習仲勳踏勘偷渡現場一語“變天” (轉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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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仲勳踏勘偷渡現場一語“變天”

——《“帝師”習仲勳》節選（四）

舒伯良

1978年，廣東沿海暴發偸渡風潮，數以萬計的農民偸渡逃往香港，不少村子能跑的青壯年悉數逃光，村落隻剩下老弱婦孺。那是文革結束不久，那個短命的“華國鋒時代”還在推行“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為綱”那一套。因此對“偷渡”的定性還是按“敵我矛盾”，偷渡被稱“下海投敵”，“資本主義複辟變天”……因此各地均采用極端措施予以製止——包括攔截、射殺、抓捕、關押，各種殘忍手段無所不用其極。頓時海上漂浮屍體，監獄關滿“逃犯”，萬戶蕭疏，沿海一片肅殺的恐怖氣氛。

當時的海關，也是一道“柏林牆”。

然而即便如此嚴禁，還是不能阻止農民外逃，偸渡者仍如飛蛾撲火絡繹不絕。更具諷剌意味的是，其中一些“反偸渡”的“積極分子”，包括一些黨員幹部，表麵上信誓旦旦要“跟黨走社會主義道路”、“同仇敵愾”反偸渡，暗地裏自已也在謀劃搞偸渡。因而出現了“偸渡犯抓不勝抓、階級敵人屢抓不絕”的怪現象。

七月酷暑的一天，到廣東主政不久的習仲勳，聞訊來到偷渡現象最為嚴重的寶安縣考察。

在中英街，他看到香港那邊車水馬龍非常繁榮，而寶安這邊破破爛爛冷落蕭條。……感性讓他很快就作出判斷：群眾外逃的根本的原因是民不聊生，是貧困！怎麽能把“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這麽大的政治帽子往普通農民頭上扣呢？一個農民怎麽會去下海投敵？再說了，他們很多人不識字，有的連普通話都不會講，“敵人”能要他麽？

習仲勳是一個用實際生活來思考社會現象的政治家。

他邊走邊看，當即就向陪同考察的地、縣領導人指出：“反偷渡”的根本辦法是發展經濟，把群眾生活搞上去。

當他聽說政策上有許多所謂“兩條道路鬥爭和限製資本主義發展”的條條框框，有許多這也“不能搞”那也“不能搞”政策規定，他說“隻要能把生產搞上去，就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他竟然把考察當作“現場辦公”，對中共寶安縣委提出“小額貿易、過境耕作”等政策許可請示，當場予以拍板“同意”，並再次強調“說幹說幹，不要先去反他什麽主義。”

——這句現在聽來很平常的話，在當時可是對中央方針的大不敬。中央說要“以階級鬥爭、兩條道路鬥爭為綱”，他卻說 “不要先去理那一套”。針對地方領導的思想顧慮，習仲勳表態：各地發生偷渡風潮的“（政治）責任由省委來負”；同時他把群眾的偸渡行為明確定性為“生活目的，經濟原因”；要求各級領導放下了包袱，把精力集中到經濟建設上來。

後來，針對各地關押偷渡人員“看守所人滿為患”的問題，習仲勳指示“對偸渡群眾一律按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並強調“不能把他們當敵人，要把他們統統放走！”……

要把“偷渡犯”當“人民”放走。——不知習仲勳當時是否意識到：他屬下的這些打著“人民”招牌的地方政權，實質上早已蛻變為與“人民”為敵的政權了。他們要把成千上萬逃離苦海的“人民”重新抓捕回來重新加以禁錮和奴役，習仲勳卻要他們把逃脫的“敵人”從拘留所裏“統統放走”，不就意味著他治下的廣東要“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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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人民網 http://history.people.com.cn/GB/205396/14691428.html

中國的改革開放的確是同這些逃港的農民很有關的，為什麽這樣說呢？

　　改革開放前，全國每年隻允許50個人去香港，分到寶安縣，連一個名額都沒有，但寶安縣至少有20萬人的親人在香港。有的是父母，有的是丈夫、兒女。所以老百姓就隻有“逃”

　　當地的縣委，就隻好搞一些“土政策”，劃出十四個公社的範圍，允許老百姓去香港做些生意，也允許逃過港的人帶物資回來，並允許他們回來辦工廠，解決農民就業的問題。

　　60年代，逃港者回鄉主要是帶食品，豬油、麵粉這些生活必需品，後來慢慢地開始帶回來糖果、時裝、香煙，能夠提高生活品質的東西。到了70年代末，“忽如一夜春風來，千樹萬樹梨花開”，在香港已經成為小老板的逃港者，紛紛回到寶安來開辦來料加工廠，比如膠花廠，把塑料的葉、花瓣，一片片地成箱從香港運過來，再用這邊便宜的人工，把它們組裝成花束。

　　這些由逃港者們帶過來的小型企業，你說是工廠也行，說是車間也行，就是內地“引進”的第一批外資。就是說，在1978年12月安徽省的小崗村農民要求“包產到戶”之前，寶安縣的農民早已經在搞“引進外資”辦三來一補企業和養雞養鴨養魚出口香港了。這樣，生活改善了，老百姓也不往香港跑了。這就是特區的先聲！

　　寶安縣的這些“對外開放”的土政策，60年代得到了陶鑄的支持，70年代得到習仲勳的支持。1978年的7月，習仲勳來到了寶安縣的中英街，觀摩這些由逃港者辦起來的膠花工廠，這時的膠花廠已經在使用工繳費、計件工資這樣的勞動付酬方式了。帶他去的是“冒險”在寶安縣搞改革開放“土政策”的縣委書記方苞，習仲勳不但沒有批評方苞，還肯定和支持了寶安縣委大膽搞起來的“土政策”，並叫方苞打報告交省委討論。1979年3月，廣東省委正式以《關於發展邊防經濟的若幹規定》批準了寶安縣的做法。後來，習仲勳去北京向鄧小平匯報工作，才決定在寶安縣創辦深圳經濟特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