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浩然：蘇聯東歐讓我醒了，可惜無可挽救的晚了！
作者：馬進 ..時間：2012-4-6 7:36:43 熱 薦
【發表評論】【加入收藏】【告訴好友】【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浩然：蘇聯東歐讓我醒了，可惜無可挽救的晚了！
馬進
我和浩然老師，從上世紀70年代初，替東村鄉親代筆給他寫信開始，應該說有三十幾年的人生交往。在昌樂文化圈裏，都公認浩然給過我許多關愛，摯交深厚，可謂心照不宣，無話不談。記得一次文友聚會，同樣和浩然關係十分密切的縣作協主席郭建華給我出過一個題目，說浩然與你私交最深，你可以“浩然對我說過的私房話”為題，寫篇回憶文章，會挺感人的。
其實，所謂的私房話，我領會就是浩然對我說過的心裏話。凡和浩然接觸過的，都知道他待人非常坦誠實在，說話不像官場上的人那樣善言會道，不粉飾，也不“設防”，和人盡說些掏心掏肺的話。隻因我與他接觸較多，他來昌陪他多，去北京三河看他多，自然他對我說過的心裏話也多。當然，也有些心裏話是單獨對我講的，譬如他來昌所接觸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縣市領導，他都有評價和看法，也總是願意悄悄地跟我耳語幾句。這些話我想他不會輕易對別人說的。他所以對我說，是知道我走不了話，絕對相信我。
歲月鑒真情。在我的書櫥裏，存放著他親筆簽名的整套著作，存放著他四十餘封親筆來信，一些題字和一整冊與他的合影照片。見物思人，我常常想到，他，一個全國著名作家，生前和我一個最基層的業餘作者，是何原因竟保持了三十幾年交往而沒有間斷？我想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沾了東村鄉親們的光。眾所周知，浩然把昌樂視為他自己藝術生命的第二故鄉，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與昌樂的鄉親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段不解之緣，也成就了浩然，讓他創作出了《豔陽天》這部文學巨著。浩然是個感恩知報的人，他感恩昌樂這片大地，感恩東村鄉親。他又是個極重感情的人，雖身在北京，但心中常常思念遠在山東昌樂的鄉親們，尤其牽掛那些當年給他過關愛的鄉親們，如“馬老四”田敬元一家，老房東田敬富一家，鋼蛋一家，老隊長田敬芳一家，李福德、劉墨蘭一家，吳國瑞、田敬蘭一家，還有那些當年生活在貧困線上的鄉親們。
也算是緣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因在城關公社黨委做秘書工作，也曾兼任東山片片長，駐村蹲點就在東村，所以對這些老鄉親知根知底。他們也同樣想念著當年與他們同甘共苦過的“老支書”梁浩然。於是，就讓我代筆替他們給浩然寫信，浩然接信後也都一一回信，這樣書信不斷，直到1983年9月，他第二次來昌探訪鄉親為止。記得我們頭次見麵，當他得知鄉親們給他的那些來信，大多是我代筆寫的後，便立即起身到我跟前，雙手緊握我的手，激動地說：“原來代筆寫信的馬進就是你啊！”然後熱情地拉著我的手，讓我坐到他跟前。我分明看到，他對著我的眼眸裏，閃爍著一種感激的目光，彼此間的距離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許多，一種一見如故的感情，也油然萌生在我的心頭。從那以後，浩然來信或來電話，直言不諱地托我一項任務，讓我擔當他與東村鄉親的聯係人。從此，我也樂此不疲地成為了他們之間的“聯絡員”，直到他離世。
另一原因，我想也許就是文友郭建華為我作的《流年碎影》序言中所說：“個中原因，除了馬進對浩然的崇敬，和浩然的平易與真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性情上的相投。他們有非常近似的不幸的童年和少年。”忘記是第幾次去京看望浩然，隻記得那次我是陪同文化局時任領導韓恩榮、郭建華通過浩然去見高占祥爭取文化大樓資金。當司機趙顯東開車拉著我們一行，從通縣趕到北京浩然住所時天已大黑。浩然先幫著我們趕緊聯係住宿，可是聯係周圍好幾家賓館都是客滿。浩然當機立斷，說你們哪裏也別去了，今晚就住我家。那天也巧，浩然的老伴楊樸橋去了女兒春水家，他剛結婚的小兒秋川和謝芳夫妻倆也沒在家，兩居室的房子正好有兩張床。浩然當即安排，建華去他大兒紅野工作的民族飯店住宿，韓和趙睡裏屋秋川夫妻的床上，讓我和他同床睡。
浩然讓我和他同睡一張床上，枕著老楊的枕頭。我根本沒有思想準備，很不好意思，就提出我睡地板就行。浩然哪裏肯答應，怕我嫌髒，又找出一塊白毛巾，邊蓋在老楊的枕頭上邊說：“我和老楊生活上都是不太講究的，你別嫌髒就行，快脫了上床。”此時我還能說什麽呢,於是我們彼此都脫了褂子，光著膀子，隻穿著褲衩。剛躺下，我突地想起我有打呼嚕的毛病，怕影響浩然睡覺，就抱著枕頭放到另一頭，提出和他打通腿睡。他立即又把枕頭拿了回去，和他的枕頭並排著，說我也有打呼嚕的毛病，主要是想和你嘮嘮嗑。一嘮竟嘮了大半夜。記得其中一個話題，是各自談了各人的身世。浩然無意中問我：“你父母都好吧，家裏都有什麽人？”我說：“我十歲那年，父母就都死了，老家隻有二兄嫂。”“都死了，怎麽死的？”浩然很關注地問。我說：“父親那年被鬼子當嶗山遊擊隊嫌疑，抓去關進了警察局，當他放出來時已被打得遍體鱗傷。那年我大哥給鬼子抓去修炮樓受了風寒，得腦炎死了。接著我母親得癆病吐血也死了。父親看到家破人亡，對生活徹底失望了。於是向鄰居要了一盅酒喝下去，解下自己的腰帶，拴在廂屋的一個橛子上，吊死了。”
我剛說完，原仰躺著的浩然立即把身子轉過來，貼近我的臉說：“我真地沒想到，你的身世原來是這樣啊！怎麽你的童年和我的經曆如此相似啊！”接著說他也是十幾歲死了父母，和姐姐相依為命。母親脖子上長了毒瘡流血水死的。父親先是被人“綁了票”，後也是被日本人抓去，被關進過警察局。後來他死於非命，被人活活打死……“原來咱倆都有個不幸的童年啊！”浩然說完用力握緊了我的手。
正應了“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那句話，經過那夜的長談，浩然開始把我當成了值得他信賴的朋友看待。至於那晚上，他父親死於“非命”的具體情節沒有和我交談。後來我讀他的自傳體小說《樂土》64章才完全得知。前年我去東村看望“馬老四”田敬元的兒子田仲芳時，他說浩然太實在了，他父親死得不光彩，他卻寫到書上，別說這些，影響他的形象。現在想想，這正是浩然的可貴之處，說明他是個敢於向世人掏真心、講真話的人，真正造成他父親毀滅的原因，是那個動蕩的年代，萬惡的社會！
在和浩然的人生交往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生中特別關注農民，尤其農村那些小人物的生存環境和命運。回憶我們幾十年間的通信、通話中，內容多是有關東村鄉親們的情況。特別對當年那些和他共度荒年的老鄉親、老隊長、老房東，總是一家家一戶戶地了解和問候。常常向我發感慨的話是，“你看看和我最好的那幾位農民朋友，掃大街的掃大街（吳國瑞），看大門的看大門（李福德夫婦），你看田敬芳住的那間草房子，上邊蓋著塑料紙，都漏得沒法住了，他們的日子怎麽就不能過得好一點呢！我得幫幫他們……”話語裏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一次電話中突然問我：“田敬華他媳婦喝了藥，撇下兩個孩子，他能再續上個媳婦嗎？”我說：“誰知道呢！”他說：“你得和敬富（敬華的弟弟）說說，要他幫幫他哥，再找上個家口，就說我說的，好嗎？”（田敬華是浩然當年老房東的大兒子，他一生特別關注這一家老小“筷子夾骨頭——三條光棍”的生存狀況。）
逢年過節，浩然總是來個電話，溫和的語氣中甚至帶一點求你的口吻，讓我代他去看望張華英老人和他的老房東。（張華英是田敬元的老伴，田敬元是當年的老保管，是《豔陽天》中“馬老四”的人物原型，深受浩然敬重。）後來我和建華交談起此事，原來浩然同樣也每年安排他去東村看望鄉親。可見，浩然的農民情結是何等的深厚，對農村中那些尚未脫貧的老者、弱者注滿了深情。也讓我深切感到，浩然雖是文藝界名人，卻不願在文藝圈內轉，一生喜歡和農民在一起。他好多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京城的高幹、大官和名流，恰恰是那些成天和泥土坷垃打交道的莊稼人。他說的“我是農民的兒子”，不是一句空話。
浩然也有他的煩躁、苦惱、不滿和無奈。浩然雖是名人，卻同樣也是性情中人，有自己的脾氣和個性，有時也會激動發火。記得95年他偕老伴來昌，在昌樂賓館有個省報記者采訪他，不知什麽原因，不長時間我聽到他在大聲喊我的名字。我在隔壁急忙過去，見他臉上掛著平常少有的怒色。見我進來即起身拉著我進了套間的裏屋，說他不接受采訪了，示意讓我向那位記者下“逐客令”。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明白為何造成這種尷尬的場麵。我又不便多過問，即出來向那位記者歉意地說，梁老因有事要去辦，采訪就暫到這裏。隨後我把記者客氣地送出門口。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讓浩然拒絕了記者的采訪。憑我多年和他接觸了解，認為很可能是記者傷害了他的自尊。浩然一向謙和大度，但他有他做人的底線。他說話行事，沒有奴顏，沒有卑骨，沒有手腕，也不善於應酬，更不會看別人臉色，但他需要一份尊嚴。
記得有次去三河看他，他為坐不下來寫東西發急，又為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而無奈。“真是沒有辦法，我都快成了人家的‘點心包’了，誰叫我是名人呢！”他笑嗬嗬地向我們抱怨。原來，縣裏到上麵跑資金，去外省購先進機械設備，找外商引進大項目，為發揮“名人效應”，借浩然的威望，總是都要帶上他。憑浩然的為人，他不會拒絕，甚至有求必應，但他內心裏是矛盾的。最讓他不滿的是有些暴發戶也想利用他辦事。有個汽車大王，趁他不在家，給他送去兩瓶茅台酒，兩瓶五糧液，兩大筐桔子。第二天他叫公社來輛車，把東西拉回去，同時複了一封回信讓司機捎去。信中說“心意我領了，有事盡管說，但別來這一套。你掙你的錢，我寫我的書，互不相犯。酒退回去，那兩筐桔子我送敬老院了，你不會有意見吧。”
浩然還十分關注農村出現的貧富不均差距拉大的問題。一次去東村，在車上談起這個話題，他感慨地說：“我看過一個材料，資本主義國家是采用貧富差距來積累原始資本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怎麽也要走這條老路，這樣下去，農村貧富不是越拉越大嗎？”在村裏他看到有些貧困戶至今還住著解放前的老屋，而個別幹部卻有好幾套房子，把閑著的租出去賺錢，他向我耳語說：“如果當官的不收斂，利用職權光撈好處，這個社會就壞了。因為財富這個東西不能光讓少數人占有，如果多數人總處在貧困狀態，這是不公平的，社會也注定會不安定的……”一臉的困惑和擔憂。
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快11點了，我正要睡覺，突然接到浩然從三河來的電話：“你睡了嗎？”我忙說：“沒，梁老您好吧！”“不好……我要垮了……”我一聽，很著急地問：“梁老您怎麽了？身體不好嗎？”夜很靜，我從電話裏，能隱隱聽到他在那邊急促的歎息聲。“這段日子整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吃安眠藥也不管用，情緒糟糕透了，你說怎麽辦呢？……”我趕快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安慰他的話來勸慰他。
不幾天收到三河作者、曾陪浩然來昌的劉玉林同誌的來信。信中說“不知因年歲關係，還是由於時局的影響，今夏以來，浩然老師身體精神都十分不好，一天到晚總是病怏怏的，書讀不了，東西寫不了，時常和我講，我要垮，我要垮。我總安慰他，秋風送爽的時候會好起來的，他也這樣期盼著。秋天終於熬到了，但刮來的並不是送爽的金風，而是來自蘇聯的驚雷，浩然一下子震驚了，憂國、憂民、憂己，整天個痛苦不堪，連飯也吃不下，一夜吃兩次安眠藥，還是不能奏效。我們都勸慰他，但他仍越陷越深，春水看他那樣子，也十分著急，一次次勸他，你幹嘛要這樣自己折磨自己呢！9月19日，他犯了痔瘡病，很嚴重，於是住進了醫院，動了手術，前幾天出院了，手術還好，可他思想上的病卻絲毫沒有解決，他的有些想法，讓人聽了感到十分可怕。就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確實讓每個了解他的人焦慮不安。怎麽辦？怎麽辦呢？怎樣才能使他從痛苦之中解脫出來呢？……目前，浩然老師需要一個良好的精神療養的環境。我覺得山東昌樂可以創造這個環境，因為昌樂有您、郭建華和東村的一些知心朋友，一些理解他的人，會幫助浩然老師渡過難關……”
接信後，我把情況立即向於生縣長作了匯報，又去縣委（此時李光信書記剛調壽光）向邢培斌、黃維連書記作了匯報。他們都非常歡迎浩然來昌休養，於生縣長並讓我以他的名義給浩然發了邀請函。我拿著信又和建華進行了溝通，讓他也抓緊時間同時給浩然發信。
10月13日，收到浩然的來信：
馬進同誌：
總想給你寫封信、談談心，身體、尤其情緒一直不好，以至於又一番進了醫院，在肛門處開了15刀。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躲到郊區養傷。
我極怕“熱鬧”，而今天的社會上，包括郊區到處都是可厭惡的那種“熱情”。腐敗、麻木已成了我們同胞們的通病；你若不跟著鬧點不正之風，或不自欺欺人地裝傻，就會被視為異類，就難以正常地生活下去。這股子風氣，瘟疫般地充塞著每一個角落，何處容我藏身？誰又讓我躲避？事實上，我本人早已不是幹幹淨淨的人，早就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覺的讓這股子“社會風”給卷進去了！1989年“六四”風波，使我震動了一下，但並沒完全清醒。今日之東歐，尤其蘇聯的慘狀才使我較為徹底地明白：我認識了這個社會，認識了“社會風”，同時也認識了我自己。可惜，晚了，無可挽救的晚了！……
這幾句話，大致上道出了我“情緒一直不好”的現象與由來。終日茶飯不思，瘦了一圈，日日一分一秒地熬，夜夜靠安眠藥片睡著片刻。家人都為我擔心，我也怕常此下去會釀成大病。
昨日接到你信，很感謝你、於生縣長和未見過麵的黃書記的情義。劉玉林看了信，極力勸我到昌樂休養一些日子，認為昌樂是個能救我的小廟。我沒信心。怕你們也難擋住那種風的襲而給我療養身心的安靜。難哪！這事讓我再考慮一下如何？
四年沒有正經寫作了。我打算漸漸脫離三河；待病好後開始一個新的人生單元。吳漢賓同誌寫一篇《樂土》的評論稿，讀後有一種知音之感。建華同誌來過一短信，正是我鬧痔瘡的時候。秦曉鳴同誌仍在宣傳部嗎？問他好。來信請寄北京通縣黨校史誌辦梁春水處。
匆匆
握手
浩然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
20年後的今天，再讀浩然這封信，依然感到強烈的震撼。因為，他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浩然。20年前，他看到了社會的腐敗，風氣的不正，而這種風氣和現象，又像被汙染的空氣，無孔不入地在毒害腐蝕著一個本來好端端的“肌體”，而不少同胞又麻木，以至成了通病，卻又沒有好辦法根除。於是他難過，他痛心，他不滿，直到深惡痛絕，加之和自己多年為之奮鬥終生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對不起號來，自己也被這股“風”不由自主地卷了進去，連個躲避的藏身之地都沒有。尤其蘇共的解體，東歐時局的突變，使他更加憂心忡忡，像得了一場大病，而整日焦慮不安。
一位文學評論家曾說過，“凡是代表一個時代的偉大作家，特別到了晚年，則大都具有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關懷著他的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我認為，浩然就是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人。今逢他逝世三周年之際，謹追憶我與他幾個美好交往的片段，以此表達我對浩然老師終生不能忘卻的懷念。
關鍵字： 浩然 蘇聯 劇變
歡迎廣大網友將分析毛時代曆史，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好的文章，資料，視頻轉到本站來！
-----
文章錄入：西北風 責任編輯：西北風
上一篇文章： 毛主席紀念堂前的感人一幕
下一篇文章：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發表評論】【加入收藏】【告訴好友】【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網友評論：（隻顯示最新10條。評論內容隻代表網友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
沒有任何評論
浩然：蘇聯東歐讓我醒了，可惜無可挽救的晚了！
作者：馬進 ..時間：2012-4-6 7:36:43 熱 薦
【發表評論】【加入收藏】【告訴好友】【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浩然：蘇聯東歐讓我醒了，可惜無可挽救的晚了！
馬進
我和浩然老師，從上世紀70年代初，替東村鄉親代筆給他寫信開始，應該說有三十幾年的人生交往。在昌樂文化圈裏，都公認浩然給過我許多關愛，摯交深厚，可謂心照不宣，無話不談。記得一次文友聚會，同樣和浩然關係十分密切的縣作協主席郭建華給我出過一個題目，說浩然與你私交最深，你可以“浩然對我說過的私房話”為題，寫篇回憶文章，會挺感人的。
其實，所謂的私房話，我領會就是浩然對我說過的心裏話。凡和浩然接觸過的，都知道他待人非常坦誠實在，說話不像官場上的人那樣善言會道，不粉飾，也不“設防”，和人盡說些掏心掏肺的話。隻因我與他接觸較多，他來昌陪他多，去北京三河看他多，自然他對我說過的心裏話也多。當然，也有些心裏話是單獨對我講的，譬如他來昌所接觸的人，其中也包括一些縣市領導，他都有評價和看法，也總是願意悄悄地跟我耳語幾句。這些話我想他不會輕易對別人說的。他所以對我說，是知道我走不了話，絕對相信我。
歲月鑒真情。在我的書櫥裏，存放著他親筆簽名的整套著作，存放著他四十餘封親筆來信，一些題字和一整冊與他的合影照片。見物思人，我常常想到，他，一個全國著名作家，生前和我一個最基層的業餘作者，是何原因竟保持了三十幾年交往而沒有間斷？我想一個重要原因，是我沾了東村鄉親們的光。眾所周知，浩然把昌樂視為他自己藝術生命的第二故鄉，從上世紀六十年代就與昌樂的鄉親結下了不解之緣。這段不解之緣，也成就了浩然，讓他創作出了《豔陽天》這部文學巨著。浩然是個感恩知報的人，他感恩昌樂這片大地，感恩東村鄉親。他又是個極重感情的人，雖身在北京，但心中常常思念遠在山東昌樂的鄉親們，尤其牽掛那些當年給他過關愛的鄉親們，如“馬老四”田敬元一家，老房東田敬富一家，鋼蛋一家，老隊長田敬芳一家，李福德、劉墨蘭一家，吳國瑞、田敬蘭一家，還有那些當年生活在貧困線上的鄉親們。
也算是緣分，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因在城關公社黨委做秘書工作，也曾兼任東山片片長，駐村蹲點就在東村，所以對這些老鄉親知根知底。他們也同樣想念著當年與他們同甘共苦過的“老支書”梁浩然。於是，就讓我代筆替他們給浩然寫信，浩然接信後也都一一回信，這樣書信不斷，直到1983年9月，他第二次來昌探訪鄉親為止。記得我們頭次見麵，當他得知鄉親們給他的那些來信，大多是我代筆寫的後，便立即起身到我跟前，雙手緊握我的手，激動地說：“原來代筆寫信的馬進就是你啊！”然後熱情地拉著我的手，讓我坐到他跟前。我分明看到，他對著我的眼眸裏，閃爍著一種感激的目光，彼此間的距離好像一下子拉近了許多，一種一見如故的感情，也油然萌生在我的心頭。從那以後，浩然來信或來電話，直言不諱地托我一項任務，讓我擔當他與東村鄉親的聯係人。從此，我也樂此不疲地成為了他們之間的“聯絡員”，直到他離世。
另一原因，我想也許就是文友郭建華為我作的《流年碎影》序言中所說：“個中原因，除了馬進對浩然的崇敬，和浩然的平易與真誠之外，更重要的是他們性情上的相投。他們有非常近似的不幸的童年和少年。”忘記是第幾次去京看望浩然，隻記得那次我是陪同文化局時任領導韓恩榮、郭建華通過浩然去見高占祥爭取文化大樓資金。當司機趙顯東開車拉著我們一行，從通縣趕到北京浩然住所時天已大黑。浩然先幫著我們趕緊聯係住宿，可是聯係周圍好幾家賓館都是客滿。浩然當機立斷，說你們哪裏也別去了，今晚就住我家。那天也巧，浩然的老伴楊樸橋去了女兒春水家，他剛結婚的小兒秋川和謝芳夫妻倆也沒在家，兩居室的房子正好有兩張床。浩然當即安排，建華去他大兒紅野工作的民族飯店住宿，韓和趙睡裏屋秋川夫妻的床上，讓我和他同床睡。
浩然讓我和他同睡一張床上，枕著老楊的枕頭。我根本沒有思想準備，很不好意思，就提出我睡地板就行。浩然哪裏肯答應，怕我嫌髒，又找出一塊白毛巾，邊蓋在老楊的枕頭上邊說：“我和老楊生活上都是不太講究的，你別嫌髒就行，快脫了上床。”此時我還能說什麽呢,於是我們彼此都脫了褂子，光著膀子，隻穿著褲衩。剛躺下，我突地想起我有打呼嚕的毛病，怕影響浩然睡覺，就抱著枕頭放到另一頭，提出和他打通腿睡。他立即又把枕頭拿了回去，和他的枕頭並排著，說我也有打呼嚕的毛病，主要是想和你嘮嘮嗑。一嘮竟嘮了大半夜。記得其中一個話題，是各自談了各人的身世。浩然無意中問我：“你父母都好吧，家裏都有什麽人？”我說：“我十歲那年，父母就都死了，老家隻有二兄嫂。”“都死了，怎麽死的？”浩然很關注地問。我說：“父親那年被鬼子當嶗山遊擊隊嫌疑，抓去關進了警察局，當他放出來時已被打得遍體鱗傷。那年我大哥給鬼子抓去修炮樓受了風寒，得腦炎死了。接著我母親得癆病吐血也死了。父親看到家破人亡，對生活徹底失望了。於是向鄰居要了一盅酒喝下去，解下自己的腰帶，拴在廂屋的一個橛子上，吊死了。”
我剛說完，原仰躺著的浩然立即把身子轉過來，貼近我的臉說：“我真地沒想到，你的身世原來是這樣啊！怎麽你的童年和我的經曆如此相似啊！”接著說他也是十幾歲死了父母，和姐姐相依為命。母親脖子上長了毒瘡流血水死的。父親先是被人“綁了票”，後也是被日本人抓去，被關進過警察局。後來他死於非命，被人活活打死……“原來咱倆都有個不幸的童年啊！”浩然說完用力握緊了我的手。
正應了“世界上沒有無緣無故的愛”那句話，經過那夜的長談，浩然開始把我當成了值得他信賴的朋友看待。至於那晚上，他父親死於“非命”的具體情節沒有和我交談。後來我讀他的自傳體小說《樂土》64章才完全得知。前年我去東村看望“馬老四”田敬元的兒子田仲芳時，他說浩然太實在了，他父親死得不光彩，他卻寫到書上，別說這些，影響他的形象。現在想想，這正是浩然的可貴之處，說明他是個敢於向世人掏真心、講真話的人，真正造成他父親毀滅的原因，是那個動蕩的年代，萬惡的社會！
在和浩然的人生交往中，留給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一生中特別關注農民，尤其農村那些小人物的生存環境和命運。回憶我們幾十年間的通信、通話中，內容多是有關東村鄉親們的情況。特別對當年那些和他共度荒年的老鄉親、老隊長、老房東，總是一家家一戶戶地了解和問候。常常向我發感慨的話是，“你看看和我最好的那幾位農民朋友，掃大街的掃大街（吳國瑞），看大門的看大門（李福德夫婦），你看田敬芳住的那間草房子，上邊蓋著塑料紙，都漏得沒法住了，他們的日子怎麽就不能過得好一點呢！我得幫幫他們……”話語裏充滿了同情和憐憫。
一次電話中突然問我：“田敬華他媳婦喝了藥，撇下兩個孩子，他能再續上個媳婦嗎？”我說：“誰知道呢！”他說：“你得和敬富（敬華的弟弟）說說，要他幫幫他哥，再找上個家口，就說我說的，好嗎？”（田敬華是浩然當年老房東的大兒子，他一生特別關注這一家老小“筷子夾骨頭——三條光棍”的生存狀況。）
逢年過節，浩然總是來個電話，溫和的語氣中甚至帶一點求你的口吻，讓我代他去看望張華英老人和他的老房東。（張華英是田敬元的老伴，田敬元是當年的老保管，是《豔陽天》中“馬老四”的人物原型，深受浩然敬重。）後來我和建華交談起此事，原來浩然同樣也每年安排他去東村看望鄉親。可見，浩然的農民情結是何等的深厚，對農村中那些尚未脫貧的老者、弱者注滿了深情。也讓我深切感到，浩然雖是文藝界名人，卻不願在文藝圈內轉，一生喜歡和農民在一起。他好多最知心的朋友，不是京城的高幹、大官和名流，恰恰是那些成天和泥土坷垃打交道的莊稼人。他說的“我是農民的兒子”，不是一句空話。
浩然也有他的煩躁、苦惱、不滿和無奈。浩然雖是名人，卻同樣也是性情中人，有自己的脾氣和個性，有時也會激動發火。記得95年他偕老伴來昌，在昌樂賓館有個省報記者采訪他，不知什麽原因，不長時間我聽到他在大聲喊我的名字。我在隔壁急忙過去，見他臉上掛著平常少有的怒色。見我進來即起身拉著我進了套間的裏屋，說他不接受采訪了，示意讓我向那位記者下“逐客令”。我明白他的意思，但不明白為何造成這種尷尬的場麵。我又不便多過問，即出來向那位記者歉意地說，梁老因有事要去辦，采訪就暫到這裏。隨後我把記者客氣地送出門口。至今我也不知道是何原因讓浩然拒絕了記者的采訪。憑我多年和他接觸了解，認為很可能是記者傷害了他的自尊。浩然一向謙和大度，但他有他做人的底線。他說話行事，沒有奴顏，沒有卑骨，沒有手腕，也不善於應酬，更不會看別人臉色，但他需要一份尊嚴。
記得有次去三河看他，他為坐不下來寫東西發急，又為一天到晚忙得不可開交而無奈。“真是沒有辦法，我都快成了人家的‘點心包’了，誰叫我是名人呢！”他笑嗬嗬地向我們抱怨。原來，縣裏到上麵跑資金，去外省購先進機械設備，找外商引進大項目，為發揮“名人效應”，借浩然的威望，總是都要帶上他。憑浩然的為人，他不會拒絕，甚至有求必應，但他內心裏是矛盾的。最讓他不滿的是有些暴發戶也想利用他辦事。有個汽車大王，趁他不在家，給他送去兩瓶茅台酒，兩瓶五糧液，兩大筐桔子。第二天他叫公社來輛車，把東西拉回去，同時複了一封回信讓司機捎去。信中說“心意我領了，有事盡管說，但別來這一套。你掙你的錢，我寫我的書，互不相犯。酒退回去，那兩筐桔子我送敬老院了，你不會有意見吧。”
浩然還十分關注農村出現的貧富不均差距拉大的問題。一次去東村，在車上談起這個話題，他感慨地說：“我看過一個材料，資本主義國家是采用貧富差距來積累原始資本的。我們是社會主義國家，怎麽也要走這條老路，這樣下去，農村貧富不是越拉越大嗎？”在村裏他看到有些貧困戶至今還住著解放前的老屋，而個別幹部卻有好幾套房子，把閑著的租出去賺錢，他向我耳語說：“如果當官的不收斂，利用職權光撈好處，這個社會就壞了。因為財富這個東西不能光讓少數人占有，如果多數人總處在貧困狀態，這是不公平的，社會也注定會不安定的……”一臉的困惑和擔憂。
1991年10月的一天晚上，快11點了，我正要睡覺，突然接到浩然從三河來的電話：“你睡了嗎？”我忙說：“沒，梁老您好吧！”“不好……我要垮了……”我一聽，很著急地問：“梁老您怎麽了？身體不好嗎？”夜很靜，我從電話裏，能隱隱聽到他在那邊急促的歎息聲。“這段日子整天吃不下飯，睡不好覺，吃安眠藥也不管用，情緒糟糕透了，你說怎麽辦呢？……”我趕快用我能想到的一些安慰他的話來勸慰他。
不幾天收到三河作者、曾陪浩然來昌的劉玉林同誌的來信。信中說“不知因年歲關係，還是由於時局的影響，今夏以來，浩然老師身體精神都十分不好，一天到晚總是病怏怏的，書讀不了，東西寫不了，時常和我講，我要垮，我要垮。我總安慰他，秋風送爽的時候會好起來的，他也這樣期盼著。秋天終於熬到了，但刮來的並不是送爽的金風，而是來自蘇聯的驚雷，浩然一下子震驚了，憂國、憂民、憂己，整天個痛苦不堪，連飯也吃不下，一夜吃兩次安眠藥，還是不能奏效。我們都勸慰他，但他仍越陷越深，春水看他那樣子，也十分著急，一次次勸他，你幹嘛要這樣自己折磨自己呢！9月19日，他犯了痔瘡病，很嚴重，於是住進了醫院，動了手術，前幾天出院了，手術還好，可他思想上的病卻絲毫沒有解決，他的有些想法，讓人聽了感到十分可怕。就目前的發展趨勢看，確實讓每個了解他的人焦慮不安。怎麽辦？怎麽辦呢？怎樣才能使他從痛苦之中解脫出來呢？……目前，浩然老師需要一個良好的精神療養的環境。我覺得山東昌樂可以創造這個環境，因為昌樂有您、郭建華和東村的一些知心朋友，一些理解他的人，會幫助浩然老師渡過難關……”
接信後，我把情況立即向於生縣長作了匯報，又去縣委（此時李光信書記剛調壽光）向邢培斌、黃維連書記作了匯報。他們都非常歡迎浩然來昌休養，於生縣長並讓我以他的名義給浩然發了邀請函。我拿著信又和建華進行了溝通，讓他也抓緊時間同時給浩然發信。
10月13日，收到浩然的來信：
馬進同誌：
總想給你寫封信、談談心，身體、尤其情緒一直不好，以至於又一番進了醫院，在肛門處開了15刀。你收到這封信的時候，我躲到郊區養傷。
我極怕“熱鬧”，而今天的社會上，包括郊區到處都是可厭惡的那種“熱情”。腐敗、麻木已成了我們同胞們的通病；你若不跟著鬧點不正之風，或不自欺欺人地裝傻，就會被視為異類，就難以正常地生活下去。這股子風氣，瘟疫般地充塞著每一個角落，何處容我藏身？誰又讓我躲避？事實上，我本人早已不是幹幹淨淨的人，早就不由自主的、不知不覺的讓這股子“社會風”給卷進去了！1989年“六四”風波，使我震動了一下，但並沒完全清醒。今日之東歐，尤其蘇聯的慘狀才使我較為徹底地明白：我認識了這個社會，認識了“社會風”，同時也認識了我自己。可惜，晚了，無可挽救的晚了！……
這幾句話，大致上道出了我“情緒一直不好”的現象與由來。終日茶飯不思，瘦了一圈，日日一分一秒地熬，夜夜靠安眠藥片睡著片刻。家人都為我擔心，我也怕常此下去會釀成大病。
昨日接到你信，很感謝你、於生縣長和未見過麵的黃書記的情義。劉玉林看了信，極力勸我到昌樂休養一些日子，認為昌樂是個能救我的小廟。我沒信心。怕你們也難擋住那種風的襲而給我療養身心的安靜。難哪！這事讓我再考慮一下如何？
四年沒有正經寫作了。我打算漸漸脫離三河；待病好後開始一個新的人生單元。吳漢賓同誌寫一篇《樂土》的評論稿，讀後有一種知音之感。建華同誌來過一短信，正是我鬧痔瘡的時候。秦曉鳴同誌仍在宣傳部嗎？問他好。來信請寄北京通縣黨校史誌辦梁春水處。
匆匆
握手
浩然
一九九一年十月十三日
20年後的今天，再讀浩然這封信，依然感到強烈的震撼。因為，他讓我們再次看到了一個真實的浩然。20年前，他看到了社會的腐敗，風氣的不正，而這種風氣和現象，又像被汙染的空氣，無孔不入地在毒害腐蝕著一個本來好端端的“肌體”，而不少同胞又麻木，以至成了通病，卻又沒有好辦法根除。於是他難過，他痛心，他不滿，直到深惡痛絕，加之和自己多年為之奮鬥終生所追求向往的理想對不起號來，自己也被這股“風”不由自主地卷了進去，連個躲避的藏身之地都沒有。尤其蘇共的解體，東歐時局的突變，使他更加憂心忡忡，像得了一場大病，而整日焦慮不安。
一位文學評論家曾說過，“凡是代表一個時代的偉大作家，特別到了晚年，則大都具有強烈的憂國憂民意識，關懷著他的國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運。”我認為，浩然就是這樣的作家，這樣的人。今逢他逝世三周年之際，謹追憶我與他幾個美好交往的片段，以此表達我對浩然老師終生不能忘卻的懷念。
關鍵字： 浩然 蘇聯 劇變
歡迎廣大網友將分析毛時代曆史，宣傳毛澤東思想的好的文章，資料，視頻轉到本站來！
-----
文章錄入：西北風 責任編輯：西北風
上一篇文章： 毛主席紀念堂前的感人一幕
下一篇文章： 為有犧牲多壯誌，敢教日月換新天——
【發表評論】【加入收藏】【告訴好友】【打印此文】【關閉窗口】
網友評論：（隻顯示最新10條。評論內容隻代表網友觀點，與本站立場無關！）
沒有任何評論
選擇“Disable on www.wenxuecity.com”
選擇“don't run on pages on this doma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