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知道的“聯動”六衝公安部
－－作者：馬小岡
馬小岡：原北航附中67屆高二生
在某些人撰寫的文革稗史中，描述了北京“聯動”曾六衝公安部，此被視為“聯動”最無法無天的罪行。其中描述的首次，是說在1966年12月26日，兩名北航附中的“聯動”成員因為偷竊摩托車被“北航紅旗”當場抓住，“聯動”為解救“落難弟兄”，在北展劇場首次聚會的當晚即首衝公安部；其後又連衝五次，最後公安部長謝富治一聲號令，“聯動”終釀滅頂之災。
曆史就像“古董”，贗品太多。據我所知，坊間流傳的“六衝”之說不足信。特別是首衝，與事實有較大出入：第一，時間有誤。事實上“一衝”是在1966年12月16日，即在“聯動”首次大規模聚會之前10天。第二，對象有誤。“北航附中紅衛兵”確實有人偷了摩托車，但事出有因，且“北航紅旗”所抓的兩人均不是偷車人。第三，原委有誤。“一衝公安部”的真實起因源於一場大規模武鬥；其後幾衝則是“一衝”的延續。
“六衝”的最初版本源自1967年蒯大富(清華大學造反派頭頭)麾下的《井岡山》戰報，其後被轉抄演繹，逐漸在坊間廣泛流傳和引用，至今難聞不同聲音。四十餘年過去了，作為當事人之一，我覺得有義務對事件的原委和經過做一些追述，以便後人對那段曆史尋找佐證。
一、時代背景和武鬥雙方的結怨過程
北航附中在海澱區學院路的北京航空學院（現北京航空航天大學）校園西南角。那時附中與大學園區僅隔一道鐵絲網，沒有圍牆。附中的體育課和運動會基本都在大學的大操場進行；而附中同學流連忘返的地方常是大學校園的飛機停機坪。那是一個心存理想，放眼世界的時代，許多年輕人立誌改變祖國落後的航空麵貌，紛紛報考北航和北航附中，於是北航和附中的生源驟增，自然也就提高了入學標準。當時北航為了保護被打成右派的一批青年教師，把他們安排到附中教授代數、幾何、物理、化學等，附中的師資力量甚至超過了海澱區的101中學及城裏的一批名牌老校。1964年我剛入學時看見校園裏到處是“歡迎你，未來的工程師”一類的標語，那時走又紅又專的道路，獻身祖國航空事業的氛圍非常濃厚。由於涉及國防科技，北航以及北工（今北京理工大學）校門沒有校牌，學生不戴校徽，附中也按此規矩行事。
那也是一個政治掛帥，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時代。除了學校安排的政治活動以外，一些幹部子女比較多的學校往往自發形成一些小團體，大家時常湊在一起分析形勢，縱論天下，例如議論流傳的毛主席與毛遠新的談話等內部資料，這其實就是後來“紅衛兵”的雛形，活動方式則采用“桃園經驗”的紮根串聯組織“階級隊伍”。因在海澱轄區內的大學附中基本都是住校，與城裏走讀的四、六、八中類似的小團體相比，附中的學生朝夕相處，凝聚力更顯強勁。
1966年6月文革發動初始，因為國內形勢發生巨大變化，我們的小團體活動增加了。6月8日當清華附中紅衛兵受到圍攻時，尚沒有正式打出“北航附中紅衛兵”旗號但已初顯組織能力的一大批同學趕到清華附中聲援，我們隨時能夠調動起來的強大能量讓進校的第一個工作組（由團中央派出）十分吃驚。這支以階級鬥爭理論與桃園經驗為指導的工作組，竟然把用同樣理論武裝起來的我們這個團體當成了整肅對象。6月14日召開的全校大會上，在工作組的安排和支持下，個別教職員工煽動說：“咱們學校有個裴多菲俱樂部，他們經常進行非法活動，他們眼睛是紅的，要殺人……”。此言一出全場大嘩。高三的嶽小東挺身而出憤然反駁，陳昆崗、丁林生、張誌平、劉平東等眾多同學紛紛站到了他的身邊，從那一天起形勢迅速逆轉，該工作組在無可奈何中撤出了附中。
“北航附中紅衛兵”就此成立，且聲名大噪。當時北航的賴瑞瑞找到我校劉會遠，要求加入附中紅衛兵。劉會遠表示願意幫助他們成立大學紅衛兵組織，並向其提供了一些文件，於是附中與北航的文革運動有了比較密切的聯係。
時值文革初起，無論是附中還是北航，校園秩序幾乎處於無政府狀態。有一次參加全市大型活動需要成立一支糾察隊，在北航拒絕派車的情況下，附中紅衛兵采取“革命行動”撬開體育場的看台大門，搶了幾輛存放在車庫裏的摩托車；其後北航紅衛兵派了原校體工隊的王向當教練，此事在附中幾乎盡人皆知，但也為日後的“一衝公安部”埋下了伏筆。
“北航附中紅衛兵”最初與大學的造反派組織“北航紅旗”尚無糾葛。運動發展到1966年11月，“北航附中紅衛兵”因與北航紅衛兵的“八一縱隊”在反對中央文革方麵觀點一致；而以韓愛晶為首的“北航紅旗”在中央文革的鼎力支持下掌控北航大權並殘酷打壓“八一縱隊”，強迫賴瑞瑞（建材部長賴際發之子）、孫倩玲（交通部長孫大光之女）等人身背“現行反革命分子”的牌子在附中北側的必經之地“勞動改造”，以此向附中紅衛兵施壓；又以掌權者身份強行收繳了由我們控製的摩托車，而且大力扶持我們的對立派“北航附中紅旗”，插手附中內鬥，這冤家自然就結下了，從此雙方勢不兩立。盡管“北航紅旗”位勢居高，但“北航附中紅衛兵”並不服氣。
二、還原四十六年前的場景
1966年12月16日，“反革命分子伊林·滌西”（伊林·滌西為化名，此兩人因對林彪提出質疑於12月20日被捕）被拉到北京林學院（現北京林業大學）批鬥，“北航紅旗”開著校體工隊的摩托車去站腳助威，被前去聲援林院附中紅衛兵的我校陳昆崗（老高三，紅衛兵頭頭之一）和葉文毅（老高一，紅衛兵鷹派）等人發現，出於對“伊林·滌西”的同情和對“北航紅旗”的反感，葉文毅故意搗亂從林院把“北航紅旗”的捷式“佳瓦”摩托車偷走。陳昆崗覺得在人家地盤上惹事不妥，曾竭力勸阻，但未成功。
1966年本人在北航附中上高二。高中男生往往好勇尚武，杠鈴和拳套是本人的最愛，當時練就得肌肉發達孔武有力，被人戲稱為北航附中紅衛兵“八大金剛”之一。就在12月16日當天下午，我和李冀安、葉文毅、黃建新等人正在樓前空地上練杠鈴，忽見來了5位“北航紅旗”的人（4男1女）言稱來找摩托車並欲直接進樓搜尋，因對“北航紅旗”沒有好感並覺得對方擅闖宿舍樓，我們與對方先是發生口角，其後對方一高個男子出言不遜，被李冀安一拳擊中腹部，此人當場倒地，5人遂迅速撤離。約20分鍾後，北航廣播站傳出緊急集合的呼叫聲，因估計不妙，我和葉文毅便急忙跑到教學樓踹開體育器械室的房門搶出一些體操棒和鉛球，隨後大夥把宿舍樓道用雙人床堵塞，我方留校的約15位男女同學則全部撤到3樓。當時1樓的電話突然斷線，李冀安便在被圍之前騎車到八一學校和石油附中告急；嶽小東則到清華附中告急。我們剛剛準備完畢，就見從教學樓東側校門闖進黑壓壓一大群人迅即將我宿舍樓團團圍住，人數將近三百人之眾，為首者即“北航紅旗”的二把手井崗山（人名）。圍樓者中似乎有外地赴“北航紅旗”串聯的人馬，他們二話不說上來就用磚石將1、2樓的玻璃全部打碎，其武鬥手段老辣嫻熟。盡管他們把宿舍樓圍了個密不透風，然而因發現我們有所準備而無人敢直接進樓。我們將3樓窗戶全部打開以免玻璃飛濺傷人，下麵的磚頭石塊則不斷飛進來，我們一邊躲閃，一邊還擊。我在3樓309房間冒著不斷飛來的石塊探出身子用照相機拍照，樓下的人群迅速閃開（以為我手裏有什麽神秘武器），我感覺他們人雖多卻無心硬攻，便與各位同伴商定，死守待援。雙方就這樣僵持著。“北航紅旗”雖然二十倍於我方人員，但如果不是後來發生的事情，我認定他們占不到什麽便宜。沒想到大約半個小時後，陳昆崗突然說：“我下去和他們談談……”我一把沒拉住，這家夥竟從塞滿床的樓梯空隙中鑽下樓去了！（當時我就罵這廝，都什麽時候了還那麽紳士！）結果還用說嗎？沒人上前與他握手，眾人一擁而上拳腳相加，頓時將陳昆崗胳膊扭脫臼，又像捆豬崽一般將他綁了個結實拖地就跑。我等明知寡不敵眾，但為了救他隻能衝下樓去，黃建新剛剛衝出門口，就被對方用大塊爐渣拍在頭上，鮮血頓時蓋住了半邊臉；王青掄著體操棒狂呼著衝進人群，可沒幾下就已力竭，登時被人家按倒在地並被四腳朝天強行拖走，葉文毅撲到王青身上奮力相救，但敵不過“北航紅旗”人多勢眾，陳昆崗和王青兩人最終被他們抓走了。
這就是坊間傳說的“當場抓住”的兩個“偷車賊”。其實陳昆崗和王青與偷車毫不沾邊，但因陳昆崗是我們的頭頭，“北航紅旗”就是衝著他來的；而王青拚命過猛又身材瘦小，方便了人家拿住做了陪綁，實乃冤枉也！井崗山見我狂吼著直接奔他而去，指著我說：“我知道你能打架，我不理你……”他身邊的人迅即將我圍成半扇，但卻無人靠近。女生鍾錦屏也衝進人群與他們撕打，董偃琴等其他幾位女生則手挽手站在宿舍樓門口，欲堵住他們進樓再去打砸搶……順便提示一下：“北航紅旗”抓走陳昆崗和王青並非因為他們“偷車”，要借機狠狠教訓“北航附中紅衛兵”才是他們的真實目的，摩托車隻不過是個由頭。井崗山見任務已經完成，便指揮隊伍迅速撤離。約半小時後，石油附中紅衛兵“赤飆”戰鬥隊的蔡東北、甘朝生、張小光等約計二、三十人趕到，可武鬥已經結束。
這其中有一個陰差陽錯的細節。當時我們並不知道“北航紅旗”把陳昆崗和王青弄到什麽地方去了，石油附中蔡東北等直接到北航要人，他們聽說已將陳昆崗和王青送往公安部，於是乎二、三十輛自行車便風風火火直奔了長安街。其實“北航紅旗”當時先把陳昆崗和王青押到北航主樓過堂審訊，然後扭送到五道口派出所，但派出所認定這是群眾打派仗，拒收；於是“北航紅旗”才分乘兩輛卡車把人扭送公安部，這也就是“老兵”（即老紅衛兵，一般指毛主席1966年8月18日在天安門首次檢閱紅衛兵之前成立的組織）的自行車輪子能夠追上他們汽車輪子的原因。
正當“北航紅旗”在接待室交涉時，石油附中蔡東北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也趕到公安部北門前，此時大約在下午4、5點鍾。他們發現了正押在卡車上的陳昆崗和王青，大夥隨即一擁而上，“北航紅旗”眼睜睜看著“老兵”把人搶走了，那一刻“北航紅旗”的人雖占多數，但他們看見眼前的洶洶氣勢，竟然沒敢爭奪。師大女附中的鄭中偉等“紅衛兵16縱隊”的人即時趕到，遂迅速將陳昆崗塞進一輛小車裏接走，王青則暫時返回距公安部不遠的紅霞公寓家中。
當時公安部尚未接受“北航紅旗”的捕人要求，在公安部北門外“劫車”成功後，事情本該結束了，但卻橫生枝節。因為在爭搶的同時，得到消息的各路“老兵”已逐漸匯集到公安部北門，一部分人與“北航紅旗”的人發生爭執，公安部的接待人員看見局麵幾乎失控，便向“老兵”提出派代表向於桑副部長說明情況，於是石油附中蔡東北、甘朝生、張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請”進接待室，“北航紅旗”的人則悄然撤退了。在接待室內大夥剛和於桑副部長談了沒幾句，穿著軍大衣的常務副部長李震突然出現在接待室並厲聲說：“吵什麽！把他們全抓起來！”於是這群被“請”進去的“老兵”先被押到公安部大禮堂，緊接著就被一群警察抓捕並戴上手銬，由警車送到陶然亭半步橋某監獄監禁。後來蔡東北調侃說：“如果那就叫一衝，我們是被他們請去衝的。”
從學院路的北航附中到天安門廣場東側的公安部，路程約有14公裏，騎車需要一個多小時。我們後期趕來的同伴並不知道前麵的人已經把陳昆崗和王青搶走了，而後期的自行車隊伍卻在不斷擴大，那個年頭雖沒手機但處於青春躁動期的紅衛兵一呼百應，中途相識的不相識的紛紛入列，甚至在馬路對麵騎車的人也調過頭來湊熱鬧，於是乎上千人的自行車洪流直接湧向了公安部。
到了晚上7、8點鍾，天色已黑，但聚集在公安部北門前的人群仍在不斷增加。當人們得知蔡東北、甘朝生、張小光和王洪等人也被抓了，“老兵”們更是群情激憤地狂呼：“放人！”公安部對此突發事件不知如何處理，於是幹脆不予理睬，結果反而使矛盾升溫，人群開始騷動，一部份人便順勢衝進公安部內。此後公安部緊急調派解放軍戰士組成人牆，封鎖北大門，把人群分割成了內外兩部分。而門外的人群又分成了“文”、“武”兩撥，“文”的部分有我校嶽小東、清華附中卜大華、張小賓、宋柏林以及人大附中楊小平等共計9人到北門東側的一座小灰樓的2樓與在場的公安部副部長於桑等11名幹部據理力爭，此時公安部已經知道“北航紅旗”抓了人，但言稱中央文革支持左派；卜大華則指稱公安部下放專政權力，此舉毫無道理而且會造成天下大亂。對方漸感理屈，於是隻好“打太極拳”，“談判”整整進行了一夜，始終沒有結果。當嶽小東、卜大華等人離開公安部已是黎明時分，當時天降小雪；而“武”的部分則徹夜在北門抗議和喧鬧……。隨著時間拖延，誤解開始發酵，分割在裏麵的人饑渴難耐打算出去，但受解放軍戰士人牆阻擋根本出不去；外麵的人以為裏麵的人也象蔡東北他們一樣被扣押，於是口號聲此伏彼起一浪高過一浪，一時間鬧得雞飛狗跳不可開交。為了支援裏麵的同伴，我們有人又騎車返回學校，掏出所有飯票求食堂大師傅給了一笸籮饅頭，然後由李森和穀永勝硬是蹬著一輛平板三輪車從北航附中騎行兩個多小時送到公安部門口，由眾人舉著笸籮將饅頭越過人牆傳進裏麵。但是人多饅頭少不夠吃，在裏麵的鍾錦屏等人衝進公安部食堂，發現那裏居然有粉腸（那時的粉腸算是奢侈品），於是眾人開了一次洋葷。
有意思的是，人群中有“首都三司”的人馬——侯×華（此人後來成為著名小品演員）等二、三十人在公安部南門外與我校女生任敏敏等紅衛兵相遇，侯×華上前逼問任敏敏：“你們帶刀了沒有？帶了就交出來！”任敏敏回敬說：“你敢搜身？我有把指甲刀，你要嗎？”於是雙方發生激烈口角，這就可以解釋為什麽清華《井岡山》戰報有了一個“六衝”的“原創”。
事情一直鬧了一通宵，公安部始終不作答複，無論是圍堵的紅衛兵還是阻攔的解放軍戰士都已人困馬乏力不能支，可能公安部的頭頭覺得差不多見好就收，於是撤走“人牆”，眾人隨即逐漸散去。
陳昆崗和王青被營救之後藏進北京八一學校。這裏說明一下：因八一學校離我校不遠，而我校的許多同學都畢業於該校，八一學校紅衛兵組織也由我校劉會遠的弟弟劉曆遠、李森的弟弟李旦生領導，因此兩校關係非常密切。約一周後，王青耐不住寂寞，從“八一”溜回我校看望大夥，被我們的對立派“北航附中紅旗”發現，王青在返回“八一”到海澱鎮上去買燒餅時，被跟蹤而來的“北航紅旗”再次抓捕；12月24日夜裏2時，“北航紅旗”的大批人馬在北京衛戍區的協助下，大肆查抄八一學校。因“八一”的中、小學生在堅守的樓房正門做了工事（用各種家具堵住了通道），大學生的造反派們乘李莎莎（政治局委員，副總理李富春的外孫子）年幼貪睡，從他的房間越窗而入，繞過了值班人員防守的工事，把陳昆崗逮了個正著；同時把正在睡夢中的李旦生等八一學校的其他中學生也一並抓走，然後將整個八一學校作為“聯動據點”給“查封”了，其後即在該校舉辦了所謂的《聯動罪行展覽》。“北航紅旗”如此興師動眾的抓捕行動，如果沒有得到公安部長謝富治和中央文革的指使，是不可想象的。
陳昆崗和王青等人被關進北京陶然亭半步橋某監獄共計22天，1967年1月被釋放。蔡東北、甘朝生、張小光和王洪等人被關押10天，由警察送回家中。當時陳昆崗和王青曾問過警方：“我們是什麽罪名？”回答倒也幹脆：“不知道。”
自12月16日北航附中的陳昆崗、王青被抓與被救；石油附中蔡東北、甘朝生、張小光和人大附中王洪等人被捕入獄；以及陳昆崗和王青又於12月24日被“北航紅旗”再次抓捕，北京城的“老兵”立即作出公安部公然偏袒“北航紅旗”的判斷，於是被中央文革打壓的怨氣終於按捺不住，12月26日“聯動”首次大規模聚會即在這樣的背景下召開。那時由北京老紅衛兵組成的“聯動”已經毫不掩飾地將矛頭直指江青和中央文革，比11月“北航八一縱隊”質問中央文革僅支持“三司”，打壓其他群眾組織的言論，更顯出了露骨的“反革命”立場；公安機關隨即與“三司”攜手有計劃地抓捕“聯動份子”，此舉必然引發“老兵”更加激烈的反彈。至於具體有幾衝，因為其他幾次本人沒有全部到場，故不宜隨意評說。但除了“一衝”以外，一些坊間描述的第二、三、四、五次明顯帶有分拆拚湊之嫌；而描述第六次“有10萬北京市民奮起保衛公安部”，此說太過離譜，故稗史坊間所謂的“六衝”之說沒有可信版本。
我和我校楊鬆林等人曾在1967年1月初再赴公安部參加抗議活動，但那是第幾次，如今已無法確認；另據我校丁林生回憶，“聯動”12月26日首次聚會之後確實有過幾次“老兵”到天安門廣場和公安部門前的示威行動，同時人群中也混雜大量的“三司”成員，他們與“老兵”呼喊同樣的“反動”口號以達到混淆視聽之目的，但最終被“老兵”識破，雙方爆發過肢體衝突。
當時與陳昆崗和王青同時關押的除了蔡東北、甘朝生、張小光、王洪等人以外，還有董良翮（國家副主席董必武之子）、孔丹（中央調查部部長孔原之子）、李明清（政治局委員、西南局第一書記李井泉之子）等人。後來李明清被“北航紅旗”吊在單杠上以酷刑折磨致死，隻因為李明清是北航紅衛兵“八一縱隊”的成員。1973年北京市公安局逮捕了兩名凶手並報告李井泉，但因“北航紅旗”是輪番上陣毒打，分不清楚李明清最後死於誰手，李井泉表示不追究他們的責任。打死李明清後不久，“北航紅旗”在中央文革的授意下又以“刺刀見紅”的惡劣手段將彭德懷的兩根肋骨打斷，又將陪鬥的張聞天頭部打傷，可見他們的肆無忌憚具有多麽足的底氣。
如果那年頭我們也尋一個理由把“北航紅旗”的頭頭抓起來扭送公安部，一定被認為是異想天開的事情；但是反過來卻可以——“北航紅旗”作為一個造反派的群眾組織行使專政手段，把兩個根本沒有偷車的“賊”扭送到公安局關押了22天；又混淆視聽把這件事情的真相隱瞞了四十餘年，這就不厚道了。
縱觀“一衝”可分為五步：結怨——武鬥——搶人——衝擊——逮捕。此應為文革當中老紅衛兵“一衝公安部”的完整版本。倘若有人能有根有據地拿出與此有別的不同版本，我無話可說；倘若沒有，我則更不用再多說什麽了。曆史有戲說和信史，若隻有當年掌權者的一種聲音，顯然是不正常的，也是不客觀的。上述回憶是我與一些親曆者核對後做的整理，也許會有錯漏，但大體不差。
“鬧劇”中的兩位“偷車賊”今都安在：陳昆崗現任中國××工業協會秘書長；王青現任北京××醫院主任醫師。前些年我還問過陳昆崗，當時哪根筋搭錯鑽下樓去了？他說真的是想去談判，沒想到對方那麽不講禮數。
三、對曆史的評說
在那樣一個大動蕩的時代，幾乎每個人都被迫重新審視自己的理想和命運。“老兵”一代經過文革初期的狂熱和迷茫後，他們發覺“四人幫”以倒行逆施的方式在徹底顛覆人們往日的希望和追求時，他們如同父輩那樣以不懼生死的氣概，義無反顧地站到了“四人幫”的對立麵，這就是老紅衛兵們在那個時代關口的一種覺醒狀態，他們甚至在獄中高唱“砍頭不要緊，隻要主義真。殺了我一個，自有後來人。”那種不屈精神儼然帶有濃厚的先驅者的理想主義色彩。
從表麵看，“一衝公安部”帶有偶然性，但其背後蘊含著深刻的曆史必然。“北航紅旗”倚仗中央文革的支持，在當時的強勢地位幾乎無人敢於挑戰，但他們沒想到事情並不那麽簡單。他們的捕人舉動點燃了“老兵”心中積鬱已久的怒火，全城相識和不相識的那麽一大批青少年們能在數小時內就聚到天安門廣場的公安部門前，並借勢在其後的一段日子裏又數度衝擊公安部，其根本原因是大家對“四人幫”那一套已經到了忍無可忍的地步。“六衝”是文革當中“老兵”或曰“聯動”對“四人幫”的最早和規模最大的群體抗爭，對這個“偶發”事件的是非功過不管時人如何評說，我認為其實質就在於，那是一代心懷革命理想主義的年輕人對文革發動者的反叛。
我以為，古今中外的曆史事件，指望群體參與者十分理性地指導和約束自己的行徑是不現實的，判斷曆史事件的合理與否應該看其核心價值取向和是否代表時代潮流的先鋒性。在那個時代，“老兵”或曰“聯動”率先挑戰中央文革倒行逆施的行為是應該得到肯定的；“北航紅旗”以及以清華井岡山為首的“三司”為虎作倀是需要反省的。時人應該看到，否定文革也就否定了受中央文革支持的造反派組織的所作所為，有相當一部分文革的掌權者、受益者心裏很不舒服。並且最高層裏有人在文革當中不那麽清白，他們以種種理由阻斷對文革的批判。有了這樣的呼應，我們即可從一些人對文革描述的字裏行間讀出他們不想懺悔的心思。
如今一些人重拾陳腐偏狹的派性思維，毫不掩飾地轉發和引用當年“三司”對“老兵”或曰“聯動”妖魔化的文章，津津樂道於文革式的攻擊語言，甚至不惜沿用階級鬥爭的“後血統”觀念挑唆世人敵視當年的幹部子女，使這幕悲劇持續上演著四十餘年。盡管“老兵”們保持理性沉默且沒人拿“黑五類”作為回敬，但這畢竟不公平。更有甚者則別有用心地把當今貪腐的利益集團與當年打江山的革命先輩混為一談，以達到徹底推翻共產黨執政的合法性，這種輿論造勢必須警惕。
在許多人眼中“聯動”過去和今天都是一種惡名。記得當兵時，有一天中隊教導員突然問我：“聽說你參加過聯動？”我不清楚他的詢問緣自何方，可我矢口否認，最後不了了之；但我校丁林生就沒那麽幸運了，他先是被“附中紅旗”的孫×ד陪同”前往公安部“自首”（其時“附中紅旗”已有軍宣隊支持並在北航附中掌權），其後又有“附中紅旗”的侯××、左××、秦××等3人聯名告發丁林生“參加過反動組織聯動，是反對中央文革的反革命分子”，結果丁林生被所在部隊審查整治了5年，此事影響了他的一生；石油附中的蔡東北也因身背“聯動”惡名被所在部隊關押2年……這樣的事情不是個案，因為篇幅所限，這裏不再贅述。
兩年前，我們借春節之機與同班的“附中紅旗”同學聚會，大家“相逢一笑泯恩仇”。當年的弱冠少年如今已是鬢發飛霜，我們刻意營造“逢人不說人間事，便是人間無事人”的氣氛，其實內心都存有幾分沉重。要說青春無悔，那肯定是假話。文革10年我們風華正茂，卻在動蕩惶恐中茫然度過。原來好端端的中學同窗隻因觀點分歧，對立成派竟鬧到心存嫌隙幾乎終生難以彌合的地步，足見文革對人的傷害有多麽深重。
經過文革血與火的“洗禮”，我們對群眾鬥群眾深惡痛絕，但願能以我們的犧牲換來後人的覺醒。而今青年人多有不斷翻新的時尚個性，卻少了些紅衛兵一代的血性激情；如果當年“老三屆”追求崇高理想的精神能夠傳承下來，那麽今天的社會風貌將會含有更多的高尚因素。正是因為經曆了太多的磨難，“老三屆”這一代人在思想上的成熟反而造成其邊緣化的存在，這種現象將留給後人去細細思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