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烏有之鄉到紅色中國—中國左派當下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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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烏有之鄉到紅色中國—中國左派當下困境

2012年2月23日牆外仙發表評論閱讀評論

摘要：紅色中國認為，當前國內的主要矛盾，是國內階級矛盾，即不肯放棄權和利的權貴與無權民眾之間的矛盾。烏有之鄉認為，所有國內矛盾的根源是帝國主義勢力利用其中國代理人造成，所以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對主要矛盾的不同理解，造成了當下國內左派的思想分裂。

中國左派當下的困境，簡約地說也就是目前液以烏有之鄉為代表的和紅色中國為代表的左派之間的現實矛盾。
人們眼中常見的當代中國思潮流派的分裂恐怕是以自由派為代表的右派的分裂，比如基督教憲政、儒家憲政主義、啟蒙主義、鉛筆社、維權主義、國粉等等之間時常會爆發激烈的口水戰。然後事實上，當前中國最激烈的思潮分裂卻在左派中進行。右派的爭議充其量隻是口水戰，和左派的思想鬥爭相比根本是小巫見大巫。和曆史上所有的左派論戰一樣，當前中國的左派論戰直指立場、直指內心、直指其立足之根基，甚至直指其合法性的持久論戰。其程度或未到最激烈的階段，但這也是其中一派極力強調內部團結所致，並非他們的思想差距未到此程度。
左派之間的內戰雖然激烈，但一般不為外界所知，原因並非左派刻意隱瞞，其實也無需隱瞞，所以這種現象也就更具有時代特征，也更值得分析和探究——不是右派，而恰恰是標準的左派話語成為當今中國最敏感的句式。可以用一個比方來說明標準的左派話語為何會陷入這種空前的敏感狀態。比如有一個皇帝同時麵臨兩種指責，一個說”你是個壞皇帝”，一個說”你根本就不是原來的皇帝”，兩個指責中自然是後者最具威脅，左派的處境也同樣如此。
中國左派的分裂無時無刻不在進行，這種分裂由利益分配的不均造成，也由思想意識的分裂造成。左派中的反思者起先多來自於體製內的失勢一方，就如左派自己說的，階級決定階級意識。時間一久，新的階級意識形成，最後便是新的思想意識的出現。這個過程早在上世紀末就基本完成，到本世紀初完全成為思想意識上的反思之潮，成為體製外的新思想力量。起先這種新的思想力量其觀點和話語方式都很統一，但在曆史背景的重壓下，在一個個現實困境麵前，以及在與自由派的競爭中，左派話語體係開始出現微妙的變化，並形成皆然不同的走向，最終發生分裂。
一個奇怪的現象是，似乎自由派對左派的內部矛盾毫無興趣，甚至時常表現出鄙夷厭惡之情，這是很不可理解的。了解左派的矛盾對梳理目前中國的思想走勢，梳理各不同類利益階層的內心想法，尋找真正的左派話語（這在逐漸將左派話語解讀為民族主義話語和國家主義話語的當今中國是極度稀缺的），從而更進一步了解中國都很有好處，也很有必要。同時，左派有其自己的話語特色，以其相輔，可補足右派話語體係在某些方麵的不足，兩者之間本無必然的殊死矛盾，何必一棒子打死，老死不相往來。
我曾在一篇分析左右派的文章中說，當下左派的特點就是以典型的民族主義話語解釋當下的社會問題，最後將國內的階級矛盾解讀成民族矛盾。許多人對階級矛盾一詞很敏感，尤其是右派，似乎這是個專屬於左派的詞匯。這裏其實可以將階級理解為某個利益階層，顯然，目前的中國存在利益上有尖銳衝突的不同階層，那麽階級矛盾就是個合理的解釋法，可以由此引出許多話題。

從旗幟網到烏有之鄉

左派曆來的網上大本營，既不是鐵血，更不是強國，那都是典型的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傾向的論壇，屬於標準的右翼話語體係，和左派一毛關係也沒有。真正的大本營是烏有之鄉和旗幟網。烏有之鄉的交流頁麵較為封閉，有點像早期的世紀中國；旗幟網是標準的論壇設置，交流較為順暢，故一段時間旗幟網人望始終在烏有之上。從討論內容上看，旗幟網偏向時事討論，而烏則更偏向學理。這一定位差異也決定了兩者在人氣上的不同。
也正是因為旗幟網偏向時事討論，故更為激進，與現政權始終保持一定距離，所以經常被封，時間一久，其地位不斷下降。大約在2008年，烏有之鄉成為左派一枝獨秀的網上大本營，即使此後旗幟網重新開張其聲勢也大不如前。
旗幟網一度衰落的另一個原因是其話語方式和烏有之鄉非常接近，即都是傾向於以民族主義的話語方式解讀國內問題。兩者思想接近，內容雷同，辨識度較差。
旗幟網雖有民族主義傾向，但其中也不乏標準的左派話語，比如”鍾聲”和黎陽就是較典型的傳統左派，還有”人雲亦雲幾時休”，算一個較為理性和開明的左派（我在2008年寫了一部嘲諷旗幟網被封的短篇小說《丐幫蒙難記》，其中就已不少旗幟網網友為原型設為關鍵人物）。
烏有本來偏學理，但不知從何時起，其話語方式迅速朝民族主義方向轉移，並很快超越了旗幟網。現在再看烏有的網站主題，幾乎清一色都是以民族主義話語解讀當代問題。典型如轉基因、茅於軾問題、甚至關於阿拉伯之春的討論。其一成不變的邏輯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是萬惡之源，中國的一切問題，世界的一切問題，都是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陰謀。所有問題的討論，隻要往這個結論靠，就能在烏有存在，就是烏有的政治正確。阿拉伯之春是西方的煽動結果；轉基因是西方滅絕中國的生化武器；茅於軾是西方的買辦；南海是西方對中國的圍堵；中國的主要矛盾是西方買通中國的精英階層實施對中國人民的掠奪……不用多舉例了，總之，一切問題都要從西方身上找原因。中國現政府則是天真的孩童，容易被精英蒙蔽，淪為他們的工具，烏有的使命就是把孩子從買辦那裏勸回來，奪過來，讓他們重回正路。所以，這是一場民族矛盾，且生死攸關。故反對他們的就是漢奸，支持他們的就是愛國。
越是到近期，烏有的這個傾向就越強烈。其領袖主要以張宏良、劉仰、孔慶東等人為首，因為傾向民族主義，經常與民族主義者和國家主義者眉來眼去，故司馬南、摩羅、楊帆、宋曉軍、宋魯鄭等紛紛雜雜的人物也成了他們的坐上之賓，美其名曰，統一戰線。
然而民族主義話語方式畢竟不是左派傳統的話語方式，甚至在曆史上一再遭到共產國際的激烈抨擊，所以烏有的這種顯著的轉向，必然會逐漸造成左派的內部矛盾，而現實問題的一再顯現，也在敲打著烏有的這種言論之真確性，其當下的結果就是紅色中國網的出現。

沉船派和救黨保國之爭

紅色中國似乎是今年年初才成立的網站，我發現它是在5月左右，由關天老朋友馬前卒的一篇文章被引過去，然後有了一係列意外的發現。
我始終在調整自己的思想傾向，使其盡可能不致左傾也不致右傾，所以對何謂真正的左派思想一直很為關注。因為在旗幟網和烏有上，真正屬於左派表達的內容已少得可憐，甚至連嚴必中、李憲源這些老牌網上左派的言論也基本看不見（嚴必中和李憲源都擁有比較典型和純正的左派話語方式），故我一度以為中國真正的左派話語基本處於瀕臨滅絕的狀態，但看到紅色中國後，這一點被否認。從話語方式看，紅色中國比烏有和旗幟網表現出更純正的左派色彩（雖然普遍還較為粗糙）。即關注平民利益和關注階級問題，並且在解讀中盡可能摒棄民族主義的話語方式。
該網站的言論領袖是宇太和馬門列夫等人，其主題的一大內容就是對現今修正主義的批判，其中又有一大部分是對其”代表”張宏良的批判。簡單的表述紅色中國的傾向，紅色中國認為當前中國的主要矛盾決不是民族矛盾，而是國內階級矛盾。中國人的首要敵人不是別有用心的西方帝國主義，而是國內的修正主義者，他們要為中國現在的一係列社會問題負主要責任。如果刻意將國內階級問題混淆為民族矛盾，就會模糊掉問題的實質所在，瞄錯了解決問題的主要目標，實際是起到了為修正主義的繼續統治暗度陳倉保駕護航的作用，所以這種言論傾向必須被批判。鬥爭目標必須重新設定，有主要有次要，忽略次要目標，集中一切力量瞄準主要目標。同時，紅色中國中的一些較激進的人，如周群等對如何處理現實問題有一些較激進的意見，並且他們時常毫不掩飾的表達他們那些激烈的觀點。為此，周群甚至自己獨立出來，建設了更激進的紅石頭論壇（已被封多次）。
烏有顯然注意到了紅色的這一傾向，其中的一些人將那些激進的左派稱為”沉船派”，指控他們其實是要實現資產階級複辟，是另一種帶路黨（這顯然很搞笑，清醒的人都知道所謂複辟已經是既成事實，根本不需要再實現，那麽烏有們到底想要表達什麽？）。同時他們認為左派應該做的事是救黨保國，相信可以通過團結黨內部分同情左派的人改變現狀，重回原來的道路。而沉船派則反唇相譏，稱這些”救黨保國”派恰是典型的修正主義者，甚至是政府雇用的槍手。故此，紅色和烏有之爭的最激烈出，就是沉船和救黨保國之爭。在紅色中國的話語裏，救黨保國一詞和一百年前的扶清滅洋有異曲同工的色彩，都是愚蠢和一廂情願的，甚至是屬於投降派的。

重慶問題和兩種改良主義

烏有和紅色中國還有一個爭論的焦點在於對重慶的評價。烏有對重慶幾乎沒有任何否定之辭，對於烏有來說，重慶就代表了當下中國最好的可能，及未來中國應走的方向，而對任何針對重慶的質疑，無論質疑哪一塊，他們都會毫不猶豫的激烈批駁。正是由於這種態度，烏有對重慶的肯定已經超越了分析研究的層次，而跳躍到信仰層麵。
很多人把烏有對重慶的態度，當成是當下中國左派對重慶的普遍態度，其實大非如此。甚至如左派的內鬥一樣，以紅色中國為代表的左派對重慶的批判遠遠甚於自由派對重慶的否定，從 “批判”和”否定”這兩個詞匯中也可以看出其激烈程度的不同。
對紅色來說，烏有一直在模糊現實中的核心矛盾，以改良主義為權貴尋找繼續存在的合法性，而對重慶不顧一切的一味肯定就是這種改良主義的集中表現。紅色質問重慶，既然是回歸紅色的傳統，為什麽不恢複公有製，為什麽不把權力還給老百姓，而是繼續依賴官僚和權貴來統治。對他們來說，所謂打黑反腐以及唱紅都隻是表麵文章，是掩人耳目的手段，以此以表現上的左派形象蒙混過關，最後通過有限的切割保住權貴和官僚主義的合法地位。
事實上，烏有中的許多人也必不會認為重慶的當下就是他們全部的理想所在，重慶必須走出更多步伐才能達到理想的狀態。他們和紅色的不同在於，他們希望給重慶更多時間，而不要急於求成，拔苗助長，唱紅和打黑不是結束，而僅僅隻是一個序幕，重慶一定會照此走下去，也一定會向著理想的目標一步步前進。但紅色否定這一點，他們認為這根本不是時間問題，而是立場問題和態度問題。當下重慶執政者的出身和立場本身就決定了重慶紅色變革的有限性，並且重慶真要變革，現實中的所謂困難根本不成其為困難，而隻是他們推脫變革的借口。故此重慶不可期待，對重慶的期待隻是投降主義的表現，是典型的保皇黨行為，是救黨保國的現實體現，其行為就和宋江的被招安一模一樣。
這就是左派內部關於重慶的爭論
紅色指責重慶是改良主義，右派也有對改良主義的批判，但這不是針對重慶，而是針對企圖通過體製內手段實現和平轉型的一群人，比如體製內的一些自由派所在做的事，還有獨立代表人所作的努力。這兩種從不同方向對不同目標所作的改良主義批判，實際預示著中國目前微妙的處境，溫和的左派和右派希望通過最小的代價實現國家的轉型，而更為激進的左派和右派則認為憑現有的體製內的人，無論向左還是向右他們都無法完成，因為這裏不涉及智力問題和操作上的問題，僅僅隻有利益問題。利益是當前體製內人士不願變革的根本所在，人是自私的動物，他們不會主動放棄自己的利益，尤其是當這種利益程度巨大，而且一旦放棄就可能就性命之憂，所以要他們主動放棄無異於與虎謀皮，根本不可能。
由此可見，這兩種針對改良主義的不同方向的指責，看似南轅北轍，其實其指出的問題都是同一個。當前體製內的主要力量，其性質立場非左非右，隻在乎一個”利”。至於現下的兩種方向的改良主義，隻是超左的一小步和超右的一小步，對批評者來說，這種小小的邁步根本無濟於事。甚而隻具有粉飾色彩。而粉飾又容易欺瞞住大眾，使真正的變革更遲也更難以到來。

兩個左派各自的問題

首先是左派共有的問題。
由於前幾十年，以左派麵目進行統治的國家所有者，對知識分子進行了幾十年的幾乎是無差別的批判和打擊，這使得大量知識分子談左色變，對一切和左關聯的事物——包括學問敬而遠之。知識分子的這種針對左派思維的大麵積疏離，使得現今中國的左派力量失去了重要的力量來源。因為知識分子控製了中國大量的市場化媒體以及其他的民間思想平台，這些平台早已取代官方平台，成為思想傳播的重要渠道，也繼續影響著更多人的價值觀。而知識分子對左派思想的疏遠，一則使得左派無法形成成規模的思想力量（左派中能讀懂汪暉的人都很少），二則使得他們的聲音乏人問津。
左派指責自由派控製了中國大量的傳媒平台，左派自己應該反思這是什麽原因造成的。其一就是我上述所說的。其二則是我最初所說的，左派詞語在當今中國語境中的空前敏感性，這也進一步壓縮了左派話語和左派思想的生存空間。
烏有之鄉等左派思想平台之所以自覺不自覺地轉向民族主義話語，上述兩者中的後者也是重要原因。許多烏有的左派對現實問題的認識未必和紅色不同，然而為了講政治，為了團結盡可能的多數，他們會策略性的選擇一些最普羅大眾的話語。同時為了規避一些敏感問題，也為了生存的需要，或許以民族主義的表達方式來闡述現實問題可能更安全一些，在我看來，這是民族主義話語在左派中逐漸流行的主要原因。很難說這是無意識的舉動還是有意識的舉動，可能兼而有之。而其結果似乎就是，真正的左派話語被似是而非的民族主義話語淹沒了，最終，許多自由派不禁將左派等同於民族主義，則顯然很滑稽，但差不多已是既成事實。而其進一步的問題就在於大量左派似乎也接受了自由派的這個判斷，並將愛國主義上升到其最高使命，似乎國際左派曾經呼籲的”無產階級沒有祖國”和”共產主義不可能在一國實現”等公認的判斷早已是如煙往事，不可追尋。最終使得大量左派對現實問題的判斷出現了明顯的民族主義趨向，對於揭示問題的實質確實起到了一定相反的作用。
對此問題終於有所認識的紅色中國左派企圖正本清源撥亂反正，但由於他們堅決要撕下大量左派思想上的民族主義偽裝，堅持使用最敏感的左派話語，所以其生存空間將受到最大限度的打壓。
此外，以紅色中國為代表的左派依舊堅持使用一些已遭到大麵積失敗的左派綱領，比如公有製，比如毛式的大鳴大放，比如無產階級專政，比如革命，這或也是由於左派被知識分子疏離，以及自身所處的社會地位（大多為失勢的生活較艱難的人士），導致他們的思維普遍偏保守，而無法在曆史發展的大潮中，洞察到左派發展的曆史趨向（就如大漢族主義存在的問題一樣）。他們無法超越曆史，甚至無法超越當下的中國，故此他們要獲得人們的普遍認同就愈加困難。不但體製內的人不認同，連可能處於相同階級的自由派也無法認同。其進一步被邊緣化就是很難擺脫的命運。當然，這一問題他們自己也早已發現，如宇太等較有洞察力的人士也在努力糾正，這種糾正將遭到來自烏有之鄉的大量阻力，他們會被對方指責為叛徒，以致進一步被指控為帶路黨，而自由派也將繼續以懷疑的眼光審視這種糾正。故此這種糾正的步伐將會非常緩慢，或也是一次與時間的賽跑。
左派中還有一部分群體屬於新左派，以張旭東甘陽等人為首，他們大量采用國際的新左派語言，從而與當下中國的現實產生一定距離，也使得中國的左派和他們難以有通暢的交流橋梁，其思想在現階段也很難反哺中國的左派。
大致可以預見的一個結果是，烏有中的一些人繼續劃向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最終同他們合為一體，而紅色中的一些人則會劃向自由左派，逐漸與自由派中較激進的一些人聯合。這種分化是好事還是壞事，從不同的角度會有不同的結論。而從思想發展的角度說，我樂意看到一切變化，和一切交融。畢竟，沒有變化就沒有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