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政治服務的“於丹現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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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政治服務的“於丹現象”

2012-11-20 作者博客錢理群

於丹說：“生活中會有許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許憑我們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但我們卻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態度。”一要“學會克製”，“該放下時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有人抱怨社會不公，抱怨處世艱難。其實，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苛責內心”，“煩惱也就沒有了”。竭力“克製”自己，“平靜應對”現實一切社會不公和處世艱難，就可進入無不平、無不滿、無抱怨、也就無反抗的四無“太平”世界。於丹一味誘惑老百姓“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實際就是“倡導安於現狀”，“支持現狀”。

於丹的《〈論語〉心得》有意遮蔽孔夫子作為“激進的社會批評家”的一麵，“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評性傳統”，在麵對中國現實的巨大矛盾時避而不談政府的責任，而一味誘惑百姓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她實際是倡導安於現狀的，是為政治服務的，具有尖銳的政治性。

於丹在中央電視台《百家講壇》講《論語》引起了中外媒體的廣泛關注，值得注意的是知識界、學界的反應。有著名學者公開表示支持和讚賞，認為 “她在新的社會條件下講生活快樂，安貧樂道，普及了《論語》等經典，使國人有了類似《聖經》、佛經和其他宗教讀物一樣的東西”（《南方周末》2007年3 月22日）。更有許多學者持“寬容”態度，認為儒學的普及與通俗化也自有意義。但也有尖銳的批評，主要是指其對孔子思想的曲解和常識性錯誤，其中“十博士”的申討，更是引人注目。

隨著討論的深入，就有人指出：“於丹的要害不在知識，而在思想。”（吳迪《笑談於丹》，《中國方域》，2007年第2期）也就是說，於丹通過她對《論語》的講解，要向中國的普通觀眾、讀者普及什麽樣的思想、觀念，而這樣的思想灌輸在當今中國的現實中又會起到什麽作用，這才是關鍵所在。

於是，就注意到了於丹對《論語》的一個總體性的理解和評介：“說白了，《論語》就是教我們如何在現代生活中獲取心靈快樂，適應日常秩序，找到個人坐標。”這大概也是她的《〈論語〉心得》的主旨所在。

她要宣揚什麽樣的快樂觀、幸福觀呢？於丹說：我們之所以不快樂，就是因為“我們的眼睛，看外界太多，看心靈太少”，並由此告誡人們：“幸福隻是一種感覺，與貧富無關，同內心相連。”——如一位批評者所說：“這就當然與社會的公正與否無關”，“與政府的清明與腐敗無關”，“隻要多向內看‘心靈’，不要看外界太多”，“為柴米油鹽的缺少而憂心的弱勢群體就會過上幸福快樂的生活”了（李木生《往哪裏去？！》，《書屋》，2007年第5期）。可惜於丹的幸福說教並不為中國老百姓所接受。據零點公司調查，“54.6％的城鎮居民和66.4％的農村居民將貧窮列為感到不幸福的主要原因”。有學者指出， “國民幸福總值由六類要素——政治自由、經濟機會、社會機會、安全保障、文化價值觀、環境保護構成”（轉引自吳迪《笑談於丹》），所有這些更帶根本性的本應由政府承擔、提供的幸福指標現在都被於丹一句“與內心相連”輕而易舉地消解了。

還有，她要勸說人們怎樣去“適應”她所說的“日常秩序”，找到怎樣的“個人坐標”呢？於丹說：“生活中會有許多不如意甚至不合理，也許憑我們個人的力量無法改變，但我們卻可以改變自己的心情和態度。”怎樣改變？於丹說：一要“學會克製”，“該放下時且放下”；二是切切不可抱怨“我們常常會聽到有人抱怨社會不公，抱怨處世艱難。其實，與其怨天尤人，不如反躬自省”，“不是苛責外在世界”，而要“苛責內心”，“那麽那些煩惱也就沒有了”，“平靜應對”現實一切社會不公和處世艱難，那就是真正的“良民”了，這也正是於丹為中國老百姓設計的“個人坐標”。——這又是怎樣一種“秩序”呢？這正是魯迅早已描述過的“好地獄”：“一切鬼魂的叫喚無不低微，然有秩序，與火焰的怒吼、油的沸騰、鋼叉的震顫相和鳴，造成醉心的大樂，布告三界：地下太平。”這樣，一切煩惱都自動地在內心化解，不能完全化解，也竭力“克製”，於是無不平、無不滿、無抱怨、也就無反抗的四無“太平”世界。這正是要害所在。於丹的《〈論語〉心得》其實就是魯迅在《在現代中國的孔夫子》裏所說的“為了治民眾者，即權勢者所設想的方法，為民眾本身的卻一點也沒有”，卻偏要向民眾灌輸，其作用就是“叫賣精神安慰劑”（吳迪《笑談於丹》）。而且在為當權者著想的程度和力度上是超過了孔夫子的。如一位學者所說，孔夫子雖也為統治者著想，但他的立足點是要求統治者對老百姓讓步，行仁政，因此他的言論的重心是向統治者施加壓力，時有尖銳的批評。他之所以不為各國統治者所容，最後成為“喪家狗”，原因就在於此。而於丹的《〈論語〉心得》卻恰恰有意遮蔽孔夫子作為“激進的社會批評家”的這一麵，“忽略儒家思想的批評性傳統”，在麵對中國現實的巨大矛盾時避而不談政府的責任，“弱化社會和政治承諾的重要性”，而一味誘惑老百姓“逃避社會，退回內心”，就“實際上轉移了造成人們痛苦的經濟和政治條件”，她實際是“倡導安於現狀”，“支持現狀”的。這樣，於丹的解說從表麵上看似乎是把《論語》“去政治化”，但“她的闡釋並非像表麵是那樣與政治毫無幹係”（貝淡林《〈論語〉的去政治化》），也是為政治服務的。

因此，於丹現象絕不僅僅是一個商業化現象，也不單是一個思想文化現象，而同時具有尖銳的政治性。也就是說，這是通過媒體的炒作，實現的商業、文化與政治的結合，這本身就是最具“中國特色”的。就媒體的炒作而言，又是“用國家所有製賦予的政治優勢，在市場上獲取經濟收人，又用市場上賺取的經濟收入完成意識形態領域需要完成的政治任務”（胡正榮《媒介尋租、產業整合與媒介製度變遷的分析》，轉引自吳迪《笑談於丹》）。因此，於丹的“大紅大紫” 是有一個過程的：開始隻是紅極於媒體，具有更多的商業化色彩；以後，就逐漸為各級政府所關注，也就是逐漸地政治化了。

我們在考察2007年所出現的有關孔夫子的當下命運的各種高論中，都發現了知識分子和體製的曖昧關係，於是，就提出了某些知識分子在現行權力結構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問題。就禁不住要像魯迅那樣對今天的中國知識分子帶頭羊們提出這樣的問題：你們要把中國老百姓引“往哪裏去”？