆史。”多年之後，饒宗頤仍舊在倡導潮學研究，在他看來，國家的曆史研究應該從地區做起。他以外國的史學研究為例指出，大的題目研究完了，“地區的、個別的，甚至一個建築物都可作為博士論文的（研究）題目”。

潮學之外，饒宗頤在眾多領域皆有建樹。從垂髫稚童到耄耋之年，他跋涉在浩瀚的典籍之中，將文史哲藝融會貫通，研究範圍縱跨上古史、甲骨學、簡帛學、經學、禮樂學、宗教學、楚辭學、敦煌學、目錄學、古典文學及中國藝術史等十三大門類，出版專著七十餘本，發表學術論文五百餘篇。

有人詫異，為什麽他的學術研究遍及各個不同領域。饒宗頤解釋說，這是自己對中國文化的濃厚好奇心使然，“希望尋根究底”。

“研究人文的，就要通古今、通中外、通文化中的多個領域。”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鄭煒明博士還記得，饒宗頤曾在授課時提及，“文科不同於理科，過分強調專家、專門，可能就是不通的意思。我自己就‘無家可歸’。”

福地香港

香港是饒宗頤的福地。

1949年初，為了編寫《潮州誌》，饒宗頤赴香港查找資料。其間，因儒商方繼仁先生挽留，饒宗頤留居香港，潛心學術研究，直至1979年9月。

“香港是個避風港，有這麽幾年的安定，很重要。”饒宗頤常把香港比作建安時代的“荊州”，二者的共性在於，都為學術發展創造了相對安寧的條件。

這個開放而自由的港口城市，給予了饒宗頤足夠的包容，也成就了饒宗頤學術生涯的又一次蛻變。時任香港大學中文係主任林仰山慧眼識珠，不拘一格邀請饒宗頤赴港大任教。

借此機會，饒宗頤的研究視角得以進一步拓寬，亦有更多的機會與世界各地的學者開展交流。前往日本考證甲骨文，赴印度研究梵文，遠渡重洋去法國研究敦煌學……每到一處，饒宗頤都致力於開拓學術研究的新天地。

1956年，饒宗頤發表了《敦煌本老子想爾注校箋》，將藏於倫敦的這部反映早期天師道思想的典籍全文錄出，兼作箋證，闡明原始道教思想的源頭活水，引發了歐洲人對於道教研究的熱潮。法國巴黎大學的中國宗教學權威康德謨教授認識到了這本書的重要，將此書定為教材。“東學西漸”的曆程中，饒宗頤開風氣之先。

1962年，饒宗頤獲得被譽為西方漢學諾貝爾獎的法國儒蓮漢學獎。1993年，中學輟學的他獲法國索邦高等研究院榮譽人文科學博士學位，這是建院125年來索邦高等研究院首次將此授予華人。

“做學問同做藝術，都是一個苦心，要在苦中求樂。”饒宗頤擅長於將治學的辛勤轉化為樂趣。他在香港曾寫了一本名為《長洲集》的詩詞集，其中有82首 “和阮籍詠懷詩”。創作這些，僅僅用了5天時間。那時，他攜古琴一把，在長洲島上的一位朋友家小住，邊彈古琴邊寫作，怡然自得。“詩心和琴心是相通的”。

“香港為饒先生的學術研究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中山大學教授曾憲通接受南方周末記者采訪時說，饒宗頤無疑是幸運的，安定而寬鬆的環境，使他的學術研究達到了新的高度。

香港成就了饒宗頤，在這裏，他逐漸成為一名“百科全書式”學者，蜚聲國際。而同時期的國內許多學者，有些被迫離開了熟悉的工作崗位，有些則正在“五七幹校”中勞作。饒宗頤也成就了香港，有學者說：“香港有了饒宗頤，就不能說是文化沙漠。”

文藝複興

除了學術研究造詣深厚，以及在詩、書、琴、畫等方麵卓有成就，饒宗頤還精習法語、日語、德語、英語、印度語、伊拉克語等6國語言文字。通諳外語，為他提供了打開異域文化之門的鑰匙，他自如穿行於不同文化之間，博采眾長。

“近年來，國內出現各式各樣的大師，而我季羨林心目中的大師就是饒宗頤。”季羨林曾盛讚饒宗頤，“涉及範圍廣，使人往往有汪洋無涯涘之感，這在並世學人中並無第二人”。

但平日裏，饒宗頤卻對大師的稱謂敬辭不受。他笑言，“大師是佛教裏的稱謂，我又不是佛教徒。”

“國學”一詞，饒宗頤同樣較少提及，他更喜稱“華學”而非“國學”。在他看來，這是研究中華文明屹立於大地之上從未間斷的一個文化綜合體的學問，所以稱為華學更為確切。

他在國際上倡導“用中文撰寫研究中國學問的論文”，以免產生認知隔膜。1995年，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清華大學國際漢學研究所及泰國華僑崇聖大學中華文化研究院聯合主辦、饒宗頤擔任主編的大型國際性中文學報《華學》創刊，受到國際學術界的廣泛關注。

對待治學，饒宗頤始終精益求精。他的諸多研究成果，並不急於在完成後立即發表，而是細加論證、反複推敲。年方二十時，他便追根溯源寫出《郭子奇年譜》，因認為文中疑點尚存，不斷修正之後，時隔五十年才發表。

闊別內地三十年後，1979年9月，饒宗頤應中山大學之邀，赴廣州參加中國古文字研究會第二屆學術年會，此後與內地學者交流漸頻。翌年，在曾憲通教授等人的陪同下，曆時三個月踏訪了14個省市，參觀了33座博物館，接觸到了大量的考古文物資料。每行一處，皆有著述。

此後，饒宗頤的身影開始更多地出現在內地的學術活動之中。“世界五洲已曆其四，華夏九州已曆其七”。

饒宗頤的女婿、香港大學饒宗頤學術館藝術統籌部主任鄧偉雄博士介紹，近年來，隨著年事漸長，饒宗頤較少外出，社會活動亦隨之減少。

每天清晨6時許，饒宗頤在朝陽中起床，到樓下花園散步。而後，看書、治學，以閱讀尋世外桃源，以學術絕世間紛擾，致虛極，守靜篤。

但他亦並非埋首故紙堆中不聞窗外之事。新的學術動態、文物出土等信息他依舊十分關注。

望百之年，饒宗頤仍在筆耕不輟。在他心底，始終常存著一個關於中國的“新經學”之夢。

他說，經書是國人的文化精華和寶庫，蘊含著先哲道德關懷與睿智的核心精義。然而，在外來文化的衝擊之下，許多知識分子過多地向外追逐馳騖，甚至不惜放棄本位文化。此種境況下，推陳出新重建經學，帶動中國傳統文化研究，意義重大。他篤信：二十一世紀將是中國踏上“文藝複興”的時代。“我們不要辜負地下的寶物和考古學家的恩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