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路決定命運——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房 寧
●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引領中國發展進步的唯一正確道路，這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
●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曆史可以看出，中國的快速發展在於發揮了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市場的積極性，即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另一個是政府的積極性，有政府的主觀努力，科學規劃，合理安排，堅持執行。
●中國人民懂得現代中國的曆史主題。發展，這個“硬道理”，這個更大的道理管著那些眾多的小道理，不能為了小道理，置大道理於不顧，沒有大道理，小道理也講不通、實現不了。
●觀察一些國家的“民主失敗”，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競爭性選舉帶來的加大社會分歧的效應；另一方麵是人民權利的擴大導致的政治參與超過了政治製度和體製的承載能力。
●把能否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增進人民福利和增強綜合國力，作為衡量政治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標準，重視民主概念、權利概念中的實際內容，而不是僅僅注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反映了當代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整個民族麵臨的主要任務。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一次次選擇比較中走出來的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習近平總書記11月29日在國家博物館參觀《複興之路》基本陳列過程中發表的重要講話指出，審視現在,全黨同誌必須牢記,道路決定命運,找到一條正確的道路多麽不容易,我們必須堅定不移走下去。
在堅持和拓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進程中，必須從客觀實際出發，從中國國情出發；既要尊重客觀規律，又要尊重人民的曆史主體地位，堅定不移地走適合自己的發展道路，堅持聚精會神搞建設、一心一意謀發展，調動一切積極因素，形成事業發展的強大合力，堅定不移地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
30多年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實踐證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引領中國發展進步的唯一正確道路，這是因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的開辟是合規律性與合目的性的統一。在政治學視野中，這條道路體現了中國作為後發國家在工業化進程中實現現代化的基本規律，真正實現了人民的生存權和發展權，得民心，順民意，符合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
這條道路通過權利“對衝”權力，實現“生產性激勵”
新中國60多年的探索和建設，特別是改革開放30多年來的快速工業化、現代化進程，徹底改變了中國的麵貌。當今中國已經進入了工業化的中後期階段，伴隨著經濟社會發展，中國的社會結構、經濟製度、政治體製以及人們的思想意識都發生了廣泛而深刻的變化。中國人開始有了自己的工業化、城市化和現代化的經曆與經驗，有了社會變革與轉型的經曆與經驗。中國正處於現代化建設的關鍵期。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麵臨許多問題，特別是政治發展問題在中國整個現代化進程中愈顯突出。
工業化進程既是物質生產進程，也是社會關係發展的進程，即人們常說的“社會轉型”。“社會轉型”一般具有四項主要表現：社會大流動、身份大改變、財富大增加、關係大變化。工業化、現代化將所有社會成員卷入其中，人們渴望實現流動、改變身份、擁有財富，而途徑大致有兩條：一是經濟途徑，即通過生產、經營活動實現其追求；另一條是政治途徑，即通過政治活動、集體行動，通過政治權力，對社會價值進行“權威性分配”來獲取利益。
他國發展經驗告訴我們，如果在工業化進程中社會急劇變動的時代，開放政治權力，就會吸引社會集團通過政治參與獲取利益，由此必然導致各個社會群體和集團的政治鬥爭和權力爭奪，社會進程主題轉向政治鬥爭的結果往往是社會動蕩，嚴重的情況下甚至會中斷工業化的進程，使社會陷於混亂。
工業化進程中權利與權力雙重開放所引起的政治爭奪效應是“分配性激勵”。分配性激勵現象及引發的社會混亂在一些國家和地區的現代化進程中屢見不鮮。例如，在韓國20世紀60年代初張勉政權的“民主失敗”、印尼蘇加諾時期的社會動蕩、泰國20世紀70年代初期的多黨政爭，都是比較典型的因分配性激勵引起的社會動蕩。
我們在實現工業化的進程中，采取了一種保障民眾權利與集中國家權力的體製，一方麵，經濟社會領域在很大程度上保障人民的權利，開放資源、擴大自由，從而極大調動了人民的生產積極性、主動性，為國家的工業化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巨大動力；另一方麵，在政治領域集中權力，強化國家政權，實行民主集中製，凝聚人民意誌意願，依靠政權力量推動國家工業化的戰略性發展。正如鄧小平同誌所說“中央要有權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須有領導有秩序地進行”。
權利“對衝”權力，功效就在於，在工業化進程中開放權利通道，效果就是把社會參與的潮流導向了生產活動、導向了經濟領域，引導社會群體與集團通過經濟行為、經營活動爭取社會流動、身份改變和占有財富的機會，而不是片麵地、單純地通過政治性活動。這種“對衝”體製所產生的效應就是“生產性激勵”。
這條道路通過保障權利、集中權力，實現戰略性跨越式發展
保障人民權利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獲得成功的一個要點。改革開放的政治實質就是放開原有體製對人民的束縛，允許和鼓勵人民合法地追求個人的美好幸福生活，允許各種生產要素按市場規則進行自由的流動和調配，人民的權利，包括私有產權，得到了國家法律的保障，人民的自由不斷擴大。中國上個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啟動的改革開放，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基本路線，進行了政治體製改革，如：廢除事實上存在的領導幹部“終身製”，實行幹部“革命化、年輕化、知識化、專業化”，使大批擁護改革開放的年富力強的幹部走上了各級領導崗位，使中國的改革“新政”有了組織保證；廢除了“人民公社”體製，給當時占中國人口70%的農民以經濟自由；實行“簡政放權”，調動基層政府和社會組織的積極性；實行憲法改革，廢除“文化大革命”中的“四大自由”，恢複法製。這些改革，歸結起來就是保障了人民的權利、擴大了自由。
自改革開放以來，蘊藏於中國人民當中的無窮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被釋放出來，形成了如火山噴發般的社會發展，是經濟快速發展的巨大動力。改革開放，使中國從“文化大革命”當中的那種以家庭出身和政治態度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變成了一個法律麵前人人平等、以受教育程度和個人成就為主決定地位的社會。社會價值觀的轉變給全社會帶來了一種“生產性激勵”，帶來了我們今天看到的遍布中國城鄉的發展巨變。
集中權力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獲得成功的另一要點，其實質就是集中資源，集中民智，集中民力，一心一意謀發展。我們國家是一個曾經很落後的國家，現代化任務艱巨，不僅要改變自己的麵貌，還要追趕世界。作為一個後發國家，我國工業化、現代化道路顯然不同於那些原發性的工業化國家，必然要走一條自己的道路，必然要另辟蹊徑。於是，就有了中國道路的另一個方麵——集中權力。作為一個落後的發展中國家，要追趕世界，按部就班地自然發展是沒有前途的，會永遠落在世界的後頭。我國這種落後國家必然要實行一種戰略式的發展，即通過戰略規劃，集中資源，強化發展，並一以貫之地加以貫徹執行，把人民的力量和智慧集中起來，才有可能趕上和超過西方工業化國家，實現跨越式的發展。中國由於共產黨的領導，形成了統一而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國家法律、政策具有統一性、權威性，政權和大政方針具有穩定性和連貫性。這些因素加在一起保障了中國在發展當中可以集中資源實現戰略性發展。
回顧改革開放30多年的曆史可以看出，中國的快速發展在於發揮了兩個積極性：一個是市場的積極性，即人民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另一個是政府的積極性，有政府的主觀努力，科學規劃，合理安排，堅持執行。從政治製度功能方麵觀察，中國道路具有一個曆史形成的代表中國人民整體利益、長遠利益、根本利益的政治核心進行關乎國家和社會發展的重大決策。合法性、正當性及權威性來自人民一次性授權政治核心，在決策過程中可以把不同利益群體之間的利益交換成本降到最低。這也正是中國效率之所在。西方在民主政體之下有數不清的授權過程，並且是多中心的，所以在每個重大決策上都有大量的博弈，使得交易成本增高。西方發達國家，因發展壓力減小，社會效率減低不會造成很大的問題，而發展中國家，特別是要實行趕超的發展中國家就不行了。
有些人經常站在西方的角度，或者以西方的經驗來衡量中國，經常批評中國道路選擇和製度探索，實際上他們不知道，中國人民所選擇的這條道路，恰恰是適合於中國現階段曆史進程的，是符合中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和長遠利益的。盡管走這條道路可能會遇到這樣那樣的問題，但中國人民懂得現代中國的曆史主題。發展，這個“硬道理”，這個更大的道理管著那些眾多的小道理，不能為了小道理，置大道理於不顧，沒有大道理，小道理也講不通、實現不了。
這條道路通過經濟社會發展，實現和發展人民權利
發展民主政治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追求。但在眾多的發展中國家，民主政治的發展道路並不平坦，不少國家的民主政治都經曆了十分坎坷和曲折的曆程。因推行民主政治，特別是由於選舉而陷於混亂和動蕩的國家屢見不鮮。人們曾把因推行民主政治而導致政治混亂的現象稱為“民主失敗”。
民主的本意是實現人民當家作主，實現大多數人的統治。為什麽推行和擴大民主會導致社會混亂？觀察一些國家的“民主失敗”，主要有兩方麵的原因。一方麵是競爭性選舉帶來的加大社會分歧的效應；另一方麵是人民權利的擴大導致的政治參與超過了政治製度和體製的承載能力。人民權利意識的迅速增長和政治參與的迅速增加，一旦超過體製的承載能力，就會導致混亂甚至製度的瓦解。
我國從總體上看沒有出現權利超速和民主失敗，重要的原因在於，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在理論和實踐上，對於人權有著正確的、符合中國實際的認識，對待人民權利采取了循序漸進的發展策略。從實際出發，逐步發展和擴大人民的權利，而不是將權利神聖化、絕對化，采取先驗的、教條主義的態度，對待人民的權利問題。權利不是觀念的產物，而是經濟社會發展的產物，權利是伴隨著經濟社會文化的發展而不斷擴大和增長的，並非與生俱來，也不是單純靠政治鬥爭爭取來的，權利在本質上是曆史的、相對的。人們隻有在具備了條件的情況下，才有可能享有相應的權利。要發展人民的權利，就要發展經濟，就要以經濟建設為中心。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之初就提出過，在中國實現現代化就是最大的政治。
把能否促進經濟發展、改善人民生活水平、增進人民福利和增強綜合國力，作為衡量政治發展和民主政治建設的重要標準，重視民主概念、權利概念中的實際內容，而不是僅僅注重形式，在一定程度上間接反映了當代中國所處的發展階段和整個民族麵臨的主要任務。
在實踐中，我國采取擴大公民有序政治參與的方式引導人民群眾逐步擴大行使權利的空間。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十分強調在法製前提下和基礎上的有序政治參與，這是直接吸收了“文化大革命”時期破壞法製的慘痛教訓而得出的經驗。所謂有序的政治參與，核心的問題是政治參與要分層次地有序進行，層次性是保證政治參與有序性的關鍵。由於社會生活中存在信息不對稱、經驗不對稱以及利益的局限性等問題，政治參與必須區分層次進行。要區分不同的政治事務，根據利益直接相關、信息掌握較為充分、結果影響明顯的原則，引導相關性強的群體及代表進行分層次的政治參與。掌握直接相關性、信息充分性和責任相關性的原則，既從總體上保證人民群眾參與國家政治生活的權利，又可以防止參與的無效與混亂。
黨的十八大報告指出，道路關乎黨的命脈，關乎國家前途、民族命運、人民幸福。在中國這樣一個經濟文化十分落後的國家探索民族複興道路，是極為艱巨的任務。全麵建成小康社會，加快推進社會主義現代化，實現中華民族偉大複興，必須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正是在一次次選擇比較中走出來的一條中國式的社會主義現代化道路。
作者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政治學所所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